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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器材华东公司（简称华东电子公司）位于上海市江西中路的一幢老式办公楼里。这幢楼矗立在繁华外滩显眼的路段，据说解放前这里是美国中情局的所在地，有暗道与机关。公司职工说，听起来我们的公司是国家部属企业，家大业大，实际企业年年走下坡路。确实，这个曾在上海滩叱咤一时的国有企业，因为前任领导班子的贪污腐败，面临改制。一个国有大型企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任由“腐败班子”宰割的“羔羊”呢？
领导班子腐败显露
2001年8月20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收到一封举报信：华东电子公司总经理陆久生私设“小金库”，并将公司下属的益爱出租车公司低价转让。该院反贪局初查发现，这个举报已尽人皆知，陆久生等人也早有耳闻，追查面临困难。于是，检察官把目标转向益爱公司出租车低价转让一事上。然而，受让的百文迎宾公司（简称百文公司）却不肯配合，他们提供的账户或与此无关，或鱼目混珠，六大筐账本并没有留下任何可疑迹象。
在检察官们锲而不舍的追查下，百文公司终于提供了没有入账的真实合同和记账本。原来，益爱公司转让时共签了两份合同：一份确定每辆出租车的营运牌照价格为17.2万元，另一份为16.7万元。华东电子公司收到的转让款是按照每辆16.7万元计算的。
检察官的目光聚焦到了华东电子公司副总经理、益爱出租车公司法人代表屠锦良身上，屠锦良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其妻子已退休多年，女儿在法国自费留学，开销甚大，但家里持有的股票和存款竟有100多万。可见，他有侵吞公款的重大嫌疑！
按照百文公司的真实账本，检察官们了解到，百文公司支付受让的出租车营运牌照价格实际是每辆18万元，中介人陈某每辆提中介费8000元，总计27.2万元，支付华东电子公司每辆17.2万元，总计584.8万元。但百文公司有35.3万元的支票未进益爱公司账户，其中20余万元下落不明。
经查，益爱汽车修理厂经理方仁根在百文公司的领款单上有签名，而他是参与出租车营运牌照转让的主要谈判者之一。2003年2月18日，方仁根被传唤，与此同时，中介人陈某交代了向方仁根行贿8万元的犯罪事实。在检察官们的政策攻心下，方仁根作了交代。更为重要的是，他检举了屠锦良贪污17万元的线索！
屠锦良是关键人物，攻破他可以拨开迷雾。在看守所里，面对主审检察官稳扎稳打的讯问，屠锦良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承认了索取17万元现金并伙同方仁根贪污20万元的事实。接着，他抖出了伙同陆久生、黄美玉将公司存量房出售、侵占和私分益爱出租车公司上缴款24万余元等犯罪问题。一个国企领导班子的腐败显山露水。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相继落网
同年4月25日，陆久生、黄美玉被拘留。其实，在屠锦良被逮捕后，他俩就商定了攻守同盟，并将部分赃款退回公司，把“小金库”的账做平了。
陆久生38岁就担任局级干部，至今已17年了，从正局级领导干部到阶下囚，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陆久生无法接受。他与黄美玉之间的关系，更让他心有余悸。“我身体不好，说走就走了。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整我。”陆久生自负傲慢。
得知陆久生患有严重高血压后，检察官们适时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并调整了审讯策略。他们抓住陆久生父子情深的情结，循循善诱，一席话，说得陆久生涕泪交流……4月30日，陆久生主动提出交代犯罪事实。
从一个普通的打字员到一个掌握人事管理大权的副局级领导干部，黄美玉的升迁在华东电子公司匪夷所思。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不至于口误，她竟然把与陆久生串供的记录都带在身边。
就是这个三人集团，在华东电子公司掌权十几年，他们互相勾结，以领导的身份和公司的利益为幌子，巧立名目共同贪污国家财产，给公司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损失。
益爱出租车公司
被任意宰割
