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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有关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张学良就有过一个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与中共一起发动事变的计划。也许真像广泛传说的那样，他已经通过自己信任的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就事变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部口述史，准备在他百年之后公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考虑，他6年前初次开口说话时就虔诚地祷告：“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吧。”
但是，在事变过去了60年之后，随着各种档案资料陆续被发掘出来，也许不必等张学良百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些过去不很清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张学良是怎样转到秘密与中共结盟这条道路上来的。
建立关系前的一段因缘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习惯于从1936年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谈起、但是，早在几年前，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编写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就根据保存在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给我们讲了一段张学良如何通过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故事。
据张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话说，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天才到东北任他的私人秘书兼东北军讲武堂教官，以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经是共产党，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有了一些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
说黎天才、潘文郁、吴汝铭等曾经是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已被捕变节，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张学良与他们的接触未必可以算作是与共产党的接触。不过，他因此对中共有些好感也未可知，有件事似乎可以看作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张学良自己说，他在武昌时，过去的一个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揭旗抗日的前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曾首先向他谈起联络共产党的问题。张称：李当时希望返回东北召集旧部再事抗日，并提出“(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产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对此，张“皆同意”。东北军1935年10月1日、25日和11月21日在陕北的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与红军作战，连续损失了两个师之后，张学良更要“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了。
但在交待张学良与陕北中共接上关系之前，还必须提到张所见到的一位手持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的“王牧师”。
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此前为上海中共特科成员。这时因为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关系以便进行谈判，宋庆龄特地推荐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学，在上海做牧师多年，有相当影响，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打过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国民党人委以重任，取得了进入陕北苏区的通行证。
董健吾要进陕北苏区，必须经过张学良这道关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访了张学良，声言“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据说，“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
张学良就这件事回忆说：当董健吾来时，“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
这个王牧师后来又来过西北，他在西安带上了正好也想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到了陕北。因此，我们得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看到当时这位王牧师的形象。据斯诺记述说，王牧师是“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外表像个富裕商人”。只是，董既没有成为陕北中共与南京国民党之间的联络人，也没有成为张学良与
中共关系的搭桥人。
高福源帮助张学良接通共产党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陕北苏区的实际控制区主要还在保安、安塞和瓦窑堡一带；周围稍大些的县镇，差不多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在这些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威胁的要数沿着洛川、富县、甘泉和延安一线直接深到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以王以哲为军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红军为了准备预定的东征山西作战，不得不首先南进，围延安、困宜川、打甘泉，并准备适时袭取六十七军军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不抱任何幻想。这时红军的各种宣传品，都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使红军了解到，他们眼里那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张学良，竟然也处在动摇之中！
当时，由于几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其战斗力较弱，红军将领多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像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后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都制定得相当大胆。想不到，在照计划进攻甘泉时，却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红军之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5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对方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 王以哲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提任六一九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心悦诚服，由他来现身说法，确实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让彭德怀万万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
高福源深信这是一件好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同意后，即于1936年1月8日动身前往洛川。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这无疑是张学良在幕后主使。
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很让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张学良也会赞同联共抗日?彭德怀多少感到意外。但他还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张学良是否真有诚意，这在毛泽东看来并不特别重要。与国民党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国民党内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的报告中，他就明确讲过，国民党里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来找中共，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进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因此，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接连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等人选，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张学良希望抗日而不反蒋
1月16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17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并于当晚与李克农见了面，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当天即通过王以哲军部的电台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称：王以哲对中共关于组织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一切须决定于张学良。
18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后日亲到袼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鉴于两军正式接触已经开始，为促使谈判成功，毛泽东于20日明确指示彭德怀解除对甘泉包围，并要彭迅速将这一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告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的诚意。彭德怀当即下令为甘泉解围，当晚用电报通知了王以哲，说明甘泉之围已解，正动员群众为城内守军运送所急需之柴草。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后来在《忏悔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据张说：当时是中共主动派李克农来求和的，而他只因“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遂飞洛川，会见该人”。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收抚马化龙事，是指1870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于金积堡，不战而降服马化龙的事。
说张这时想当左宗棠，不战而降服红军，怕不合情理。试想，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口舌之利固然有用，但若无清兵在军事上的强大优势，马化龙又如何会轻易归降?而连遭红军挫败的张学良，这时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可利用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引者注)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引者注)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红军作战的张学良，这时又如何会指望做左宗棠?
