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驿事纪略》是现存为数不多的记录驿幕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日记体史料，对于研究交通史、生活史等有着独特且重要的价值。本文以此为史料基础，结合地方志、正史、实录、会典、行纪等史料，探讨了清代驿幕的生活空间与环境，日常工作和社会交往。
[关键词]清代；驿幕；生活史；《驿事纪略》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4-0089-09
德国著名日常生活史学家格茨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以这样的角度为我们开启了有关过去的新的领域，这就是普通人的‘私生活’，这些普通人远离所谓的大事件，远离历史的大舞台，远离上层的政治。日常生活史当然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历史科学，但是从历史‘人性化’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补充。”{1}本文所关注的驿幕就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其日常虽然生活平淡无奇，但仍具有研究的价值。对驿幕日常生活的研究，不仅可以体验晚清基层官员的生活状态，还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驿传的运转细节，感知晚清的时代特征等都将有所助益。
文章使用“驿幕”一词，而不是“驿丞”，是因为清朝的驿站管理体制在乾隆二十年（1755）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驿站由之前设置驿丞管理，逐步转变为由州县经管、移佐杂驻守照管和驿丞专管三种管理模式。{2}此后由州县经管成为驿站管理的主流模式，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会典》记载全国范围内的驿丞数量已十分稀少，“驿丞，未入流，直隶十有三人，山西、陕西各九人，河南、湖北各八人，江西、贵州各二人，浙江四人，湖南十有五人，四川三人。”{3}乾隆二十年以后大部分驿站管理人员不再是国家任命的驿丞，而是州县长官选派的幕僚，即“驿幕”。
一、生活空间与环境
生活史的研究极少关注到普通人的生活空间与居住环境，以研究空间、环境为专长的历史地理学则侧重于探讨大区域、长时段的宏观问题，同样较少关注到个人日常生活环境这样的小空间。然而，历史时期的个人日常生活环境并非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们感知历史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历史时期个人日常生活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下文侧重于探讨河西驿驿幕所生活的人文环境。
《驿事纪略》，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日记丛抄》中有收录。该书作者沈侨如，字惠荫，江苏人，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之间任河西驿驿幕，在任三月有余。在担任河西驿驿幕期间，沈侨如主要居住于河西驿。河西驿位于顺天府武清县河西务，自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凡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武清县的区位因此变得重要起来，自元至清，武清县的隶属关系如下，“元太祖时属燕京路大兴府，至元间改燕京为中都，又改为大都路，升潡州阴县为漷州，县属焉。明属顺天府通州。国朝因之，雍正四年正月改属天津州，八月仍属顺天府通州，六年，改隶东路厅。八年割县东南一百四十余村归天津县”。{1}河西驿最早设置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八月，“置河西务马站”，{2}其位置在县城东北三十里处，“河西驿，县东北三十里。”{3}
自元至清，河西驿一直都是出入京都的水路咽喉，驿站位于京杭运河沿线，“漕河水程，自通州至仪真水路三千里，凡为驿四十有二。通州路河水马驿至本州和合驿一百里，和合驿至武清县河西驿九十里，河西驿至本县杨村驿九十里，杨村驿至本县阳青驿八十里，阳青驿至静海县奉新驿一百里。”{4}根据乾隆《武清县志》卷首《县境全图》的标注，河西驿在运河的西岸。此外，河西驿位于京津驿路，以及武清县至天津的铺路之上，{5}道：“此地繁冲棘手。”{6}由于独特的交通优势，河西驿是武清县境内一个颇为繁华的市镇。光绪《武清县志》记载武清县境内有十三处市镇，河西驿所在的河西务就是其中之一：“全境十三镇，本城、北旺、东柏、安平、河西务，南蔡村、大良、崔黄口、梅厂、西杨村、黄花店、义光、王庆坨。”{7}《武清县城乡总册》中记载河西务的户口数与耕地面积：“河西务村，距城卅里，临河……共二百零四户，旗粮，地，十一顷……集镇二七有，四九无。”{8}乾隆《武清县志》所载河西务的集期是“河西务集……每旬二四七九日集。”{9}河西驿日用商品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北京和天津，“日用百货大都来自京师及津门也。”{10}
河西驿所在地交通区位重要，除驿、市镇站外，还有其它的官方机构和人员的设置。《驿事纪略》记载河西务设置为：“其镇曰河西务镇，管河同知，主簿，巡检驻焉。”{11}该书还记载河西务设有河西务铺、河西务渡、接待过往官员的朝阳寺公馆等。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河西水驿在河西务……河西务巡检司与驿同城……北运河同知署在河西务。”{12}光绪《武清县志》卷1《地理志·里社》记载，武清县有十六“里”，河西务就是其中之一。光绪朝《清实录》记载河西务设置有汛：“颁北运河河西务汛河神庙扁额，曰流安岁稔。”{13}河西务还是义学的所在地，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武清县义学：一在县前，一在河西务，一在杨村，一在王庆坨，以上俱康熙五十四年建。”{14}此外，明清时期的河西务还筑有城墙，“正德六年，知县陈希文筑土垣。隆庆三年，知县段云鸿、张鹏等相继瓮以甎……国朝康熙七年大水，间段冲塌。乾隆三十一年重修。嘉庆六年以后历被水患。道光七年，知县刘礼仁捐修西面，旋圯，知县陈述之修补。咸丰三年，知县胡启文捐修东北城角，并挑穵城壕，四隅添设小桥。今又淤塞。同治六年，知县谌命年增建城东南隅魁星阁。光绪七年，城中商民捐修西北隅城垣。”{1}
