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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本文从三个维度诠释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中国道路必须走“五位一体” 全面发展的道路，在一个组织内，任何一点的单一冒进或塌缩，都会破坏组织内部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道路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因为封闭必然挨打。中国道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系统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组织体系。
关键词：中国道路；“五位一体”；“封闭僵化”；“改旗易帜”
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怎样走才能适合中国实际？
一、 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全面发展就是不能搞单一冒进，也不能搞单一塌缩。大跃进，是经济单一冒进的典型。为了保证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1958年9月，全国土法小企业121.5万个，工人2 489万，最多时达6 000万人。1960年，市场商品供应量急剧下降，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比1958年减少19.5﹪，农村减少23.7﹪，油减少23﹪，猪肉减少70 ﹪。至于禽蛋等副食品，市场几乎没有供应。[1]政府把它能够调集的社会资源几乎都用在钢的生产上，致使社会组织其它方面极其缺少资源供给的支撑，造成整个组织元气性损伤。“文革”是政治单一冒进的典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粮食人均消费量，1976年380.56斤，比1966年多1.42斤，比1956年少28.02斤。食用油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19斤，低于1966年的3.52斤，比1956年少1.94斤。全民所有制职工历年的平均货币工资均低于1957年和1965年。[2]“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为了追求政治领域那块虚无缥缈的圣地，国民在物质奇缺的荒原上艰难前行，国家被飞速发展的世界洪流抛在身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不是冒进而是漠视，结果就是物质生活日益饱满，而精神生活却日益萎缩，拜金主义盛行、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样的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注定不能支撑太久，这样的文化注定会给我们引向精神的荒漠。
目前我们内有改革矛盾凸显的压力，外有西方西化分化威胁，对于社会管理必须加强，否则一处小的疏漏，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茉莉花革命”可以称之为“城管引起的革命”，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一名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后自焚抗议，不治身亡。事后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冲突进而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最终，在小贩自焚后的第29天，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这个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接着，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北非国家相继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城管”的一次粗暴执法，像一只小小的蝴蝶，扇乱了整个北非的政局。当然，这些国家都有自身的社会问题，可问题哪国没有？关键是西方从不放弃插手的机会。
忽视生态文明建设，人的生活的基础性支撑开始松动：pm2.5使人们时时需要吸入的空气供给成为问题，工业污染使人们日常需要饮用的清水供给成为问题，过度的农药使用使顿顿需要食用的食物供给成为问题。这些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强烈呼唤着生态的文明建设。
其实，五位一体的哲学本质就是《国语》中讲的“夫和实生物”。万物只有和才能生，在一个组织内，任何一点的单一冒进或塌缩，都会破坏组织内部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当这种平衡越过某个临界点，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崩塌性的恶果。因此，五位一体的本质，是为了保证我们民族生机盎然的一种发展态势。
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走过最典型的两段因封闭而僵化的老路：一段是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我们一直处于封闭发展状态。封闭造成人的思想的僵化，特别是统治者思想的僵化，导致国家组织整体僵化，直接导致1840年外族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的国门，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段是从1958年“大跃进”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有近20年的封闭期，致使我们对整个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认识不足，偏离了世界发展的洪流，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支流岔路，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战备机遇期。
封闭最致命的结果是思想的僵化。思想的僵化会造成思想的滞长，从而造成思想的矮小。其实，在康乾盛世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大城市数量世界第一，国力鼎盛，那么为什么会被英国那样一个偏隅小国打得一败涂地？因为思想的矮小。那时的英国，统治者的思想高度是资本主义思想，制度层面与之相配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之相适应的器物层面表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清政府统治者的思想高度是封建思想，制度是封建制度，生产方式是农耕化的生产方式，所以，思想的矮小造成的是两个国家组织系统的性质的高下之分。英国组织系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清政府统治的国家组织是封建性质的。所以，清王朝被偏隅小国英国打得一塌糊涂，就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封闭→思想僵化→思想的滞长→思想的矮小→组织系统性矮小→挨打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这就是中国道路必须选择开放的逻辑。
三、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為什么改变社会主义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邪路呢？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选择都与它原有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西方的路，从文化选择的角度，是因为中国和西方根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组织系统。
