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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宋庆龄从没回过祖籍海南岛，但并没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美丽的故乡一直是她的“天涯海角”。
宋氏祖居
宋庆龄祖籍1983年已定名为“宋庆龄乡”。宋庆龄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都居于此，1866年，宋庆龄的父亲，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宋耀如(字嘉树，名教准；英文名CharlesSoon)就出生在这里。这里是宋庆龄“根”之所在。
宋庆龄的祖籍在文昌县昌洒区庆龄乡古路园村，宋氏祖居是宋庆龄的高祖韩儒循(宋教准本姓韩，被一个宋姓亲戚领养后改姓宋)在清嘉庆年间所建。文昌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修复宋氏祖居，并在宋庆龄基金会和海内外友好人士的支持下相继兴建宋庆龄陈列馆、宋庆龄植物园，还在祖居北边竖起了高达3.2米的宋庆龄汉白玉雕像。
修葺一新的文昌宋庆龄祖居为当地传统的农家宅院，占地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8平方米，由2间正屋、2间门楼和院墙组成，青砖砌墙，椰木桁架。宋氏祖居陈列馆设在此中，馆内陈列着宋庆龄青少年时代、革命战争年代和从事世界和平事业以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宋庆龄深切怀念的史料、照片、图表、绘画、仿制实物等。
上海
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逝世后也是葬于上海。
内史第
宋耀如和倪桂珍结婚第二年，宋家住进了上海的内史第。1893年，宋庆龄就在这里出生。
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住在宋家内史第第一进。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年幼的宋庆龄，并成为她的启蒙老师。那时，宋庆龄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但她确实对这位受到尊敬但又备受苦难的领袖人物和家庭密友，产生了敬慕之心。没有人会预见到，19年后，相差27岁的宋庆龄和孙中山会不顾一切反对完成一场划时代的婚姻。
宋庆龄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宋耀如又从美国带回了林肯的民主思想，他时时想念着美国幽雅的环境。为了培养孩子，在宋庆龄出生后不久，他即在上海郊区的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建起一座巨大的中西合璧的洋房。
据载，举办周日晚会是宋家惯例。同时也看得出，这是宋耀如教育熏陶孩子的一种刻意安排。渐渐地，这个欢乐的家庭里，人各有志：宋霭龄继承了父传——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作画，而宋庆龄则继承了母传——弹琴。唱歌、跳舞、弹琴都是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从小看大，日后，这种无意的选择也影响了她们各自的性格。唱歌使霭龄泼辣，跳舞使美龄活泼，而弹琴则使庆龄内向深沉。这种性格又使三者在动乱的社会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此话自有一番道理。三姐妹各有风韵，令世人赞叹。
一个内史第，曾先后走出了宋庆龄等宋氏家族成员。此外，黄炎培、胡适等数十位近现代名人也曾在此居住，内史第的非同寻常着实让人感叹。
内史第坐落于上海浦东川沙镇兰芬堂74弄1号，是一座三进院落的清代江南名宅，为清代名人沈树镛于咸丰年间所建，因其官至内阁中书，故得名内史第。
内史第占地共1500平方米，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其建筑之精美在上海乃至江南都十分罕见。另外，由于建造者沈树镛同时又是一位金石学家和大收藏家，内史第中曾经藏有计汉碑、六朝造像、唐石、宋石等众多文物精品。俞平伯之父俞樾老先生曾感叹内史第“文物古迹，富甲东南”；而黄炎培也曾说过“浦东文化在川沙，川沙文化在内史第”。
宋家故居的前两进已于1988年被拆除，原址上盖起了六层的公寓楼，仅存的最后一进也变为了“黄炎培故居”纪念馆，躲在后面一点都看不出名宅豪气。惟有立在巷口的“宋氏家族居住纪念地”石碑在告诉人们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市三女中(中西女塾)
1900年，宋庆龄7岁时，宋父把她送到中西女塾上学。
当时的中西女塾是上海名媛的天堂，由美国南方卫国理会的牧师开办。这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中西女塾当初的设立，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上层女孩培养成为有教养的淑女。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及烹饪等。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由美国教师讲授的。
由于该校的英语教学一直坚持高标准，在家中又有父亲的辅导帮助，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浅。她们日后都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正是得益于在中西女塾打下的坚实基础。
宋耀如夫妇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先后送进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交通落后，当时从汉口路到虹口宋家住宅有很长一段路，让三个女儿寄宿学校，可以培养她们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
宋庆龄从小爱好学习，读书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很晚的时候还在读书。父亲劝她休息，她回答说：“把功课复习好，我才快活。”她还勤于动脑，独立思考，对一时不理解的问题或不能苟同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大胆探索。学校里每星期三晚上都从社会上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耀如夫妇也来主持会议。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的讨论，解决她们信仰上的疑难问题。宋庆龄当时常常踊跃地提问。
当时小宋庆龄爱留短发，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她特别喜爱英语和文艺。虽然她生性文静腼腆，演出时却很大胆，演技也颇好。她曾参加该校低年级的一次期终演出，在剧中扮演一位公主，这位公主后来被加冕为皇后。宋庆龄的演技，博得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赞扬。演出结束后，宋耀如的一位朋友登上台高兴地叫喊道：“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了!”当年的这个笑话，竟与后来宋庆龄身为国母成了巧合。
宋氏三姐妹当时在学校很活跃，是学校中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出国留学的学生。
现市三女中就是1893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中西女塾，宋庆龄曾在此度过小学生活。1930年，学校改名为中西女中，取意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校于1943年曾被日军强占，改作陆军医院。1952年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合并，改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学校占地面积4.24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就达1.51万平方米，有树木78个品种1750株，其中有一株百年紫藤，至今枝繁叶茂。
该校创办人是美国卫国理会驻沪传教士林乐知，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佐治亚洲人海淑德，1936年继任校长为薛正。1950年底美国教师全部离校回国，市三女中从此摆脱了美国教会的控制。
沐恩堂(慕尔堂) 宋耀如早年在美国留学，是基督教徒，因此，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接受完全西式正规教育的同时，还能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的熏染。
宋庆龄六、七岁的时候，曾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上三次福音课。据说，她经常安静地注意听，然后把听来的圣经故事转述给同学们，有时加上自己的意见。关于某些故事，她也认为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说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可见庆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了。
宋氏家族的成员是虔诚教徒。宋耀如是慕尔教堂主日学校的校长。每逢星期日，他都要携妻带女一起来参加教堂的礼拜。
位于上海黄浦区西藏路汉口路的慕尔堂，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极有影响的捷克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此后，他还设计了大光明电影院和国际饭店。
慕尔堂是一座简化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慕尔堂原来叫监理会堂，1900年有个叫慕尔的美国人为纪念死去的女儿，捐了一笔钱给监理会，因此监理会堂改名为慕尔堂，1958年慕尔堂改名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
教堂为砖木结构，中部为大礼堂，可容1000人。大堂朝西，经门厅入礼堂，南北两端有水泥扶梯。大堂的长方形柱子，楼座的栏杆及讲经台均用石饰面。室内露出水泥幔尖拱顶。玻璃窗也颇为讲究，采用以黄色为主的铅条花色玻璃。这样，即使在阴天也可产生有微弱阳光照射的效果，从而更增添了教堂的神秘气氛。
教堂的门厅兼作休息室和阅览室，门厅的上层是一间小礼堂，马赛克地板，采用木构尖端技术拱屋顶，墙面装有壁灯。
大堂的西北、西南、东南三部均为四层楼房屋，用以开办小学、幼儿园、妇女会堂、课堂及女子宿舍，由于慕尔堂天天敞开大门，让人们进来参加各种活动，因而它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活动中心。
宋氏官邸
1918年，52岁的宋耀如因胃癌逝世。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带着宋美龄和两个小儿子从虹口郊区的别墅移居西摩路139号(今静安区陕西北路369号)的洋房，即宋氏官邸，也叫宋家花园。当时宋庆龄已出嫁，住莫里哀路，常在假日去看望母亲和弟妹。
宋庆龄与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母亲最疼爱的女儿。她对母爱回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珍视和学习母亲的优秀品德——把责任心置于自我之上。宋庆龄一直将母亲的照片挂在自己家里，同倪家亲戚也从未断过联系。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病逝于青岛。当时远在柏林的宋庆龄接到噩耗，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为母亲送行。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上海宋氏官邸建于1908年，原是一个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的别墅，是一座杏黄色绿顶的花园官邸。
宋庆龄母亲的卧室在2楼正中，是整座小楼最好的房间，不仅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而且屋外有一宽敞的阳台，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足不出户，即可领略到满园春色。宋庆龄母亲卧室的左侧是宋美龄的闺房。另有两问是宋子安和宋子良的卧室。
现在的宋氏官邸已成为上海宋庆龄爱心会所的一幢办公楼，整个院子仍被两层楼高的藤篱笆严密地包围着，斑驳的藤条似乎也在向游人昭示着这幢房子曾经拥有的骄傲和尊严。
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
1916年5月，孙中山夫妇回到上海。面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这一现实，孙氏夫妇重新振奋精神，总结经验，准备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谢绝宾客，深居简出，完成指导革命的《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等专著。
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现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完成上述专著的地方。
应该说，孙中山的三部理论专著有宋庆龄一半的心血。在这一工作中，宋庆龄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孙中山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为了对宋庆龄表示感激，曾亲笔书写了一部送给她作为礼物。后来，宋庆龄在拍照时常常把这部孙中山的手写稿捧在手中，作为她决心继续为孙中山的事业而奋斗的象征。
莫里哀路29号的这座房子，由孙中山的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购得，作为孙中山在加拿大的追随者的礼物送给孙中山，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生中惟一一座为他们自己所有的住宅。
这里主要是工作的场所，书房和藏书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屋旁有一块不大的草地，他们在这里招待宾客、活动身体——宋庆龄时常会把孙中山从书桌旁拉出来散步或打门球。
孙中山的副官马坤(莫里斯·科恩)回忆说，屋子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林肯的画像挂在书房墙上，算是惟一的装饰。
马坤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她的高贵文雅是在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却使他大吃一惊。“我见了她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像个孩子那样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马坤又很快发现孙夫人是孙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这段时期，孙中山的身体情况看来很好，宋庆龄“还常常在家里放电影”。
但孙中山和宋庆龄这段时期在上海家中所过的并不只是“温暖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寓所是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
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宋庆龄料理完孙中山的丧事后回到上海，继续在此居住。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她失去了丈夫、领袖、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股慈爱的人。
在上海，她从哀伤中振奋起来，开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发表她的第一个政治宣言——《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激励她奋斗的力量。独自一人，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在新的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推向前进，在面对新的考验时，站起来成为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为继续担当这一重任而显示出罕见的坚定和勇气。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此寓所移赠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
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是一幢欧洲乡村式两层楼小洋房，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至1924年在此居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直至1937年。
现故居内的陈设绝大多数是原物原件，并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原样布置，简单而高雅，表现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1961年3月4日，故居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占地1000多平方米，展览面积400多平方米。设有《孙中山与上海文物史料展》，共展出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物一百多件，集中介绍了孙中山在上海进行的革命活动。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抗战期间，宋庆龄与孙中山度过难忘岁月的故居——莫里哀路29号，遭到日本占领军的严重破坏，自来水管被掘走了，保险柜中的珍贵物品被洗劫一空，连最珍贵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也被掠走了。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无力重修这所房子，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申请住房。曾当面对宋庆龄说过许多甜言蜜语的蒋介石，只拨给宋庆龄一所矮小的房子，舆论纷抱不平。蒋介石充耳不闻。他从鼻腔里哼出一声：“不跟我合作，住这房子就不错了!”