河西务还设置有钞关与税口，河西务钞关是明代大运河沿线七大钞关之一。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人约翰·尼霍夫随荷兰使团来到中国，在进京途中经过河西务所见：“七月十一日，我们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卫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左岸。该城方圆步行约半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两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在此缴纳通行税，所有这个小城非常出名。”{2}康熙年间，河西务钞关曾移驻天津，后迁回。“康熙元年，河西务钞关移驻天津，让还之。”{3}康熙四年（1665），河西务钞关再次迁往天津。河西务则成为天津钞关下属的一个税口，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县）钞关公署在户部街前……本关税口凡十有二，曰苑口、曰东安、曰三河、曰王摆、曰张湾、曰河西务、曰杨村、曰（？）蔡村、曰永清、曰独流、曰海下、曰杨家垞。”{4}《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河西务税口查验时有逾额多带之货，照漏税例加倍征收，旗丁治罪，运员叅处，乾隆三十七年。”{5}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了其时河西务征收的关税总额，“河西务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三两六钱八分。”{6} 驿站的主要配置是驿夫与马匹，“河西驿，县东北三十里，原额设马四十匹，后拨协军站，实设马三十三匹，夫十六名半。”{7}每一处驿站的主要建筑是驿房与马棚。关于驿站内部陈设，史料所载甚少。《驿事纪略》中的一份《河西驿鞍屜镫坛傢俱交代册》弥补了这一不足，书中为我们罗列出一份颇为详尽的驿幕日常生活用品清单：“马鞍，八盤。马镫，三付。新旧屜，八块。璮子，三块。包袱，四块。木门，二付。簸箕，三个。蓆蒌子，三个。苇席，八领。恍绳，四条。筛子，二个。木板，一块。大油布，一块。大油纸，一块。小油纸，二张。玻璃，一块。酒提溜，一把。木锅盖，一个。大小锅，二口。簸箩，三个。大秤，一杆。木床，四张。锄刀，一把。苇簾子，二领。木牌架，十四座。”{8}此外，《驿事纪略》记载河西驿实际只有马二十九匹，其中“实存原槽马”即本驿站原来就有的马十八匹，“署中发来马匹”即县里派发给本驿站的马六匹，“兑槽马”即与县衙及邻县驿站交换使用的马五匹。
文化风俗虽然无影无形，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武清县是典型的汉文化地區，光绪《武清县志》记载武清县的风俗与其它地区并无太大差异，以节令为例：“节令，元日祀神祭先尊长受贺，亲朋互拜贺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腊日胥应时制果饵相馈赠，无异他处。”{9}春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驿幕往往身处异乡，在春节到来之际就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家过年。《驿事纪略》就记述了作者回津过年的事情：“（十二月）十四日攒总账，拟交代清楚进署面叙公事二十外回津过年。”{10}武清县颇受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影响，据光绪《武清县志》记载：武清县，在有清一代就出过进士二十一人、举人九十三人，县境内有寺观共计七十处，其中龙王庙、玉皇庙就坐落于河西务。另一方面，沈侨如所处的时代是晚清，这一时期西方文明正强烈冲击着中国，河西驿地处京津之间，此时必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例如早在光绪四年（1878），武清县就设骑差邮路，杨村、河西务为中继站，光绪二十六年（1900）武清县开办杨村、河西务两处邮政办事处，{11}这些都是由西方传来的。
二、驿幕日常工作
《清史稿》对于清代驿丞的工作概括为：“驿丞，未入流。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于府、州、县，籍其出入。”{1}可见驿丞品级为“未入流”，主要工作是迎送过往使客。然而驿丞的日常工作还不仅限于此，在《驿事纪略》中，河西驿驿幕沈侨如记录了其每天工作，内容颇为繁杂。由于这些内容在正史、档案等文献中极少记载，因此，《驿事纪略》是我们了解清代驿幕日常工作非常珍贵的史料。
驿幕总管一个驿站的各项事务，其日常工作还包括接受督抚、驿道的检查。例如一次由于排单延时到站，就有上级官员到驿查看，“（十月）二十四日……尹宪委同知韩复诚，查驿站到此，缘初一日有顺天五百里排单延至初五日到津，奉查赴县。”{2}此外还要迎接上级的视察，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顺天府东路厅刑钱捕盗同知郝太守到河西务查看灾情，武清县及河西务相关人员热情接待，颇为破费。《驿事纪略》记载这次奉迎上司的经过：
“初八日，闻本府郝太守来此查灾，当在伺候飞函致县中。未刻接宝坻差信，云本府定于初十日莅武清，又车马县中送信饬地方郭祥，看公馆朝阳寺，候县中信，再备酒席，大风一日，下午息，甚寒。
初九日早，接署中账房信，云随印派人来办差，酒席由署中预备，即派长探赴宝坻俟有的信，舟致县署。唐庆回杨村。未刻，署中办差家人王玉携厨子来，而朝阳寺照壁吹手亭野，于午后催齐。
初十日早，益之兄由县来驿接差，余捧袂欣幸久叙各事。其出门拜客回来，吃早饭。姚莲生及捕盗随千总先后来见居停。午后同至朝阳寺公馆，拥候接差。申刻，东路刑钱府郝太守莅此，阖镇文武进见，接攘半日。晚饭后全与居停久谈。子刻，回驿，代致县署账房转饬邢招仵等于次早赴大屯伺候相验。”{3}
《驿事纪略》正文之后还附有此次接差的花费，现抄录如下：
“府差。九月初十日。府宪，上全席；门印，八八一桌；顶马，八八一桌；书工，八八一桌；小号，四四一桌；轿夫，水席一桌；差役，六六一桌；跟班银封二两，前站，一两；顶马，一两；书工，一两；执帖，一两；随封，二千；号房，五千；轿夫头，五千；号头五，千文；车价，八千；三班人役，轿夫、小号、灯笼夫、书跟，共十四名，每名饭钱九百。
羊燭二斤，一千六百；茶叶二十包，三百六十；水□，二百四十；烧酒一斤，四百五十；绍酒二斤，一千；水，二百四十；洋火柴，七十；二□酒，二百四十；短轿夫十二名，七千二百；各役□，三千六百一十；吹手，四□五十；盘夫三名，七百二十；水火壶，四百八十；茶炉玉米稭，九百八十；更夫，四百八十；水火壶夫一名，四百八十；表心低，一百五十；红头绳，一百二十；羊燭二斤，一千六百；本署三班，三千；捕盗营，二千四百；赏朝□寺茶夫，四千；办差□□，二千四百；厨房，一千二百；赏□手，二千。”{4}
