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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史诗，一个震慑的名字。细思之，又不免疑窦：“现代”而“史诗”，前者锁定当下，后者含括古今，不自相矛盾吗？
矛盾在时间的二元对立，当“现代”被简化为“现在”，“史诗”被局限于“过去”，但深入来看，时间也可互相结构成内在的层次：“现代”赋予“史诗”个性，“史诗”打开“现代”的纵深。
现代汉语史诗，常呈现为大篇幅的长诗。
长，并非仅关乎篇幅，它基于作品的内在性质，其实更是一种极端的思想形式，挑战着诗人的思想家意义。尤其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处境极端逼人、文化系统极端错综、价值判断极端混乱的世界。现代汉语史诗把自身推到“极端”，去应对那些极端。
史诗或长诗，有个先天出发点：它反思、甚至反抗着三千年中文抒情诗传统。汉朝以降，大一统国家观念禁锢独立思考，古典抒情诗的短小、散碎、随时宣泄、浅尝辄止，以形式追求偷换追问力度，以辞句精美偷换思想深度，优雅处决了屈原的执着、先秦的个性，特别是后续历代汉语诗人自我更新的能力。现代汉语史诗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重新激活屈原传统，发出我们自己的“天问”—社会、文化的深刻动荡，定会激起伟大心灵的回响。反之，身处激变而思想贫弱，注定写什么都是死胎，遑论诗！
现代汉语史诗有三大特征：个人诗学的观念创新，包容时间的空间结构，大规模的实验性语言。
个人诗学的观念创新：当代中文语境，是一张收录风暴之海的航图。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常说的反思传统、建构自觉，早已不仅仅在谈论中国，而是同时面对着传统与外来一切资源，敞开、归纳、重写它们。处境不可回避，因袭没有希望，面对古今中外错综的“深现实”，个体诗学首先遭遇观念上的焦虑。这也逼使任何一首现代汉语史诗，首先以它的观念创新触目。简单依赖历史题材远远不够。诗人的第一书写，正是他（她）自身的诗歌意识。如何从此刻剥出历史？如何书写历史却凸显自身的感受？如何始终盯视着原诗意义，令诗歌挣脱简单抒情，而深化为一种观念艺术，与当今人类精神危机的深度相配套？诗歌的内心海图，不得不囊括所有风浪。我的表述：“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都不行。”
包容时间的空间结构：汉语文学传统缺少叙事性史诗。它正藉此提示了，史诗性不等于叙述性。不追随线性时间，不等于没有时间。以诗叙史，莫如纳史于诗—不放时间流走，而让它不停地流入诗内，层层沉积成那里的深度、质量和重量。这现代汉语史诗的时空观，同时是它的创作哲学。以汉字的空间性为基因，引申出形式的层次设计、结构的空间建筑学、爆炸和掌控形成的整体张力。最终，无论一件作品表面上多么令人眼花缭乱，都归结于含量的丰富和诗写的纯粹。《离骚》和《神曲》仍是高标，一个语言深处的表述框架，揭示着最根本的诗意。形式主义的苛求，不容一首诗散漫失控。恰如一个人自觉成为历史的载体，人品只能厚重，作品只能深沉。我们的名称可以改写了吧：“现代”，应从二千三百年前的屈原算起；“汉语”，得让但丁、艾略特、庞德、埃利蒂斯入籍；“史诗”，没有时间，却有一个共时深度的新定义。
大规模的实验性语言：拜当代中国文化无数断层和错位所赐，语言的复杂性和综合的难度，成为现代汉语史诗的美学特征。生活在诗人身边洒满碎片，从贴近血肉的写实到最离奇的超现实、从嗲声嗲气的网络流行语到土生土长的方言、从古代格律经典到荒诞派鬼哭狼嚎……大规模的实验性，先天植入每个诗人开发的语言系统，和用每一行全方位筛选思想资源的过程中。这实验性，不仅朝向未来，也能朝向过去，就“处境”而言，过去和未来本没有区别。解脱了时间的束缚（或依托），谁能否认，写出一首够格而新颖的旧体诗，不正是对一位当代诗人的基本要求？“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意味着以全球有效性，考察占有中文的深度。诗人超强的吞咽和消化能力，让现代汉语史诗在碎片堆上原创再生，并和中文古典赝品、和当代世界泛滥的平庸之作拉开距离。