至于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是为求和，还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更是不合逻辑。从前引毛泽东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和给杨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东北军之后，中共中央估计张学良主动求和是为了保存实力，因此，要求李克农乘势去谈“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如果说李克农未必能够坚持以“抗日讨蒋”为谈判前提，但至少也不会擅作主张，反过来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吧?
张学良的《忏悔录》写于那个不自由的年代，难免有诸多难言和讳言之处，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笔，其中有不合事实的地方自然可以推想。
那么，李克农与张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20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具体说明了谈判的情况。电报称：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据张说，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中共方面第一次与张学良接触，印象似乎并不太好，李克农在汇报中就不客气地称张学良较“滑头”，相反却认为王以哲较“诚恳”。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拉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有电报给彭德怀，要彭告诉李克农，谈判关键在“抗日反蒋”，只要张学良同意，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李克农几度提“抗日反蒋”的问题。王以哲对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相当不满；张学良在这一点上却表示异议。他一方面赞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大谈国民党中许多人都同意停止内、战和组织国防政府，以便尽快对日开战，甚至说阎锡山也与他谈论过同样的想法，并表示，他愿意为此出面 活动，如果活动成功，两周之内他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合作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张学良又明确表示对蒋介石还有好感，不赞成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并希望红军能够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彭德怀怀疑张学良是缓兵之计
21日，李克农返回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向彭德怀详细汇报了与张、王谈判的情况。从毛泽东几度强调争取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可以看出，毛对谈判是寄予了较高期望的。李克农的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难怪彭德怀在听了汇报后并不满意。他当晚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说，张学良找红军谈判，看来仍旧是军阀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张多半只是在红军的威胁下，在蒋介石一时抽不出很大力量来援助他的情况下，“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特别是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红军应当北出宁夏到绥远去背靠外蒙，发动抗日，这分明是“企图我军脱离陕北入宁绥依外蒙求得甘陕地盘完整，导火日苏战争”。
张学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形象，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都使这时实际负责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彭德怀一时对他很难相信。但对王以哲就不同了。听了李克农的介绍，又看了李带来的王以哲表示诚意的手书，彭德怀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一些，因此开始积极地对王开展统战工作。
在李克农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怀就致电王以哲，不仅“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实现”“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的目标，而且“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
彭德怀显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遵命行事而已；没有张学良的批准，他是绝不会与中共直接发生关系的。因此，王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转发西安张学良，同时电告彭，来电已转张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闻。事实上，张学良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部下在这种事上越俎代庖的，他既然已经决定外出活动，与彭德怀见面的事当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怀不明就里，还是一再致电王以哲，希望早日见面。他在26日的电报里强调说，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现。
1月27日，为实行前此决定的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十五军团先期北上。29日彭德怀也率方面军司令部北抵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他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了。
但彭德怀这时实际上仍旧负责着对张、王的统战工作。为确保东征作战的顺利进行，彭德怀于2月3日和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由于张学良外出未归，王以哲仍然不敢自作主张。直到2月中旬张学良由南京动身回西安之前，才有电报给高福源转致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得电后，已经随部队前往黄河沿岸的毛泽东和彭德怀，一方面回电再度劝说张学良与蒋介石划清界限，一方面立即通知留守后方的周恩来，要他就近通知李克农速去洛川谈判。
这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问题，关系重大。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这时事实上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有所了解，因此不再想象可以轻易劝说张赞成“抗日反蒋”了。毛泽东和彭德怀虽然在去电中仍旧坚持加以劝说，但在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是：(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三)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而不讨卖国贼。(四)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七)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基于上一次接触的经验，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已经变得实际一些了。它相信，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他“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谈判要坚持抗日反蒋，但主要还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而是“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毛泽东主张让张学良当政府主席
