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明”超越“主义”成为时代主题，这本身不是问题，也是时代变化之必然。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固有问题，与当年的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一样，在各大文明开始重新建立文明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再次引发了“文明歧视”问题，并挑起了广泛的“文明冲突”，这就让各种非西方文明不得不起而应对。
【关键词】文明 文明冲突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针对世界上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和“主导文明”论，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和亚洲提出了“文明互鉴”论和“文明平等”论。他在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当今世界从非此即彼的零和冲突格局，转变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完全不容他者的主义之争，转变到包容所有他者的文明互鉴和文明平等。
要看清这个深层转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对文明概念的演变做一个大的梳理。
文明，不是一个新鲜概念。这个词被选择出来，最初的动因是要为“野蛮”一词找出反义词。英国著名文人塞缪尔·约翰逊，从1747年开始花了9年时间编辑《英文词典》（也称“约翰逊词典”），此人早年曾经身无分文且疾病缠身，后来找到了一份为杂志撰稿的工作，刚刚开始享受伦敦舒适的城市生活，于是使用了源于“citizen”（市民、公民）的“civility”（礼貌、礼仪）的“civilization”一词，与他自己经历过的那种赤贫、粗野的乡下生活状态相对。
然而，这个新诞生的概念，受到当时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另外又被赋予了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的含义。18至19世纪的西方社会，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大量新的进展，人类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一个进步的阶梯。在这个阶梯上，文明社会被定义为出现了城市、政治组织、社会分层、语言文字的较高级人类社会，区别于那些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些东西的“原始社会”。于是，文明成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进程，与自身早期历史的野蛮状态相对。
价值判断也随之产生，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野蛮的、蒙昧的是坏的。在19世纪，一些欧洲人直接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定出一套标准，以此评判其他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是否可以被接受为国际体系的成员。例如，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中写到：“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我所设想的文化发展阶段——（一）低级蒙昧社会；（二）中级蒙昧社会；（三）高级蒙昧社会；（四）低级野蛮社会；（五）中级野蛮社会；（六）高级野蛮社会；（七）文明社会。”
正是这种与进化论相关的观念和连带的价值判断，导致了文明高低优劣观念的出现。人们根据“发展阶梯”理论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除了生活在文明状态的人，还有一部分生活在较低级的野蛮状态中，另有一部分生活在更低级的蒙昧状态中。于是，一个文明社会，不仅与自身的原初状态相对，而且与文明发展进程不及自己的其他社会相对，如果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夸耀为文明社会，那么毫无疑问其他社会就被贬低为野蛮社会。
歧视不仅因为文明被理解为一个有快有慢的进程而产生，还因为文明社会的兴衰迭代而产生。文明有盛有衰，有寿命周期，一些原始社会虽然很早就开始了文明进程，并达到过文明高峰，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衰落，并最终覆灭了。覆灭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内部的崩溃，更多的是因为外来的入侵，或者两个因素兼而有之。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的研究，截止到他那个年代，西方学者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超过650个“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会，而人们断定，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社会数量还要多得多。然而，从数量巨大的原始社会中，最初只有很少几个社会直接从中脱颖而出，启动了各自的文明发展进程，成为第一代文明社会。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社会只有6个，即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古代中国社会。 然而，这6个第一代文明社会，却只有中华社会一直延续了下来，其他5个都先后亡于外来文明的入侵。
人类文明史一万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个文明覆灭了？现在存世的文明有哪几个？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汤因比在历史上发现了23个，现存的只有5个，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1961年《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中主要列举了16个文明：在西方，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东方，从华夏文明则产生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
阿达·博兹曼的观点与汤因比类似，认为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前，只有5种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总共列举了12种文明，其中有7种已消失，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种延续至今，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尔·埃森施塔特则列举了6种文明，多出来的一个是犹太文明。
归纳一下，所有學者最没有争议的是中华文明，因为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现在的第三代，也无论其他文明是否已经覆灭还是仍然存在，中华文明一直就在那里，从不需要仔细分辨。而分歧方面，关于古代文明，主要是古印度文明与现存的印度文明之间有没有继承性，以及伊斯兰文明有没有自己的母体文明等问题。关于现存文明，主要是东正教文明是否应从西方文明中分离出来，以及日本文明是否应当从中华文明中分离出来，还有犹太文明算不算单独一个文明。 不管怎样，西方学者看来，现代世界存在着至少5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文明社会。在这几个存世的文明当中，如果坚持文明进程有快有慢的观点，或者坚持征服者文明就是高等文明的观点，甚至坚持只有一个主导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观点，那么“文明冲突”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而未来世界的所有主要问题，也只能在有输有赢的文明竞争中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那么，是哪个文明中的人总认为文明并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个先进文明、高等文明、主导文明的呢？这个问题与种族问题类似——是哪个种族中的人总认为种族并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个优秀种族、纯粹种族、高等种族的呢？
