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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柔笛，女，汉族，温州。引言
1976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向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他的这个疑问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右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都是人，而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其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所左右的。将这个大前提代入中国近代发展史，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少学者，甚至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都坚称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完全消极和负面的。通过在其著作中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曾写到：“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儒家是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同时还不同意对技术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思想对科学的贡献几乎没有”。
这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李约瑟对儒家思想的偏见在于他把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学科领域内对科技发展的不利因素看成了儒家思想对整个科技发展作用的全体，他的这个结论不仅不与史实相符，也与其在《科学思想史》中的其他论述自相矛盾。
那么，究竟儒家思想是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我国的古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时期是比较重要而且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个时期是汉朝，这段时期让各种学科形成规模、奠定体系；另一个时期就是宋朝，它是传统科学走向顶峰的黄金时段。恰恰在这两个时期，汉朝发生独尊儒术的事情，宋朝是儒学复兴的时期，这又是儒学盛行的朝代。两相对比，难道这是历史偶然的巧合，儒学和科技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李约瑟之谜似乎又不成立，在某一段时期内当时产生了科技非常繁荣的现象，而这一时期盛行的社会思潮却有对科技的发展和推动具有消极影响。对于一个社会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时期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比如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思想方面等等。正是如此，汉朝和宋朝这两个科技繁荣的时期跟儒学思想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即李约瑟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将目光转移到近代时期，农耕经济显然已无法满足世界工业发展的步伐，而植根于农耕经济的儒家思想，也就显然不再满足近代经济的发展的需求。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虽没有全盘否定自然科学，却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国语鲁语》中写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真正的君子应当是“劳心者”，即致力于治人治世之道，渴求对治道的探寻，侧重点在于政治伦理。而对于自然界的探究，对科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是小人的职责，所谓的君子应当是不屑甚至耻于从事这些事业的，即所谓的“劳力者”的工作。
不仅如此，儒家还推崇“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考取功名才是正道，这种功利思想使得很多人十年寒窗、只为高中皇榜，很少有人精于科学技术研究，从而使得这类人才受不到尊重和认可。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自然科学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抑制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核心的“忠”“孝”观念，在极大程度上禁锢了思想的解放。鲁语有云：“入朝忠于君主，在家则孝顺长辈。”“忠”和“孝”是统一的，从而演化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这种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世人，并且也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等级和秩序观念。
思想自由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以社会伦理形式出现的忠孝观念，必然使人们在思想上趋于内敛。忠君，以承认君王的高度集权统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本质上是接受天定一切的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西欧封建时代是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并存的时代，政治力量二元化的格局必然要求双方竞相阐释自己的合理性，使发端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得以延续并从中滋生出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渴求，也为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儒学中，孝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百善孝为先，这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过去，它也产生了非常不理想的负面作用，崇拜祖先，不愿创新和改变陈旧的观念。在社会模式上认为西周阶级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是唯一的理想模式，而在学术上则形成了四书五经的传统。古时候的思想家们把先哲的著作作为基础，不断对其含义进行诠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视经书为道，以注疏为学”的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哲学思想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却阻碍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没有推陈出新，囿于过去的思维框架，只是简单的继承了！在人家的思想观念里，守家顾业使得人们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寻找梦想，地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沟通，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科举考试，考察内容为儒家传统思想，这也影响了思想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僵化。
当然，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儒学文化不仅限于传统的“忠”“孝”理念，其崇尚的“天人合一论”，也使得自然与社会无法分离出来，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理念障碍。“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则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结论
可见，儒家思想发展到近代，在各个方面都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中国近代之所以迟迟无法实现工业化与科技革新，与儒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无法否认儒学思想对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也正是导致我们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罪魁祸首。
儒学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结晶，每一字一句都蕴含着古代先贤的心血与汗水，它早已深入我们中华民族的骨髓，是谁都无法摈弃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西方先进思想，适应时代潮流产生质的蜕变才应当是儒学文化的命运，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儒学文化必能在这种蜕变中成为更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我们中华民族更快更好地前进！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
[2]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2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3]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4]王忠武.关于哲学对科技影响的一项实证研究——刍议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哲学原因[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1):14-15.
[5]周光召.现代科技为何没能在中国产生[N].北京:中国教育报,1998-09-20.