1992年12月，华东电子公司出资50万元以工会名义成立了益爱出租汽车服务部，1997年改制后更名为上海益爱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屠锦良于1997年被任命为出租车公司经理和法人代表。同年，公司因车辆更新产生利润53万余元，屠授意公司财务人员将其中的46万元以伪造退还驾驶员押金的方式将账做平，形成了46万元账外资金。8月5日，经陆久生同意，屠指示财务人员将44万元上交黄美玉。当日，陆久生与屠商量后，将其中的24万元以“华东成”的名义存入银行，存折由屠保管。剩余的20万元经公司领导班子讨论，决定给予黄美玉、屠锦良房屋补助款各10万元。2000年1月，三人将存入银行的24万元私分。2001年春节前，屠锦良经陆久生同意后，将益爱公司11万余元账外利润交黄美玉保管。后三人各分得3万余元。
1998年底，屠锦良与方仁根受陆久生委派，共同负责办理益爱公司34辆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方仁根委托原同事陈某联系受让单位。经联系，百文公司愿意以17.2万元的单价受让，并同意支付给陈某每辆8000元的中介费。陈将中介情况告知了方仁根，许诺：如果拿到中介费，将给方部分好处。
1998年12月15日，屠锦良、方仁根代表益爱公司与百文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益爱公司以17.2万元一辆，总价584.8万元将益爱公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给百文公司。
1999年1月，中介人陈某得到27.2万元中介费后，送给方仁根8万余元。方转送屠锦良1万元。同月29日，屠锦良向李某谎称，益爱公司需支付有关费用，想从百文公司给予的转让款中提取部分现金，但无法提供发票。之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将原来的584.8万元转让款降为567.8万元，由百文公司提出17万元现金给屠锦良。1999年1月，屠隐瞒降价真相，将17万元现金中饱私囊。2003年2月，得知检察机关在查益爱公司转让之事后，屠锦良将此事告诉了陆久生和黄美玉。次日，三人决定将这笔赃款放入行政处处长华某保管的“小金库”内。同月25日，华凑数18万余元存入财务账。
1999年1月，百文公司向益爱公司支付转让余款45万元，经屠锦良授意，益爱公司财务向百文公司开具了存根联为150元、发票联为45万元的发票，将这45万元置于账外。后百文公司从该45万元中直接发放给驾驶员9.7万元安抚费，另35.3万元由屠指使方仁根将支票套取现金34.51万元，交财务11.5万元。其间，屠以需要返给百文公司部分转让款等为由，将剩余的23万余元截留交给方仁根。同年2月，两人将2万元送给百文公司。方又送给屠10万余元，其中屠转送陆1万元，余款屠个人占有。在剩余的11万元中，方支付给驾驶员安抚费1.2万元，另9.8万元占为己有。
2002年10月，屠锦良、方仁根得知东窗事发，商议由方提出困难补助申请报告，并将报告日期提前至1999年1月，屠签署了同意补助20万元的意见。而后向陆久生、黄美玉谎称该20万元用于相关单位开销，不宜入账。陆、黄同意并加盖了工会印章，账目因此做平。为对付检察机关的调查，事后两人又订立攻守同盟。
对公司存量房他们也想方设法蚕食
除了出租车公司，他们对公司房产也颇费算计，想方设法予以蚕食。
2001年下半年，在清理华东电子公司房产期间，屠锦良发现公司尚有10余套存量房，其中有5套住房在华东电子公司分房小组账内没有登记，遂向陆久生、黄美玉提出按每人25万元的标准将上述5套存量房出售或私分。其中，将北京西路一套使用权作价40万元（实际价值49万元）私自分配给屠锦良，屠将多得的15万元房款以现金形式给陆久生；将兰溪路一套住房使用权变成产权后，以18万元价格出售，陆分得7万元，黄分得11万元；将万航渡路一套产权房作价14万元（实际价值22万余元）分配给黄美玉；将泗塘新村一套使用权房出售后，所得钱款中的3万元给华某作房屋补贴，余款用于上述房屋的空关费、过户费等。
其后，陆久生授意行政处处长华某具体办理上述4套房屋（除泗塘新村住房）转让、过户等手续，为封住他的嘴，陆久生又将中山北路一套住房私自分配给华某。
2003年2月，方仁根被拘捕后，为了掩盖犯罪事实，屠锦良等人商议：陆将售房所得的7万元退出；黄将售房所得的11万元退出；万航渡路为陆久生同意的公司分房不予退出；屠将分得的北京西路使用权房交还公司。