与彭德怀不同，毛泽东对张学良的信任似乎多一些。还在第一次洛川会谈过程中，他就曾经打电报给彭德怀，要他告诉李克农，中共方面愿意与张学良真诚合作。电报称：(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底于成；(乙)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得晚了些，彭德怀得到电报时，李克农已经结束了那一次与张学良的会谈。但这个意见，毛泽东仍是坚持的，彭德怀随后也表示了同意。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中共中央这时有关建立全国范围统一战线问题的最重要政治主张。按照在此之前首先在莫斯科提出这一主张的共产国际的想法，这样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应当由共产党来做发起人和中心的。许诺可以让张学良来做政府主席和联军总司令，与共产国际的愿望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注重实力原则的毛泽东看来，从统战角度考虑，这无疑是必要的。毕竟张学良有多过红军几倍的兵力，在全国地方实力派当中又有相当高的地位。要与张学良联合，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新的谈判方针，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制定的。
不过，这并不表明毛泽东不再希望争取张学良“抗日反蒋”。这从他和彭德怀给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一系列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直到2月19日毛、彭联名通知张、王说李克农将要前往洛川面商一切的电报中，仍可以看出这种心态。电报特别提出：“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
李克农2月21日由瓦窑堡动身。据随行的机要员戴镜元回忆，出发前两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说明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启程，25日可抵洛川。但戴在具体描述时，却提到了5个人：带路的高福源一身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正 式代表李克农身穿中山装，负责机要的戴镜元穿学生装，同行的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贸易局局长钱之光戴礼帽穿长衫，再加上一个警卫员着便服。回忆有时候真不可靠。查对当时的电报，就可以知道戴镜元的记忆很不准确。因为毛、彭联名给张、王的电报实际上是彭德怀起草，由毛于2月19日转发的，当时彭德怀已赴前线，并不清楚李克农的具体行程，还是毛电告他李克农动身日期，要他打电报通知王以哲的。另外，戴回忆说整个洛川谈判都是周恩来亲自部署指示的，但周当时已去了山西前线。可是电报表明，周恩来当时并未离开，仍在瓦窑堡，毛19日还曾打电报要周即令李克农去洛川。再者，钱之光这时也没有同行，钱去洛川的时间是在3月5日以后，即李克农与王以哲已就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以后。
李克农到洛川是25日，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没有马上赶来见李。但他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榘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针对他的部队与红军的关系问题，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了有关彻底解决延安、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就此达成了“口头谅解”。
这些“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理所当然，甚至条件还可以放宽些。只是，毛泽东希望整个东北军都能够与红军达成一揽子停战及通商协定，而王以哲却只能负责他的六十七军。因此，王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六十七军。
3月3日，李克农电告毛泽东、彭德怀，与东北军的整个协定须待张学良回来才能决定，但与王以哲部的局部口头协议已成。据此，中共中央于5日即通知所属各有关部门说：“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要求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麂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人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中共中央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
张学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一到西安就通知王以哲，说要马上来洛川与李克农见面。4日夜，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一下飞机就忙着见李克农。令李克农不解的是，同上次谈话不同，张学良这次再未提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中央领导人能够尽快与他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扩大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宣传以及与各方面的接洽。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还在3日上午，毛泽东、彭德怀就有电报给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说“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赂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采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这次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5日凌晨，李克农通过王以哲的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称：今日与张学良晤面结果甚佳。你们与张见面地点已约定在延安，时间一星期内由我方选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及博古(即秦邦宪)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这时刚刚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几份重要文件，正准备在山西石楼就实行新的统战政策的问题开会研讨，因此，包括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等，都已赶往石楼。得到李克农的电报，毛泽东等相当满意，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赶来石楼参加会议报告经过情形。不过，由于交通不便，要中央领导人按照张学良提议在一周内从石楼到延安与张会晤，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泽东电告李克农称：由于周、博等均来前方开会，需10日才能结束，我方负责人从石楼赶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泽东的电报到洛川时，李克农已经离开。王以哲收到电报即转给张学良，张学良恰好患喉痛，说话困难，医生要其静养数日。因此，张学良特别要王以哲了解：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为何人，毛泽东或彭德怀，抑或周恩来?如未成行，可缓来。若已经成行，则他当“力疾践诺前来”。这样，3月5日决定的一周内举行张学良与中共负责人的延安会谈，自然延期了。不过，王以哲特别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说，19日以后张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于19日前在延安会谈，否则恐需延期相当时日。