顺便一提，此类作品中常见使用中外现成的文化符号，但如果谁学舌嚼字，浮泛地图解它们，只能被吞噬得尸骨无存。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符号”，正因其完整沉积了深厚的历史人文经验，除了被相同的思想当量激活，它们拒绝被简单利用。所谓“激活经典”，唯一的途径是自己去成为经典。
每首当代中文诗，都是一个“思想—艺术项目”。但，这个项目只能“写”出来，一句句、一节节、一部部，把对人生、传统、语言的真经验，呈现于“写”之内。长诗的大敌是空洞，而思想之空，一定泄露于写作之空。由是，浮泛的高蹈、修辞的游戏，都是危险征候。只须盯视一个句子，倘若它疏松、坍塌了，那再拿题材说事也没用。史诗诗人，既得有铸造青铜重器的膂力，又得有精雕良渚玉琮的细致，我们不得不同时兼“写”不同层次。
当代中国大规模的长诗写作，世所仅见，却并非偶然。它应被视为自先秦以来第二次汉语思想大爆发的产物（其间的佛教传入，虽然激发了汉语诗音律—格律的成熟，可惜付出了思想萎缩的代价）。中外现实、文化深刻冲撞，全球化迫使人类置身于一个现实，让我们明了，种种“全球化”之外，还有一个诗意的全球化。一首首长诗，其实是同一首长诗，它超越语种、国度、文化、地域，拒绝任何对精神的限定，不停拓展着那个“天问传统”。当噩梦激发灵感，困境启迪理解，诗歌就在穿透语言之墙。对当代汉语诗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千年机遇。
那么，我们成功了吗？一个反问：所谓“成功”，重要吗？曾有人称现代汉语史诗为“神性写作”，但，真的“神性”，是否很单纯，只在要求一个伟大的人？我们周围，金钱在喧嚣，利润在膨胀，自私和玩世不恭比雾霾更呛人，当此时也，逆反那一切，把自己活成、写成一个诗意的、主动的他者。用各自的长诗，展示各自极端（甚至异端）的能量，去撞响那只“天铎”，不正是一个人终于成“人”的标志？
让极端之诗引领我们。
二○一六年五月十二日，于柏林
矛盾在时间的二元对立，当“现代”被简化为“现在”，“史诗”被局限于“过去”，但深入来看，时间也可互相结构成内在的层次：“现代”赋予“史诗”个性，“史诗”打开“现代”的纵深。
现代汉语史诗，常呈现为大篇幅的长诗。
长，并非仅关乎篇幅，它基于作品的内在性质，其实更是一种极端的思想形式，挑战着诗人的思想家意义。尤其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处境极端逼人、文化系统极端错综、价值判断极端混乱的世界。现代汉语史诗把自身推到“极端”，去应对那些极端。
史诗或长诗，有个先天出发点：它反思、甚至反抗着三千年中文抒情诗传统。汉朝以降，大一统国家观念禁锢独立思考，古典抒情诗的短小、散碎、随时宣泄、浅尝辄止，以形式追求偷换追问力度，以辞句精美偷换思想深度，优雅处决了屈原的执着、先秦的个性，特别是后续历代汉语诗人自我更新的能力。现代汉语史诗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重新激活屈原传统，发出我们自己的“天问”—社会、文化的深刻动荡，定会激起伟大心灵的回响。反之，身处激变而思想贫弱，注定写什么都是死胎，遑论诗！
现代汉语史诗有三大特征：个人诗学的观念创新，包容时间的空间结构，大规模的实验性语言。
个人诗学的观念创新：当代中文语境，是一张收录风暴之海的航图。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常说的反思传统、建构自觉，早已不仅仅在谈论中国，而是同时面对着传统与外来一切资源，敞开、归纳、重写它们。处境不可回避，因袭没有希望，面对古今中外错综的“深现实”，个体诗学首先遭遇观念上的焦虑。这也逼使任何一首现代汉语史诗，首先以它的观念创新触目。简单依赖历史题材远远不够。诗人的第一书写，正是他（她）自身的诗歌意识。如何从此刻剥出历史？如何书写历史却凸显自身的感受？如何始终盯视着原诗意义，令诗歌挣脱简单抒情，而深化为一种观念艺术，与当今人类精神危机的深度相配套？诗歌的内心海图，不得不囊括所有风浪。我的表述：“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都不行。”