实际上，回溯到早期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划分与种族的划分有很大的重合。前者根据文化特征，后者根据体貌特征，前者是文化基因演化的结果，后者是生物基因演化的结果，都体现了一个社会在周围环境的刺激和压力之下的选择和适应机制。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环境的文化因素增多，自然因素减少，文明与种族之间的差别也随之增大。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发生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非常成功地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中华儒家文明更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历经数千年，在整个东亚地区开创出一个以儒家体系为核心的天下文明圈。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确立了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宣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不因种族、肤色而不同。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际组织发表宣言主张文明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歧视。而各种“文明冲突”论，当然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毫无疑问与西方文明这个当今世界最为强势、最具主导性的文明有直接关系。
从世界文明史上看，西方文明是一个很晚近才诞生的文明。在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1910—1977）的“演变”序列中，属于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一起同出于“古典文明”的新生文明；在汤因比“代”的划分中，属于第二代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
但由于这个文明的崛起过于迅猛，胜利过于巨大，对于其他文明的冲击过于强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主导文明”，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产生出一种错觉，即西方文明成了全人类唯一的文明，所有其他文明要么不值一提，要么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中写道：“1500年，欧洲未来的帝国列强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不足5%，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规模的16%。到1913年时，11个欧洲帝国控制的版图及其人口规模接近所有陆地面积及总人口的3/5，而且其经济总产值在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占比接近3/4……我们已经看到，文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这个标准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
这种压倒性的局面，让很多人认为，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确，当今国际体系是以西方化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是在西方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英国作家肯尼斯·克拉克1969年推出的电视系列片以《文明》为标题，实际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应该确切地表达为“以黑暗时代至今的西欧人民的生活变迁为插图实证对文明本质的阐释”。事实上，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文明，都被略而不谈了。
但是，客观现实并非如此，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虽然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版图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全球的文化版图依然还是西方化浪潮之前的老样子，“对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来说，四个现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的”。所以，归根结底，“人类文明统一于西方文明”和“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这两个观念都属于严重的误解。汤因比为这种误解归纳出三个来源：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的错觉，进步是直线运动的错觉。
这就是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当错觉演化为执念，误解被当成正解，就不再是“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而一味坚持西方的自我中心、西方的线性历史、西方的文明统一，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文明多彩、文明平等和文明包容，不会有基于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的文明交流和互鉴。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終结？》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上述误解的一个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如果人类社会存在一个“普遍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随后福山将该文章扩展为题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著作，于1992年正式出版，“历史终结论”从此问世。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与《历史的终结？》一样，亨廷顿也通过加上一个问号，表示这也是一个建设性的假设。同样，该文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说此后的三年里围绕该文出现的争议，超过了《外交》季刊1940年代之后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文明冲突论”从此问世。
亨廷顿的观点是：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解体了，新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主权国家的利益优先顺序，对抗和联合的选择，开始被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所影响。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不再是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而是来自不同的文明。他说：“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见，与福山恰成对照，亨廷顿实际上属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他没有陷入历史统一论与文明统一论的陷阱当中，他在一片“历史终结于西方文明”的欢呼和喧闹当中，像揭露了皇帝的新衣一样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亨廷顿“全球政治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个判断引起了很复杂的反應，“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为什么文明主题会如此敏感？到底触动了人们的哪根神经？说到底，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文明这个概念实在是与种族这个概念离得太近了，二是因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一方恰是自诩为优势文明、主导文明的一方。人们没有忘记，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问世之后，种族主义也随之应声而起，自认为属于优越种族和文明的西方国家发动了大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二战的结束，种族主义话语从国际政治理论当中消失。此后的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既不使用种族的概念，也不使用文明的概念，而是使用基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
然而，就像水落石出一样，当意识形态的大潮退去，一直被掩盖的真实世界重新又浮出了水面。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到，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