处理过往使客与驿站人员的纠纷也是驿幕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过往使客与驿站人员常常因供给的多寡不能达成一致，因此双方时常发生冲突。对于哪些人员因何事可以使用驿站，以及驿站供给过往使客马匹、驿夫、饮食等的标准，在清代会典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大清律例》对于违规使用驿站有相应的处罚，史料中也不乏在实际中违规乘驿而被处罚的例子。尤其是自州县兼管驿站后，由于州县官可以调配的资源更多，滥乘驿传的情况更为加重。据《驿事纪略》记载，仅在沈侨如任河西驿驿幕的三个多月，驿站人员与过往使客之间就发生过五次冲突，其与上级官员视察时较大的排场相对比，更可凸显出驿站人员日常生活的窘迫与无奈：
“（八月）二十九日，天将明，押饷兵役被船户唆挑，前来将办差家人扭打，擁赴饷船经解饷委员自加船户钱文得寝事。”{1}
“（九月）十七日……申刻，江西银两过境，来领船价，自申至亥扰攘不了。足加纤夫数名，方得了手。子刻，漕运回差又来争讨纤夫，直闹至四鼓方息，办差之难莫过如斯者。”{2} “（十月）十二日巳刻，山东饷船过境，将船价领去后复来争讨纤夫，致将办差家人扭打，从其所欲，方得了手。适余赴集未在驿中，回来志此事后亦无可如何，身立其境方知驿站之苦。”{3}
“（十一月）初二日，未刻，浙江饷银来此换车，与办差家人争加车套，稍以不遂即行厮打，或是家人办理不善，亦不能事出一辙，而家人屡受殴毁殊不成事体，当即派役持帖请本地武汛前来弹压，去役回称汛官安□不但不派兵前来，尚有不欲色，然如此情形，俟当函致居停。”{4}
“（十一月）二十二日早，道委业普铿额司马冬差过此换马，不意马夫冲撞其小管家，来驿哭诉。当即送司责处。一面令管号家人前往央求，而司马先怒后平，寝事。”{5}
据《驿事纪略》记载征收集税，也是驿幕的日常工作之一。清代“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河西驿驿幕负责的是征收镇集落地税。《驿事纪略》记载武清县令任职时所带的幕友就包括专门负责收税的幕友，“收税，蓝寿泉。”{6}另外，驿幕也协助收税工作，正史、档案、方志等史料中极少见到驿幕收税的记录，《驿事纪略》的相关记录使我们对于驿幕的日常工作有了更为清晰且全面的认识：
“（八月）二十九日……是日本镇集，派宋福前往收税，余亦上集一看，又雀黄口集，系寿泉前往。”{7}
“（九月）十五日，福建表差火票来此换马。县中寄来河西务税单并八行马封各件。”{8}
“（九月）二十二日……晚饭后，车差由县回来，并收税票四百千文。”{9}
“（十月）初二日早，漕运折差过境，本镇集市。余巳刻上集收驴马税。”{10}
“（十月）初六日早，寿泉回县署，赴保领款。巳刻，到集收税。”{11}
“（十月）初八日，因崔黄税事，又专信致居停。未刻，遣陈玉赴崔黄口收税。初九日……午后派宋福收本镇税。”{12}
由上可见，到了集期，河西驿驿幕需要派人，或者亲自前往收税。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裁减了乡镇村落的集税，“（雍正）十三年十月谕，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察者，照旧征收，但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13}因此，《驿事纪略》记载，武清县境内的收税集期并不多，只有十三处，其中河西驿负责的有三处：
“收税集期……河西务集，逢二四六九。崔黄口集，逢二四七九。小猪税，逢四九。”{1}
“武清县收税集期。本城，一六三八；北旺，十二里，三七四九，县署。河西务，三十里，二四六九；崔黄口，五十里，二四七九，河西驿。杨村，五十里，三五八十；梅厂，七十里，一四六八，杨村驿。蔡村，二十五里，二四七九，杨村司。安平，四十五里，二五八，河西务司。东栢，城西二十五里，二四七九，捕厅。黄花店，三十五里，二四七九，县署。义光，七十里，一六；王庆坨，九十，三八，书院。大良，四十，一五六八，捕厅。”{2}
《驿事纪略》没有记载河西驿驿幕至镇集收取集税的详细名目。唐椿详的《免场税文》正好弥补的这一不足，“若遇场日，货物齐集，巡栏逐一查照，如布一匹则取银贰叁厘；烟叶十斤则抽其三四两不等；绵线绵花毎十斤或三五厘不等；盐十斤或抽至四五两不等；至猪一只则有两税，活卖与屠者上秩三分，屠者杀之又取三分。諸如此类，难以悉举。”{3}集税在贵州又称场税，上面的史料描述的是贵州遵义府的情况，但由此也可以管窥清代收取集税的细节情况。
勘测地形，绘制地图也是驿幕的日常工作之一，《驿事纪略》记载：
“（十一月）初四日，写信致县中，报月帐。午后带听差夏顺赴河干勘河形，拟绘本镇图，归来已四点钟矣。”{4}
“（十一月）初九日，天气晴和，午后有暇，绘武清县图，拟带回津去送裱缘前裱之图被赵差官携去，今再画再裱也。
初十日，致署中信一件，绘武清县图。
十一日早，绘武清县图，赶太阳光写图上小字。午后碟牙行抗不交碟，管号家人回话，当即送司究办。下午碟经纪妇，老二寡，前来叩求，姑暂宽免，究己兄照数交碟。”{5}
“（十二月）十二日早雪，未刻晴，午后画图。”{6}
史料中关于驿幕参与地图绘制的记载十分稀少。《驿事纪略》之外，笔者在查阅史料时还发现《三鱼堂日记》中有关于驿丞负责地图绘制的记载：“（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年三月）三十，行唐两岭口巡检黄学盛来。此人同伏城驿陆驿丞管画舆图，颇有才干，而甚谨慎。”{7}可以推测，由于驿丞工作性质，迎来送往，其对周边地理熟悉，因此会参与到绘制地图的工作之中。
除此以外，驿幕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处理往来公文，管理账目，修理驿房、马棚，点验马匹，以及监督驿站其他人员工作。如《驿事纪略》记载：“（十一月）十五日……余因喂马夫向不经心，逞此大风，正好往查，去时该喂马夫正在加草之际，稍立即回，仍不放心，至一点钟时，又迎风前往，该喂马夫韩二，见余复来，口称，师爷深夜不睡，特来偷查我等，而万不敢松懈，为现在身无棉裤，寒冷难当，余只得允其代买棉裤一条，俟集上派人去买也，拟次早专信送县中取钱。”{8}一些驿丞还负责修理驿站附近的道路、桥梁、寺庙等，如乾隆《震泽县志》记载：“太湖庙……乾隆三年，驿丞王廷佑修。”{9}
成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福惠全书》中记载驿丞的日常工作较为详细，包括管理抄牌、拨马、送差、管理廪粮工料、应付大差、购马、喂养马匹、选兽医、查倒毙马匹、逐娼妓、勤亲察、管理船夫车驴稽查徒犯等。驿站处于交通路线的节点，是逃犯、娼妓等时常光顾的地方，稽查逃犯和驱逐娼妓也是驿丞的日常工作。如此繁杂的事务，就要求驿丞具备较高的工作素质：“一则钱粮出纳，工料用费，无丝毫染指、扣克。一则兵书马牌等，不与通同作弊及受贿狥私。一则草料喂养，勤行察勘。一则支销用度，账目分明。一则应差马匹，酌量分拨得宜而劳逸适均。一则看待驿中马夫等，宽严并用情法兼施，使其群相悦服。一则行止老成，专意办公而不交接浮浇赌嫖酣饮数者。具备而后可与言总理也。”{1}另外，“裁驿丞，归州县”以前，驿丞还需要定期到省会和北京参加考核，“驿丞三年一次赴布政司考核，九年通考给由赴京。”{2} 三、驿幕的社会交往