在一个有序的文化组织系统中，价值文化是灵魂。它引领成员的行为，使组织的行为文化听命于价值文化的指引，而制度又是固化那些听命于价值的行为，而消解那些背叛价值的行为，从而使行为文化、制度文化都在价值文化的统领下，同向而行。那么价值文化是由谁决定的呢？是器物文化，或者叫物质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是“和”，“和”就是由中华民族居住的地理境地这一最基础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是由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先民衍生而来，这个区域东临大海，西抵高原，北接荒漠，南有高山大海，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天然地理疆界，而封闭其中的恰是两大平原相连的宽广平阔的地区，有利于古代先人相互交流。《国语》有“协合万邦”的表述，说明两大流域内居住着难以计数的部落，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使治水成为必然。大禹治水，必是整个流域的治水，这使部落融合成为必然，而平坦的地理条件，使融合成为可能。小麦比原产于我国的谷子喜水，公前2000年前后，随着小麦的传入，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战争不断，更加速了部落之间的融合。同时，争夺的惨烈，使人们认识到“和”而分之是好的解决方式。于是“和”被各方认为最有价值的思想。公元前2070年，夏在“和”的理念推动下，形成了大一统的王朝，在器物层面确立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组织态势。秦统一，从制度层面固化了大一统的国家组织构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价值层面最终完成了“和”作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统领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文化的组织系统是以大一统为物质前提，升发出“和”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和”的引领下，人们的行为趋向尚德。因为每个单个成员尚德的行为，可以保证组织价值“和”的确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中的礼法是以固化尚德行为为指向的。 而西方文化系统的生成，是以地中海北岸先民生存的地域特征为物质前提的。
翻开欧洲国家地图，在地中海北岸及其伸向地中海的半岛上，细碎地分布着欧洲许多国家，为什么欧洲会呈现出细碎的众国图，而没有形成中国大一统的样貌？因为这个区域没有中国那样天然的地理疆界，展开欧洲地形图，地中海北岸是不平坦的丘陵地貌。这些高高低低的山，把这块土地分割成细细碎碎的一块块相对平缓的地域，而这就是西方先民的发祥地，在远古这些山峰成了一块块平缓地域，居民难以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那里没有中国广袤平坦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样使部族之间易于融合的地理境况。因此，一个个小国家便独立支撑起来。待到高山不足以成为阻隔的物质条件时，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成为彼此融合的文化屏障。就这样，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便细碎地摆放在地中海北岸。由于每个单个国家较小，难以自给自足，交换就成为必然，在不文明的年代，交换大多是换与抢相结合。因此，谁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所以，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和”，而是“争”。在行为选择上不是尚德，而是尚能。尚德促和，尚能利争，而其制度不是支持尚德的行为，而是支持尚能的行为。所以西方能首先开出市场经济的制度样式。
所以，西方的文化系统是以“争”为价值追求，以尚能为行为选择，以固化尚能行为为制度支持方向。它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组织系统，这就是西方为什么选择它们那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发展道路的文化归因。西方的发展道路是西方文化系统化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强行移植，且不说排斥反应，就是我们固有的文化也不可能识别它。因为，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在不断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过程中慢慢积累成长起来的智慧，有它自身的成长逻辑。
中國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中共党 史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 [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3]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M].中华书局，1983.
[4]林太.印度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5][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哀[M].新 华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胡 悦]
关键词：中国道路；“五位一体”；“封闭僵化”；“改旗易帜”
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怎样走才能适合中国实际？
一、 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全面发展就是不能搞单一冒进，也不能搞单一塌缩。大跃进，是经济单一冒进的典型。为了保证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1958年9月，全国土法小企业121.5万个，工人2 489万，最多时达6 000万人。1960年，市场商品供应量急剧下降，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比1958年减少19.5﹪，农村减少23.7﹪，油减少23﹪，猪肉减少70 ﹪。至于禽蛋等副食品，市场几乎没有供应。[1]政府把它能够调集的社会资源几乎都用在钢的生产上，致使社会组织其它方面极其缺少资源供给的支撑，造成整个组织元气性损伤。“文革”是政治单一冒进的典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粮食人均消费量，1976年380.56斤，比1966年多1.42斤，比1956年少28.02斤。食用油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19斤，低于1966年的3.52斤，比1956年少1.94斤。全民所有制职工历年的平均货币工资均低于1957年和1965年。[2]“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为了追求政治领域那块虚无缥缈的圣地，国民在物质奇缺的荒原上艰难前行，国家被飞速发展的世界洪流抛在身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不是冒进而是漠视，结果就是物质生活日益饱满，而精神生活却日益萎缩，拜金主义盛行、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样的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注定不能支撑太久，这样的文化注定会给我们引向精神的荒漠。
目前我们内有改革矛盾凸显的压力，外有西方西化分化威胁，对于社会管理必须加强，否则一处小的疏漏，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茉莉花革命”可以称之为“城管引起的革命”，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一名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后自焚抗议，不治身亡。事后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冲突进而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最终，在小贩自焚后的第29天，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这个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接着，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北非国家相继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城管”的一次粗暴执法，像一只小小的蝴蝶，扇乱了整个北非的政局。当然，这些国家都有自身的社会问题，可问题哪国没有？关键是西方从不放弃插手的机会。
忽视生态文明建设，人的生活的基础性支撑开始松动：pm2.5使人们时时需要吸入的空气供给成为问题，工业污染使人们日常需要饮用的清水供给成为问题，过度的农药使用使顿顿需要食用的食物供给成为问题。这些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强烈呼唤着生态的文明建设。