一直到1948年冬天，蒋介石眼见朝不保夕，又想利用孙夫人的身份和她与共产党的交情来维持他的统治，这才下了一道手谕，把霞飞路1843号的一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作为永久住宅。
宋庆龄很喜欢上海，解放后，她一直把霞飞路1843号叫做“家”。就像她自己说的，“去北京是上班，而回上海是回家”。宋庆龄喜欢在自己的家里招待客人，有时自己掌勺，做上两个菜，既表示对客人尊重，又显示自己的手艺。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层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又为她的外交工作增添了一个特殊的活动空间。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一幢占地面积4333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的花园住宅，建于1920年。最初的主人是德国船主鲍尔，后来转让给德国医生菲尔西里。1929年被中国工商界人士朱博泉买下。1945年，当时的政府没收了这幢房屋，先由蒋纬国居住，后改为中央信托局招待所。1948年，根据蒋介石手谕，中央信托局“将此屋拨给宋庆龄使用”。
宋庆龄故居前面是草坪，后面是花园，四周环绕着四十余株百年香樟树，四季常青。主楼就掩映在绿树丛中。故居共有八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过厅和两间书房；楼上是卧室、办公室以及照顾宋庆龄生活的李燕娥的卧室。附属房屋是工作人员用的。1955年由政府增建。故居内的陈列仍然保持了她生前的原样。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作为青少年举行18岁成人、入队、入团、入党等仪式的活动场地。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当宋庆龄将要走完她那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的时候，她回首自己为人民奋斗的70年岁月，曾无限深情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1947年4月10日，宋庆龄在上海亲手创办儿童剧团。宋庆龄把这个儿童剧团亲昵地称为“我的剧团”，一直视为掌上明珠，费尽了心血。她说，“希望中国有个专为儿童演戏的剧团，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去培育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像力，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办儿童剧团，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让他们看到未来”，“名师出高徒。一定要给剧团物色好老师，帮助孩子们学文化知识，学表演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剧团更加茁壮地成长。宋庆龄多方活动，争取到一幢房子作为剧团的新址。这幢房子是解放前英国人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房间宽敞明亮，设施也比较齐全，这使剧团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1956年，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上海有关方面又把解放前专演外国片的金门大戏院改建成了儿童剧场。1957年4月10日，儿童剧团正式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对于中国福利会开创的其他儿童事业，宋庆龄同样给予热情的关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领导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重视兴办妇幼保健、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这类被列宁称为共产主义幼芽的机构。几乎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都要为儿童撰文或题词，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教育和儿童福利，教导儿童努力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在她的心目中，儿童工作永远是“缔造未来”的伟大工程。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位于上海市华山路643号。长久以来，创作出《马兰花》等近300个题材各异的优秀剧目，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近年来又推出了《夜莺》、《丑公主》、《皇帝的新衣》、《兔子和枪》、《挑战3VS3》等一系列的新剧目，着重关注现代少年儿童的审美情趣，深受小观众的喜爱。
2004年建起一座专演儿童剧的排演厅——马兰花排演厅。分为两个剧场：一个460座位的剧场，还有一个120座位的亲子空间。排演厅以“周周演”的形式在双休日上演戏剧，它旁边的青翠草坪可举行各类亲子活动，不断开拓探索“亲子场”的运作模式。“要看儿童剧，就到马兰花”。已渐成上海儿童文化的一种新型的休闲娱乐方式。
宋庆龄陵园
宋庆龄晚年，一直没有忘怀她在海外的亲人，很想念妹妹宋美龄，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她把很多细节都想到了，比如觉得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在钓鱼台……宋庆龄提议到钓鱼台国宾馆与亲人见面，可见她所希望的不只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在她心目中，国事也是家事，家事也是国事。作为家中二姐，她更愿意看到国统家圆。
1981年2月5日，陪伴宋庆龄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李燕娥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是宋庆龄的服务员，她从1928年年仅十六岁时就来到宋庆龄身边，直到1981年1月去世。她们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正如李燕娥经常对人们讲的：“老说民主民主，我看最讲民主、最讲平等的是夫人。我虽然叫她夫人，可她比我哪个亲人都亲。我虽然是个保姆，可夫人对我像对姐妹一样平等，一样亲。”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亲笔给秘书写了指示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指示中同时也明确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说：“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可见宋庆龄毫无等级观念，甘做人民的公仆。她不葬在中山陵，不借助孙中山的名望、地位来提高自己，这又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她要葬在自己父母的身边，这又是无声的召唤，召唤自己的姐妹兄弟不要忘了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也是宋庆龄渴望祖国统一的遗愿。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5月28日，宋庆龄走了。
遗体运往八宝山的时候，百万人 自发组成的送灵队伍由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八宝山。灵车缓缓地行驶着，悲伤的人们流着眼泪，呼喊着“宋妈妈”、“宋奶奶”，他们不愿相信，慈爱的宋庆龄就这样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留下遗嘱，把骨灰葬在万国公墓内宋氏陵园自己父母的身边。
宋庆龄陵园建于1984年1月，占地约12公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陵园有纪念广场、宋庆龄汉白玉雕像、宋庆龄纪念碑、宋庆龄生平事迹陈列室等纪念设施。
宋庆龄陵园还保留了万国公墓外籍人墓园，并建立了名人墓园。名人墓园安葬有爱国老人马相伯、抗日英雄谢晋元、“三毛之父”张乐平等知名人士；外籍人墓园葬有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6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有鲁迅的日本朋友山完造夫妇、宋庆龄的美籍女友耿丽淑等。
宋庆龄陵园东南部的上海儿童博物馆是上海市首批科普教育基地之一，由球幕电影厅、展示厅、玩具馆、航海馆、航天馆和多功能厅组成，设计极富儿童情趣，融思想性、知识性和娱乐性为一体。
衬托这些丰富人文景观的是宋庆龄陵园精彩纷呈的自然景观。园内一年四季树木葱笼，芳草如茵。月季园、桂花园、桃花园等各种微型生态园林被专家称为“迷你生态保护区”。
美国
1907年夏，年仅14岁的宋庆龄带着妹妹乘坐满州里号轮船飘洋过海，开始了五年的美国求学生活。她的同学万没想到，如此一个穿着西式服装，说着流利英语的纤弱女子身上流露出的，竟是一种地地道道属于中国女子的气质，那么柔弱温雅，又是那么果决坚定。
波特温学校
宋庆龄和宋美龄初入学的波特温学校坐落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个小镇西部，与田园接壤。校园里绿树成阴，环境幽雅。与其说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座公园。创办人波特温小姐是宋教准的朋友。她曾到过东方，对中国颇有好感，时常招收一些中国学生，为他们补习法语和拉丁文以进入美国的大学。
波特温小姐没想到自己的好朋友竟还有这般美丽的金花!她对宋氏姐妹十分喜爱。
“两朵中国金花”在学校师生间掀起了一阵波澜。他们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对亲姐妹。俩人给他们迥然不同的印象：“宋庆龄——严肃的那一个，贪婪地阅读着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政治书籍，而跟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对这类读物兴趣索然，她喜欢《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她们时常留连于图书馆忘记了时间。
宋美龄年纪小贪玩，宋庆龄几乎照顾了她全部的生活，操了不少心，宋美龄也能听姐姐的话。这是宋庆龄和宋美龄感情一直很深的原因。
从纽约乘长途公共汽车，不到一小时就可抵达新泽西州美丽、幽静的萨密特城。当年波特温学校坐落在郁金香街。可惜现在学校已荡然无存，只有在萨密特历史学会保留着当年波特温学校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学校是一座尖顶、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周围绿树成荫。学校图书馆是当年萨密特图书馆的分馆，现已扩建成现代化的儿童乐园。
从萨密特历史学会和萨密特图书馆的资料和照片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在波特温学校的一年中，学习非常勤奋，从不贪玩，常常从图书馆借很多远非一般14岁孩子所喜欢的传记、小说等文学和历史书籍来看。萨密特论坛报上有一张当年宋庆龄、宋美龄和校长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及其他几个人的合影。宋庆龄穿一件素色旗袍，直头发梳向脑后，完全像个“小大人”。
威斯里安学院
1908年9月5日，不满15岁的宋庆龄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她把宋美龄安排在离自己较近的避暑山城德英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校。
接到正式通知书的那天，宋庆龄给在上海的父亲写了一封家信，足足5000字。很快，宋父回信，告知国内的情况，包括他与孙中山革命的秘密。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也是一所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宋庆龄说，梅肯这座年轻的城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就被这里田园牧歌般的风土人情迷住了。
宋庆龄对学院所设课程均有兴趣，因此她的各门功课均在优秀之列。她尤其喜欢哲学，这促进了她文学及写作水平的提高，使其语言富有哲理和思辨色彩。她非常用功，她的老师称赞说：“在整个班上，她写的作文是最好的”。年轻的宋庆龄很早就在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四小点》的中国童话，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宣扬了善良的品德和“善有善报”的思想，她的理想主义也在这篇文章中流露无遗。
她的同学亲切地称呼她的英文名字Rosamonde——罗莎蒙黛。虽然远在异国，宋庆龄还是时时关注着祖国的消息。心思缜密的宋教准知道女儿对祖国的感情，每每寄去一些关于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情况的报道。国家民族的危亡，革命的艰巨和曲折，常常让庆龄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她变得愈加深沉内敛了。
在威斯里安的日子，宋庆龄不甘寂寞，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理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演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一个人能在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
其时，宋氏三姐妹都在美国留学，假期中三姐妹常结伴旅游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旅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消遣，而对宋庆龄则不然。她已在关注社会，关注祖国的命运。这次旅游，每住一个村庄，她都多方面地接触乡民，体察民情。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的营火晚会上，宋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此时她所在的佐治亚州，正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的留守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已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她想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日后，她赞成孙中山的共和救国主张，直到与孙中山结为伉俪，应该说都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结束了16年之久的海外颠沛和艰苦斗争回到上海，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结束了千年帝制。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宣誓就职。宋氏家族也随同孙中山一同前往。
正在美国威斯里安读大学二年级的宋庆龄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还有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她立即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蹬踏，还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宋庆龄拿出了五色旗，挂在墙上，举手宣誓般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对辛亥革命，宋庆龄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威斯理安学院的杂志上，“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 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遭到剥夺。……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宋庆龄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却写得如此精彩，这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这篇文章对此次革命评价之准确和思想之深刻，就是在大总统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宋霭龄也难以相比。
尽管毕业后宋庆龄再也没有回过威斯理安，但她一直惦记着培养了自己的母校。1925年，她向母校捐款500美元发展教育。接见美国客人的时候，她常问起母校的情况。回国后的许多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因为那里曾是她留学的第二故乡。
梅肯是个宁静温馨的南方小镇，树木浓密，街道缓坡起伏，南方式的建筑气派恢弘，也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这里以樱花闻名，古意盎然的小城布满三十多万株樱花树，每当樱花盛开时，全城就是一片粉红的花海。
威斯里安学院就坐落在一座可以俯瞰城市的小山上，十几幢红砖墙、白窗棂的三层楼房点缀在绿树碧草之间。该校还是世界上第一所向妇女颁发学位的高等学府，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母校。威斯里安学院开办于1839年，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股都是南部富裕人家的小姐。
威斯里安每年都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友会，盛况空前。一些老校友虽未亲眼见过宋庆龄，但谈起宋氏三姊妹，都有耳闻。
当时学生二至四人住一屋，房间很宽敞，学习室、会客室都很漂亮、舒适，餐厅里有长长的餐桌，师生在一起用餐。课后弹琴、唱歌、跳舞、演剧、散步。
当年庆龄学习过的老校舍是一幢希腊风格的平顶楼房，1900年楼前加盖了装饰性的建筑，成为尖顶的维多利亚式楼房，可惜1963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如今在威斯里安大学陈列室可以看到宋庆龄送的刺绣挂毯，图案由凤凰、蝙蝠、牡丹花、兰花和喜字等组成，绚丽多彩，象征着吉祥如意。下面的铜牌上写着“赠给我的母校威斯里安大学，这件纪念品表示我对你们的诚挚祝愿和爱。宋庆龄1976年7月20日”。信中宋庆龄还写道：“我一刻也不会忘记佐治亚州的梅肯市，不会忘记那里的人们给予我的一切。”
日本
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1913年，宋庆龄在美国学成。她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父亲的避难地日本横滨，住在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家里。
宋庆龄曾说过，她的一生中有一天，是比自己的生日更为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就是她和孙中山结合的日子。而这个日子，他们是在日本度过的。
横滨
1913年8月30日，在宋耀如和宋霭龄的引见下，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会面。当宋庆龄站在孙中山面前时，孙中山着实大吃一惊：“长高了，是个大姑娘了!19年前我还抱过你哩!不信问你爸爸。”宋耀如回答说是真的，说完也笑了。
宋庆龄十分崇敬孙中山，在横滨10天中曾8次前往拜访孙中山。次年9月，她正式接替姐姐宋霭龄，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宋庆龄接替秘书后，进入角色之快，令孙中山吃惊。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频繁的工作接触使两个人的心更加接近了，爱神悄悄降临在他们的身边。
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宋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孙中山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指导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宋庆龄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自己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
廖梦醒曾经讲过一段她从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处听来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中山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仲恺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中山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宋庆龄在中山先生身旁工作了半年多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立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孙中山真切地感受到了宋庆龄对他的事业和精神上的支持。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宋庆龄。宋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正如宋庆龄日后所说：“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
日本著名的工业港市横滨是神奈川县首府。它位于本州东南部的关东地区，距首都东京以北约20公里，是日本第三大城市。中国近代史上两大政治集团保皇党和兴中会都曾在横滨活动过。孙中山先生在横滨成立的兴中会横滨分会会址，就设在山下町。康有为在横滨创立了大同学校，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及《国内报》。
横滨市中心松影町、山下町的中华街是华侨聚居的地区，以前称为“南京街”。孙中山先生在横滨期间，就住在这里。街两头入口处建有中国式牌楼，雕画彩漆，牌楼中央镶有“中华街”3个大字。大街两侧有300家商店、100多家饭店，完全由华人经营。街中心还 有一所关帝庙。每到春节时，横滨的中华街都要举行舞狮、拜关帝庙等活动。很多在日华人都聚集来此，欢庆华人传统节日。更有前来观赏欢庆仪式的游客从各地赶来，使这里异常热闹。
横滨全市有大小公园300多个，其中三溪园是著名的纯日本式庭园，面积达18万平方米。三溪园由横滨富豪原富太郎于1925年建造，四季花儿盛开，园内的历史建筑是从京都、奈良等处移筑而来，有的被指定为重要文物。
东京
当宋耀如知道女儿和孙中山的恋情后，断然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举家返回上海。为了阻止这门婚事，父亲将心爱的女儿软禁在家中。宋庆龄写信给孙中山，希望他尽快来解救自己。
孙中山派秘书朱文卓和他的女儿慕菲雅，带他的亲笔急信回来解救宋庆龄。在慕菲雅和女佣的协助下，宋庆龄从后窗逃走，私奔到日本，孙中山到东京车站迎接了她。
1914年10月25日，他们先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山盟海誓，幸福地签署了结婚誓约书，然后在东京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家举行婚礼。此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宋庆龄与孙中山用英语朗诵裴多芬的诗：“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天……如果你向前迈进一步，我往后退一步，我们就来到热烈的夏天。”
就在这时，宋庆龄的父亲从国内赶来。面对着一对新人幸福的笑脸，暴怒的宋耀如突然平静下来，他对自己的老朋友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您了，请千万多关照!”