河西驿驿幕沈侨如，是清朝基层工作人员，其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又带有鲜明的职业特点。通过血缘、婚姻产生的家庭和亲属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核心。在《驿事纪略》中我们看到驿幕沈侨如与其家庭虽然在空间上相隔较远，但是联系却不少。在到达河西驿不久之后，沈侨如就给家里写了信。在将要过年之前，沈侨如提前十二天就在做准备了，“（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收拾零件，拟回津过年”。{3}在河西驿任职的三个多月，其家信往来多达七次，由此足见其对家庭的重视：
“（九月）十一日早……写家信及藹卿、振之、锡三各信带去。”{4}
“（九月）二十六日早，接津信一件，布鞋一双，由估衣客带来。”{5}
“十月初一日......由津带来家信并棉背心、洋燈拈各件收讫。”{6}
“（十月）初四日……二更，写信致杨淡如并家信。”{7}
“（十月）十三日早，天晴无风，午刻李顺来接家信并洋铁挂灯一个，洋灯一个……夜写家信，拟次早遣李顺回津。”{8}
“（十月）十九日早，发马封寄津信一件。”{9}
“（十一月）十二日……晚写家信并寄银□两，拟早遣李顺回津。”{10}
因工作而产生社会交往在《驿事纪略》中记载最为丰富和详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河西驿驿幕关系最为密切，交往最为频繁的主要是武清县令杨明府以及县令任职所带的众幕友。《驿事纪略》文后记录了一份详细的武清县幕友名单，现抄录如下：
“武清县同官。刑钱，范小坪，名春江，浙江。西席，杨海琴，名昌潮，四川。征比，张瑞庭，名大祥，湖北。账房，管鸣之，名近钟，江南；张芦臣，湖北；杨際云，名亨遇，湖北。收税，丁连三，湖北；张云索，浙江；姚少笙，浙江。杨村驿，李京钧，名相全，天津；陈伯桥，名甲壎，浙江。河西驿，沈侨如，名惠荫，江苏；蓝寿泉，名清湘，保定；陆蔚卿，名□，奉天。”{11}
“幕友制度”是明清时期一项特殊的人事制度。驿幕是地方长官自行聘请的书吏，协助办理地方事务。武清县幕友主要来自浙江绍兴，“直隶之幕友则皆系书吏，出身盖伊等籍隶绍兴，文理粗通即入藩皋衙门，充当贴写。”。{12}地方长官一般选用自己熟悉的人任驿幕，驿幕之间由于共同的职业，相近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经历等因素，彼此之间自然交流频繁，交往密切。《驿事纪略》中河西驿驿幕几乎每日的工作都要与武清县令及其幕僚产生联系，甚至经常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上下属、同事，更是朋友。
与驿幕接触较为频繁的还有驿站的其他工作人员，由于等级的不同，他们之间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河西驿的其他工作人员为：“俸薪、书办、皂隶，同巡检，乾隆二十一年裁。馆夫四名，工食银二十八两八钱，节年全裁。”{1}同书记载，河西巡检的书办有一名，皂隶有两名。《驿事纪略》记载，在驿幕到达驿站的第二天早上，驿站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来拜见，“（八月）二十八日，清早写信致县署，粗理各事，派马送督宪，排单、抄书、号头及行差马夫皆来进见。”{2}另外，《驿事纪略》文后的一份花名册，详细记录了河西驿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
“河西驿抄书号头等花名：
抄书，杨以坽，号峻崖，行五，乃姪杨振逹。
号头，李顺、曹宽。
行差马夫，王二，张海，王玉、张二、李大山、白二、吴七。
喂马夫，孔二、崔二、韩二、张三。
煮料夫，杨四。
厨夫，张霖、王玉。
催差，夏顺。
地方，郭祥。
骡马经纪，张均、张亮兼獸医。
伙头，王耀。
车行，赵海山、夥毛遂、咬群，杨二。
溜马夫，三使刘祥、王牛。”{3}
这些人员之外，一些驿站还设置有“探事”。探事负责探查上下驿站将要经过本驿的官差，以便驿站准备夫马乘差，如贵州黄平州，“每一驿站中该管官于上下两站各设探事一人，确探过差有火牌、勘合者，即速抄录弛报该管官照此实用夫名现银。”{4}
与河西驿驿幕有接触的还要河西务的其他官员。《驿事纪略》列有一份河西务官员的名单，如下：
“河西务同官。务关同知，姚豸，号小圃。主簿，荘舟孙，号桐舫。巡检，前任，姚承祖，号莲生，安徽；代理，黄金薇，号紫垣；署理，董荫棠，号舒齋，浙江。□□□，文国祥。务关□参将，柯永华。守备，张庆，号秋田，江南。千总，署任，吕得胜；□任，安殿元，号韻生。河营，王桑。捕盗营外委，隋锟，号松山。务关税局，杨文澜，号琴轩。盐店，王香樵，行二；温荣齋，行二。董士茂才，路全□，号克亭。东德成钱铺，刘维周，行四。朝阳寺，和尚乐天，大；僧官普云，四；恻云，三。”{5}
在日记的正文极少提及这些官员，不过由于在同一地区工作，河西驿驿幕与这些官员必然相熟。另外因地域相近而与河西驿驿幕产生联系的，还有寺庙僧侣，盐店、粮店掌柜，以及过往使客等。
四、结 语
《驿事纪略》的作者沈侨如所生活、工作的河西驿位于顺天府武清县河西务，驿站初建于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自元朝定都北京之后，京杭运河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干线，地处运河沿线的河西驿就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出入北京的水路咽喉。此外，清代河西驿位于京津驿路，以及武清县至天津的铺路之上。由于独特的交通优势，元明清时期河西驿是武清县境内一个颇为繁华的市镇。
清代驿幕的工作核心是迎送过往使客，然而驿幕的日常工作并不只限于此。驿幕总管一个驿站的各项事务，其日常工作还包括接受督抚、驿道的检查及接待上级的视察；处理过往使客与驿站人员的纠纷；到了集期的时候去征收集税；由于驿幕工作迎来送往，其对周边地理熟悉，因此驿幕的工作包括勘测地形，绘制地图；处理往来公文，管理账目；修理驿房、马棚；购马，喂养马匹，点验马匹，选兽医，查倒毙马匹；监督驿站其他人员工作；修理驿站附近的道路、桥梁、寺庙等；管理廪粮工料；驿站处于交通线上，是逃犯、娼妓较为集中的地方，因此驿幕的工作还包括逐娼妓、稽查徒犯等。此外，在“裁驿丞，归州县”以前，驿丞还需要定期到省会和北京参加考核。
驿幕的社会交往，以河西驿驿幕沈侨如为例，其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又带有鲜明的职业特点。首先，家庭和亲属关系是其人际关系的核心，在河西驿任职的三个多月，沈侨如家信往来多达七次。其次，因共同的工作而产生的业缘关系，是其人际关系的重要部分。通过《驿事纪略》可以看到，河西驿驿幕与武清县令杨明府以及县令任职所带的众幕友交往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共同的职业，相近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经历等因素，其与众幕友不仅是同事关系，更是朋友的关系。