但是，为了等齐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的会议一直拖到20日才开始举行。此前，李克农已于16日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详细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精神，又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全面负责中央军事和统战工作的毛泽东开始对张学良另眼看待。他在会议的报告中把国民党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两大类，肯定蒋介石仍属于“民族反革命派”，而张学良则属于“民族革命派”，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当然，同宋庆龄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来，张学良还只是中间力量。从把张学良看成是“卖国贼”，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到肯定张学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为革命派，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经有了相当的信任度。
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不便赶回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而周恩来在后方负责，中共中央讨论决定谈判工作改由周恩来出面进行。
3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电告王以哲，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定在本月，具体日期可由张先生确定后电告周恩来，俟得电复，即启程赶赴延安。
随着延安高级会谈的秘密举行，张学良逐步走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
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半年，张学良就有过一个他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与中共一起发动事变的计划。也许真像广泛传说的那样，他已经通过自己信任的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就事变的整个经过留下了一部口述史，准备在他百年之后公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考虑，他6年前初次开口说话时就虔诚地祷告：“主啊，请允许我只说该说的，不该说的绝对不说吧。”
但是，在事变过去了60年之后，随着各种档案资料陆续被发掘出来，也许不必等张学良百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些过去不很清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张学良是怎样转到秘密与中共结盟这条道路上来的。
建立关系前的一段因缘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习惯于从1936年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谈起、但是，早在几年前，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编写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就根据保存在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给我们讲了一段张学良如何通过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故事。
据张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话说，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天才到东北任他的私人秘书兼东北军讲武堂教官，以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经是共产党，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有了一些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
说黎天才、潘文郁、吴汝铭等曾经是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已被捕变节，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张学良与他们的接触未必可以算作是与共产党的接触。不过，他因此对中共有些好感也未可知，有件事似乎可以看作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张学良自己说，他在武昌时，过去的一个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揭旗抗日的前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曾首先向他谈起联络共产党的问题。张称：李当时希望返回东北召集旧部再事抗日，并提出“(1)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产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对此，张“皆同意”。东北军1935年10月1日、25日和11月21日在陕北的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与红军作战，连续损失了两个师之后，张学良更要“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了。
但在交待张学良与陕北中共接上关系之前，还必须提到张所见到的一位手持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公函的“王牧师”。
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此前为上海中共特科成员。这时因为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关系以便进行谈判，宋庆龄特地推荐了他。他是宋子文的同学，在上海做牧师多年，有相当影响，从蒋介石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打过交道，因此很容易就被国民党人委以重任，取得了进入陕北苏区的通行证。
董健吾要进陕北苏区，必须经过张学良这道关口。因此，董一到西安就拜访了张学良，声言“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据说，“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
张学良就这件事回忆说：当董健吾来时，“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彼)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良)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
这个王牧师后来又来过西北，他在西安带上了正好也想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一同进到了陕北。因此，我们得以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看到当时这位王牧师的形象。据斯诺记述说，王牧师是“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外表像个富裕商人”。只是，董既没有成为陕北中共与南京国民党之间的联络人，也没有成为张学良与
中共关系的搭桥人。
高福源帮助张学良接通共产党
在1935年底1936年初，陕北苏区的实际控制区主要还在保安、安塞和瓦窑堡一带；周围稍大些的县镇，差不多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在这些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威胁的要数沿着洛川、富县、甘泉和延安一线直接深到陕北苏区中心地区的，以王以哲为军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红军为了准备预定的东征山西作战，不得不首先南进，围延安、困宜川、打甘泉，并准备适时袭取六十七军军部的所在地洛川，以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对东北军展开统战工作，但对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不抱任何幻想。这时红军的各种宣传品，都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使红军了解到，他们眼里那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张学良，竟然也处在动摇之中！