宋耀如说服家人承认了这一门婚姻，并赶快置办了嫁妆送到日本，其中包括订做的一房柚木家俱，一件传统的中国结婚礼物——金丝绣花被和绣有“百子图”的锦缎被面，至今仍然完好保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内。
很久以后，宋庆龄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我们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的著作”。
日比谷公园是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个地区。公园内，有梅屋庄吉孙女小坂主和子经营的饭店松木楼。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逗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
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神户
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旅居日本时，曾多次到过神户。
1924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表达对现代妇女运动的观点，引起热烈反应，日本各大报对此均作了报导。
神户的移情阁是日本惟一一个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纪念馆。移情阁坐落在神户市内西部的舞子海滨，凭海而建，是一座集西洋设计、日本工艺、中国灵魂于一体的建筑。整座别墅以淡紫和淡绿的色调为主，登楼四望，一边是青青草地，一边是蓝蓝海涛，风光优美。移情阁里陈列了孙中山先生访问日本神户时的一些照片和资料，以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生平简介等。
广州
在广州，宋庆龄开始她“第一夫人”的日子。然而，生活并未过多垂青这对幸福夫妇，让这位温柔的少妇多几天安稳的日子，血与火的磨难很快就向他们袭来。
越秀山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宋庆龄成了第一夫人。她同丈夫一起检阅了10万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晚间，他们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灯会。
宋庆龄发动妇女，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慰问义师的组织。慰劳会成立后，宋庆龄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会各界募集经费和慰劳品。
1923年7月间，孙中山与宋庆龄一道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的负责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孙中山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洛士文”号(这是庆龄的英文名字)。那一天，这架飞机要进行试飞。宋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发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深信妇女可以同样地攀登到任何高度。这也为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增添了一段佳话。
宋庆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对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宋庆龄的认识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对国家全局的考虑之外，她还有许多从个人的亲身经历所引出的教训，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凯统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的惊魂脱险。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亲手扶持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公然叛变，对总统府发动突然的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事后，宋庆龄写下了《广州脱险》的文章，详细记叙了她与孙中山的脱险经过，被她称为“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宋庆龄《广州脱险》
另有文章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宋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中山先走，自己留下。当时庆龄正怀有身孕，事后不幸流产。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妊娠。
庆龄还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 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种植许多亚热带树木、公园式的越秀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据见过的人说，它是封闭式的，像一条架在空中的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越秀山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面。这里岗峦起伏，树木葱葱，飞花点翠，四季如春，处处洋溢着亚热带地区特有的勃勃生机和绿色情调。
越秀山又是一座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名山，早在秦汉时期，它就是广州的风景名胜地。二千多年前，那个在岭南建立第一个封建王国，在广州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南越王赵佗，就特别钟爱越秀山，留有越王台旧址。近年，还有人考证，那神秘莫测，藏有许多奇珍异宝的赵佗陵墓，可能就藏在越秀山的腹心深处，这就更给这座名山罩上一层历史迷雾。
南汉时期，南汉主刘龚以越王台为游宴场所，在登山路上广植奇花异木，称为“呼銮道”，道旁遍植金菊、芙蓉。越秀山更成了广州旅游胜地，遐迩闻名。元代的“粤台秋月”、明代的“粤秀松涛”、清代的“粤秀连峰”和解放后的“越秀远眺”以及近代的“越秀层楼”，无不把越秀山选入羊城八景。这里自古至今都是文人墨客吟诗作对、游乐欢庆的场所。
踏着浓郁的树荫，拾级而上，便到达了越秀山最为雄伟壮观的古建筑——镇海楼。镇海楼高28米，阔31米，共五层，俗称五层楼，这是越秀山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上引人注目的一颗明珠。此楼是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所建，初名“望海楼”后又题名为“镇海楼”，有雄镇海疆之意。清初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盛赞镇海楼瑰丽雄伟，虽黄鹤楼、岳阳楼也不能同它相比，又誉之“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莫五岭之堂奥”。
登斯楼顶，远望珠江蜿蜒如练，近抚云山层峦叠翠，羊城锦绣，尽收眼底，确实气象万千。五层楼现在是广州博物馆，陈列广州的历史文物，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共四千余年的史迹。一楼容千载，两眼通古今。那一片片先人留下的粗糙石器，那一件件斑驳陆离的铜器和古陶瓷，那一张张发黄的历史文献和照片，让人们穿过历史硝烟，了解这座城市的今昔。
镇海楼的后面，有一个蟠龙岗，岗上有鸦片战争时期名噪一时的四方炮台遗址。炮台始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为广州城北部的要塞。如今，四方炮台早已消失胆遗址仍存，成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见证。
越秀山古城墙始建于明代，它和镇海楼以及五仙观中的岭南第一楼被誉称为“广州明初三大古迹”，又是广州仅存的一段古城墙。1923年4月，桂军将领沈鸿英等在花县发动叛乱，进犯广州，前锋窜至越秀山北。孙中山临危不惧，亲自坐镇五层楼，指挥军队在古城墙布防，狠狠地打击了叛军的气焰。因此，这段古城墙又是广州作为近代英雄城市的历史见证。
从西段城墙下来，转向北面，登上绿树婆婆的山坡——木壳岗，迎面瞩目的就是建于1959年闻名四海的五羊石雕。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古代广州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来的神话祥瑞故事。透过这个美丽的传说，广州有了“羊城”、“穗城”的别名。五羊石雕就是根据此传说而创作的。雕塑家尹积昌等发挥其超群的想象力，匠心独具。经过40多年的时间检验，五羊石雕被誉为广州城徽，为越秀山增色不少。
中山大学
“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妇，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前美国人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宋庆龄《广州脱险》
孙氏夫妇在广州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大学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年龄和社会背景的相似，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岭南大学，从前南方最著名的教会学校。康乐园为中山大学校园之雅称，渊源自南朝诗宗谢灵运的宅第(谢灵运曾袭封“康乐公”，其在广州所居之地为“康乐园”)。孙中山1924年在此创办中山大学，他亲笔为大学题写了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可以说是近代教育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中山大学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多年来，吸引了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郭沫若、鲁迅、冯友兰、陈钟凡、罗常培、傅斯年、赵元任、顾颉刚、董作宾、周谷城、俞平伯、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冼玉清、王亚南、马采、容庚、商承祚、董每戡、詹安泰、王季思、王力、杨树达、钟敬文、朱谦之、杨成志、吴康、杨荣国、蒲蛰龙等都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形成了以“严谨、求实”为特征的良好学术风气。中山大学也成为了中国南方文化与学术的重镇。
中山大学现有四个校区，总面积达6.17平方公里，分别坐落在珠江之畔、南海之滨。各校区树木葱笼，绿草如茵，景色秀丽，均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胜境。
南京
孙中山夫妇十分钟爱南京的山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称赞道：“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他看到紫金山背负青山，前临平川，气势十分雄伟，曾笑对左右谎“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拯土，以安置躯壳尔。”
对于宋庆龄来讲，南京除了是它深爱着人的安息之地外，更是她与蒋家王朝斗争的战场。
扬子饭店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还特地请旅居欧洲的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不过行前她谨慎地发表了声明，不与蒋同流合污。
她的二弟宋子良不赞成她用这种直率强硬的措辞，担心引起当局和家庭的不快，而宋庆龄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活着，不是中国为宋家 而存!”
1932年，宋庆龄发起成立民主保护同盟，“呵护英华，主持正义，无党无派，一视同仁”，这个极具号召力的宗旨使民保盟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33年4月4日，为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陈藻英、余文化等著名革命者，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宋庆龄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一行专程来到南京，下榻于扬子饭店。
汪精卫、罗文干到饭店会见了宋庆龄。就是在这里，宋庆龄指出，“当外患日迫之时，释放政治犯与国家元气脉脉相关。惟有释放中国反帝运动的男女斗士，才能增长中华民族的革命力量，如若囚禁或杀戮他们，无异于自伤元气”；就是在这里，宋庆龄“舌战汪精卫”一时传为佳话。
宋庆龄在听到蒋介石对陈庚诱降不成而欲杀之的传闻后，对蒋介石拍案而起：“陈赓过去跟随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他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这是天下人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胆敢杀他，在全中国人眼里，你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蒋介石被宋庆龄责骂得满面通红，他也自知理亏，只好矢口否认：“孙夫人误会了，我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扬子饭店位于南京下关区宝善街2号，现为下关区公安分局办公地。1899年，南京正式开埠通商，下关地区的码头、道路、桥梁等陆续兴建，一时热闹非凡。不久，扬子饭店也拔地而起，成为下关地区众多西洋式建筑中的代表作。
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由英国人设计并主持建造，按英国中世纪城堡式、西洋圆拱风格，以明代城砖砌成，距离门口不远的几块城砖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年烧制时留下的铭文，故这座建筑在南京众多民国建筑中显得很特别。
走进幽暗的楼内，楼梯位于建筑的中部，两旁是几条对称的通道，连接着一间间房屋。地板、楼梯和主要构件全都是木质的，楼梯上脚步磨踏出的印记证实了岁月的痕迹。虽然很多地方油漆剥落，角落里结出不少蜘蛛网，少数门窗出现朽烂但主体结构都还保存完好。
苏联
选择了苏联，这是有意识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莫斯科之旅，宋庆龄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她做出这一选择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8月23日凌晨3点钟，宋庆龄经过乔装悄悄地走出上海莫里哀路29号住宅。8月27日到达海参崴，换乘豪华专列由西伯利亚大铁道于9月6日到达莫斯科。沿途每站都受到当地领导人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苏联，宋庆龄享受到国宾的待遇，与国内的恐吓与迫害形成鲜明对照。
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声明，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她发表了三份书面声明，她说自己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宋庆龄游览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游览了红场，瞻仰了列宁陵墓，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后来入住糖宫。糖宫是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它的大理石镶嵌和镀金工程富丽堂皇，不久，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去找宋庆龄，他说，“我被引进……孙夫人住的房间。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开阔的，宋庆龄站在中间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她多年来第一次作欧式打扮，因为穿着短裙而显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确实使她看上去像个15岁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运之间的对照任何时候都是强烈的，但最强烈的要算那个晚上了”。
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不断关心国内政局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尽管在莫斯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但宋庆龄还是遭遇到她人生中难以想象的困难——她到莫斯科是为了重新评估和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但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的激烈争吵。
后来，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谈了一个半小时。宋庆龄提出在今后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将决心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斯大林则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至于宋庆龄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一事，斯大林的答复仍然是将由共产国际去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宋庆龄心中明白，要立即获得援助是不可能了。她决定前往柏林。
走进莫斯科仿佛走进森林，整个莫斯科的街道和房子都掩映在森林之中。据说，莫斯科的街道上几十亩上百亩的街心公园数以百计。
这就是红墙环绕起来的克里姆林宫，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是莫斯科建筑最精致的核心。红墙全长2253米。克里姆林宫大道上，葱笼的树林和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办公大楼相映成辉。
走出克里姆林宫城墙，就是一尊彼得大帝的巨型雕塑。他站在一艘大船上，手持一幅卷起的航海图，目视前方。
红场并不大，面积只有9.1万平方米，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四周都是有名的建筑物和古迹，红场的西侧是列宁墓，由黑色长石和红色花岗岩建成，左右两侧和顶端，是每次红场举行重大活动时的观礼台。
列宁墓的后面与克里姆林宫红墙之间，有12块墓碑，里面安放着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捷尔任斯基等苏联的政治家。
高加索山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宋庆龄正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遥望南方，以泪洗面……宋家，宋庆龄成了一只孤雁，在“天空”飞来飞去，在革命的低潮中迎接革命的崛起。
神话故事中，人类保护神——普罗米修斯就是被缚在高加索山上，当英雄与史诗远去的时候，高加索山也并不寂寞，旅客们的徜徉与攀登成就了这里的另一番热闹。
高加索山屹立在欧亚两洲之间，西濒黑海和亚速海，东临里海，是欧亚之间的天然界限。巨大的冰斗耸立于山腰，形成薄如刀刃的山脊，颇有“倚天宝剑”的神韵。山顶处，积雪堆压着群山，又形成一条连绵的飘带，沿山脊起伏几公里，阳光照耀下，颇为壮观。而古冰川的底部，细流常常汇集成碧波荡漾的圆形湖泊，景色绮丽迷人。
著名的西高加索山保护区位于高加索山脉的最西端，1999年被遴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黑海东北50公里处，部分地区与世隔绝，只有乘直升机才可到达，是欧洲尚未受到人类干扰的少有的几座大山之一。
无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 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是两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都喜欢到高加索的索契度假。索契是俄罗斯有名的“夏都”，俄罗斯最大最著名的疗养胜地，作为疗养度假胜地的历史已经长达一百多年，索契每年接待的游客大约在300万左右。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夏季不超过30摄氏度，冬天在8摄氏度左右，是地球最北端惟一一块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地区。这里有含氢硫化物的马采斯塔矿泉。对人体保健有独特的疗效。
索契的海岸绵延着大片天然海水浴场，每年5月中旬到10月底，是可以游泳的季节，索契一年中平均有240天是晴天。你可以在一天的时间里，登上高山滑雪，然后到大海畅游。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部分创作生涯就是在索契度过，他以重病之身，在索契完成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构思了《暴风雨所诞生的》初稿。现在，他的故居已辟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
在索契，有一个俄罗斯人引以为骄傲的中央植物园。这里栽种着1600多棵适宜亚热带气候的树木。在中央植物园旁边，有一个友谊林，那里的每一棵树都代表着一个来访的代表团。甚至有40种不同的柑橘属果树被移栽到了这里，包括日本的蜜柑、意大利的柠檬、美国的橙子、印度的柚子等。
德国
1928年5月4日，宋庆龄到达德国柏林，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她两次当选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成为现代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
柏林
宋庆龄在晚年的传记中写道：“当我认识到苏联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想再在莫斯科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还有一个原因是莫斯科医生没能治好她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因此，宋庆龄把旅途的下一站定在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她住在柏林利茨恩堡大街7号租的房子。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也避免会见到一些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的国民党政要，比如汪精卫和孙科。宋庆龄只是等待着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宋庆龄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演达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大虚。后来又有叶挺等。
在柏林，宋庆龄受到在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有不少美国人，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挪向蒋介石一边，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关于宋庆龄的处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
宋庆龄在柏林集体讨论和分析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对这一段在德国的生活，她是感到快乐的。她学了点德语，会哼哼德国歌曲。在饮食方面，她对一种“土豆煎饼”特别喜欢，并且自己会做。多年以后，在战时的重庆，她到处找一种长把平底铁锅来做这种食品。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她回国是短暂而又引起轩然大波的。它给当局企图使她陷入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大瓢冷水，也给所有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1929—1931年宋庆龄再赴欧洲，大部分时间在德国。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甚至于爱写信的她连信件也没有。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也永远不这样……