（责任编辑：刘丽）
[关键词]清代；驿幕；生活史；《驿事纪略》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4-0089-09
德国著名日常生活史学家格茨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以这样的角度为我们开启了有关过去的新的领域，这就是普通人的‘私生活’，这些普通人远离所谓的大事件，远离历史的大舞台，远离上层的政治。日常生活史当然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历史科学，但是从历史‘人性化’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补充。”{1}本文所关注的驿幕就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其日常虽然生活平淡无奇，但仍具有研究的价值。对驿幕日常生活的研究，不仅可以体验晚清基层官员的生活状态，还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驿传的运转细节，感知晚清的时代特征等都将有所助益。
文章使用“驿幕”一词，而不是“驿丞”，是因为清朝的驿站管理体制在乾隆二十年（1755）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驿站由之前设置驿丞管理，逐步转变为由州县经管、移佐杂驻守照管和驿丞专管三种管理模式。{2}此后由州县经管成为驿站管理的主流模式，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会典》记载全国范围内的驿丞数量已十分稀少，“驿丞，未入流，直隶十有三人，山西、陕西各九人，河南、湖北各八人，江西、贵州各二人，浙江四人，湖南十有五人，四川三人。”{3}乾隆二十年以后大部分驿站管理人员不再是国家任命的驿丞，而是州县长官选派的幕僚，即“驿幕”。
一、生活空间与环境
生活史的研究极少关注到普通人的生活空间与居住环境，以研究空间、环境为专长的历史地理学则侧重于探讨大区域、长时段的宏观问题，同样较少关注到个人日常生活环境这样的小空间。然而，历史时期的个人日常生活环境并非可有可无的小问题，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们感知历史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历史时期个人日常生活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下文侧重于探讨河西驿驿幕所生活的人文环境。
《驿事纪略》，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日记丛抄》中有收录。该书作者沈侨如，字惠荫，江苏人，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之间任河西驿驿幕，在任三月有余。在担任河西驿驿幕期间，沈侨如主要居住于河西驿。河西驿位于顺天府武清县河西务，自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凡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武清县的区位因此变得重要起来，自元至清，武清县的隶属关系如下，“元太祖时属燕京路大兴府，至元间改燕京为中都，又改为大都路，升潡州阴县为漷州，县属焉。明属顺天府通州。国朝因之，雍正四年正月改属天津州，八月仍属顺天府通州，六年，改隶东路厅。八年割县东南一百四十余村归天津县”。{1}河西驿最早设置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八月，“置河西务马站”，{2}其位置在县城东北三十里处，“河西驿，县东北三十里。”{3}
自元至清，河西驿一直都是出入京都的水路咽喉，驿站位于京杭运河沿线，“漕河水程，自通州至仪真水路三千里，凡为驿四十有二。通州路河水马驿至本州和合驿一百里，和合驿至武清县河西驿九十里，河西驿至本县杨村驿九十里，杨村驿至本县阳青驿八十里，阳青驿至静海县奉新驿一百里。”{4}根据乾隆《武清县志》卷首《县境全图》的标注，河西驿在运河的西岸。此外，河西驿位于京津驿路，以及武清县至天津的铺路之上，{5}道：“此地繁冲棘手。”{6}由于独特的交通优势，河西驿是武清县境内一个颇为繁华的市镇。光绪《武清县志》记载武清县境内有十三处市镇，河西驿所在的河西务就是其中之一：“全境十三镇，本城、北旺、东柏、安平、河西务，南蔡村、大良、崔黄口、梅厂、西杨村、黄花店、义光、王庆坨。”{7}《武清县城乡总册》中记载河西务的户口数与耕地面积：“河西务村，距城卅里，临河……共二百零四户，旗粮，地，十一顷……集镇二七有，四九无。”{8}乾隆《武清县志》所载河西务的集期是“河西务集……每旬二四七九日集。”{9}河西驿日用商品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北京和天津，“日用百货大都来自京师及津门也。”{10}
河西驿所在地交通区位重要，除驿、市镇站外，还有其它的官方机构和人员的设置。《驿事纪略》记载河西务设置为：“其镇曰河西务镇，管河同知，主簿，巡检驻焉。”{11}该书还记载河西务设有河西务铺、河西务渡、接待过往官员的朝阳寺公馆等。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河西水驿在河西务……河西务巡检司与驿同城……北运河同知署在河西务。”{12}光绪《武清县志》卷1《地理志·里社》记载，武清县有十六“里”，河西务就是其中之一。光绪朝《清实录》记载河西务设置有汛：“颁北运河河西务汛河神庙扁额，曰流安岁稔。”{13}河西务还是义学的所在地，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武清县义学：一在县前，一在河西务，一在杨村，一在王庆坨，以上俱康熙五十四年建。”{14}此外，明清时期的河西务还筑有城墙，“正德六年，知县陈希文筑土垣。隆庆三年，知县段云鸿、张鹏等相继瓮以甎……国朝康熙七年大水，间段冲塌。乾隆三十一年重修。嘉庆六年以后历被水患。道光七年，知县刘礼仁捐修西面，旋圯，知县陈述之修补。咸丰三年，知县胡启文捐修东北城角，并挑穵城壕，四隅添设小桥。今又淤塞。同治六年，知县谌命年增建城东南隅魁星阁。光绪七年，城中商民捐修西北隅城垣。”{1}
