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又到了“常回家看看”的时候。家人团聚之时，母亲们总喜欢操心孩子的衣食住行，父亲们则会关心孩子的学习、做事和人格操守。而这些关心抽象地说就是“家训”。中国的先辈们也喜欢给孩子们留下家训，比如嵇康和鲁迅。
　　嵇康才高八斗，且个性孤傲，特立独行，绝不与当权的司马氏合作，为此被司马昭处死，遇难时年仅39岁。然而，嵇康对儿子的告诫与嵇康平时行事的风格大相径庭。
　　嵇康之子嵇绍少年时性格特别强硬，嵇康对他很不放心，专门作了一篇《家诫》，教其怎样为人处事：长官送别人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免得长官觉得你在背后议论谁；如果别人劝酒，你不愿喝也不要坚决推辞，更不能出言不逊……
　　嵇康详细叮嘱儿子做人不要孤傲，与他生活中的遭遇有关：他因为性格过于刚硬、不屑变通，使得他一生少有相从之人，跟过去的好朋友也渐行渐远，整天活得提心吊胆。正因为如此，一看到尚未成年的儿子有点儿像自己，嵇康自然心生恐惧，立即写了《家诫》，希望儿子比自己会“来事儿”些、能有更加顺利的人生。
　　鲁迅一生阅历丰富，成就恢宏，然而他对儿子的“家训”特别出人意料。
　　1936年9月初，鲁迅自感来日无多，在病中写了一篇名为《死》的杂文。这篇杂文带有遗嘱性质，有对妻子的叮咛，也有对儿子周海婴的期盼，尤其是第五條：“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按照常理，做了大文学家、享受过万众瞩目的荣耀之后，鲁迅应该好好培养孩子的文艺才能、令其继续在文坛发光发热，为什么他在行将辞世之时反而建议孩子“寻点小事情过活”，不要当“文学家或美术家”呢？其实原因也是明摆着的：第一，当时的文坛中人大多是比较有个性的，有些还喜欢争强好胜。鲁迅一生不知与多少爱争强好胜的文艺界人士发生过争论，他为此到底生出多少闷气、怎样伤肝伤肺伤心伤情，只有他自己知道。第二，鲁迅当时面对的是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他对中国的前途虽然抱有光明的期待，但他更希望儿子有一门能直接挣饭吃的技术或手艺，这和凌空蹈虚的文艺才华相比显然更易谋生，也更适合当时的社会现状。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嵇康与鲁迅都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他们的眼光往往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他们对儿子的叮嘱内容各异，其深处却反映了一种共同的东西：不求孩子如何发达，只希望他们平安、幸福、快乐地生活。显然，他们的家训背后跳动的是一颗慈祥的父亲之心。这不仅令他们的形象更加高大，也给如今一些不知该如何教育孩子的父亲们提供了一条可供探索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