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在阿姆斯特丹的市立美术馆（Stedelijk Museum）的新展览《巴黎的移民艺术家》（MIGRANT ARTISTS INPARIS），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兴趣。有趣的是，这个展览的主角并不是“绘画史第一人”毕加索，而是夏加尔。
　　因为在流亡艺术家中，也许从来没有人能像夏加尔一样具有代表性——连毕加索都不例外。
　　我们先来看看夏加尔的故事。他是一个贫穷卖鱼人的第9个孩子。可想而知，艺术对于童年的他，是奢侈而遥远的。更不凑巧的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的时候，他的家乡维捷布斯克（白俄罗斯），这个小小的城镇里的22万犹太人，仅仅有183人幸存下来。而这一灾难，仅仅是600万犹太受害者的沧海一粟。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浩劫之一，必然会被许多艺术作品记忆下来，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画，是夏加尔的《屋顶上的小提琴手》。
　　这张画创作于1912年，当时夏加尔在巴黎生活。此时在巴黎最先锋的艺术流派是立体主义，其中最知名的画家便是毕加索。所以不难看出，《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绘画风格受到立体主义的影响。人物造型上扁平、平面化。而从绘画主题上，和犹太文化相关。
　　在犹太文化中，不管现实中有多么大的痛苦，上帝总会派来小提琴手，在屋顶上安慰你。这个符号有点类似台湾文化中的妈祖。犹太人的流亡之痛世代相传，直到夏加尔，将“屋顶上的小提琴手”描绘成了犹太文化的符号。从此，这个流亡民族的智慧，以图像语言的方式保留下来。而后来的百老汇歌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更是以夏加尔的作品为灵感，将对苦难的记忆以音乐剧的方式流传。
　　夏加尔一生画了无数的小提琴手，正如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是他很少画自己。他为数不多的画像之一，来自他早期的绘画老师Yehuda Pen這位老师在圣彼得堡教夏加尔画画，而彼时，他同时也为圣彼得堡最好的剧院画海报和舞台布景。于是很自然地，少年早慧的夏加尔成了老师的助手。甚至在1910 年，师徒两人还随舞团到巴黎巡演。这是夏加尔第一次来巴黎，巧合的是，在巴黎，为同一家剧院画布景的正是毕加索。
　　来自遥远俄罗斯的夏加尔，为什么能够迅速接受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这个问题也值得一提，因为，纵然是在艺术之都巴黎，立体主义风格在1910年仍被视作异端。所以毕加索的画一直卖不出去，只能靠画布景贴补家用。
　　而夏加尔，虽然来自小城市维捷布斯克，也来自贫穷的家庭，但幸运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多元而复杂的。它地理上属于大俄罗斯，在波兰、乌克兰、立陶宛、俄罗斯之间。另一方面，它又是俄罗斯的门户，很多商人在欧洲做生意，可以将法国、德国的文化回到家乡。著名画家的作品都太贵，而梵高、高更的作品在20世纪初即先锋又便宜。于是，现在普希金美术馆，竟然阴差阳错成了梵高、高更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收藏;而懵懂少年夏加尔，也阴差阳错地在这个小城中，和欧洲的先锋文化一脉相承起来。
　　所以，夏加尔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走完了从写实主义到表现主义的历史。当他遇到毕加索后，便再次幸运地被带进当代先锋艺术的轨道上。
　　正是1912年，夏加尔的《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问世，它既是犹太文化的代表作，又成了绘画艺术的先锋之作。看上去，巴黎艺术界的大门，正向夏加尔缓缓打开，可是，他个人的苦难才刚开始。1915年，夏加尔回到家乡，向爱人贝拉求婚。贝拉是他多年的女朋友，来自富有的珠宝商家庭，高贵美丽，在夏加尔还是贫穷卖鱼人的儿子时，贝拉的家庭就禁止他们交往。但是贝拉为了夏加尔，不惜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夏加尔在巴黎渐渐看到成功的曙光之后，首要计划便是回乡结婚，然后带着贝拉来巴黎生活。
　　然而一战的爆发，使夏加尔的家乡卷入了苏联的阵营，个人的命运不断地被政治所左右，他不但无法自由出行，还不得不成为绘画审查委员会的主席。随后列宁、斯大林推行文化高压，自由的艺术受到打压，叶赛宁等大知识分子甚至因此而自杀。更加岌岌可危的是，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人运动也逐渐开始。
　　一时间，无数的犹太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也无数次出现在人们的祈祷中。
　　1923年，夏加尔终于出逃，开始了一生的流亡，从此再也没回过故乡。他再次回到巴黎时，发现自己的寓所已经不在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很多作品——就是他画的那些小提琴手们——因为油彩很厚可以防雨，结果都被邻居拿走，用来堵屋顶上的漏洞。这下，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们”。
　　虽然毕加索也是流亡艺术家，因为反对弗朗哥政权而离开西班牙，后来也再没回去过;而且，在他一生之中，也总是魂牵梦绕着故土。但是毕加索的作品主题涉猎极广，夏加尔则不然。后者几乎所有作品都和犹太人的传统相关，尤其是爱人、故乡风景、洋葱头教堂、民间文化、花、小提琴、生命之树（犹太文化中有家谱的寓意）等元素，在他的画作中都屡屡出现，沉甸甸地凝聚着犹太文化寓意和上千年的流亡民族的乡愁。
　　而在艺术语言上，夏加尔又融合了立体主义的造型语言和野兽派的大胆色彩对比，从而成为绘画先锋的代言人。
　　可是夏加尔在巴黎没过几年好日子。随着纳粹的扩张，法国也不能再保护他了。1941年，法国沦陷，纳粹如法炮制，划出了犹太区，后来又给犹太人戴上袖章，最后送进集中营。直到此时，夏加尔都不相信纳粹会真的做出惨绝人寰的屠杀。直到一个美国记者说服他，他才决心接受帮助，偷渡去了美国。
　　这个时候，他画了《孤独》这张画。画中的犹太长老抱着圣经，苦思而不可得：为什么灾难会这么惨烈？这也许是夏加尔最绝望的时候，画中没有了家乡的教堂、没有了挤牛奶的女人，也没有了拿镰刀的农夫。是的，现实中，他们都死了，只剩下生灵涂炭的故乡。可是画中，甚至小提琴手都缺席了——连上帝都放弃人类了吗？苦难永远不会过去了吗？
　　不，战争会过去的，可是一生相依为命的伴侣贝拉，终究没有熬到那一天，就在二战结束前夕，贝拉离开了人世。在阿姆斯特丹的展厅中，有几张贝拉的肖像画显得很独特，她几乎是所有夏加尔画作中女性形象的来源。不管是夏加尔在研究立体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时。

　　然而1934年—正是夏加尔艺术创作的高产期，也是他最为生存焦虑的时期。此时他描绘的贝拉，不是立体主义的、不是野兽派风格的、不是梦幻般的、也不是意象的、而是写实主义的。从艺术家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这一举动很有意思：他似乎渴望记下爱人在现实中的每一个细节。
　　夏加尔一生经历苦难，但他却不直接描绘苦难，他一生流亡，可是他永远在描绘故乡。他在绘画的幻想中，倾听着小提琴手的安慰、重建逝去的家园，用梦幻疗伤。最终，他度过了重重苦难，在1985年，他以98岁高龄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