河西务还设置有钞关与税口，河西务钞关是明代大运河沿线七大钞关之一。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人约翰·尼霍夫随荷兰使团来到中国，在进京途中经过河西务所见：“七月十一日，我们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卫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左岸。该城方圆步行约半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两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在此缴纳通行税，所有这个小城非常出名。”{2}康熙年间，河西务钞关曾移驻天津，后迁回。“康熙元年，河西务钞关移驻天津，让还之。”{3}康熙四年（1665），河西务钞关再次迁往天津。河西务则成为天津钞关下属的一个税口，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县）钞关公署在户部街前……本关税口凡十有二，曰苑口、曰东安、曰三河、曰王摆、曰张湾、曰河西务、曰杨村、曰（？）蔡村、曰永清、曰独流、曰海下、曰杨家垞。”{4}《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河西务税口查验时有逾额多带之货，照漏税例加倍征收，旗丁治罪，运员叅处，乾隆三十七年。”{5}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了其时河西务征收的关税总额，“河西务钞关，约解商税正余银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三两六钱八分。”{6} 驿站的主要配置是驿夫与马匹，“河西驿，县东北三十里，原额设马四十匹，后拨协军站，实设马三十三匹，夫十六名半。”{7}每一处驿站的主要建筑是驿房与马棚。关于驿站内部陈设，史料所载甚少。《驿事纪略》中的一份《河西驿鞍屜镫坛傢俱交代册》弥补了这一不足，书中为我们罗列出一份颇为详尽的驿幕日常生活用品清单：“马鞍，八盤。马镫，三付。新旧屜，八块。璮子，三块。包袱，四块。木门，二付。簸箕，三个。蓆蒌子，三个。苇席，八领。恍绳，四条。筛子，二个。木板，一块。大油布，一块。大油纸，一块。小油纸，二张。玻璃，一块。酒提溜，一把。木锅盖，一个。大小锅，二口。簸箩，三个。大秤，一杆。木床，四张。锄刀，一把。苇簾子，二领。木牌架，十四座。”{8}此外，《驿事纪略》记载河西驿实际只有马二十九匹，其中“实存原槽马”即本驿站原来就有的马十八匹，“署中发来马匹”即县里派发给本驿站的马六匹，“兑槽马”即与县衙及邻县驿站交换使用的马五匹。
文化风俗虽然无影无形，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武清县是典型的汉文化地區，光绪《武清县志》记载武清县的风俗与其它地区并无太大差异，以节令为例：“节令，元日祀神祭先尊长受贺，亲朋互拜贺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腊日胥应时制果饵相馈赠，无异他处。”{9}春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驿幕往往身处异乡，在春节到来之际就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家过年。《驿事纪略》就记述了作者回津过年的事情：“（十二月）十四日攒总账，拟交代清楚进署面叙公事二十外回津过年。”{10}武清县颇受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影响，据光绪《武清县志》记载：武清县，在有清一代就出过进士二十一人、举人九十三人，县境内有寺观共计七十处，其中龙王庙、玉皇庙就坐落于河西务。另一方面，沈侨如所处的时代是晚清，这一时期西方文明正强烈冲击着中国，河西驿地处京津之间，此时必然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例如早在光绪四年（1878），武清县就设骑差邮路，杨村、河西务为中继站，光绪二十六年（1900）武清县开办杨村、河西务两处邮政办事处，{11}这些都是由西方传来的。
二、驿幕日常工作
《清史稿》对于清代驿丞的工作概括为：“驿丞，未入流。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于府、州、县，籍其出入。”{1}可见驿丞品级为“未入流”，主要工作是迎送过往使客。然而驿丞的日常工作还不仅限于此，在《驿事纪略》中，河西驿驿幕沈侨如记录了其每天工作，内容颇为繁杂。由于这些内容在正史、档案等文献中极少记载，因此，《驿事纪略》是我们了解清代驿幕日常工作非常珍贵的史料。
驿幕总管一个驿站的各项事务，其日常工作还包括接受督抚、驿道的检查。例如一次由于排单延时到站，就有上级官员到驿查看，“（十月）二十四日……尹宪委同知韩复诚，查驿站到此，缘初一日有顺天五百里排单延至初五日到津，奉查赴县。”{2}此外还要迎接上级的视察，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顺天府东路厅刑钱捕盗同知郝太守到河西务查看灾情，武清县及河西务相关人员热情接待，颇为破费。《驿事纪略》记载这次奉迎上司的经过：
“初八日，闻本府郝太守来此查灾，当在伺候飞函致县中。未刻接宝坻差信，云本府定于初十日莅武清，又车马县中送信饬地方郭祥，看公馆朝阳寺，候县中信，再备酒席，大风一日，下午息，甚寒。
初九日早，接署中账房信，云随印派人来办差，酒席由署中预备，即派长探赴宝坻俟有的信，舟致县署。唐庆回杨村。未刻，署中办差家人王玉携厨子来，而朝阳寺照壁吹手亭野，于午后催齐。
初十日早，益之兄由县来驿接差，余捧袂欣幸久叙各事。其出门拜客回来，吃早饭。姚莲生及捕盗随千总先后来见居停。午后同至朝阳寺公馆，拥候接差。申刻，东路刑钱府郝太守莅此，阖镇文武进见，接攘半日。晚饭后全与居停久谈。子刻，回驿，代致县署账房转饬邢招仵等于次早赴大屯伺候相验。”{3}
《驿事纪略》正文之后还附有此次接差的花费，现抄录如下：
“府差。九月初十日。府宪，上全席；门印，八八一桌；顶马，八八一桌；书工，八八一桌；小号，四四一桌；轿夫，水席一桌；差役，六六一桌；跟班银封二两，前站，一两；顶马，一两；书工，一两；执帖，一两；随封，二千；号房，五千；轿夫头，五千；号头五，千文；车价，八千；三班人役，轿夫、小号、灯笼夫、书跟，共十四名，每名饭钱九百。
羊燭二斤，一千六百；茶叶二十包，三百六十；水□，二百四十；烧酒一斤，四百五十；绍酒二斤，一千；水，二百四十；洋火柴，七十；二□酒，二百四十；短轿夫十二名，七千二百；各役□，三千六百一十；吹手，四□五十；盘夫三名，七百二十；水火壶，四百八十；茶炉玉米稭，九百八十；更夫，四百八十；水火壶夫一名，四百八十；表心低，一百五十；红头绳，一百二十；羊燭二斤，一千六百；本署三班，三千；捕盗营，二千四百；赏朝□寺茶夫，四千；办差□□，二千四百；厨房，一千二百；赏□手，二千。”{4}
处理过往使客与驿站人员的纠纷也是驿幕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过往使客与驿站人员常常因供给的多寡不能达成一致，因此双方时常发生冲突。对于哪些人员因何事可以使用驿站，以及驿站供给过往使客马匹、驿夫、饮食等的标准，在清代会典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大清律例》对于违规使用驿站有相应的处罚，史料中也不乏在实际中违规乘驿而被处罚的例子。尤其是自州县兼管驿站后，由于州县官可以调配的资源更多，滥乘驿传的情况更为加重。据《驿事纪略》记载，仅在沈侨如任河西驿驿幕的三个多月，驿站人员与过往使客之间就发生过五次冲突，其与上级官员视察时较大的排场相对比，更可凸显出驿站人员日常生活的窘迫与无奈：
