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第11期封面报道提到全国各地官员出现了在反腐的高压下，或者出于“不做不错”的想法，或者出于做了也“无油水可捞”的心理，从而消极怠工的普遍现象。这一方面暴露了各级地方官员们抓引资、上项目曾经的风风火火背后隐藏着的私利驱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传统动员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腐败正是这种动员式发展机制中的润滑剂，一旦阻断了这种润滑剂的供应，整个机器的运转就会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像有人所言，重新注入这种润滑剂，放下反腐的鞭子；另一个是改变传统权力动员型的发展模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叫作“打碎权力”，建立法治政府，把自由和权利还给企业和社会。既然权力对有些人来说已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什么不把它还给企业、社会和大众。推动还权于民，现在可能正当其时。
　　我们已经习惯了集权统治。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经济，权力自然集中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最后集中在一把手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再的放权，企业和社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传统的动员式的开发模式却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确实曾经一度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曾被人们充分地肯定。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干部腐败和社会道德滑坡，是这种发展模式挥之不去的伴生物。各种形式的设租、寻租和推之不去（主动或被动）的权钱交易，无疑是有些官员像打了鸡血一样忙碌的背后动力。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财富突然间仿佛像中了魔力一样，从地下冒了出来。而最大的财富是与市场竞争之外的审批权相联系的。这种审批权着实令我们的一些官员兴奋了一阵子。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就被巨额财富和女人吸引了。所谓“塌方式腐败”，一方面说明了腐败的多发，一方面也反映了反腐的力度。山西如此，别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比山西要好。在反腐高压的态势下，中枪的自不必说，没有中枪的某些干部也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不知道哪一天纪委会找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的积极性自然会落下来，发展的速度自然会慢下来。这时候如果不改变现有的权力动员式发展模式，就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甚至会丧失发展的机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入了先进的治理概念，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重要理念。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统治到治理，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统治是官对民的管控，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共治和公民自治的结合。统治是集权，治理是权力下移，是分权，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打碎权力”。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则应该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应该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对政府官员则需要进一步加大问责制的实施力度，真正使每一个官员自觉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既授权必须为”，否则就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问责。
　　从统治到治理，大政方针已定，真正做到位，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