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笔名庐隐，福建闽侯人。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同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
　　五四一代女作家里，庐隐素以苦闷形象屹立文坛。
　　在其代表作《海滨故人》里，我们看到一群因挣扎在男女婚恋中，找不到出路，而惝恍迷离的女大学生，在绝美海滨探讨人生意义。那些浓得化不开的苦闷，仿佛一团迷雾，氤氲笼罩在这些青春灵魂上。在近百年之后读庐隐，我们不能不疑惑，她到底在苦闷些什么？
　　庐隐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官僚家庭，父亲早亡，自小随母亲投奔北京娘家，13岁考入女子师范预科，毕业后辗转于安庆、开封教书，后又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科当插班生。
　　“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席，一方面让庐隐自小就相对缺少父爱，可从另外的角度看，父亲这一封建家庭最高执掌者的不在位，也给了她的人生不少自由。在当时新文化新道德冲击旧文化旧道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这种自由一经放大，同某种固执和任性相混合，不经意间便造就了庐隐的奇妙人生。
　　17岁那年，庐隐遭遇了初恋。对象是姨妈远方的表亲，叫林鸿俊，年近而立。他留学日本，半途归来打点家事，哪知有重大变故，有来无回，穷困潦倒，只能到北京投亲谋生。这时候的林鸿俊，算不上是多优秀的人才，但他到底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和庐隐便有了交流的平台。
　　庐隐彼时年纪尚幼，情窦初开，为恋爱冲昏头脑，毅然要和林鸿俊在一起，加之其性格反叛，母亲反对她同林鸿俊的交往，她就偏要把爱情进行到底。从这第一次的恋爱，可以隐约感觉到，在恋爱这件事上，庐隐始终让自己保持着反抗的姿态，这姿态里，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当然也有一种奇异的固执——现代心理学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庐隐最终还是同林鸿俊订了婚。但母亲这时不忘制约，定下林鸿俊大学毕业，落实工作后，再真正谈婚论嫁。
　　然而庐隐的恋爱自由路还没有完，等到林鸿俊毕业，正式提出结婚之时，庐隐却因厌恶其想做国家文职公务员，断然提出离婚。林鸿俊起先不同意，在庐隐的反复坚持下，林某只能就范，同意解除二人婚约。
　　庐隐何等幸运。与其同校的女生李超，就曾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而被父兄断绝经济援助，最终愁病交加，悲惨死去。庐隐却是来去自由，虽然社会舆论的压力是有的，但她蔑视流俗，自结自解，快意恩仇，好不痛快。
　　可婚姻大事，并非想订便订，想解便解，在民初时刻，女子有这般举动，无异于在俗世抛下炸弹，震动无数平凡人。庐隐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路，走到这儿，已经算够味够劲了。
　　庐隐的第二番爱情传说，是与北大法学男生郭梦良坠入情网，这恋爱大抵符合校园爱情模式：北大找女师大，男才配女貌，再加上又是福建老乡，更亲近了一层，他们在一起组建社团，有了接触，产生了感情。
　　如果说庐隐和林某的牵手，多半是因为少不经事的少女同情心大发的结果，那她与郭某的相爱，则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初恋，青春、校园、知识、理想，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为庐郭之恋铺展好了条件。
　　可偏偏好事多磨，使君有妇。郭梦良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包办”的妻子。在婚恋问题上，庐隐有足够的自由，但这自由，也不外乎解放自己。可婚姻终究是两个人的事，一方自由了，另一方不自由，同样无法成全美满姻缘。庐隐遭遇的困扰，是时代转换过程中发生的一出奇景，从点到面，放眼望去，不在少数。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中间隔着一个朱安；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当中夹着一个孙荃；胡适对曹诚英动情，半路免不了杀出个江冬秀。大概是那时男子外出读书，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房妻子。
　　离婚这问题，放到现在，相对容易。可在百年之前，确是一桩难事。男方抛弃家乡不识字裹小脚的发妻，和新女性结合，那发妻未来的生活怎么办？被丈夫抛弃，余生她将以何种面目对世人？身为女人，庐隐又于心何忍？可自己与恋人，又着实相爱，难分难舍，如何是好？庐隐的做法是：先尝试着精神恋爱，走柏拉图路线，后觉实在太苦，终于放弃努力，放弃名分，选择和爱人同居。
　　1923年，庐隐和郭梦良结合。