“（八月）二十九日，天将明，押饷兵役被船户唆挑，前来将办差家人扭打，擁赴饷船经解饷委员自加船户钱文得寝事。”{1}
“（九月）十七日……申刻，江西银两过境，来领船价，自申至亥扰攘不了。足加纤夫数名，方得了手。子刻，漕运回差又来争讨纤夫，直闹至四鼓方息，办差之难莫过如斯者。”{2} “（十月）十二日巳刻，山东饷船过境，将船价领去后复来争讨纤夫，致将办差家人扭打，从其所欲，方得了手。适余赴集未在驿中，回来志此事后亦无可如何，身立其境方知驿站之苦。”{3}
“（十一月）初二日，未刻，浙江饷银来此换车，与办差家人争加车套，稍以不遂即行厮打，或是家人办理不善，亦不能事出一辙，而家人屡受殴毁殊不成事体，当即派役持帖请本地武汛前来弹压，去役回称汛官安□不但不派兵前来，尚有不欲色，然如此情形，俟当函致居停。”{4}
“（十一月）二十二日早，道委业普铿额司马冬差过此换马，不意马夫冲撞其小管家，来驿哭诉。当即送司责处。一面令管号家人前往央求，而司马先怒后平，寝事。”{5}
据《驿事纪略》记载征收集税，也是驿幕的日常工作之一。清代“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河西驿驿幕负责的是征收镇集落地税。《驿事纪略》记载武清县令任职时所带的幕友就包括专门负责收税的幕友，“收税，蓝寿泉。”{6}另外，驿幕也协助收税工作，正史、档案、方志等史料中极少见到驿幕收税的记录，《驿事纪略》的相关记录使我们对于驿幕的日常工作有了更为清晰且全面的认识：
“（八月）二十九日……是日本镇集，派宋福前往收税，余亦上集一看，又雀黄口集，系寿泉前往。”{7}
“（九月）十五日，福建表差火票来此换马。县中寄来河西务税单并八行马封各件。”{8}
“（九月）二十二日……晚饭后，车差由县回来，并收税票四百千文。”{9}
“（十月）初二日早，漕运折差过境，本镇集市。余巳刻上集收驴马税。”{10}
“（十月）初六日早，寿泉回县署，赴保领款。巳刻，到集收税。”{11}
“（十月）初八日，因崔黄税事，又专信致居停。未刻，遣陈玉赴崔黄口收税。初九日……午后派宋福收本镇税。”{12}
由上可见，到了集期，河西驿驿幕需要派人，或者亲自前往收税。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裁减了乡镇村落的集税，“（雍正）十三年十月谕，朕闻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察者，照旧征收，但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13}因此，《驿事纪略》记载，武清县境内的收税集期并不多，只有十三处，其中河西驿负责的有三处：
“收税集期……河西务集，逢二四六九。崔黄口集，逢二四七九。小猪税，逢四九。”{1}
“武清县收税集期。本城，一六三八；北旺，十二里，三七四九，县署。河西务，三十里，二四六九；崔黄口，五十里，二四七九，河西驿。杨村，五十里，三五八十；梅厂，七十里，一四六八，杨村驿。蔡村，二十五里，二四七九，杨村司。安平，四十五里，二五八，河西务司。东栢，城西二十五里，二四七九，捕厅。黄花店，三十五里，二四七九，县署。义光，七十里，一六；王庆坨，九十，三八，书院。大良，四十，一五六八，捕厅。”{2}
《驿事纪略》没有记载河西驿驿幕至镇集收取集税的详细名目。唐椿详的《免场税文》正好弥补的这一不足，“若遇场日，货物齐集，巡栏逐一查照，如布一匹则取银贰叁厘；烟叶十斤则抽其三四两不等；绵线绵花毎十斤或三五厘不等；盐十斤或抽至四五两不等；至猪一只则有两税，活卖与屠者上秩三分，屠者杀之又取三分。諸如此类，难以悉举。”{3}集税在贵州又称场税，上面的史料描述的是贵州遵义府的情况，但由此也可以管窥清代收取集税的细节情况。
勘测地形，绘制地图也是驿幕的日常工作之一，《驿事纪略》记载：
“（十一月）初四日，写信致县中，报月帐。午后带听差夏顺赴河干勘河形，拟绘本镇图，归来已四点钟矣。”{4}
“（十一月）初九日，天气晴和，午后有暇，绘武清县图，拟带回津去送裱缘前裱之图被赵差官携去，今再画再裱也。
初十日，致署中信一件，绘武清县图。
十一日早，绘武清县图，赶太阳光写图上小字。午后碟牙行抗不交碟，管号家人回话，当即送司究办。下午碟经纪妇，老二寡，前来叩求，姑暂宽免，究己兄照数交碟。”{5}
“（十二月）十二日早雪，未刻晴，午后画图。”{6}
史料中关于驿幕参与地图绘制的记载十分稀少。《驿事纪略》之外，笔者在查阅史料时还发现《三鱼堂日记》中有关于驿丞负责地图绘制的记载：“（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年三月）三十，行唐两岭口巡检黄学盛来。此人同伏城驿陆驿丞管画舆图，颇有才干，而甚谨慎。”{7}可以推测，由于驿丞工作性质，迎来送往，其对周边地理熟悉，因此会参与到绘制地图的工作之中。
除此以外，驿幕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处理往来公文，管理账目，修理驿房、马棚，点验马匹，以及监督驿站其他人员工作。如《驿事纪略》记载：“（十一月）十五日……余因喂马夫向不经心，逞此大风，正好往查，去时该喂马夫正在加草之际，稍立即回，仍不放心，至一点钟时，又迎风前往，该喂马夫韩二，见余复来，口称，师爷深夜不睡，特来偷查我等，而万不敢松懈，为现在身无棉裤，寒冷难当，余只得允其代买棉裤一条，俟集上派人去买也，拟次早专信送县中取钱。”{8}一些驿丞还负责修理驿站附近的道路、桥梁、寺庙等，如乾隆《震泽县志》记载：“太湖庙……乾隆三年，驿丞王廷佑修。”{9}
成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福惠全书》中记载驿丞的日常工作较为详细，包括管理抄牌、拨马、送差、管理廪粮工料、应付大差、购马、喂养马匹、选兽医、查倒毙马匹、逐娼妓、勤亲察、管理船夫车驴稽查徒犯等。驿站处于交通路线的节点，是逃犯、娼妓等时常光顾的地方，稽查逃犯和驱逐娼妓也是驿丞的日常工作。如此繁杂的事务，就要求驿丞具备较高的工作素质：“一则钱粮出纳，工料用费，无丝毫染指、扣克。一则兵书马牌等，不与通同作弊及受贿狥私。一则草料喂养，勤行察勘。一则支销用度，账目分明。一则应差马匹，酌量分拨得宜而劳逸适均。一则看待驿中马夫等，宽严并用情法兼施，使其群相悦服。一则行止老成，专意办公而不交接浮浇赌嫖酣饮数者。具备而后可与言总理也。”{1}另外，“裁驿丞，归州县”以前，驿丞还需要定期到省会和北京参加考核，“驿丞三年一次赴布政司考核，九年通考给由赴京。”{2} 三、驿幕的社会交往