1931年夏，国内传来宋太夫人在青岛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动身回国。
在海外寻找真理的日子里，宋庆龄的足迹遍布世界，声音响彻五洲。凭着渊博的知识、娴熟得胜过母语的英语和东方女性的魅力，穿着中国传统旗袍，频频游历于苏联——德国——法国。
昔日柏林墙附近的“死亡地带”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德国开发区。一种轻盈、透亮的性格在柏林蔓延开来了……波茨坦广场上凭空冒出了十几幢闪闪发亮的现代化高楼。
腓特烈大街上的查理检查站被拆除了。整个检查站，连同美军岗楼和一部分柏林墙都被移到了市区西南的盟军博物馆大院中。
墙是已经没有了，它曾经占用过的一部分地面被人嵌进了铜条和石板，某些段落还刻上“柏林墙1961—1989”的字样。细心的游客可以在贝瑙尔街111号找到一段幸存的柏林墙，但更多的人直奔“东边画廊”去瞻仰另一段保留至今的柏林墙。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新落成的犹太人博物馆。修筑的颇有特色，真正的纪念馆是在地下，地上是2711个空心水泥碑铸成的纪念碑群，然高低不一但排列甚为整齐。博物馆内部布满一间又一间由倾斜的走廊连接起来的空屋子，墙上写满二战期间被放逐、被屠杀的柏林籍犹太人的名字。不必看展品，建筑本身已使人不寒而栗。
柏林居民住宅大多建于五六十年代，宅小但很整齐，路上鲜见高档车，奔驰最好的是280，180。
香港
二十年代，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香港，所到之处，“彩旗与碧浪相辉映，口号同乐声共飞扬”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后，为了得到为全民族抗战服务的自由，宋庆龄于1937年12月23日转移到香港。创建“保盟”，争取国际援助抗战、推进香港妇女运动和救亡运动，直到1941年底日军攻陷启德机场前六个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撤离香港，在香港战斗了不平凡的四个年头。
香港岛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迁居香港岛，住在港岛干德道11号。这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三层小洋楼(原楼已被拆除)，这座小洋房本是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的住所，得知二姐要移居香港，子良立刻让出来，作为宋庆龄的宅邸。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居住的寓所小客厅里宣 告成立，宋庆龄为主席。保卫中国同盟最早的会址，设在香港皇后大道的育贤坊八号。办公地点设在一幢四层楼的底层，旁边有一个小花园，树木葱郁，奇花瑞果，四时不谢。
不久，“保盟”总部搬到香港半山区西摩道21号的一幢二层小洋房的底层，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撤离时为止。这里不但交通便利，而且是清静的华人住宅区，谁也不会料到在这栋不显眼的两层小洋房里，国母孙夫人在主持着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里离宋庆龄的干德道11号寓所很近，她通常是步行上下班，只要沿着正对11号寓所的一条梯形小道，逐级而下，步行五六分钟就可以走到西摩道21号。
当时香港岛还没有“水泥森林”似的高楼大厦，港岛干德道11号视野开阔，傍窗远眺，维多利亚湾的清波碧水和九龙、“新界”的山光水色一览无余。
重庆
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宋庆龄被迫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是宋庆龄从事抗战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抗战时期，宋庆龄曾在重庆生活、工作四年多。直到1945年底，宋庆龄才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举行所谓的“还都典礼”，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傀儡政府，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日本的宣传工具以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造谣言，说她们正积聚财宝欲离开中国，远走他乡。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宋庆龄同宋氏家族一直联系不多，甚至到了断绝来往的程度。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国家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看重的。在蒋介石作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的许诺之后，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再没有公开发表过谴责蒋介石集团的言论。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和居住在香港的宋霭龄受宋美龄邀请，第一次从香港飞抵重庆。当三姐妹的座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受到了公开而热烈的欢迎。重庆的各大报纸争相追踪报道，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也发表短评，欢迎宋庆龄的到来。短评指出：“当前抗战进入巨艰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而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是举国一致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
三姐妹同出同归，走遍了战时陪都，到处留下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外国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在她们参加的社会活动中，身边总是围着许多记者，对她们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报道。
5月9日，宋庆龄飞回香港。此次三姊妹之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看成是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1941年12月，宋庆龄撤离香港飞往重庆。年初，她曾严厉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7月，为纪念抗战4周年，《新华日报》发表她的文章，被重庆当局扣压……种种迹象表明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
宋庆龄到重庆，使蒋介石惶惶不安。为了隔绝宋庆龄和外界的联系，他们把宋庆龄“安排”在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家里，并派一班特务日夜周旋在她身边，没有外出和会见友人的自由。邓颖超要求拜访宋庆龄，好不容易才得到“安排”。当两友相见时，宋庆龄就暗示：“谈话谨慎，有人监视。”这次拜访虽不能说心里话，却了解了真情。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争取和她的弟弟宋子文的帮助，她终于离开了孔家，搬进了两路口新村三号(现为5号)的寓所。尽管寓所附近都是一些被敌机轰炸后的断墙残壁，周围仍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总算得到了“一楼之中的自由”。
宋庆龄一搬到新村3号，就不停地写信发往国外，邀请原“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速来重庆，重建“保盟”。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宋庆龄仍然担任主席，“新村三号”从此成了宋庆龄开展工作的基地。
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到两路口新村专门拜访了宋庆龄。12月12日，宋庆龄在重庆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双重的。她同时强调“中国所遭受的创伤，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治愈”。并从当日起将“保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年底，宋庆龄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位于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是重庆市重要的抗战文物遗址，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级旅游区(点)，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
旧居占地898平方米，建筑面积665平方米，由主楼、后楼、防空洞等构成，共展出实物和历史照片110件，陈列有“宋庆龄生平事迹展”、“宋庆龄在重庆文物资料展”、“复原陈列展”三个展览。为“红色旅游”景区(点)，历年来吸引众多的海内外观众来馆参观，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陈列馆周边耸立的高楼大厦，使宋庆龄旧居显得特别典雅。馆内的两边栽满了四季长青的小树，中间有一座二楼的西式砖木结构小楼。楼前庄严地立着宋庆龄的塑像，塑像前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扇形草坪，将小院装饰得十分美丽。
黄山陪都遗迹
1942年8月，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已分化了的三姐妹感情有所加深。宋美龄又一次去探视二姐宋庆龄时，提出八月十五一家人团聚一事，宋庆龄爽快地答应了。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庭的团圆是最神圣的。神圣的团圆又吸引着每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宋氏这个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在全世界都名声显赫的家庭，他们的家族团圆远超过普通家庭团圆的意义。
八月十五的满月非常好看。黄山官邸的宴会厅里甚是热闹。宋氏兄弟姐妹六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司机、卫官足足摆了五大桌。十几名侍者身穿全套白色制服，有的在一旁悉心伺候，有的满头大汗跑来跑去。五个大大的餐桌上摆满了高级厨师做的名菜，还另有点心、水果、冰淇淋。
“莫谈国事。”在大姐霭龄这道戒令发布后，兄弟姐妹们竭力维护，尽情开怀畅饮，倾吐心扉。以前，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表现的强硬姿态，在这种场合下，已不再粉饰。在亲人的面前，各人的性格表露无遗，他们尽情享受着这团圆的欢乐。这是宋庆龄多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家人团聚。
黄山陪都遗迹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山，为现存规模最大、环境风貌保存较好的一处陪都抗战遗迹。
1939年夏，在黄山修筑蒋介石官邸，黄山因此成为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决策中心。随后，沿山脊在一马蹄形的地带上，先后建有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宋美龄别墅“松厅”，宋庆龄别墅“云峰楼”，孔祥熙别墅“孔园”，张治中、蒋经国、马歇尔旧居 “草亭”，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驻地“莲青楼”，抗战阵亡将士子弟“黄山小学”，空军司令周至柔旧居、侍从室用房等。
“云峰楼”即松籁阁，又名“国母楼”，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为宋庆龄准备的寓所，位于黄山陪都遗迹东南侧的小山坡上，可观东方日出，西方落日，览黄山浅谷胜景。解放后，松籁阁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曾为黄山干部疗养院病房或职工宿舍。
“云峰楼”为一栋别墅建筑，面积为266平方米，融合了传统的亭、台、楼、阁建筑艺术和风格。虽为宋庆龄寓所，但她一天也未曾住过，即使与妹妹宋美龄相聚，也是当天返回两路口新村的寓所居住。
黄山陪都遗址陈列馆在当年的黄山陪都遗址内，1993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
北京本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去世的。由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殷切邀请，她来到北京，工作生活了32年。在这里，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担任国家副主席，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加强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为新中国的建设和世界和平作出特殊的贡献。直至1981年因病去世。
铁狮子胡同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宋庆龄还是陪同孙中山冒险北上。
孙中山因旅途劳累，突然病倒。1925年2月18日，宋庆龄与孙中山一起乘特备汽车缓行至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陪着度过孙中山一生的最后时刻。
明代，因为胡同中有一座天春园，园前有一对铁狮子，所以人们把这条胡同叫做铁狮子胡同。
胡同中的天春园曾是名妓陈圆圆和吴三桂初次见面的地点。清代诗人吴梅村曾作了一首《田家铁狮歌》，称赞园中的景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北京一些名园和大宅门均被抢劫一空，天春园因隐藏在不起眼的铁狮子胡同中才幸免于难。
天春园也是孙中山逝世前的临时行辕，时为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私宅，有三进院落，西面是花园。宅院内山石峻峭，草木葱茏，环境幽雅。孙氏夫妇到来后，住在西院第二进院子的北房内。
由于原先的大门比较狭窄，1931年，北平市政府特地予以改建，并在大门上悬挂匾额，上书金色大字“孙中山先生行馆”。孙中山逝世的房间内，设立了纪念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孙中山先生在此逝世”。直至现在，这间房还保留着当年的布置和陈设。外间西墙上的汉白玉刻石上方，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旁边，是他的临终遗书。屋内的长案上搁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书籍资料。
1926年，铁狮子胡同内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参案，胡同曾被刘和珍等爱国者的鲜血染得殷红。
宋庆龄同志故居
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花园。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但她以国事百废待兴为由，一再谢绝。她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党和政府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决定将这个王府旧园修葺更新。1962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这个旧日王府辟出一处幽静花园，并特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迁入新居。这座门牌为后海北沿46号的院落，成为她生命最后18年的安居地。搬进来时，她风趣地说：“封建时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
1966年，曾有一位美国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在给宋庆龄的信中问，“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真的吗?”宋庆龄回信说：“是的，因为是国家副主席，人民政府拨了一个旧日的王府给我作寓所……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里面有许多美丽的树木……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什刹海是一天然湖泊，风景秀丽，北京旧城(元、明、清代)的营建中，湖泊南部圈入皇城以内，为皇家御苑。明代以后格局与水道发生变化，形成自然的田园风光，引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更有一些达官显贵在此修建府邸，营造园林，以独揽秀色。又由于庵观寺庙众多，钟声和鸣，余音缭绕，故称为“什刹海”。
“从古至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生活于这个千年帝都的普通百姓人家在皇城中所拥有的惟一公共开放空间。”专家俞孔坚曾评价什刹海：“体现北京古朴的文化，是北京胡同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不仅仅有躲在胡同里的中国最传统的民间文化，还有沿河而建弥漫着红尘和喧嚣的都市酒吧；这里不仅有普通百姓破旧的小院，也有达官贵人们辉煌耸立红墙丽宫。什刹海就在这样一种不同文化、不同地位、不同肤色的相互撞击中展示着她独特的魅力，她告诉我们多样性是城市活力与和谐的基础。”
什刹海，分为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宋庆龄故居坐落在后海北沿，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也称西花园。
宋庆龄故居的主要建筑是具有中国古建筑特点的清一色的灰简瓦卷棚式顶结构，大部分保留着原王府花园的布局和风格。
此建筑原来是一座封闭的大院落，临湖没有大门，出入西花园要经过开在与宅邸相接的东垣中部墙门。成为宋庆龄寓所后，将东垣的入口封闭，于南垣东端开一座灰简瓦歇山顶，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为正门。南垣西端开一侧门，供工作人员出入和行车。
由正门进入左侧假山上建有一座扇形的古亭，称“扇亭”，其匾额上正名为醇亲王奕亲笔题书。登上此亭可饱览后海美景。下“扇亭”向北行进则入灰筒瓦顶，油漆彩画的抄手游廊，至一座六角攒尖顶的亭前。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赐和王口自尽，将此地赐给他的兄长永理，是为成王府花园。同时还破例准许成王府引玉河水入园，这在清朝的北京城内，是除了皇家宫苑之外，惟一引用玉河水的王府宅园。永王星为此建了“恩波亭”，以感皇恩。这里也是当年纳兰明珠之子纳兰性德邀文人墨友吟诗作赋的“渌水亭”原址。
沿游廊向北便来到一片大草坪前，它的东南角，竖一旗杆，是宋庆龄迁来此处后升国旗的地方。草坪的北面即是园内的主体古建筑群。其中，前厅“濠梁乐趣”，原址是“益寿堂”。“濠梁乐趣”匾原来挂在现在草坪南端戏台的南侧，前临南湖，因借用庄子《秋水》篇里“知鱼之乐”的典故而得名。现在的“濠梁乐趣”是宋庆龄生前的大会客厅，她在此多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如今是宋庆龄生平展的第一展厅。后厅是“畅襟斋”，全园中的主房(1938年载沣自天津搬回北京后，就住在这里)，是大餐厅，在这里举行宴会招待贵宾，现在是宋庆龄生 平展的第二展厅。东厢房是“观花室”，西厢房是三卷棚勾连搭的“听鹂轩”。改建宋庆龄寓所时，切去了西厢房西面的二卷，将“听鹂轩”牌匾移至“畅襟斋”的东耳房上，保留东面一卷与新建的二层灰简瓦绿剪边歇山重檐的主楼巧妙套接，浑然一体，而主楼的内部设施均为西式，因此说它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衬托出主人东西方文化内涵。
宋庆龄后海故居，陈列着一套她穿过的博士学位礼服和礼帽。这套行头，见证了她最后一次公众活动。那是1981年5月8日，宋庆龄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自二层主楼西门出而南行，小桥南的西侧，有一形态奇瑰的太湖石，上面刻着“岁岁平安”四个大字，道劲有力，相传出于成亲王永琨之手。由此登上西山，是为纪念宋庆龄诞辰百周年建造的一座“瑰宝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称誉宋庆龄为“国之瑰宝”。“瑰宝亭”匾额是宋庆龄的生前好友著名书法家、原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瑰宝亭”的石雕、木雕、彩画均雕以梅花，特别是双重圆檐上的十幅国画梅花是宋庆龄生前好友廖仲凯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所绘，寓意宋庆龄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
由“岁岁平安”石沿湖向东南行，见一石阶小径蜿蜒通向小山上的三间转角古建筑，为“听雨屋”。它原是王府主人的休闲场所，与东侧的“扇亭”相呼应，取“风调雨顺”之意。
再向东进，耸立一座二层建筑，其匾曰“南楼”(载洵所书)。一层由正门入，而二层则由游廊攀上。它的外墙采用古代的“磨砖对缝”工艺砌成，表面看没有任何粘接物，表现了我国精湛的古代建筑技术。
故居园内古树名木60多种，千余株。秋柏古槐、绿翠幽篁。南北花卉百余种，玉兰、牡丹、芍药、迎春、连翘、丁香、紫藤。还有朋友们赠送的花木盆景，装点庭院，生机盎然。草坪上有一株古槐，树冠阔如巨伞，枝垂匐地，树荫近百平方米，主干围长3．5米，树龄有500多年，被列为国家一级古树。宋庆龄生前常在二楼隔窗而坐欣赏它美丽的丰姿，宋庆龄觉得它像一只展翅回首的凤凰，取名为“凤凰国槐”。“岁岁平安”太湖石南边的西山脚下，有一棵马尾松，是宋庆龄迁居这里的第一年为了在圣诞节招待外国朋友和孩子们，派人从西山苗圃选来作圣诞树的。翌年早春，宋庆龄发现它的针叶多有枯黄，就让工作人员栽在这里，时常来观赏并关心它的成长，如今格外茂盛。西山南麓，有一盆老石榴桩景，更为宋庆龄所钟爱。这盆石榴桩原来是皇宫之物，植于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岁。紫砂盆是明代遗物，被人们誉为“国宝盆景”，风采不减当年。“南楼”前有一古树以围栏作为保护，牌曰“明开夜合花”。据说它就是纳兰性德当年亲手栽植于楹前的数株之一。
院内有一架龙眼葡萄，是宋庆龄住在方巾巷时所植。1959年她迁至什刹海前海西沿住所，随之移于院内。1963年，这架葡萄又跟随她来到这里。每年中秋时节，宋庆龄会亲自采摘葡萄招待客人。
跨院中间剑石旁边有两株宽大的海棠树，都是原醇亲王府花园内的植株。春天花开繁荣、秋季果实累累。宋庆龄常常用果实制作海棠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品尝。如今，每每果实熟了，人们不去采摘，倒是园子里的燕子、喜鹊权当美餐享用了。主楼前摆放十几盆石榴树，也是随宋庆龄乔迁这里的。每年秋天，红灯笼似的石榴果压弯了树枝，很惹人喜爱。院子里还摆放许多盆栽花木，其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送的石榴；陈毅送的榕树盆景；朱德、康克清送的兰花；廖承志送的凤尾葵；傅作义送的腊梅；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送的梅花等等。
故居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就是宋庆龄喜爱的鸽子。
宋庆龄生前喜欢鸽子。她们洁白无瑕，象征和平。鸽子也寄托着她对亲密的战友、伴侣孙中山先生的情感与怀念——因为孙中山也喜欢鸽子。工作之余，宋庆龄常来喂它们。她与鸽子以独特方式联系——听到她的叫声，鸽子就会聚在她的周围啄食，或凝望她，俨然是好朋友。
如今，鸽子队伍已经壮大，品种也很多，尤为引进人注目的是稳拿国际信鸽事业(天津)有限公司向故居捐赠的世界名系种鸽。分别以“和平、友谊、回归、统一”等命名，以表达对宋庆龄的敬仰爱戴和向往祖国统一的美好心愿。
沿故居向东有一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是“时代鼓手”田间的故居，前海西街有郭沫若故居；护国寺街9号，是戏曲艺术大师、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故居，还有中国现代绘画之父徐悲鸿纪念馆……到了这，你才知道，北京名人真是遍地都是。
如今，故居的周边成了北京最有风情的地方。后海的酒吧成了小资的代名词，也成了新兴的北京人最原始的生活状态。“过客”、“那里”、“白枫”、“左岸”、“胡同写意”……这些酒吧似乎蕴藏了古都最深沉的生活与文化，丰富而内敛。这种文化的风物，在北京其他地方品味不到的。
究竟是什么给了这里如此的魅力?湖?胡同?四合院?名人?或许是这些的完美搭配吧!