2004年，亨廷顿按照他的“文明冲突论”思路写成了《我们是谁？》一书，认为美国面临着国家身份认同的挑战。而实际上，这股重新寻找国家身份认同的思潮，在世界各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当中都已出现。国家虽然仍然根据不同的主义和社会制度相区别，但却日益趋向回归到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是谁？日益趋向于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等文明要素来界定自己。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陪同来访的特朗普总统夫妇访问故宫时介绍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这也是中国人自己关于“我们是谁？”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所代表的“文化自信”，背后就是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时代巨变。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世界观、道德准则、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内容。文明也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感到文化上的安适，使我们区别于所有之外的“各种他们”，尽管“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难以清晰划定，但却是真实的。因此，对于一个文明的负面评价和歧视，相当于是对一个或多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贬低，就像种族歧视一样，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文明”超越“主义”成为时代主题，这本身不是问题，也是时代变化之必然。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固有问题，与当年的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一样，在各大文明开始重新建立文明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再次引发了“文明歧视”问题，并挑起了广泛的“文明冲突”，这就让各种非西方文明不得不起而应对。
世界进入21世纪，亨廷顿的预言在极具象征性的“9·11”事件及后续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拉开了帷幕。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引用《圣经》中的段落来为美军入侵中东赋予意义的言论，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正在爆发“文明冲突”的认识。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边界处，甚至在西方文明圈内部，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文明冲突”继续爆发。最新的一个事件是，原本可以限定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内加以解决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被美国政府高官引申到了“文明冲突”甚至“种族冲突”的层面上。
这就是刚刚结束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时代背景。不言而喻，亚洲文明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非西方文明。这次大会为汇聚亚洲文明、凝聚亚洲共识提供了一个宽广平台，的确是个空前的创举。
这样一个文明对话大会以亚洲为主场，以亚洲文明为主体，以文明多样性为主旨，正式提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正式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其重大意义，就是以非西方文明的身份对于西方文明带来的“文明冲突”问题的起而应对。
毫无疑问，只有文明平等互鉴，才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让“文明平等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世界才有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①[英]尼尔·弗格森著，曾贤明、唐颖华译：《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②[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③[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关键词】文明 文明冲突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针对世界上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和“主导文明”论，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和亚洲提出了“文明互鉴”论和“文明平等”论。他在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当今世界从非此即彼的零和冲突格局，转变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完全不容他者的主义之争，转变到包容所有他者的文明互鉴和文明平等。
要看清这个深层转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对文明概念的演变做一个大的梳理。
西方“文明”概念的源起
文明，不是一个新鲜概念。这个词被选择出来，最初的动因是要为“野蛮”一词找出反义词。英国著名文人塞缪尔·约翰逊，从1747年开始花了9年时间编辑《英文词典》（也称“约翰逊词典”），此人早年曾经身无分文且疾病缠身，后来找到了一份为杂志撰稿的工作，刚刚开始享受伦敦舒适的城市生活，于是使用了源于“citizen”（市民、公民）的“civility”（礼貌、礼仪）的“civilization”一词，与他自己经历过的那种赤贫、粗野的乡下生活状态相对。
然而，这个新诞生的概念，受到当时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另外又被赋予了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的含义。18至19世纪的西方社会，现代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大量新的进展，人类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一个进步的阶梯。在这个阶梯上，文明社会被定义为出现了城市、政治组织、社会分层、语言文字的较高级人类社会，区别于那些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些东西的“原始社会”。于是，文明成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进程，与自身早期历史的野蛮状态相对。
价值判断也随之产生，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野蛮的、蒙昧的是坏的。在19世纪，一些欧洲人直接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定出一套标准，以此评判其他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是否可以被接受为国际体系的成员。例如，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会》中写到：“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我所设想的文化发展阶段——（一）低级蒙昧社会；（二）中级蒙昧社会；（三）高级蒙昧社会；（四）低级野蛮社会；（五）中级野蛮社会；（六）高级野蛮社会；（七）文明社会。”
文明之间歧视和冲突的产生
正是这种与进化论相关的观念和连带的价值判断，导致了文明高低优劣观念的出现。人们根据“发展阶梯”理论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除了生活在文明状态的人，还有一部分生活在较低级的野蛮状态中，另有一部分生活在更低级的蒙昧状态中。于是，一个文明社会，不仅与自身的原初状态相对，而且与文明发展进程不及自己的其他社会相对，如果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夸耀为文明社会，那么毫无疑问其他社会就被贬低为野蛮社会。