1976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向世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他的这个疑问称之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左右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都是人，而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其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所左右的。将这个大前提代入中国近代发展史，不难发现，儒家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少学者，甚至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都坚称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完全消极和负面的。通过在其著作中的观点可以发现，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曾写到：“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儒家是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同时还不同意对技术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思想对科学的贡献几乎没有”。
这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李约瑟对儒家思想的偏见在于他把儒家思想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学科领域内对科技发展的不利因素看成了儒家思想对整个科技发展作用的全体，他的这个结论不仅不与史实相符，也与其在《科学思想史》中的其他论述自相矛盾。
那么，究竟儒家思想是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我国的古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时期是比较重要而且引人注目的，其中一个时期是汉朝，这段时期让各种学科形成规模、奠定体系；另一个时期就是宋朝，它是传统科学走向顶峰的黄金时段。恰恰在这两个时期，汉朝发生独尊儒术的事情，宋朝是儒学复兴的时期，这又是儒学盛行的朝代。两相对比，难道这是历史偶然的巧合，儒学和科技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李约瑟之谜似乎又不成立，在某一段时期内当时产生了科技非常繁荣的现象，而这一时期盛行的社会思潮却有对科技的发展和推动具有消极影响。对于一个社会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时期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比如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思想方面等等。正是如此，汉朝和宋朝这两个科技繁荣的时期跟儒学思想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即李约瑟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将目光转移到近代时期，农耕经济显然已无法满足世界工业发展的步伐，而植根于农耕经济的儒家思想，也就显然不再满足近代经济的发展的需求。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儒家思想虽没有全盘否定自然科学，却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国语鲁语》中写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真正的君子应当是“劳心者”，即致力于治人治世之道，渴求对治道的探寻，侧重点在于政治伦理。而对于自然界的探究，对科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是小人的职责，所谓的君子应当是不屑甚至耻于从事这些事业的，即所谓的“劳力者”的工作。
不仅如此，儒家还推崇“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考取功名才是正道，这种功利思想使得很多人十年寒窗、只为高中皇榜，很少有人精于科学技术研究，从而使得这类人才受不到尊重和认可。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自然科学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抑制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核心的“忠”“孝”观念，在极大程度上禁锢了思想的解放。鲁语有云：“入朝忠于君主，在家则孝顺长辈。”“忠”和“孝”是统一的，从而演化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这种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世人，并且也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等级和秩序观念。
思想自由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以社会伦理形式出现的忠孝观念，必然使人们在思想上趋于内敛。忠君，以承认君王的高度集权统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本质上是接受天定一切的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西欧封建时代是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并存的时代，政治力量二元化的格局必然要求双方竞相阐释自己的合理性，使发端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得以延续并从中滋生出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渴求，也为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在儒学中，孝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百善孝为先，这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过去，它也产生了非常不理想的负面作用，崇拜祖先，不愿创新和改变陈旧的观念。在社会模式上认为西周阶级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是唯一的理想模式，而在学术上则形成了四书五经的传统。古时候的思想家们把先哲的著作作为基础，不断对其含义进行诠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视经书为道，以注疏为学”的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哲学思想多样化、多元化，但是却阻碍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没有推陈出新，囿于过去的思维框架，只是简单的继承了！在人家的思想观念里，守家顾业使得人们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寻找梦想，地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沟通，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权力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科举考试，考察内容为儒家传统思想，这也影响了思想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僵化。
当然，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儒学文化不仅限于传统的“忠”“孝”理念，其崇尚的“天人合一论”，也使得自然与社会无法分离出来，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理念障碍。“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则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结论
可见，儒家思想发展到近代，在各个方面都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中国近代之所以迟迟无法实现工业化与科技革新，与儒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无法否认儒学思想对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也正是导致我们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罪魁祸首。
儒学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结晶，每一字一句都蕴含着古代先贤的心血与汗水，它早已深入我们中华民族的骨髓，是谁都无法摈弃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纳西方先进思想，适应时代潮流产生质的蜕变才应当是儒学文化的命运，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儒学文化必能在这种蜕变中成为更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我们中华民族更快更好地前进！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
[2]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2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3]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4]王忠武.关于哲学对科技影响的一项实证研究——刍议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哲学原因[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1):14-15.
[5]周光召.现代科技为何没能在中国产生[N].北京:中国教育报,1998-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