当时，由于几度与东北军交手，发现其战斗力较弱，红军将领多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除了像延安、宜川那样有完整城墙的县城，红军因为装备落后无力攻取外，一般进攻计划都制定得相当大胆。想不到，在照计划进攻甘泉时，却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红军之敢于放手进攻甘泉，原因是甘泉城墙残破不堪，守军又只有5个连，照理不能阻挡红军。想不到，红军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数度展开进攻，对方凭借武器优势，硬是把红军挡在了城外。眼看强攻伤亡较大，前线总指挥彭德怀下令围而不攻，每日利用前东北军俘虏宣传喊话，动摇守军军心。这种攻心之策颇见成效，不断有持械来归的东北军士兵。鉴于守军军心已经动摇，彭德怀干脆调来被俘不久，已经归顺红军的前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前往甘泉现身说法，劝告守军指挥官放弃甘泉，甚至实行火线起义。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 王以哲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提任六一九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心悦诚服，由他来现身说法，确实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让彭德怀万万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
高福源深信这是一件好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同意后，即于1936年1月8日动身前往洛川。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这无疑是张学良在幕后主使。
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很让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张学良也会赞同联共抗日?彭德怀多少感到意外。但他还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张学良是否真有诚意，这在毛泽东看来并不特别重要。与国民党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国民党内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的报告中，他就明确讲过，国民党里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来找中共，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进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因此，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接连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等人选，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张学良希望抗日而不反蒋
1月16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17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并于当晚与李克农见了面，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当天即通过王以哲军部的电台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称：王以哲对中共关于组织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一切须决定于张学良。
18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后日亲到袼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鉴于两军正式接触已经开始，为促使谈判成功，毛泽东于20日明确指示彭德怀解除对甘泉包围，并要彭迅速将这一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告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的诚意。彭德怀当即下令为甘泉解围，当晚用电报通知了王以哲，说明甘泉之围已解，正动员群众为城内守军运送所急需之柴草。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后来在《忏悔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据张说：当时是中共主动派李克农来求和的，而他只因“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遂飞洛川，会见该人”。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收抚马化龙事，是指1870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于金积堡，不战而降服马化龙的事。
说张这时想当左宗棠，不战而降服红军，怕不合情理。试想，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口舌之利固然有用，但若无清兵在军事上的强大优势，马化龙又如何会轻易归降?而连遭红军挫败的张学良，这时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可利用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引者注)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引者注)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红军作战的张学良，这时又如何会指望做左宗棠?
至于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是为求和，还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更是不合逻辑。从前引毛泽东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和给杨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东北军之后，中共中央估计张学良主动求和是为了保存实力，因此，要求李克农乘势去谈“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如果说李克农未必能够坚持以“抗日讨蒋”为谈判前提，但至少也不会擅作主张，反过来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吧?
张学良的《忏悔录》写于那个不自由的年代，难免有诸多难言和讳言之处，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笔，其中有不合事实的地方自然可以推想。
那么，李克农与张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20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具体说明了谈判的情况。电报称：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据张说，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中共方面第一次与张学良接触，印象似乎并不太好，李克农在汇报中就不客气地称张学良较“滑头”，相反却认为王以哲较“诚恳”。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拉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有电报给彭德怀，要彭告诉李克农，谈判关键在“抗日反蒋”，只要张学良同意，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李克农几度提“抗日反蒋”的问题。王以哲对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相当不满；张学良在这一点上却表示异议。他一方面赞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大谈国民党中许多人都同意停止内、战和组织国防政府，以便尽快对日开战，甚至说阎锡山也与他谈论过同样的想法，并表示，他愿意为此出面 活动，如果活动成功，两周之内他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合作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张学良又明确表示对蒋介石还有好感，不赞成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并希望红军能够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彭德怀怀疑张学良是缓兵之计