歧视不仅因为文明被理解为一个有快有慢的进程而产生，还因为文明社会的兴衰迭代而产生。文明有盛有衰，有寿命周期，一些原始社会虽然很早就开始了文明进程，并达到过文明高峰，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衰落，并最终覆灭了。覆灭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内部的崩溃，更多的是因为外来的入侵，或者两个因素兼而有之。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的研究，截止到他那个年代，西方学者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超过650个“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会，而人们断定，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社会数量还要多得多。然而，从数量巨大的原始社会中，最初只有很少几个社会直接从中脱颖而出，启动了各自的文明发展进程，成为第一代文明社会。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社会只有6个，即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古代中国社会。 然而，这6个第一代文明社会，却只有中华社会一直延续了下来，其他5个都先后亡于外来文明的入侵。
人类文明史一万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个文明覆灭了？现在存世的文明有哪几个？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汤因比在历史上发现了23个，现存的只有5个，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1961年《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中主要列举了16个文明：在西方，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东方，从华夏文明则产生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
阿达·博兹曼的观点与汤因比类似，认为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前，只有5种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总共列举了12种文明，其中有7种已消失，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种延续至今，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尔·埃森施塔特则列举了6种文明，多出来的一个是犹太文明。
归纳一下，所有學者最没有争议的是中华文明，因为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现在的第三代，也无论其他文明是否已经覆灭还是仍然存在，中华文明一直就在那里，从不需要仔细分辨。而分歧方面，关于古代文明，主要是古印度文明与现存的印度文明之间有没有继承性，以及伊斯兰文明有没有自己的母体文明等问题。关于现存文明，主要是东正教文明是否应从西方文明中分离出来，以及日本文明是否应当从中华文明中分离出来，还有犹太文明算不算单独一个文明。 不管怎样，西方学者看来，现代世界存在着至少5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文明社会。在这几个存世的文明当中，如果坚持文明进程有快有慢的观点，或者坚持征服者文明就是高等文明的观点，甚至坚持只有一个主导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观点，那么“文明冲突”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而未来世界的所有主要问题，也只能在有输有赢的文明竞争中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文明问题与种族问题的关系
那么，是哪个文明中的人总认为文明并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个先进文明、高等文明、主导文明的呢？这个问题与种族问题类似——是哪个种族中的人总认为种族并不平等，而是存在着某个优秀种族、纯粹种族、高等种族的呢？
实际上，回溯到早期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划分与种族的划分有很大的重合。前者根据文化特征，后者根据体貌特征，前者是文化基因演化的结果，后者是生物基因演化的结果，都体现了一个社会在周围环境的刺激和压力之下的选择和适应机制。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环境的文化因素增多，自然因素减少，文明与种族之间的差别也随之增大。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发生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非常成功地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中华儒家文明更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历经数千年，在整个东亚地区开创出一个以儒家体系为核心的天下文明圈。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确立了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宣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不因种族、肤色而不同。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际组织发表宣言主张文明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歧视。而各种“文明冲突”论，当然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毫无疑问与西方文明这个当今世界最为强势、最具主导性的文明有直接关系。
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
从世界文明史上看，西方文明是一个很晚近才诞生的文明。在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1910—1977）的“演变”序列中，属于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一起同出于“古典文明”的新生文明；在汤因比“代”的划分中，属于第二代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
但由于这个文明的崛起过于迅猛，胜利过于巨大，对于其他文明的冲击过于强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一个“主导文明”，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产生出一种错觉，即西方文明成了全人类唯一的文明，所有其他文明要么不值一提，要么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中写道：“1500年，欧洲未来的帝国列强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不足5%，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规模的16%。到1913年时，11个欧洲帝国控制的版图及其人口规模接近所有陆地面积及总人口的3/5，而且其经济总产值在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占比接近3/4……我们已经看到，文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这个标准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写道：“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
这种压倒性的局面，让很多人认为，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确，当今国际体系是以西方化的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是在西方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英国作家肯尼斯·克拉克1969年推出的电视系列片以《文明》为标题，实际的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应该确切地表达为“以黑暗时代至今的西欧人民的生活变迁为插图实证对文明本质的阐释”。事实上，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文明，都被略而不谈了。
但是，客观现实并非如此，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虽然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版图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全球的文化版图依然还是西方化浪潮之前的老样子，“对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来说，四个现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的”。所以，归根结底，“人类文明统一于西方文明”和“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这两个观念都属于严重的误解。汤因比为这种误解归纳出三个来源：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的错觉，进步是直线运动的错觉。