宋庆龄从没回过祖籍海南岛，但并没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美丽的故乡一直是她的“天涯海角”。
宋氏祖居
宋庆龄祖籍1983年已定名为“宋庆龄乡”。宋庆龄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都居于此，1866年，宋庆龄的父亲，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宋耀如(字嘉树，名教准；英文名CharlesSoon)就出生在这里。这里是宋庆龄“根”之所在。
宋庆龄的祖籍在文昌县昌洒区庆龄乡古路园村，宋氏祖居是宋庆龄的高祖韩儒循(宋教准本姓韩，被一个宋姓亲戚领养后改姓宋)在清嘉庆年间所建。文昌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修复宋氏祖居，并在宋庆龄基金会和海内外友好人士的支持下相继兴建宋庆龄陈列馆、宋庆龄植物园，还在祖居北边竖起了高达3.2米的宋庆龄汉白玉雕像。
修葺一新的文昌宋庆龄祖居为当地传统的农家宅院，占地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8平方米，由2间正屋、2间门楼和院墙组成，青砖砌墙，椰木桁架。宋氏祖居陈列馆设在此中，馆内陈列着宋庆龄青少年时代、革命战争年代和从事世界和平事业以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宋庆龄深切怀念的史料、照片、图表、绘画、仿制实物等。
上海
宋庆龄出生于上海，对上海怀有特殊的感情，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逝世后也是葬于上海。
内史第
宋耀如和倪桂珍结婚第二年，宋家住进了上海的内史第。1893年，宋庆龄就在这里出生。
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住在宋家内史第第一进。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年幼的宋庆龄，并成为她的启蒙老师。那时，宋庆龄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但她确实对这位受到尊敬但又备受苦难的领袖人物和家庭密友，产生了敬慕之心。没有人会预见到，19年后，相差27岁的宋庆龄和孙中山会不顾一切反对完成一场划时代的婚姻。
宋庆龄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宋耀如又从美国带回了林肯的民主思想，他时时想念着美国幽雅的环境。为了培养孩子，在宋庆龄出生后不久，他即在上海郊区的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建起一座巨大的中西合璧的洋房。
据载，举办周日晚会是宋家惯例。同时也看得出，这是宋耀如教育熏陶孩子的一种刻意安排。渐渐地，这个欢乐的家庭里，人各有志：宋霭龄继承了父传——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作画，而宋庆龄则继承了母传——弹琴。唱歌、跳舞、弹琴都是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从小看大，日后，这种无意的选择也影响了她们各自的性格。唱歌使霭龄泼辣，跳舞使美龄活泼，而弹琴则使庆龄内向深沉。这种性格又使三者在动乱的社会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此话自有一番道理。三姐妹各有风韵，令世人赞叹。
一个内史第，曾先后走出了宋庆龄等宋氏家族成员。此外，黄炎培、胡适等数十位近现代名人也曾在此居住，内史第的非同寻常着实让人感叹。
内史第坐落于上海浦东川沙镇兰芬堂74弄1号，是一座三进院落的清代江南名宅，为清代名人沈树镛于咸丰年间所建，因其官至内阁中书，故得名内史第。
内史第占地共1500平方米，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其建筑之精美在上海乃至江南都十分罕见。另外，由于建造者沈树镛同时又是一位金石学家和大收藏家，内史第中曾经藏有计汉碑、六朝造像、唐石、宋石等众多文物精品。俞平伯之父俞樾老先生曾感叹内史第“文物古迹，富甲东南”；而黄炎培也曾说过“浦东文化在川沙，川沙文化在内史第”。
宋家故居的前两进已于1988年被拆除，原址上盖起了六层的公寓楼，仅存的最后一进也变为了“黄炎培故居”纪念馆，躲在后面一点都看不出名宅豪气。惟有立在巷口的“宋氏家族居住纪念地”石碑在告诉人们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市三女中(中西女塾)
1900年，宋庆龄7岁时，宋父把她送到中西女塾上学。
当时的中西女塾是上海名媛的天堂，由美国南方卫国理会的牧师开办。这是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中西女塾当初的设立，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上层女孩培养成为有教养的淑女。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及烹饪等。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由美国教师讲授的。
由于该校的英语教学一直坚持高标准，在家中又有父亲的辅导帮助，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浅。她们日后都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正是得益于在中西女塾打下的坚实基础。
宋耀如夫妇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先后送进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交通落后，当时从汉口路到虹口宋家住宅有很长一段路，让三个女儿寄宿学校，可以培养她们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
宋庆龄从小爱好学习，读书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很晚的时候还在读书。父亲劝她休息，她回答说：“把功课复习好，我才快活。”她还勤于动脑，独立思考，对一时不理解的问题或不能苟同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大胆探索。学校里每星期三晚上都从社会上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耀如夫妇也来主持会议。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的讨论，解决她们信仰上的疑难问题。宋庆龄当时常常踊跃地提问。
当时小宋庆龄爱留短发，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她特别喜爱英语和文艺。虽然她生性文静腼腆，演出时却很大胆，演技也颇好。她曾参加该校低年级的一次期终演出，在剧中扮演一位公主，这位公主后来被加冕为皇后。宋庆龄的演技，博得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赞扬。演出结束后，宋耀如的一位朋友登上台高兴地叫喊道：“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了!”当年的这个笑话，竟与后来宋庆龄身为国母成了巧合。
宋氏三姐妹当时在学校很活跃，是学校中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出国留学的学生。
现市三女中就是1893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中西女塾，宋庆龄曾在此度过小学生活。1930年，学校改名为中西女中，取意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校于1943年曾被日军强占，改作陆军医院。1952年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合并，改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学校占地面积4.24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就达1.51万平方米，有树木78个品种1750株，其中有一株百年紫藤，至今枝繁叶茂。
该校创办人是美国卫国理会驻沪传教士林乐知，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佐治亚洲人海淑德，1936年继任校长为薛正。1950年底美国教师全部离校回国，市三女中从此摆脱了美国教会的控制。
沐恩堂(慕尔堂) 宋耀如早年在美国留学，是基督教徒，因此，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接受完全西式正规教育的同时，还能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的熏染。
宋庆龄六、七岁的时候，曾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上三次福音课。据说，她经常安静地注意听，然后把听来的圣经故事转述给同学们，有时加上自己的意见。关于某些故事，她也认为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说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可见庆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了。
宋氏家族的成员是虔诚教徒。宋耀如是慕尔教堂主日学校的校长。每逢星期日，他都要携妻带女一起来参加教堂的礼拜。
位于上海黄浦区西藏路汉口路的慕尔堂，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极有影响的捷克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此后，他还设计了大光明电影院和国际饭店。
慕尔堂是一座简化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慕尔堂原来叫监理会堂，1900年有个叫慕尔的美国人为纪念死去的女儿，捐了一笔钱给监理会，因此监理会堂改名为慕尔堂，1958年慕尔堂改名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
教堂为砖木结构，中部为大礼堂，可容1000人。大堂朝西，经门厅入礼堂，南北两端有水泥扶梯。大堂的长方形柱子，楼座的栏杆及讲经台均用石饰面。室内露出水泥幔尖拱顶。玻璃窗也颇为讲究，采用以黄色为主的铅条花色玻璃。这样，即使在阴天也可产生有微弱阳光照射的效果，从而更增添了教堂的神秘气氛。
教堂的门厅兼作休息室和阅览室，门厅的上层是一间小礼堂，马赛克地板，采用木构尖端技术拱屋顶，墙面装有壁灯。
大堂的西北、西南、东南三部均为四层楼房屋，用以开办小学、幼儿园、妇女会堂、课堂及女子宿舍，由于慕尔堂天天敞开大门，让人们进来参加各种活动，因而它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基督教活动中心。
宋氏官邸
1918年，52岁的宋耀如因胃癌逝世。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带着宋美龄和两个小儿子从虹口郊区的别墅移居西摩路139号(今静安区陕西北路369号)的洋房，即宋氏官邸，也叫宋家花园。当时宋庆龄已出嫁，住莫里哀路，常在假日去看望母亲和弟妹。
宋庆龄与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母亲最疼爱的女儿。她对母爱回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珍视和学习母亲的优秀品德——把责任心置于自我之上。宋庆龄一直将母亲的照片挂在自己家里，同倪家亲戚也从未断过联系。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病逝于青岛。当时远在柏林的宋庆龄接到噩耗，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为母亲送行。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上海宋氏官邸建于1908年，原是一个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的别墅，是一座杏黄色绿顶的花园官邸。
宋庆龄母亲的卧室在2楼正中，是整座小楼最好的房间，不仅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而且屋外有一宽敞的阳台，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足不出户，即可领略到满园春色。宋庆龄母亲卧室的左侧是宋美龄的闺房。另有两问是宋子安和宋子良的卧室。
现在的宋氏官邸已成为上海宋庆龄爱心会所的一幢办公楼，整个院子仍被两层楼高的藤篱笆严密地包围着，斑驳的藤条似乎也在向游人昭示着这幢房子曾经拥有的骄傲和尊严。
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
1916年5月，孙中山夫妇回到上海。面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这一现实，孙氏夫妇重新振奋精神，总结经验，准备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谢绝宾客，深居简出，完成指导革命的《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等专著。
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现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完成上述专著的地方。
应该说，孙中山的三部理论专著有宋庆龄一半的心血。在这一工作中，宋庆龄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孙中山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为了对宋庆龄表示感激，曾亲笔书写了一部送给她作为礼物。后来，宋庆龄在拍照时常常把这部孙中山的手写稿捧在手中，作为她决心继续为孙中山的事业而奋斗的象征。
莫里哀路29号的这座房子，由孙中山的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购得，作为孙中山在加拿大的追随者的礼物送给孙中山，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生中惟一一座为他们自己所有的住宅。
这里主要是工作的场所，书房和藏书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屋旁有一块不大的草地，他们在这里招待宾客、活动身体——宋庆龄时常会把孙中山从书桌旁拉出来散步或打门球。
孙中山的副官马坤(莫里斯·科恩)回忆说，屋子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林肯的画像挂在书房墙上，算是惟一的装饰。
马坤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她的高贵文雅是在马坤意料中的，但她的美貌却使他大吃一惊。“我见了她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像个孩子那样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马坤又很快发现孙夫人是孙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这段时期，孙中山的身体情况看来很好，宋庆龄“还常常在家里放电影”。
但孙中山和宋庆龄这段时期在上海家中所过的并不只是“温暖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寓所是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
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宋庆龄料理完孙中山的丧事后回到上海，继续在此居住。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她失去了丈夫、领袖、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股慈爱的人。
在上海，她从哀伤中振奋起来，开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发表她的第一个政治宣言——《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激励她奋斗的力量。独自一人，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在新的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推向前进，在面对新的考验时，站起来成为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为继续担当这一重任而显示出罕见的坚定和勇气。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此寓所移赠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
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是一幢欧洲乡村式两层楼小洋房，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至1924年在此居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直至1937年。
现故居内的陈设绝大多数是原物原件，并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原样布置，简单而高雅，表现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1961年3月4日，故居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占地1000多平方米，展览面积400多平方米。设有《孙中山与上海文物史料展》，共展出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物一百多件，集中介绍了孙中山在上海进行的革命活动。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抗战期间，宋庆龄与孙中山度过难忘岁月的故居——莫里哀路29号，遭到日本占领军的严重破坏，自来水管被掘走了，保险柜中的珍贵物品被洗劫一空，连最珍贵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也被掠走了。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无力重修这所房子，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申请住房。曾当面对宋庆龄说过许多甜言蜜语的蒋介石，只拨给宋庆龄一所矮小的房子，舆论纷抱不平。蒋介石充耳不闻。他从鼻腔里哼出一声：“不跟我合作，住这房子就不错了!”