21日，李克农返回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向彭德怀详细汇报了与张、王谈判的情况。从毛泽东几度强调争取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可以看出，毛对谈判是寄予了较高期望的。李克农的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难怪彭德怀在听了汇报后并不满意。他当晚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说，张学良找红军谈判，看来仍旧是军阀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张多半只是在红军的威胁下，在蒋介石一时抽不出很大力量来援助他的情况下，“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特别是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红军应当北出宁夏到绥远去背靠外蒙，发动抗日，这分明是“企图我军脱离陕北入宁绥依外蒙求得甘陕地盘完整，导火日苏战争”。
张学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形象，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都使这时实际负责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彭德怀一时对他很难相信。但对王以哲就不同了。听了李克农的介绍，又看了李带来的王以哲表示诚意的手书，彭德怀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一些，因此开始积极地对王开展统战工作。
在李克农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怀就致电王以哲，不仅“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实现”“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的目标，而且“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
彭德怀显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遵命行事而已；没有张学良的批准，他是绝不会与中共直接发生关系的。因此，王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转发西安张学良，同时电告彭，来电已转张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闻。事实上，张学良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部下在这种事上越俎代庖的，他既然已经决定外出活动，与彭德怀见面的事当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怀不明就里，还是一再致电王以哲，希望早日见面。他在26日的电报里强调说，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现。
1月27日，为实行前此决定的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十五军团先期北上。29日彭德怀也率方面军司令部北抵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他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了。
但彭德怀这时实际上仍旧负责着对张、王的统战工作。为确保东征作战的顺利进行，彭德怀于2月3日和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由于张学良外出未归，王以哲仍然不敢自作主张。直到2月中旬张学良由南京动身回西安之前，才有电报给高福源转致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得电后，已经随部队前往黄河沿岸的毛泽东和彭德怀，一方面回电再度劝说张学良与蒋介石划清界限，一方面立即通知留守后方的周恩来，要他就近通知李克农速去洛川谈判。
这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问题，关系重大。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这时事实上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有所了解，因此不再想象可以轻易劝说张赞成“抗日反蒋”了。毛泽东和彭德怀虽然在去电中仍旧坚持加以劝说，但在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是：(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三)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而不讨卖国贼。(四)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七)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基于上一次接触的经验，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已经变得实际一些了。它相信，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他“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谈判要坚持抗日反蒋，但主要还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而是“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毛泽东主张让张学良当政府主席
与彭德怀不同，毛泽东对张学良的信任似乎多一些。还在第一次洛川会谈过程中，他就曾经打电报给彭德怀，要他告诉李克农，中共方面愿意与张学良真诚合作。电报称：(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底于成；(乙)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得晚了些，彭德怀得到电报时，李克农已经结束了那一次与张学良的会谈。但这个意见，毛泽东仍是坚持的，彭德怀随后也表示了同意。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中共中央这时有关建立全国范围统一战线问题的最重要政治主张。按照在此之前首先在莫斯科提出这一主张的共产国际的想法，这样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应当由共产党来做发起人和中心的。许诺可以让张学良来做政府主席和联军总司令，与共产国际的愿望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注重实力原则的毛泽东看来，从统战角度考虑，这无疑是必要的。毕竟张学良有多过红军几倍的兵力，在全国地方实力派当中又有相当高的地位。要与张学良联合，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新的谈判方针，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制定的。
不过，这并不表明毛泽东不再希望争取张学良“抗日反蒋”。这从他和彭德怀给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一系列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直到2月19日毛、彭联名通知张、王说李克农将要前往洛川面商一切的电报中，仍可以看出这种心态。电报特别提出：“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