河西驿驿幕沈侨如，是清朝基层工作人员，其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又带有鲜明的职业特点。通过血缘、婚姻产生的家庭和亲属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核心。在《驿事纪略》中我们看到驿幕沈侨如与其家庭虽然在空间上相隔较远，但是联系却不少。在到达河西驿不久之后，沈侨如就给家里写了信。在将要过年之前，沈侨如提前十二天就在做准备了，“（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收拾零件，拟回津过年”。{3}在河西驿任职的三个多月，其家信往来多达七次，由此足见其对家庭的重视：
“（九月）十一日早……写家信及藹卿、振之、锡三各信带去。”{4}
“（九月）二十六日早，接津信一件，布鞋一双，由估衣客带来。”{5}
“十月初一日......由津带来家信并棉背心、洋燈拈各件收讫。”{6}
“（十月）初四日……二更，写信致杨淡如并家信。”{7}
“（十月）十三日早，天晴无风，午刻李顺来接家信并洋铁挂灯一个，洋灯一个……夜写家信，拟次早遣李顺回津。”{8}
“（十月）十九日早，发马封寄津信一件。”{9}
“（十一月）十二日……晚写家信并寄银□两，拟早遣李顺回津。”{10}
因工作而产生社会交往在《驿事纪略》中记载最为丰富和详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河西驿驿幕关系最为密切，交往最为频繁的主要是武清县令杨明府以及县令任职所带的众幕友。《驿事纪略》文后记录了一份详细的武清县幕友名单，现抄录如下：
“武清县同官。刑钱，范小坪，名春江，浙江。西席，杨海琴，名昌潮，四川。征比，张瑞庭，名大祥，湖北。账房，管鸣之，名近钟，江南；张芦臣，湖北；杨際云，名亨遇，湖北。收税，丁连三，湖北；张云索，浙江；姚少笙，浙江。杨村驿，李京钧，名相全，天津；陈伯桥，名甲壎，浙江。河西驿，沈侨如，名惠荫，江苏；蓝寿泉，名清湘，保定；陆蔚卿，名□，奉天。”{11}
“幕友制度”是明清时期一项特殊的人事制度。驿幕是地方长官自行聘请的书吏，协助办理地方事务。武清县幕友主要来自浙江绍兴，“直隶之幕友则皆系书吏，出身盖伊等籍隶绍兴，文理粗通即入藩皋衙门，充当贴写。”。{12}地方长官一般选用自己熟悉的人任驿幕，驿幕之间由于共同的职业，相近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经历等因素，彼此之间自然交流频繁，交往密切。《驿事纪略》中河西驿驿幕几乎每日的工作都要与武清县令及其幕僚产生联系，甚至经常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上下属、同事，更是朋友。
与驿幕接触较为频繁的还有驿站的其他工作人员，由于等级的不同，他们之间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河西驿的其他工作人员为：“俸薪、书办、皂隶，同巡检，乾隆二十一年裁。馆夫四名，工食银二十八两八钱，节年全裁。”{1}同书记载，河西巡检的书办有一名，皂隶有两名。《驿事纪略》记载，在驿幕到达驿站的第二天早上，驿站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来拜见，“（八月）二十八日，清早写信致县署，粗理各事，派马送督宪，排单、抄书、号头及行差马夫皆来进见。”{2}另外，《驿事纪略》文后的一份花名册，详细记录了河西驿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
“河西驿抄书号头等花名：
抄书，杨以坽，号峻崖，行五，乃姪杨振逹。
号头，李顺、曹宽。
行差马夫，王二，张海，王玉、张二、李大山、白二、吴七。
喂马夫，孔二、崔二、韩二、张三。
煮料夫，杨四。
厨夫，张霖、王玉。
催差，夏顺。
地方，郭祥。
骡马经纪，张均、张亮兼獸医。
伙头，王耀。
车行，赵海山、夥毛遂、咬群，杨二。
溜马夫，三使刘祥、王牛。”{3}
这些人员之外，一些驿站还设置有“探事”。探事负责探查上下驿站将要经过本驿的官差，以便驿站准备夫马乘差，如贵州黄平州，“每一驿站中该管官于上下两站各设探事一人，确探过差有火牌、勘合者，即速抄录弛报该管官照此实用夫名现银。”{4}
与河西驿驿幕有接触的还要河西务的其他官员。《驿事纪略》列有一份河西务官员的名单，如下：
“河西务同官。务关同知，姚豸，号小圃。主簿，荘舟孙，号桐舫。巡检，前任，姚承祖，号莲生，安徽；代理，黄金薇，号紫垣；署理，董荫棠，号舒齋，浙江。□□□，文国祥。务关□参将，柯永华。守备，张庆，号秋田，江南。千总，署任，吕得胜；□任，安殿元，号韻生。河营，王桑。捕盗营外委，隋锟，号松山。务关税局，杨文澜，号琴轩。盐店，王香樵，行二；温荣齋，行二。董士茂才，路全□，号克亭。东德成钱铺，刘维周，行四。朝阳寺，和尚乐天，大；僧官普云，四；恻云，三。”{5}
在日记的正文极少提及这些官员，不过由于在同一地区工作，河西驿驿幕与这些官员必然相熟。另外因地域相近而与河西驿驿幕产生联系的，还有寺庙僧侣，盐店、粮店掌柜，以及过往使客等。
四、结 语
《驿事纪略》的作者沈侨如所生活、工作的河西驿位于顺天府武清县河西务，驿站初建于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自元朝定都北京之后，京杭运河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干线，地处运河沿线的河西驿就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出入北京的水路咽喉。此外，清代河西驿位于京津驿路，以及武清县至天津的铺路之上。由于独特的交通优势，元明清时期河西驿是武清县境内一个颇为繁华的市镇。
清代驿幕的工作核心是迎送过往使客，然而驿幕的日常工作并不只限于此。驿幕总管一个驿站的各项事务，其日常工作还包括接受督抚、驿道的检查及接待上级的视察；处理过往使客与驿站人员的纠纷；到了集期的时候去征收集税；由于驿幕工作迎来送往，其对周边地理熟悉，因此驿幕的工作包括勘测地形，绘制地图；处理往来公文，管理账目；修理驿房、马棚；购马，喂养马匹，点验马匹，选兽医，查倒毙马匹；监督驿站其他人员工作；修理驿站附近的道路、桥梁、寺庙等；管理廪粮工料；驿站处于交通线上，是逃犯、娼妓较为集中的地方，因此驿幕的工作还包括逐娼妓、稽查徒犯等。此外，在“裁驿丞，归州县”以前，驿丞还需要定期到省会和北京参加考核。
驿幕的社会交往，以河西驿驿幕沈侨如为例，其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又带有鲜明的职业特点。首先，家庭和亲属关系是其人际关系的核心，在河西驿任职的三个多月，沈侨如家信往来多达七次。其次，因共同的工作而产生的业缘关系，是其人际关系的重要部分。通过《驿事纪略》可以看到，河西驿驿幕与武清县令杨明府以及县令任职所带的众幕友交往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由于共同的职业，相近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经历等因素，其与众幕友不仅是同事关系，更是朋友的关系。
（责任编辑：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