一直到1948年冬天，蒋介石眼见朝不保夕，又想利用孙夫人的身份和她与共产党的交情来维持他的统治，这才下了一道手谕，把霞飞路1843号的一座花园别墅拨给宋庆龄作为永久住宅。
宋庆龄很喜欢上海，解放后，她一直把霞飞路1843号叫做“家”。就像她自己说的，“去北京是上班，而回上海是回家”。宋庆龄喜欢在自己的家里招待客人，有时自己掌勺，做上两个菜，既表示对客人尊重，又显示自己的手艺。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层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又为她的外交工作增添了一个特殊的活动空间。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一幢占地面积4333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的花园住宅，建于1920年。最初的主人是德国船主鲍尔，后来转让给德国医生菲尔西里。1929年被中国工商界人士朱博泉买下。1945年，当时的政府没收了这幢房屋，先由蒋纬国居住，后改为中央信托局招待所。1948年，根据蒋介石手谕，中央信托局“将此屋拨给宋庆龄使用”。
宋庆龄故居前面是草坪，后面是花园，四周环绕着四十余株百年香樟树，四季常青。主楼就掩映在绿树丛中。故居共有八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过厅和两间书房；楼上是卧室、办公室以及照顾宋庆龄生活的李燕娥的卧室。附属房屋是工作人员用的。1955年由政府增建。故居内的陈列仍然保持了她生前的原样。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作为青少年举行18岁成人、入队、入团、入党等仪式的活动场地。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当宋庆龄将要走完她那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的时候，她回首自己为人民奋斗的70年岁月，曾无限深情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1947年4月10日，宋庆龄在上海亲手创办儿童剧团。宋庆龄把这个儿童剧团亲昵地称为“我的剧团”，一直视为掌上明珠，费尽了心血。她说，“希望中国有个专为儿童演戏的剧团，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去培育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像力，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办儿童剧团，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让他们看到未来”，“名师出高徒。一定要给剧团物色好老师，帮助孩子们学文化知识，学表演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剧团更加茁壮地成长。宋庆龄多方活动，争取到一幢房子作为剧团的新址。这幢房子是解放前英国人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房间宽敞明亮，设施也比较齐全，这使剧团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1956年，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上海有关方面又把解放前专演外国片的金门大戏院改建成了儿童剧场。1957年4月10日，儿童剧团正式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对于中国福利会开创的其他儿童事业，宋庆龄同样给予热情的关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领导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重视兴办妇幼保健、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这类被列宁称为共产主义幼芽的机构。几乎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都要为儿童撰文或题词，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教育和儿童福利，教导儿童努力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在她的心目中，儿童工作永远是“缔造未来”的伟大工程。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位于上海市华山路643号。长久以来，创作出《马兰花》等近300个题材各异的优秀剧目，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近年来又推出了《夜莺》、《丑公主》、《皇帝的新衣》、《兔子和枪》、《挑战3VS3》等一系列的新剧目，着重关注现代少年儿童的审美情趣，深受小观众的喜爱。
2004年建起一座专演儿童剧的排演厅——马兰花排演厅。分为两个剧场：一个460座位的剧场，还有一个120座位的亲子空间。排演厅以“周周演”的形式在双休日上演戏剧，它旁边的青翠草坪可举行各类亲子活动，不断开拓探索“亲子场”的运作模式。“要看儿童剧，就到马兰花”。已渐成上海儿童文化的一种新型的休闲娱乐方式。
宋庆龄陵园
宋庆龄晚年，一直没有忘怀她在海外的亲人，很想念妹妹宋美龄，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她把很多细节都想到了，比如觉得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在钓鱼台……宋庆龄提议到钓鱼台国宾馆与亲人见面，可见她所希望的不只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在她心目中，国事也是家事，家事也是国事。作为家中二姐，她更愿意看到国统家圆。
1981年2月5日，陪伴宋庆龄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李燕娥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是宋庆龄的服务员，她从1928年年仅十六岁时就来到宋庆龄身边，直到1981年1月去世。她们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正如李燕娥经常对人们讲的：“老说民主民主，我看最讲民主、最讲平等的是夫人。我虽然叫她夫人，可她比我哪个亲人都亲。我虽然是个保姆，可夫人对我像对姐妹一样平等，一样亲。”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亲笔给秘书写了指示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指示中同时也明确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说：“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可见宋庆龄毫无等级观念，甘做人民的公仆。她不葬在中山陵，不借助孙中山的名望、地位来提高自己，这又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她要葬在自己父母的身边，这又是无声的召唤，召唤自己的姐妹兄弟不要忘了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也是宋庆龄渴望祖国统一的遗愿。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5月28日，宋庆龄走了。
遗体运往八宝山的时候，百万人 自发组成的送灵队伍由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八宝山。灵车缓缓地行驶着，悲伤的人们流着眼泪，呼喊着“宋妈妈”、“宋奶奶”，他们不愿相信，慈爱的宋庆龄就这样走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留下遗嘱，把骨灰葬在万国公墓内宋氏陵园自己父母的身边。
宋庆龄陵园建于1984年1月，占地约12公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陵园有纪念广场、宋庆龄汉白玉雕像、宋庆龄纪念碑、宋庆龄生平事迹陈列室等纪念设施。
宋庆龄陵园还保留了万国公墓外籍人墓园，并建立了名人墓园。名人墓园安葬有爱国老人马相伯、抗日英雄谢晋元、“三毛之父”张乐平等知名人士；外籍人墓园葬有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600多名外籍人士，其中有鲁迅的日本朋友山完造夫妇、宋庆龄的美籍女友耿丽淑等。
宋庆龄陵园东南部的上海儿童博物馆是上海市首批科普教育基地之一，由球幕电影厅、展示厅、玩具馆、航海馆、航天馆和多功能厅组成，设计极富儿童情趣，融思想性、知识性和娱乐性为一体。
衬托这些丰富人文景观的是宋庆龄陵园精彩纷呈的自然景观。园内一年四季树木葱笼，芳草如茵。月季园、桂花园、桃花园等各种微型生态园林被专家称为“迷你生态保护区”。
美国
1907年夏，年仅14岁的宋庆龄带着妹妹乘坐满州里号轮船飘洋过海，开始了五年的美国求学生活。她的同学万没想到，如此一个穿着西式服装，说着流利英语的纤弱女子身上流露出的，竟是一种地地道道属于中国女子的气质，那么柔弱温雅，又是那么果决坚定。
波特温学校
宋庆龄和宋美龄初入学的波特温学校坐落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个小镇西部，与田园接壤。校园里绿树成阴，环境幽雅。与其说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座公园。创办人波特温小姐是宋教准的朋友。她曾到过东方，对中国颇有好感，时常招收一些中国学生，为他们补习法语和拉丁文以进入美国的大学。
波特温小姐没想到自己的好朋友竟还有这般美丽的金花!她对宋氏姐妹十分喜爱。
“两朵中国金花”在学校师生间掀起了一阵波澜。他们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对亲姐妹。俩人给他们迥然不同的印象：“宋庆龄——严肃的那一个，贪婪地阅读着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政治书籍，而跟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对这类读物兴趣索然，她喜欢《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她们时常留连于图书馆忘记了时间。
宋美龄年纪小贪玩，宋庆龄几乎照顾了她全部的生活，操了不少心，宋美龄也能听姐姐的话。这是宋庆龄和宋美龄感情一直很深的原因。
从纽约乘长途公共汽车，不到一小时就可抵达新泽西州美丽、幽静的萨密特城。当年波特温学校坐落在郁金香街。可惜现在学校已荡然无存，只有在萨密特历史学会保留着当年波特温学校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学校是一座尖顶、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周围绿树成荫。学校图书馆是当年萨密特图书馆的分馆，现已扩建成现代化的儿童乐园。
从萨密特历史学会和萨密特图书馆的资料和照片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在波特温学校的一年中，学习非常勤奋，从不贪玩，常常从图书馆借很多远非一般14岁孩子所喜欢的传记、小说等文学和历史书籍来看。萨密特论坛报上有一张当年宋庆龄、宋美龄和校长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及其他几个人的合影。宋庆龄穿一件素色旗袍，直头发梳向脑后，完全像个“小大人”。
威斯里安学院
1908年9月5日，不满15岁的宋庆龄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她把宋美龄安排在离自己较近的避暑山城德英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校。
接到正式通知书的那天，宋庆龄给在上海的父亲写了一封家信，足足5000字。很快，宋父回信，告知国内的情况，包括他与孙中山革命的秘密。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也是一所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宋庆龄说，梅肯这座年轻的城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就被这里田园牧歌般的风土人情迷住了。
宋庆龄对学院所设课程均有兴趣，因此她的各门功课均在优秀之列。她尤其喜欢哲学，这促进了她文学及写作水平的提高，使其语言富有哲理和思辨色彩。她非常用功，她的老师称赞说：“在整个班上，她写的作文是最好的”。年轻的宋庆龄很早就在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四小点》的中国童话，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宣扬了善良的品德和“善有善报”的思想，她的理想主义也在这篇文章中流露无遗。
她的同学亲切地称呼她的英文名字Rosamonde——罗莎蒙黛。虽然远在异国，宋庆龄还是时时关注着祖国的消息。心思缜密的宋教准知道女儿对祖国的感情，每每寄去一些关于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情况的报道。国家民族的危亡，革命的艰巨和曲折，常常让庆龄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她变得愈加深沉内敛了。
在威斯里安的日子，宋庆龄不甘寂寞，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理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演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一个人能在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
其时，宋氏三姐妹都在美国留学，假期中三姐妹常结伴旅游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旅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消遣，而对宋庆龄则不然。她已在关注社会，关注祖国的命运。这次旅游，每住一个村庄，她都多方面地接触乡民，体察民情。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的营火晚会上，宋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此时她所在的佐治亚州，正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的留守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已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她想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日后，她赞成孙中山的共和救国主张，直到与孙中山结为伉俪，应该说都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结束了16年之久的海外颠沛和艰苦斗争回到上海，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结束了千年帝制。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宣誓就职。宋氏家族也随同孙中山一同前往。
正在美国威斯里安读大学二年级的宋庆龄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还有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她立即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蹬踏，还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宋庆龄拿出了五色旗，挂在墙上，举手宣誓般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对辛亥革命，宋庆龄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威斯理安学院的杂志上，“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 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遭到剥夺。……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宋庆龄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却写得如此精彩，这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这篇文章对此次革命评价之准确和思想之深刻，就是在大总统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宋霭龄也难以相比。
尽管毕业后宋庆龄再也没有回过威斯理安，但她一直惦记着培养了自己的母校。1925年，她向母校捐款500美元发展教育。接见美国客人的时候，她常问起母校的情况。回国后的许多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因为那里曾是她留学的第二故乡。
梅肯是个宁静温馨的南方小镇，树木浓密，街道缓坡起伏，南方式的建筑气派恢弘，也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这里以樱花闻名，古意盎然的小城布满三十多万株樱花树，每当樱花盛开时，全城就是一片粉红的花海。
威斯里安学院就坐落在一座可以俯瞰城市的小山上，十几幢红砖墙、白窗棂的三层楼房点缀在绿树碧草之间。该校还是世界上第一所向妇女颁发学位的高等学府，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母校。威斯里安学院开办于1839年，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股都是南部富裕人家的小姐。
威斯里安每年都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友会，盛况空前。一些老校友虽未亲眼见过宋庆龄，但谈起宋氏三姊妹，都有耳闻。
当时学生二至四人住一屋，房间很宽敞，学习室、会客室都很漂亮、舒适，餐厅里有长长的餐桌，师生在一起用餐。课后弹琴、唱歌、跳舞、演剧、散步。
当年庆龄学习过的老校舍是一幢希腊风格的平顶楼房，1900年楼前加盖了装饰性的建筑，成为尖顶的维多利亚式楼房，可惜1963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如今在威斯里安大学陈列室可以看到宋庆龄送的刺绣挂毯，图案由凤凰、蝙蝠、牡丹花、兰花和喜字等组成，绚丽多彩，象征着吉祥如意。下面的铜牌上写着“赠给我的母校威斯里安大学，这件纪念品表示我对你们的诚挚祝愿和爱。宋庆龄1976年7月20日”。信中宋庆龄还写道：“我一刻也不会忘记佐治亚州的梅肯市，不会忘记那里的人们给予我的一切。”
日本
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1913年，宋庆龄在美国学成。她没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父亲的避难地日本横滨，住在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家里。
宋庆龄曾说过，她的一生中有一天，是比自己的生日更为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就是她和孙中山结合的日子。而这个日子，他们是在日本度过的。
横滨
1913年8月30日，在宋耀如和宋霭龄的引见下，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会面。当宋庆龄站在孙中山面前时，孙中山着实大吃一惊：“长高了，是个大姑娘了!19年前我还抱过你哩!不信问你爸爸。”宋耀如回答说是真的，说完也笑了。
宋庆龄十分崇敬孙中山，在横滨10天中曾8次前往拜访孙中山。次年9月，她正式接替姐姐宋霭龄，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宋庆龄接替秘书后，进入角色之快，令孙中山吃惊。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频繁的工作接触使两个人的心更加接近了，爱神悄悄降临在他们的身边。
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宋庆龄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孙中山引导庆龄掌握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指导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宋庆龄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他教她对于钻进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要保持警惕。她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不是出于对别人的过度不信任，而是因为偶一不慎就会危及整个事业或许多人的性命。这样的谨慎小心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但她没有改变自己最基本的性格——开朗、坦率。
廖梦醒曾经讲过一段她从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处听来的趣事：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确实向宋庆龄求过婚。他们(还有胡汉民和戴季陶)一起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大伙爬登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腿快先到山顶，孙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中山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仲恺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中山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宋庆龄在中山先生身旁工作了半年多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立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孙中山真切地感受到了宋庆龄对他的事业和精神上的支持。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宋庆龄。宋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正如宋庆龄日后所说：“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
日本著名的工业港市横滨是神奈川县首府。它位于本州东南部的关东地区，距首都东京以北约20公里，是日本第三大城市。中国近代史上两大政治集团保皇党和兴中会都曾在横滨活动过。孙中山先生在横滨成立的兴中会横滨分会会址，就设在山下町。康有为在横滨创立了大同学校，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及《国内报》。
横滨市中心松影町、山下町的中华街是华侨聚居的地区，以前称为“南京街”。孙中山先生在横滨期间，就住在这里。街两头入口处建有中国式牌楼，雕画彩漆，牌楼中央镶有“中华街”3个大字。大街两侧有300家商店、100多家饭店，完全由华人经营。街中心还 有一所关帝庙。每到春节时，横滨的中华街都要举行舞狮、拜关帝庙等活动。很多在日华人都聚集来此，欢庆华人传统节日。更有前来观赏欢庆仪式的游客从各地赶来，使这里异常热闹。
横滨全市有大小公园300多个，其中三溪园是著名的纯日本式庭园，面积达18万平方米。三溪园由横滨富豪原富太郎于1925年建造，四季花儿盛开，园内的历史建筑是从京都、奈良等处移筑而来，有的被指定为重要文物。
东京
当宋耀如知道女儿和孙中山的恋情后，断然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举家返回上海。为了阻止这门婚事，父亲将心爱的女儿软禁在家中。宋庆龄写信给孙中山，希望他尽快来解救自己。
孙中山派秘书朱文卓和他的女儿慕菲雅，带他的亲笔急信回来解救宋庆龄。在慕菲雅和女佣的协助下，宋庆龄从后窗逃走，私奔到日本，孙中山到东京车站迎接了她。
1914年10月25日，他们先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山盟海誓，幸福地签署了结婚誓约书，然后在东京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家举行婚礼。此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宋庆龄与孙中山用英语朗诵裴多芬的诗：“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天……如果你向前迈进一步，我往后退一步，我们就来到热烈的夏天。”
就在这时，宋庆龄的父亲从国内赶来。面对着一对新人幸福的笑脸，暴怒的宋耀如突然平静下来，他对自己的老朋友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您了，请千万多关照!”