包容时间的空间结构：汉语文学传统缺少叙事性史诗。它正藉此提示了，史诗性不等于叙述性。不追随线性时间，不等于没有时间。以诗叙史，莫如纳史于诗—不放时间流走，而让它不停地流入诗内，层层沉积成那里的深度、质量和重量。这现代汉语史诗的时空观，同时是它的创作哲学。以汉字的空间性为基因，引申出形式的层次设计、结构的空间建筑学、爆炸和掌控形成的整体张力。最终，无论一件作品表面上多么令人眼花缭乱，都归结于含量的丰富和诗写的纯粹。《离骚》和《神曲》仍是高标，一个语言深处的表述框架，揭示着最根本的诗意。形式主义的苛求，不容一首诗散漫失控。恰如一个人自觉成为历史的载体，人品只能厚重，作品只能深沉。我们的名称可以改写了吧：“现代”，应从二千三百年前的屈原算起；“汉语”，得让但丁、艾略特、庞德、埃利蒂斯入籍；“史诗”，没有时间，却有一个共时深度的新定义。
大规模的实验性语言：拜当代中国文化无数断层和错位所赐，语言的复杂性和综合的难度，成为现代汉语史诗的美学特征。生活在诗人身边洒满碎片，从贴近血肉的写实到最离奇的超现实、从嗲声嗲气的网络流行语到土生土长的方言、从古代格律经典到荒诞派鬼哭狼嚎……大规模的实验性，先天植入每个诗人开发的语言系统，和用每一行全方位筛选思想资源的过程中。这实验性，不仅朝向未来，也能朝向过去，就“处境”而言，过去和未来本没有区别。解脱了时间的束缚（或依托），谁能否认，写出一首够格而新颖的旧体诗，不正是对一位当代诗人的基本要求？“全球意义的中文诗人”，意味着以全球有效性，考察占有中文的深度。诗人超强的吞咽和消化能力，让现代汉语史诗在碎片堆上原创再生，并和中文古典赝品、和当代世界泛滥的平庸之作拉开距离。
顺便一提，此类作品中常见使用中外现成的文化符号，但如果谁学舌嚼字，浮泛地图解它们，只能被吞噬得尸骨无存。它们之所以能成为“符号”，正因其完整沉积了深厚的历史人文经验，除了被相同的思想当量激活，它们拒绝被简单利用。所谓“激活经典”，唯一的途径是自己去成为经典。
每首当代中文诗，都是一个“思想—艺术项目”。但，这个项目只能“写”出来，一句句、一节节、一部部，把对人生、传统、语言的真经验，呈现于“写”之内。长诗的大敌是空洞，而思想之空，一定泄露于写作之空。由是，浮泛的高蹈、修辞的游戏，都是危险征候。只须盯视一个句子，倘若它疏松、坍塌了，那再拿题材说事也没用。史诗诗人，既得有铸造青铜重器的膂力，又得有精雕良渚玉琮的细致，我们不得不同时兼“写”不同层次。
当代中国大规模的长诗写作，世所仅见，却并非偶然。它应被视为自先秦以来第二次汉语思想大爆发的产物（其间的佛教传入，虽然激发了汉语诗音律—格律的成熟，可惜付出了思想萎缩的代价）。中外现实、文化深刻冲撞，全球化迫使人类置身于一个现实，让我们明了，种种“全球化”之外，还有一个诗意的全球化。一首首长诗，其实是同一首长诗，它超越语种、国度、文化、地域，拒绝任何对精神的限定，不停拓展着那个“天问传统”。当噩梦激发灵感，困境启迪理解，诗歌就在穿透语言之墙。对当代汉语诗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千年机遇。
那么，我们成功了吗？一个反问：所谓“成功”，重要吗？曾有人称现代汉语史诗为“神性写作”，但，真的“神性”，是否很单纯，只在要求一个伟大的人？我们周围，金钱在喧嚣，利润在膨胀，自私和玩世不恭比雾霾更呛人，当此时也，逆反那一切，把自己活成、写成一个诗意的、主动的他者。用各自的长诗，展示各自极端（甚至异端）的能量，去撞响那只“天铎”，不正是一个人终于成“人”的标志？
让极端之诗引领我们。
二○一六年五月十二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