李克农2月21日由瓦窑堡动身。据随行的机要员戴镜元回忆，出发前两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说明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启程，25日可抵洛川。但戴在具体描述时，却提到了5个人：带路的高福源一身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正 式代表李克农身穿中山装，负责机要的戴镜元穿学生装，同行的苏维埃政府经济部贸易局局长钱之光戴礼帽穿长衫，再加上一个警卫员着便服。回忆有时候真不可靠。查对当时的电报，就可以知道戴镜元的记忆很不准确。因为毛、彭联名给张、王的电报实际上是彭德怀起草，由毛于2月19日转发的，当时彭德怀已赴前线，并不清楚李克农的具体行程，还是毛电告他李克农动身日期，要他打电报通知王以哲的。另外，戴回忆说整个洛川谈判都是周恩来亲自部署指示的，但周当时已去了山西前线。可是电报表明，周恩来当时并未离开，仍在瓦窑堡，毛19日还曾打电报要周即令李克农去洛川。再者，钱之光这时也没有同行，钱去洛川的时间是在3月5日以后，即李克农与王以哲已就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以后。
李克农到洛川是25日，张学良临时有事去南京，没有马上赶来见李。但他行前显然已经向王以哲布置过谈判事宜，因此，王以哲不仅表现出“抗日热情极高”，主动表示愿意向华北宋哲元及韩复榘等处宣传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而且对成立双方协定也相当积极。针对他的部队与红军的关系问题，王以哲还坦率地提出了有关彻底解决延安、甘泉被围军队及其交通的三项办法。经过磋商，双方于28日初步就此达成了“口头谅解”。
这些“谅解”，在毛泽东等看来无非就是要红军解围，既然成为友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理所当然，甚至条件还可以放宽些。只是，毛泽东希望整个东北军都能够与红军达成一揽子停战及通商协定，而王以哲却只能负责他的六十七军。因此，王把毛泽东所提方案中有关东北军的字样，统统改成了六十七军。
3月3日，李克农电告毛泽东、彭德怀，与东北军的整个协定须待张学良回来才能决定，但与王以哲部的局部口头协议已成。据此，中共中央于5日即通知所属各有关部门说：“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要求陕甘“两省省委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麂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人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成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
中共中央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
张学良是3月3日返回西安的。他一到西安就通知王以哲，说要马上来洛川与李克农见面。4日夜，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一下飞机就忙着见李克农。令李克农不解的是，同上次谈话不同，张学良这次再未提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李克农准备用来应付张学良在政治上发难的种种答词，几乎全没有派上用场。张学良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中央领导人能够尽快与他在延安进行会谈，并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扩大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宣传以及与各方面的接洽。同时，张学良特别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这无疑也正是中共中央想要提出的。还在3日上午，毛泽东、彭德怀就有电报给李克农，要他转告张学良、王以哲：“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说“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赂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亦采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这次张学良主动提出秘密联苏问题，意味着他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了。
5日凌晨，李克农通过王以哲的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称：今日与张学良晤面结果甚佳。你们与张见面地点已约定在延安，时间一星期内由我方选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及博古(即秦邦宪)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这时刚刚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几份重要文件，正准备在山西石楼就实行新的统战政策的问题开会研讨，因此，包括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等，都已赶往石楼。得到李克农的电报，毛泽东等相当满意，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赶来石楼参加会议报告经过情形。不过，由于交通不便，要中央领导人按照张学良提议在一周内从石楼到延安与张会晤，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泽东电告李克农称：由于周、博等均来前方开会，需10日才能结束，我方负责人从石楼赶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泽东的电报到洛川时，李克农已经离开。王以哲收到电报即转给张学良，张学良恰好患喉痛，说话困难，医生要其静养数日。因此，张学良特别要王以哲了解：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为何人，毛泽东或彭德怀，抑或周恩来?如未成行，可缓来。若已经成行，则他当“力疾践诺前来”。这样，3月5日决定的一周内举行张学良与中共负责人的延安会谈，自然延期了。不过，王以哲特别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说，19日以后张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于19日前在延安会谈，否则恐需延期相当时日。
但是，为了等齐出席会议的领导人，中共中央的会议一直拖到20日才开始举行。此前，李克农已于16日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详细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精神，又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全面负责中央军事和统战工作的毛泽东开始对张学良另眼看待。他在会议的报告中把国民党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两大类，肯定蒋介石仍属于“民族反革命派”，而张学良则属于“民族革命派”，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当然，同宋庆龄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来，张学良还只是中间力量。从把张学良看成是“卖国贼”，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到肯定张学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为革命派，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经有了相当的信任度。
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不便赶回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而周恩来在后方负责，中共中央讨论决定谈判工作改由周恩来出面进行。
3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电告王以哲，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定在本月，具体日期可由张先生确定后电告周恩来，俟得电复，即启程赶赴延安。
随着延安高级会谈的秘密举行，张学良逐步走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