宋耀如说服家人承认了这一门婚姻，并赶快置办了嫁妆送到日本，其中包括订做的一房柚木家俱，一件传统的中国结婚礼物——金丝绣花被和绣有“百子图”的锦缎被面，至今仍然完好保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内。
很久以后，宋庆龄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我们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的著作”。
日比谷公园是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个地区。公园内，有梅屋庄吉孙女小坂主和子经营的饭店松木楼。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逗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
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神户
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旅居日本时，曾多次到过神户。
1924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用英语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这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表达对现代妇女运动的观点，引起热烈反应，日本各大报对此均作了报导。
神户的移情阁是日本惟一一个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纪念馆。移情阁坐落在神户市内西部的舞子海滨，凭海而建，是一座集西洋设计、日本工艺、中国灵魂于一体的建筑。整座别墅以淡紫和淡绿的色调为主，登楼四望，一边是青青草地，一边是蓝蓝海涛，风光优美。移情阁里陈列了孙中山先生访问日本神户时的一些照片和资料，以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生平简介等。
广州
在广州，宋庆龄开始她“第一夫人”的日子。然而，生活并未过多垂青这对幸福夫妇，让这位温柔的少妇多几天安稳的日子，血与火的磨难很快就向他们袭来。
越秀山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宋庆龄成了第一夫人。她同丈夫一起检阅了10万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晚间，他们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灯会。
宋庆龄发动妇女，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慰问义师的组织。慰劳会成立后，宋庆龄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会各界募集经费和慰劳品。
1923年7月间，孙中山与宋庆龄一道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的负责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孙中山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洛士文”号(这是庆龄的英文名字)。那一天，这架飞机要进行试飞。宋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发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深信妇女可以同样地攀登到任何高度。这也为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增添了一段佳话。
宋庆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对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宋庆龄的认识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对国家全局的考虑之外，她还有许多从个人的亲身经历所引出的教训，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凯统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的惊魂脱险。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亲手扶持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公然叛变，对总统府发动突然的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事后，宋庆龄写下了《广州脱险》的文章，详细记叙了她与孙中山的脱险经过，被她称为“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宋庆龄《广州脱险》
另有文章记述，当此危急时刻，宋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决要孙中山先走，自己留下。当时庆龄正怀有身孕，事后不幸流产。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妊娠。
庆龄还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 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指种植许多亚热带树木、公园式的越秀山)，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据见过的人说，它是封闭式的，像一条架在空中的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越秀山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面。这里岗峦起伏，树木葱葱，飞花点翠，四季如春，处处洋溢着亚热带地区特有的勃勃生机和绿色情调。
越秀山又是一座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名山，早在秦汉时期，它就是广州的风景名胜地。二千多年前，那个在岭南建立第一个封建王国，在广州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南越王赵佗，就特别钟爱越秀山，留有越王台旧址。近年，还有人考证，那神秘莫测，藏有许多奇珍异宝的赵佗陵墓，可能就藏在越秀山的腹心深处，这就更给这座名山罩上一层历史迷雾。
南汉时期，南汉主刘龚以越王台为游宴场所，在登山路上广植奇花异木，称为“呼銮道”，道旁遍植金菊、芙蓉。越秀山更成了广州旅游胜地，遐迩闻名。元代的“粤台秋月”、明代的“粤秀松涛”、清代的“粤秀连峰”和解放后的“越秀远眺”以及近代的“越秀层楼”，无不把越秀山选入羊城八景。这里自古至今都是文人墨客吟诗作对、游乐欢庆的场所。
踏着浓郁的树荫，拾级而上，便到达了越秀山最为雄伟壮观的古建筑——镇海楼。镇海楼高28米，阔31米，共五层，俗称五层楼，这是越秀山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上引人注目的一颗明珠。此楼是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所建，初名“望海楼”后又题名为“镇海楼”，有雄镇海疆之意。清初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盛赞镇海楼瑰丽雄伟，虽黄鹤楼、岳阳楼也不能同它相比，又誉之“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莫五岭之堂奥”。
登斯楼顶，远望珠江蜿蜒如练，近抚云山层峦叠翠，羊城锦绣，尽收眼底，确实气象万千。五层楼现在是广州博物馆，陈列广州的历史文物，从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共四千余年的史迹。一楼容千载，两眼通古今。那一片片先人留下的粗糙石器，那一件件斑驳陆离的铜器和古陶瓷，那一张张发黄的历史文献和照片，让人们穿过历史硝烟，了解这座城市的今昔。
镇海楼的后面，有一个蟠龙岗，岗上有鸦片战争时期名噪一时的四方炮台遗址。炮台始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为广州城北部的要塞。如今，四方炮台早已消失胆遗址仍存，成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见证。
越秀山古城墙始建于明代，它和镇海楼以及五仙观中的岭南第一楼被誉称为“广州明初三大古迹”，又是广州仅存的一段古城墙。1923年4月，桂军将领沈鸿英等在花县发动叛乱，进犯广州，前锋窜至越秀山北。孙中山临危不惧，亲自坐镇五层楼，指挥军队在古城墙布防，狠狠地打击了叛军的气焰。因此，这段古城墙又是广州作为近代英雄城市的历史见证。
从西段城墙下来，转向北面，登上绿树婆婆的山坡——木壳岗，迎面瞩目的就是建于1959年闻名四海的五羊石雕。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古代广州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来的神话祥瑞故事。透过这个美丽的传说，广州有了“羊城”、“穗城”的别名。五羊石雕就是根据此传说而创作的。雕塑家尹积昌等发挥其超群的想象力，匠心独具。经过40多年的时间检验，五羊石雕被誉为广州城徽，为越秀山增色不少。
中山大学
“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妇，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前美国人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宋庆龄《广州脱险》
孙氏夫妇在广州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大学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年龄和社会背景的相似，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岭南大学，从前南方最著名的教会学校。康乐园为中山大学校园之雅称，渊源自南朝诗宗谢灵运的宅第(谢灵运曾袭封“康乐公”，其在广州所居之地为“康乐园”)。孙中山1924年在此创办中山大学，他亲笔为大学题写了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可以说是近代教育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中山大学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多年来，吸引了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郭沫若、鲁迅、冯友兰、陈钟凡、罗常培、傅斯年、赵元任、顾颉刚、董作宾、周谷城、俞平伯、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冼玉清、王亚南、马采、容庚、商承祚、董每戡、詹安泰、王季思、王力、杨树达、钟敬文、朱谦之、杨成志、吴康、杨荣国、蒲蛰龙等都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形成了以“严谨、求实”为特征的良好学术风气。中山大学也成为了中国南方文化与学术的重镇。
中山大学现有四个校区，总面积达6.17平方公里，分别坐落在珠江之畔、南海之滨。各校区树木葱笼，绿草如茵，景色秀丽，均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胜境。
南京
孙中山夫妇十分钟爱南京的山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称赞道：“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如此佳境也……”他看到紫金山背负青山，前临平川，气势十分雄伟，曾笑对左右谎“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拯土，以安置躯壳尔。”
对于宋庆龄来讲，南京除了是它深爱着人的安息之地外，更是她与蒋家王朝斗争的战场。
扬子饭店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还特地请旅居欧洲的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不过行前她谨慎地发表了声明，不与蒋同流合污。
她的二弟宋子良不赞成她用这种直率强硬的措辞，担心引起当局和家庭的不快，而宋庆龄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活着，不是中国为宋家 而存!”
1932年，宋庆龄发起成立民主保护同盟，“呵护英华，主持正义，无党无派，一视同仁”，这个极具号召力的宗旨使民保盟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933年4月4日，为营救陈庚、罗登贤、廖承志、陈藻英、余文化等著名革命者，以及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宋庆龄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一行专程来到南京，下榻于扬子饭店。
汪精卫、罗文干到饭店会见了宋庆龄。就是在这里，宋庆龄指出，“当外患日迫之时，释放政治犯与国家元气脉脉相关。惟有释放中国反帝运动的男女斗士，才能增长中华民族的革命力量，如若囚禁或杀戮他们，无异于自伤元气”；就是在这里，宋庆龄“舌战汪精卫”一时传为佳话。
宋庆龄在听到蒋介石对陈庚诱降不成而欲杀之的传闻后，对蒋介石拍案而起：“陈赓过去跟随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他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这是天下人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胆敢杀他，在全中国人眼里，你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蒋介石被宋庆龄责骂得满面通红，他也自知理亏，只好矢口否认：“孙夫人误会了，我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扬子饭店位于南京下关区宝善街2号，现为下关区公安分局办公地。1899年，南京正式开埠通商，下关地区的码头、道路、桥梁等陆续兴建，一时热闹非凡。不久，扬子饭店也拔地而起，成为下关地区众多西洋式建筑中的代表作。
这座砖木结构的建筑由英国人设计并主持建造，按英国中世纪城堡式、西洋圆拱风格，以明代城砖砌成，距离门口不远的几块城砖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年烧制时留下的铭文，故这座建筑在南京众多民国建筑中显得很特别。
走进幽暗的楼内，楼梯位于建筑的中部，两旁是几条对称的通道，连接着一间间房屋。地板、楼梯和主要构件全都是木质的，楼梯上脚步磨踏出的印记证实了岁月的痕迹。虽然很多地方油漆剥落，角落里结出不少蜘蛛网，少数门窗出现朽烂但主体结构都还保存完好。
苏联
选择了苏联，这是有意识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莫斯科之旅，宋庆龄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她做出这一选择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8月23日凌晨3点钟，宋庆龄经过乔装悄悄地走出上海莫里哀路29号住宅。8月27日到达海参崴，换乘豪华专列由西伯利亚大铁道于9月6日到达莫斯科。沿途每站都受到当地领导人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苏联，宋庆龄享受到国宾的待遇，与国内的恐吓与迫害形成鲜明对照。
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声明，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她发表了三份书面声明，她说自己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
宋庆龄游览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游览了红场，瞻仰了列宁陵墓，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后来入住糖宫。糖宫是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它的大理石镶嵌和镀金工程富丽堂皇，不久，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去找宋庆龄，他说，“我被引进……孙夫人住的房间。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开阔的，宋庆龄站在中间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她多年来第一次作欧式打扮，因为穿着短裙而显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确实使她看上去像个15岁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运之间的对照任何时候都是强烈的，但最强烈的要算那个晚上了”。
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不断关心国内政局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尽管在莫斯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但宋庆龄还是遭遇到她人生中难以想象的困难——她到莫斯科是为了重新评估和肯定中国的革命，并加强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关系。但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的激烈争吵。
后来，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谈了一个半小时。宋庆龄提出在今后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将决心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斯大林则说，他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至于宋庆龄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一事，斯大林的答复仍然是将由共产国际去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宋庆龄心中明白，要立即获得援助是不可能了。她决定前往柏林。
走进莫斯科仿佛走进森林，整个莫斯科的街道和房子都掩映在森林之中。据说，莫斯科的街道上几十亩上百亩的街心公园数以百计。
这就是红墙环绕起来的克里姆林宫，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是莫斯科建筑最精致的核心。红墙全长2253米。克里姆林宫大道上，葱笼的树林和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办公大楼相映成辉。
走出克里姆林宫城墙，就是一尊彼得大帝的巨型雕塑。他站在一艘大船上，手持一幅卷起的航海图，目视前方。
红场并不大，面积只有9.1万平方米，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四周都是有名的建筑物和古迹，红场的西侧是列宁墓，由黑色长石和红色花岗岩建成，左右两侧和顶端，是每次红场举行重大活动时的观礼台。
列宁墓的后面与克里姆林宫红墙之间，有12块墓碑，里面安放着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捷尔任斯基等苏联的政治家。
高加索山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宋庆龄正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遥望南方，以泪洗面……宋家，宋庆龄成了一只孤雁，在“天空”飞来飞去，在革命的低潮中迎接革命的崛起。
神话故事中，人类保护神——普罗米修斯就是被缚在高加索山上，当英雄与史诗远去的时候，高加索山也并不寂寞，旅客们的徜徉与攀登成就了这里的另一番热闹。
高加索山屹立在欧亚两洲之间，西濒黑海和亚速海，东临里海，是欧亚之间的天然界限。巨大的冰斗耸立于山腰，形成薄如刀刃的山脊，颇有“倚天宝剑”的神韵。山顶处，积雪堆压着群山，又形成一条连绵的飘带，沿山脊起伏几公里，阳光照耀下，颇为壮观。而古冰川的底部，细流常常汇集成碧波荡漾的圆形湖泊，景色绮丽迷人。
著名的西高加索山保护区位于高加索山脉的最西端，1999年被遴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黑海东北50公里处，部分地区与世隔绝，只有乘直升机才可到达，是欧洲尚未受到人类干扰的少有的几座大山之一。
无论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 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是两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都喜欢到高加索的索契度假。索契是俄罗斯有名的“夏都”，俄罗斯最大最著名的疗养胜地，作为疗养度假胜地的历史已经长达一百多年，索契每年接待的游客大约在300万左右。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夏季不超过30摄氏度，冬天在8摄氏度左右，是地球最北端惟一一块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地区。这里有含氢硫化物的马采斯塔矿泉。对人体保健有独特的疗效。
索契的海岸绵延着大片天然海水浴场，每年5月中旬到10月底，是可以游泳的季节，索契一年中平均有240天是晴天。你可以在一天的时间里，登上高山滑雪，然后到大海畅游。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部分创作生涯就是在索契度过，他以重病之身，在索契完成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构思了《暴风雨所诞生的》初稿。现在，他的故居已辟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
在索契，有一个俄罗斯人引以为骄傲的中央植物园。这里栽种着1600多棵适宜亚热带气候的树木。在中央植物园旁边，有一个友谊林，那里的每一棵树都代表着一个来访的代表团。甚至有40种不同的柑橘属果树被移栽到了这里，包括日本的蜜柑、意大利的柠檬、美国的橙子、印度的柚子等。
德国
1928年5月4日，宋庆龄到达德国柏林，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她两次当选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成为现代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
柏林
宋庆龄在晚年的传记中写道：“当我认识到苏联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想再在莫斯科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还有一个原因是莫斯科医生没能治好她的皮肤病，她希望德国医生会更高明一些，因此，宋庆龄把旅途的下一站定在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她住在柏林利茨恩堡大街7号租的房子。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也避免会见到一些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的国民党政要，比如汪精卫和孙科。宋庆龄只是等待着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宋庆龄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演达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大虚。后来又有叶挺等。
在柏林，宋庆龄受到在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有不少美国人，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挪向蒋介石一边，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关于宋庆龄的处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
宋庆龄在柏林集体讨论和分析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对这一段在德国的生活，她是感到快乐的。她学了点德语，会哼哼德国歌曲。在饮食方面，她对一种“土豆煎饼”特别喜欢，并且自己会做。多年以后，在战时的重庆，她到处找一种长把平底铁锅来做这种食品。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她回国是短暂而又引起轩然大波的。它给当局企图使她陷入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大瓢冷水，也给所有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
