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长期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决策研究。独自著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制度安排研究》、《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产权人本共进论》等学术著作，被海内外学界称为中国“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2010年出版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一书。
　　2018年5月17日，常教授在第一届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曾提出“特共一体论”，受到大会重视。在今年5月17日举行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论坛上，常修泽教授应邀作主题演讲，常修泽教授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国际维度四个方面对共同经济基础论，作了“再探讨”，引起关注。为此，《产权导刊》记者对常修泽教授进行了电话采访。
　　《产权导刊》 ：“共同经济基础论”的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请您概要地阐述一下。
　　常修泽：我2010年出版了《产权人本共进论》，在该书中，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我用了八个字概括：“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得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在中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它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这是2010年初步提出的。
　　2013年10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前，我出了一本有关全面改革新思维的书——《包容性改革论》。在这本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此前提出的“共同经济基础论”。
　　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我认为这样一个带有排斥性的理论，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被挤压的理论根源之一。
　　基于此，我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这样一个研究，书中提出“包容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包容性改革论》这本书有45万字，出版之后，《北京青年报》以这一章内容为基础，发了一个长篇访谈，题为：《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2013年11月22日在北京刊出。但是，这本书和这个访谈出来后，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2018年我主笔完成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四十年》出版。书中借用了马克思关于“两朵花”比喻的观点——马克思早年从哲学角度讲的——世界是“千姿百态”的，下面紧接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这两个花各有各的芳香。然后他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问得很尖锐，很深刻，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马恩全集》第一卷。
　　《产权导刊》：在2018年您出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以后，即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在会上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对此您怎么理解？
　　常修泽：首先，习近平同志口中的“我们”是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人，我认为他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他说的“制度要素”的“制度”是啥？我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党，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两个最基本的东西。当然，“我们自己人”这样一个表述，应该说还是属于一种政策性的语言，讲话的语言。
　　《产权导刊》：您认为对“共同经济基础论”的再探讨需要从哪个角度着手？
　　应选择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行。
　　第一个维度，历史维度。
　　就是新中国的《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条件下的纲领。《共同纲领》 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而且有“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字句），这是历史，这是当初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一思想曾经被哲学家概括成“综合经济基础论”。
　　第二维度，理论维度。
　　中国古典哲学很有名的一个哲理，是老子《道德经》第16章讲的“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知常容”的“常”就是常规、规律的意思，掌握规律的人胸怀就博大，就能够“包容”;“容乃公”，你的容量大，能包容，办事就公平、公正;“公乃王”，办事公平、公正就“乃王”：如果是名词，“王”就是当领导，如果是动词， “王”（“旺”的读音）就是管理、治国理政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非常深刻的哲理，我拿它当成一个理论的支撑。
　　现代哲理怎样？我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两个各有优劣，但是算总账，“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前言，第四页）。
　　第三个维度，实践维度。
　　我是用“两只眼睛”看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一只眼睛看“经济流量指标”，一只眼睛看“资产存量指标”。
　　从经济流量指标看，中国现在所有制到底是什么格局？习近平同志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用了“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都是民营经济提供的。这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流量的格局。
　　除了这个经济流量指标以外，我书里专门写了一节，就是资产的存量指标，即另外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央领导讲话里有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近1亿市场主体、注册资本165万亿的提法，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165万亿不是特别准确，因有的是虚假注册，有的注册以后又收回。因为从统计局现在拿不到中国民营经济资产总量的数据，社科院的“资产负债表”有政府部门，有居民部门数据，但居民部门与民营经济资产不是一个口径。而我关注的是民营企业资产总量，到底存量是多大。为此，我找到全国工商联和相关部门，做了调研，估计中国的民营企业存量资产大约是100万亿元。 　　中国国有资产的存量是多少呢？去年（2018）国务院向人大有一个报告，有四个板块：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第四个板块是资源性资产，但用的是实物指标，有多少土地、石油天然气、淡水等等。资源性资产价值总量没有公布，前面三类都有。我这本《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曾找有关部门做了一个自己的评估测算，估计四类国有资产存量（包括第一类经营性，第二类金融性，第三行政事业性，第四类资源性）总的国有资产的存量大约500万亿元。数不一定准，只是有个框架。
　　从经济流量指标和资产存量指标总的来讲，我个人的看法，可归结两句话：“经济流量指标——民营经济超半壁，资产存量指标——国有资产仍然占大头”。
　　第四个维度，国际维度。
　　我是从这样一个维度来考虑问题的。我在《包容性改革论》第8章《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里讲到：“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势在必行”，这是2013年出版的书。里面提了三条，第一，文明的多元或多彩性;第二，文明的平等或对等性;第三，文化的包容性，包容中一部分是交融。
　　去年，我曾提出“特共一体论”，即主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一体化，现在，我觉得“特”的东西讲了不少，当然还有探讨的余地，但是“共”的东西讲得不够，怎么实现“特共一体”是我们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从中国和世界大变局来看，“共同经济基础论”符合“特共一体”的总体趋势。
　　《产权导刊》：目前有学者基于私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提出了“所有制中性”的理论，您对此怎么理解？
　　常修泽：我对“所有制中性论”这个提法多少有一点保留。根据我的理解，“所有制中性论”的提出者意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是理性的，有现实意义的，但从理论上说，每种不同的所有制“本身”又是“有性”的。我认为，这里的实质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我们的社会成员应该对不同的所有制持“中性”态度。这恐怕是重點所在。
　　《产权导刊》：您在今年5月举办的首届“人力资本产业论坛”上提出“人力资本产权”的命题，这是基于哪个角度提出的，与“共同经济基础”理论有什么关系？
　　常修泽：我认为，随着科技革命和人的自身发展，物力资本价值功能向人力资本价值功能的转变将呈现加速趋势。人力资本将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财富”，人力资本在哪？在人的“自身”，在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创新者”、每一个“工匠”自身，即使是普通劳动者，应该也有自己的“身价”。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提出一个问题，将来人力资本产权能像某些朋友说的那样“被消灭”吗？只要不能“被消灭”的话，它会不会成为“共同经济基础”的一个来源从而使这个“基础”能够继续存在呢？
　　这是个人的一点思考，不一定对，希望能够引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