　　一个是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女人，一个是故乡有妻子的男人，庐郭的结合，如平地惊雷，堪称一时之盛举，北平的保守势力自然也不会轻易错过这个发泄恶气的好机会，流言蜚语瞬间漫天飞舞，庐郭二人不得不选择南下社会环境相对宽容的上海举行婚礼。单枪匹马穿过漫天烟火，在爱情的征途上，庐隐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钻过微光薄透的黑山洞，真的就是爱情的桃花源吗？
　　胜利以前，是与外在世界作斗争；胜利以后，庐隐们需要面对的，是庸常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安的内心世界。从轰轰烈烈到平淡如水，女人们从浪漫爱情花前月下的女主角，转身变为空山绝崖下的老尼，春光秋色，都与她们不再关联，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务。可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庐隐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困扰。在纷歧的人生路上，她发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
　　在女子大学所学的满身本领，放到家庭几尺见方的屋子，总显得不那么协调。作为女大学生，虽然庐隐也在兼做着教职，闲暇的时候读读书，聊以自慰，可校园时期那种济世的豪情，在婚姻生活里，受到了无形的打压。那么路在何方？在小说《胜利以后》里，庐隐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琼芳和平智取得了婚姻的胜利，但婚后，琼芳却陷入了无边的枯寂中，胜利以后的苦恼，无处诉说。这时好友沁芝来信，琼芳发现旧时大学闺蜜，几乎都陷在婚恋的苦恼中。沁芝、肖玉、宗、冷岫，每个人都在新的家庭中消磨了志气，只有独身的文琪，担任着一所女子小学的校长，过着积极而忙碌的生活——文琪遂成为整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回到独身主义，这仿佛是庐隐指出的女性未来的光明路，可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庐隐自己也不敢笃定，她终于只发出了“做人只是无聊”的感慨。
　　为人妻，为人母，仍不时地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这是庐隐勇敢的探索，只可惜，还未待她给出答案，郭梦良便因病去世。1925年11月，庐隐带着孩子护送郭的灵柩回福州老家，就此和婆母及郭的前妻生活在一起。三个女人一台戏，婆母前妻难免会暗暗责怪庐隐不会照顾丈夫，三人关系微妙之极，如此这般日夜相处，怎不尴尬？个中怨怒，仿似黑道纠葛，无法向外人道。 　　1926年夏，熬了大半年的庐隐，终至爆发，决心离开福州，北去上海，在大夏大学担任女生辅导员。可没多久，又觉厌倦，便又回到北京，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干了一年，她觉得这工作太机械，便辞了职。
　　后几经辗转，庐隐终又回到女师大附中任教，和好友石评梅相伴，喝酒、吸烟，同病相怜。从家庭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去社会上做事，庐隐的这段实践，恐怕只能是增添了她的苦闷与惆怅，当初改造社会的宏愿，碰到病痛满身的中国，到底打了许多折扣。
　　婚姻失败，奉献社会又感失望，前途漫漫，庐隐不能不苦闷万分。人生太短，可有时候又觉太长，精神上无所依凭的庐隐，就这样度过了生命中一个短暂的放浪形骸的时期。
　　直到清华学生李唯建出现。
　　李唯建时为清华西洋文学系学生，比庐隐小8岁。爱情太讲时机，早一点遇见，庐隐不可能接受弟弟一般的李；晚一点遇见，庐隐又可能全然心灰意冷，对爱情死了心。
　　石评梅的去世，给了庐隐很大的打击，李唯建在这时节出现，对于庐隐是个极大的安慰。
　　一部《云鸥情书集》，悱恻缠绵，痴狂程度不输给《爱眉小札》。通观情书，李唯建的大胆和热烈，令人咋舌，庐隐终成了他生命中“戴着永远不凋谢的玫瑰爱冠的天使”，这样热情的呼喊，庐隐纵然铁石心肠，到后期，也逐渐露出柔情，对爱情恢复信心，称李唯建为“我生命的寄托者”。
　　庐李之恋，再次轰动京师。1931年，庐隐辞去师大附中教职，和小爱人一起去日本度蜜月，后因经济不支，回到祖国，在杭州西湖住下，直到1931年迁往上海。
　　长期奔波寻找爱的真谛、生之自由的庐隐，在第二次婚姻之后，终于走入了人生的承平时期。可平凡幸福的生活，到底需要极大的努力来支撑。上海时期的庐隐，为生活奔波着，女作家、女教员、家庭主妇，庐隐日日转换在这3个角色之间，成为家庭生活的一堵承重墙。庐隐一生追求恋爱自由、人身自由，可在两性生活这道槛面前，她到底获得了多大的自由？不好说。
　　1934年5月13日上午11点20分，庐隐因难产去世，这样的收尾，仿佛一丝苦笑——意外归去，本只能怨命，可这运数，到底是因为男性的参与，才造成的。
　　一生求自由的庐隐，到底没逃过，女人特有的那苦楚。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华丽苍凉，逆流而上》作者：伊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