1929—1931年宋庆龄再赴欧洲，大部分时间在德国。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她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甚至于爱写信的她连信件也没有。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也永远不这样……
1931年夏，国内传来宋太夫人在青岛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动身回国。
在海外寻找真理的日子里，宋庆龄的足迹遍布世界，声音响彻五洲。凭着渊博的知识、娴熟得胜过母语的英语和东方女性的魅力，穿着中国传统旗袍，频频游历于苏联——德国——法国。
昔日柏林墙附近的“死亡地带”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德国开发区。一种轻盈、透亮的性格在柏林蔓延开来了……波茨坦广场上凭空冒出了十几幢闪闪发亮的现代化高楼。
腓特烈大街上的查理检查站被拆除了。整个检查站，连同美军岗楼和一部分柏林墙都被移到了市区西南的盟军博物馆大院中。
墙是已经没有了，它曾经占用过的一部分地面被人嵌进了铜条和石板，某些段落还刻上“柏林墙1961—1989”的字样。细心的游客可以在贝瑙尔街111号找到一段幸存的柏林墙，但更多的人直奔“东边画廊”去瞻仰另一段保留至今的柏林墙。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新落成的犹太人博物馆。修筑的颇有特色，真正的纪念馆是在地下，地上是2711个空心水泥碑铸成的纪念碑群，然高低不一但排列甚为整齐。博物馆内部布满一间又一间由倾斜的走廊连接起来的空屋子，墙上写满二战期间被放逐、被屠杀的柏林籍犹太人的名字。不必看展品，建筑本身已使人不寒而栗。
柏林居民住宅大多建于五六十年代，宅小但很整齐，路上鲜见高档车，奔驰最好的是280，180。
香港
二十年代，宋庆龄多次陪同孙中山到香港，所到之处，“彩旗与碧浪相辉映，口号同乐声共飞扬”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后，为了得到为全民族抗战服务的自由，宋庆龄于1937年12月23日转移到香港。创建“保盟”，争取国际援助抗战、推进香港妇女运动和救亡运动，直到1941年底日军攻陷启德机场前六个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撤离香港，在香港战斗了不平凡的四个年头。
香港岛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迁居香港岛，住在港岛干德道11号。这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三层小洋楼(原楼已被拆除)，这座小洋房本是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的住所，得知二姐要移居香港，子良立刻让出来，作为宋庆龄的宅邸。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居住的寓所小客厅里宣 告成立，宋庆龄为主席。保卫中国同盟最早的会址，设在香港皇后大道的育贤坊八号。办公地点设在一幢四层楼的底层，旁边有一个小花园，树木葱郁，奇花瑞果，四时不谢。
不久，“保盟”总部搬到香港半山区西摩道21号的一幢二层小洋房的底层，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撤离时为止。这里不但交通便利，而且是清静的华人住宅区，谁也不会料到在这栋不显眼的两层小洋房里，国母孙夫人在主持着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里离宋庆龄的干德道11号寓所很近，她通常是步行上下班，只要沿着正对11号寓所的一条梯形小道，逐级而下，步行五六分钟就可以走到西摩道21号。
当时香港岛还没有“水泥森林”似的高楼大厦，港岛干德道11号视野开阔，傍窗远眺，维多利亚湾的清波碧水和九龙、“新界”的山光水色一览无余。
重庆
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宋庆龄被迫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是宋庆龄从事抗战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抗战时期，宋庆龄曾在重庆生活、工作四年多。直到1945年底，宋庆龄才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举行所谓的“还都典礼”，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傀儡政府，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日本的宣传工具以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造谣言，说她们正积聚财宝欲离开中国，远走他乡。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宋庆龄同宋氏家族一直联系不多，甚至到了断绝来往的程度。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国家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看重的。在蒋介石作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的许诺之后，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再没有公开发表过谴责蒋介石集团的言论。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和居住在香港的宋霭龄受宋美龄邀请，第一次从香港飞抵重庆。当三姐妹的座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受到了公开而热烈的欢迎。重庆的各大报纸争相追踪报道，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也发表短评，欢迎宋庆龄的到来。短评指出：“当前抗战进入巨艰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而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是举国一致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
三姐妹同出同归，走遍了战时陪都，到处留下她们视察访问的足迹。她们一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贼。她们一起设宴招待外国外交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在她们参加的社会活动中，身边总是围着许多记者，对她们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报道。
5月9日，宋庆龄飞回香港。此次三姊妹之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看成是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1941年12月，宋庆龄撤离香港飞往重庆。年初，她曾严厉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7月，为纪念抗战4周年，《新华日报》发表她的文章，被重庆当局扣压……种种迹象表明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
宋庆龄到重庆，使蒋介石惶惶不安。为了隔绝宋庆龄和外界的联系，他们把宋庆龄“安排”在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家里，并派一班特务日夜周旋在她身边，没有外出和会见友人的自由。邓颖超要求拜访宋庆龄，好不容易才得到“安排”。当两友相见时，宋庆龄就暗示：“谈话谨慎，有人监视。”这次拜访虽不能说心里话，却了解了真情。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争取和她的弟弟宋子文的帮助，她终于离开了孔家，搬进了两路口新村三号(现为5号)的寓所。尽管寓所附近都是一些被敌机轰炸后的断墙残壁，周围仍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她总算得到了“一楼之中的自由”。
宋庆龄一搬到新村3号，就不停地写信发往国外，邀请原“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速来重庆，重建“保盟”。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宋庆龄仍然担任主席，“新村三号”从此成了宋庆龄开展工作的基地。
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到两路口新村专门拜访了宋庆龄。12月12日，宋庆龄在重庆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是双重的。她同时强调“中国所遭受的创伤，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治愈”。并从当日起将“保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年底，宋庆龄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位于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是重庆市重要的抗战文物遗址，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级旅游区(点)，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
旧居占地898平方米，建筑面积665平方米，由主楼、后楼、防空洞等构成，共展出实物和历史照片110件，陈列有“宋庆龄生平事迹展”、“宋庆龄在重庆文物资料展”、“复原陈列展”三个展览。为“红色旅游”景区(点)，历年来吸引众多的海内外观众来馆参观，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陈列馆周边耸立的高楼大厦，使宋庆龄旧居显得特别典雅。馆内的两边栽满了四季长青的小树，中间有一座二楼的西式砖木结构小楼。楼前庄严地立着宋庆龄的塑像，塑像前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扇形草坪，将小院装饰得十分美丽。
黄山陪都遗迹
1942年8月，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已分化了的三姐妹感情有所加深。宋美龄又一次去探视二姐宋庆龄时，提出八月十五一家人团聚一事，宋庆龄爽快地答应了。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庭的团圆是最神圣的。神圣的团圆又吸引着每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宋氏这个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在全世界都名声显赫的家庭，他们的家族团圆远超过普通家庭团圆的意义。
八月十五的满月非常好看。黄山官邸的宴会厅里甚是热闹。宋氏兄弟姐妹六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司机、卫官足足摆了五大桌。十几名侍者身穿全套白色制服，有的在一旁悉心伺候，有的满头大汗跑来跑去。五个大大的餐桌上摆满了高级厨师做的名菜，还另有点心、水果、冰淇淋。
“莫谈国事。”在大姐霭龄这道戒令发布后，兄弟姐妹们竭力维护，尽情开怀畅饮，倾吐心扉。以前，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表现的强硬姿态，在这种场合下，已不再粉饰。在亲人的面前，各人的性格表露无遗，他们尽情享受着这团圆的欢乐。这是宋庆龄多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家人团聚。
黄山陪都遗迹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山，为现存规模最大、环境风貌保存较好的一处陪都抗战遗迹。
1939年夏，在黄山修筑蒋介石官邸，黄山因此成为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决策中心。随后，沿山脊在一马蹄形的地带上，先后建有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宋美龄别墅“松厅”，宋庆龄别墅“云峰楼”，孔祥熙别墅“孔园”，张治中、蒋经国、马歇尔旧居 “草亭”，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驻地“莲青楼”，抗战阵亡将士子弟“黄山小学”，空军司令周至柔旧居、侍从室用房等。
“云峰楼”即松籁阁，又名“国母楼”，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为宋庆龄准备的寓所，位于黄山陪都遗迹东南侧的小山坡上，可观东方日出，西方落日，览黄山浅谷胜景。解放后，松籁阁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曾为黄山干部疗养院病房或职工宿舍。
“云峰楼”为一栋别墅建筑，面积为266平方米，融合了传统的亭、台、楼、阁建筑艺术和风格。虽为宋庆龄寓所，但她一天也未曾住过，即使与妹妹宋美龄相聚，也是当天返回两路口新村的寓所居住。
黄山陪都遗址陈列馆在当年的黄山陪都遗址内，1993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
北京本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去世的。由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殷切邀请，她来到北京，工作生活了32年。在这里，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担任国家副主席，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加强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为新中国的建设和世界和平作出特殊的贡献。直至1981年因病去世。
铁狮子胡同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宋庆龄还是陪同孙中山冒险北上。
孙中山因旅途劳累，突然病倒。1925年2月18日，宋庆龄与孙中山一起乘特备汽车缓行至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陪着度过孙中山一生的最后时刻。
明代，因为胡同中有一座天春园，园前有一对铁狮子，所以人们把这条胡同叫做铁狮子胡同。
胡同中的天春园曾是名妓陈圆圆和吴三桂初次见面的地点。清代诗人吴梅村曾作了一首《田家铁狮歌》，称赞园中的景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北京一些名园和大宅门均被抢劫一空，天春园因隐藏在不起眼的铁狮子胡同中才幸免于难。
天春园也是孙中山逝世前的临时行辕，时为原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私宅，有三进院落，西面是花园。宅院内山石峻峭，草木葱茏，环境幽雅。孙氏夫妇到来后，住在西院第二进院子的北房内。
由于原先的大门比较狭窄，1931年，北平市政府特地予以改建，并在大门上悬挂匾额，上书金色大字“孙中山先生行馆”。孙中山逝世的房间内，设立了纪念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孙中山先生在此逝世”。直至现在，这间房还保留着当年的布置和陈设。外间西墙上的汉白玉刻石上方，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旁边，是他的临终遗书。屋内的长案上搁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书籍资料。
1926年，铁狮子胡同内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参案，胡同曾被刘和珍等爱国者的鲜血染得殷红。
宋庆龄同志故居
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花园。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但她以国事百废待兴为由，一再谢绝。她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党和政府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决定将这个王府旧园修葺更新。1962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这个旧日王府辟出一处幽静花园，并特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迁入新居。这座门牌为后海北沿46号的院落，成为她生命最后18年的安居地。搬进来时，她风趣地说：“封建时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
1966年，曾有一位美国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在给宋庆龄的信中问，“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真的吗?”宋庆龄回信说：“是的，因为是国家副主席，人民政府拨了一个旧日的王府给我作寓所……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里面有许多美丽的树木……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什刹海是一天然湖泊，风景秀丽，北京旧城(元、明、清代)的营建中，湖泊南部圈入皇城以内，为皇家御苑。明代以后格局与水道发生变化，形成自然的田园风光，引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更有一些达官显贵在此修建府邸，营造园林，以独揽秀色。又由于庵观寺庙众多，钟声和鸣，余音缭绕，故称为“什刹海”。
“从古至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生活于这个千年帝都的普通百姓人家在皇城中所拥有的惟一公共开放空间。”专家俞孔坚曾评价什刹海：“体现北京古朴的文化，是北京胡同最为集中的地区，这里不仅仅有躲在胡同里的中国最传统的民间文化，还有沿河而建弥漫着红尘和喧嚣的都市酒吧；这里不仅有普通百姓破旧的小院，也有达官贵人们辉煌耸立红墙丽宫。什刹海就在这样一种不同文化、不同地位、不同肤色的相互撞击中展示着她独特的魅力，她告诉我们多样性是城市活力与和谐的基础。”
什刹海，分为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宋庆龄故居坐落在后海北沿，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也称西花园。
宋庆龄故居的主要建筑是具有中国古建筑特点的清一色的灰简瓦卷棚式顶结构，大部分保留着原王府花园的布局和风格。
此建筑原来是一座封闭的大院落，临湖没有大门，出入西花园要经过开在与宅邸相接的东垣中部墙门。成为宋庆龄寓所后，将东垣的入口封闭，于南垣东端开一座灰简瓦歇山顶，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为正门。南垣西端开一侧门，供工作人员出入和行车。
由正门进入左侧假山上建有一座扇形的古亭，称“扇亭”，其匾额上正名为醇亲王奕亲笔题书。登上此亭可饱览后海美景。下“扇亭”向北行进则入灰筒瓦顶，油漆彩画的抄手游廊，至一座六角攒尖顶的亭前。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赐和王口自尽，将此地赐给他的兄长永理，是为成王府花园。同时还破例准许成王府引玉河水入园，这在清朝的北京城内，是除了皇家宫苑之外，惟一引用玉河水的王府宅园。永王星为此建了“恩波亭”，以感皇恩。这里也是当年纳兰明珠之子纳兰性德邀文人墨友吟诗作赋的“渌水亭”原址。
沿游廊向北便来到一片大草坪前，它的东南角，竖一旗杆，是宋庆龄迁来此处后升国旗的地方。草坪的北面即是园内的主体古建筑群。其中，前厅“濠梁乐趣”，原址是“益寿堂”。“濠梁乐趣”匾原来挂在现在草坪南端戏台的南侧，前临南湖，因借用庄子《秋水》篇里“知鱼之乐”的典故而得名。现在的“濠梁乐趣”是宋庆龄生前的大会客厅，她在此多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如今是宋庆龄生平展的第一展厅。后厅是“畅襟斋”，全园中的主房(1938年载沣自天津搬回北京后，就住在这里)，是大餐厅，在这里举行宴会招待贵宾，现在是宋庆龄生 平展的第二展厅。东厢房是“观花室”，西厢房是三卷棚勾连搭的“听鹂轩”。改建宋庆龄寓所时，切去了西厢房西面的二卷，将“听鹂轩”牌匾移至“畅襟斋”的东耳房上，保留东面一卷与新建的二层灰简瓦绿剪边歇山重檐的主楼巧妙套接，浑然一体，而主楼的内部设施均为西式，因此说它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衬托出主人东西方文化内涵。
宋庆龄后海故居，陈列着一套她穿过的博士学位礼服和礼帽。这套行头，见证了她最后一次公众活动。那是1981年5月8日，宋庆龄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自二层主楼西门出而南行，小桥南的西侧，有一形态奇瑰的太湖石，上面刻着“岁岁平安”四个大字，道劲有力，相传出于成亲王永琨之手。由此登上西山，是为纪念宋庆龄诞辰百周年建造的一座“瑰宝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称誉宋庆龄为“国之瑰宝”。“瑰宝亭”匾额是宋庆龄的生前好友著名书法家、原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瑰宝亭”的石雕、木雕、彩画均雕以梅花，特别是双重圆檐上的十幅国画梅花是宋庆龄生前好友廖仲凯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所绘，寓意宋庆龄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
由“岁岁平安”石沿湖向东南行，见一石阶小径蜿蜒通向小山上的三间转角古建筑，为“听雨屋”。它原是王府主人的休闲场所，与东侧的“扇亭”相呼应，取“风调雨顺”之意。
再向东进，耸立一座二层建筑，其匾曰“南楼”(载洵所书)。一层由正门入，而二层则由游廊攀上。它的外墙采用古代的“磨砖对缝”工艺砌成，表面看没有任何粘接物，表现了我国精湛的古代建筑技术。
故居园内古树名木60多种，千余株。秋柏古槐、绿翠幽篁。南北花卉百余种，玉兰、牡丹、芍药、迎春、连翘、丁香、紫藤。还有朋友们赠送的花木盆景，装点庭院，生机盎然。草坪上有一株古槐，树冠阔如巨伞，枝垂匐地，树荫近百平方米，主干围长3．5米，树龄有500多年，被列为国家一级古树。宋庆龄生前常在二楼隔窗而坐欣赏它美丽的丰姿，宋庆龄觉得它像一只展翅回首的凤凰，取名为“凤凰国槐”。“岁岁平安”太湖石南边的西山脚下，有一棵马尾松，是宋庆龄迁居这里的第一年为了在圣诞节招待外国朋友和孩子们，派人从西山苗圃选来作圣诞树的。翌年早春，宋庆龄发现它的针叶多有枯黄，就让工作人员栽在这里，时常来观赏并关心它的成长，如今格外茂盛。西山南麓，有一盆老石榴桩景，更为宋庆龄所钟爱。这盆石榴桩原来是皇宫之物，植于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岁。紫砂盆是明代遗物，被人们誉为“国宝盆景”，风采不减当年。“南楼”前有一古树以围栏作为保护，牌曰“明开夜合花”。据说它就是纳兰性德当年亲手栽植于楹前的数株之一。
院内有一架龙眼葡萄，是宋庆龄住在方巾巷时所植。1959年她迁至什刹海前海西沿住所，随之移于院内。1963年，这架葡萄又跟随她来到这里。每年中秋时节，宋庆龄会亲自采摘葡萄招待客人。
跨院中间剑石旁边有两株宽大的海棠树，都是原醇亲王府花园内的植株。春天花开繁荣、秋季果实累累。宋庆龄常常用果实制作海棠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品尝。如今，每每果实熟了，人们不去采摘，倒是园子里的燕子、喜鹊权当美餐享用了。主楼前摆放十几盆石榴树，也是随宋庆龄乔迁这里的。每年秋天，红灯笼似的石榴果压弯了树枝，很惹人喜爱。院子里还摆放许多盆栽花木，其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送的石榴；陈毅送的榕树盆景；朱德、康克清送的兰花；廖承志送的凤尾葵；傅作义送的腊梅；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送的梅花等等。
故居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就是宋庆龄喜爱的鸽子。
宋庆龄生前喜欢鸽子。她们洁白无瑕，象征和平。鸽子也寄托着她对亲密的战友、伴侣孙中山先生的情感与怀念——因为孙中山也喜欢鸽子。工作之余，宋庆龄常来喂它们。她与鸽子以独特方式联系——听到她的叫声，鸽子就会聚在她的周围啄食，或凝望她，俨然是好朋友。
如今，鸽子队伍已经壮大，品种也很多，尤为引进人注目的是稳拿国际信鸽事业(天津)有限公司向故居捐赠的世界名系种鸽。分别以“和平、友谊、回归、统一”等命名，以表达对宋庆龄的敬仰爱戴和向往祖国统一的美好心愿。
沿故居向东有一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是“时代鼓手”田间的故居，前海西街有郭沫若故居；护国寺街9号，是戏曲艺术大师、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故居，还有中国现代绘画之父徐悲鸿纪念馆……到了这，你才知道，北京名人真是遍地都是。
如今，故居的周边成了北京最有风情的地方。后海的酒吧成了小资的代名词，也成了新兴的北京人最原始的生活状态。“过客”、“那里”、“白枫”、“左岸”、“胡同写意”……这些酒吧似乎蕴藏了古都最深沉的生活与文化，丰富而内敛。这种文化的风物，在北京其他地方品味不到的。
究竟是什么给了这里如此的魅力?湖?胡同?四合院?名人?或许是这些的完美搭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