其实，五位一体的哲学本质就是《国语》中讲的“夫和实生物”。万物只有和才能生，在一个组织内，任何一点的单一冒进或塌缩，都会破坏组织内部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当这种平衡越过某个临界点，就会给整个组织带来崩塌性的恶果。因此，五位一体的本质，是为了保证我们民族生机盎然的一种发展态势。
二、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走过最典型的两段因封闭而僵化的老路：一段是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我们一直处于封闭发展状态。封闭造成人的思想的僵化，特别是统治者思想的僵化，导致国家组织整体僵化，直接导致1840年外族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的国门，给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段是从1958年“大跃进”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有近20年的封闭期，致使我们对整个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势认识不足，偏离了世界发展的洪流，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支流岔路，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战备机遇期。
封闭最致命的结果是思想的僵化。思想的僵化会造成思想的滞长，从而造成思想的矮小。其实，在康乾盛世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大城市数量世界第一，国力鼎盛，那么为什么会被英国那样一个偏隅小国打得一败涂地？因为思想的矮小。那时的英国，统治者的思想高度是资本主义思想，制度层面与之相配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之相适应的器物层面表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清政府统治者的思想高度是封建思想，制度是封建制度，生产方式是农耕化的生产方式，所以，思想的矮小造成的是两个国家组织系统的性质的高下之分。英国组织系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清政府统治的国家组织是封建性质的。所以，清王朝被偏隅小国英国打得一塌糊涂，就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封闭→思想僵化→思想的滞长→思想的矮小→组织系统性矮小→挨打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这就是中国道路必须选择开放的逻辑。
三、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為什么改变社会主义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邪路呢？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选择都与它原有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西方的路，从文化选择的角度，是因为中国和西方根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组织系统。
在一个有序的文化组织系统中，价值文化是灵魂。它引领成员的行为，使组织的行为文化听命于价值文化的指引，而制度又是固化那些听命于价值的行为，而消解那些背叛价值的行为，从而使行为文化、制度文化都在价值文化的统领下，同向而行。那么价值文化是由谁决定的呢？是器物文化，或者叫物质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是“和”，“和”就是由中华民族居住的地理境地这一最基础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是由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先民衍生而来，这个区域东临大海，西抵高原，北接荒漠，南有高山大海，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天然地理疆界，而封闭其中的恰是两大平原相连的宽广平阔的地区，有利于古代先人相互交流。《国语》有“协合万邦”的表述，说明两大流域内居住着难以计数的部落，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使治水成为必然。大禹治水，必是整个流域的治水，这使部落融合成为必然，而平坦的地理条件，使融合成为可能。小麦比原产于我国的谷子喜水，公前2000年前后，随着小麦的传入，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战争不断，更加速了部落之间的融合。同时，争夺的惨烈，使人们认识到“和”而分之是好的解决方式。于是“和”被各方认为最有价值的思想。公元前2070年，夏在“和”的理念推动下，形成了大一统的王朝，在器物层面确立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组织态势。秦统一，从制度层面固化了大一统的国家组织构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价值层面最终完成了“和”作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统领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文化的组织系统是以大一统为物质前提，升发出“和”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和”的引领下，人们的行为趋向尚德。因为每个单个成员尚德的行为，可以保证组织价值“和”的确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中的礼法是以固化尚德行为为指向的。 而西方文化系统的生成，是以地中海北岸先民生存的地域特征为物质前提的。
翻开欧洲国家地图，在地中海北岸及其伸向地中海的半岛上，细碎地分布着欧洲许多国家，为什么欧洲会呈现出细碎的众国图，而没有形成中国大一统的样貌？因为这个区域没有中国那样天然的地理疆界，展开欧洲地形图，地中海北岸是不平坦的丘陵地貌。这些高高低低的山，把这块土地分割成细细碎碎的一块块相对平缓的地域，而这就是西方先民的发祥地，在远古这些山峰成了一块块平缓地域，居民难以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那里没有中国广袤平坦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样使部族之间易于融合的地理境况。因此，一个个小国家便独立支撑起来。待到高山不足以成为阻隔的物质条件时，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成为彼此融合的文化屏障。就这样，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便细碎地摆放在地中海北岸。由于每个单个国家较小，难以自给自足，交换就成为必然，在不文明的年代，交换大多是换与抢相结合。因此，谁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所以，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和”，而是“争”。在行为选择上不是尚德，而是尚能。尚德促和，尚能利争，而其制度不是支持尚德的行为，而是支持尚能的行为。所以西方能首先开出市场经济的制度样式。
所以，西方的文化系统是以“争”为价值追求，以尚能为行为选择，以固化尚能行为为制度支持方向。它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组织系统，这就是西方为什么选择它们那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发展道路的文化归因。西方的发展道路是西方文化系统化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强行移植，且不说排斥反应，就是我们固有的文化也不可能识别它。因为，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在不断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过程中慢慢积累成长起来的智慧，有它自身的成长逻辑。
中國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中共党 史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 [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3]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M].中华书局，1983.
[4]林太.印度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5][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哀[M].新 华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