这就是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当错觉演化为执念，误解被当成正解，就不再是“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而一味坚持西方的自我中心、西方的线性历史、西方的文明统一，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文明多彩、文明平等和文明包容，不会有基于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的文明交流和互鉴。
文明重新成为时代主题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終结？》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上述误解的一个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如果人类社会存在一个“普遍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随后福山将该文章扩展为题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著作，于1992年正式出版，“历史终结论”从此问世。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与《历史的终结？》一样，亨廷顿也通过加上一个问号，表示这也是一个建设性的假设。同样，该文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说此后的三年里围绕该文出现的争议，超过了《外交》季刊1940年代之后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文明冲突论”从此问世。
亨廷顿的观点是：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解体了，新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世界。主权国家的利益优先顺序，对抗和联合的选择，开始被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所影响。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不再是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而是来自不同的文明。他说：“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见，与福山恰成对照，亨廷顿实际上属于那些“能够用眼睛观察的人”。他没有陷入历史统一论与文明统一论的陷阱当中，他在一片“历史终结于西方文明”的欢呼和喧闹当中，像揭露了皇帝的新衣一样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亨廷顿“全球政治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个判断引起了很复杂的反應，“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为什么文明主题会如此敏感？到底触动了人们的哪根神经？说到底，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文明这个概念实在是与种族这个概念离得太近了，二是因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一方恰是自诩为优势文明、主导文明的一方。人们没有忘记，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问世之后，种族主义也随之应声而起，自认为属于优越种族和文明的西方国家发动了大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二战的结束，种族主义话语从国际政治理论当中消失。此后的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理论家们既不使用种族的概念，也不使用文明的概念，而是使用基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
然而，就像水落石出一样，当意识形态的大潮退去，一直被掩盖的真实世界重新又浮出了水面。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到，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
2004年，亨廷顿按照他的“文明冲突论”思路写成了《我们是谁？》一书，认为美国面临着国家身份认同的挑战。而实际上，这股重新寻找国家身份认同的思潮，在世界各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当中都已出现。国家虽然仍然根据不同的主义和社会制度相区别，但却日益趋向回归到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是谁？日益趋向于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等文明要素来界定自己。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陪同来访的特朗普总统夫妇访问故宫时介绍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这也是中国人自己关于“我们是谁？”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所代表的“文化自信”，背后就是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时代巨变。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世界观、道德准则、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内容。文明也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感到文化上的安适，使我们区别于所有之外的“各种他们”，尽管“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难以清晰划定，但却是真实的。因此，对于一个文明的负面评价和歧视，相当于是对一个或多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贬低，就像种族歧视一样，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亚洲文明对话的特殊意义
“文明”超越“主义”成为时代主题，这本身不是问题，也是时代变化之必然。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固有问题，与当年的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一样，在各大文明开始重新建立文明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再次引发了“文明歧视”问题，并挑起了广泛的“文明冲突”，这就让各种非西方文明不得不起而应对。
世界进入21世纪，亨廷顿的预言在极具象征性的“9·11”事件及后续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拉开了帷幕。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引用《圣经》中的段落来为美军入侵中东赋予意义的言论，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正在爆发“文明冲突”的认识。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边界处，甚至在西方文明圈内部，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文明冲突”继续爆发。最新的一个事件是，原本可以限定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内加以解决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被美国政府高官引申到了“文明冲突”甚至“种族冲突”的层面上。
这就是刚刚结束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时代背景。不言而喻，亚洲文明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非西方文明。这次大会为汇聚亚洲文明、凝聚亚洲共识提供了一个宽广平台，的确是个空前的创举。
这样一个文明对话大会以亚洲为主场，以亚洲文明为主体，以文明多样性为主旨，正式提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正式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其重大意义，就是以非西方文明的身份对于西方文明带来的“文明冲突”问题的起而应对。
毫无疑问，只有文明平等互鉴，才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让“文明平等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世界才有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①[英]尼尔·弗格森著，曾贤明、唐颖华译：《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②[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③[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