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2004年底，屠锦良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陆久生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黄美玉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方仁根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家长制，监督缺位导致的集权腐败
一个企业的三名局级干部串通一气瓜分国家资产，这在上海滩也很鲜见。在华东电子公司，用人的腐败、管理的腐败是促成小集团利益超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侵蚀公司利益的基础。案发后，群众总结说：“陆久生用了不该用的人，一个是工于心计的，一个是狐假虎威的，都是贪得无厌之徒。”
陆久生是公司“一把手”，黄美玉和屠锦良是他的“左右手”。在华东电子公司，对干部的提拔录用，陆久生具有绝对权威。他使用干部，完全凭个人好恶和亲疏远近，没有原则，甚至没有组织程序。善于溜须拍马的受到重用、庇护；正直敢言的受到打击、压制，有的被调离，有的甚至被撤职。
1989年，黄美玉进公司时只是一个打字员，但她有一颗不甘平淡的心，她费尽心机地接近陆久生，一来二去，二人的关系升温了。就是靠着陆久生这把“保护伞”，黄美玉步步高升，她不仅是公司“第二把手”——党委副书记，还兼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和工会主席等职，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黄美玉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技术，却也没有什么顾忌。她能够赤裸裸地表达对陆久生的忠心和真心，这一点是那些有水平有思想的人做不出的，也是他人难以做到的，她还善于打“小报告”，挑拨离间制造是非，证明她是一心一意捍卫陆总利益的人，从而利用领导层之间微妙的矛盾关系渔翁得利。
与黄美玉相比，屠锦良虽然文化也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却低调做人。他善于钻营，利用陆久生的惟我独尊和黄美玉的贪得无厌，或出谋划策共同贪污，或欺上瞒下个人侵吞国家财产。案发后他道出了心声：“看到社会上不如自己的人都富了起来，心态失衡，虽然华东电子公司穷，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借国企改制可以大捞一把。”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社会上流传的官僚高压政策，成为华东电子公司陆久生之流真实的写照。谁敢监督，谁能监督呢？陆久生搞任人唯亲，垄断了公司的大权，他的声音就是上级的声音，他的意志就是组织的意志，他的腐败当然也就是整个领导班子的腐败了！他们狼狈为奸，为一己之私，可以随意支配他人的命运，任意欺凌愚弄群众，完全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这是最可怕的腐败，是群众最痛恨的组织性的腐败！
陆久生等人陷入犯罪是因为他们本身私欲膨胀。然而，群众不能监督、上级没有监督，是造成他和“左右手”走向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国企改革应该是法制化的进程，监督的权力必须是受法律保护的最广泛的公民权利。陆久生等人贪污案件，再一次为国企改革敲响了警钟：坚持走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法制化“阳光”道路才是正确的。
(检察日报供本刊专稿)
领导班子腐败显露
2001年8月20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收到一封举报信：华东电子公司总经理陆久生私设“小金库”，并将公司下属的益爱出租车公司低价转让。该院反贪局初查发现，这个举报已尽人皆知，陆久生等人也早有耳闻，追查面临困难。于是，检察官把目标转向益爱公司出租车低价转让一事上。然而，受让的百文迎宾公司（简称百文公司）却不肯配合，他们提供的账户或与此无关，或鱼目混珠，六大筐账本并没有留下任何可疑迹象。
在检察官们锲而不舍的追查下，百文公司终于提供了没有入账的真实合同和记账本。原来，益爱公司转让时共签了两份合同：一份确定每辆出租车的营运牌照价格为17.2万元，另一份为16.7万元。华东电子公司收到的转让款是按照每辆16.7万元计算的。
检察官的目光聚焦到了华东电子公司副总经理、益爱出租车公司法人代表屠锦良身上，屠锦良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其妻子已退休多年，女儿在法国自费留学，开销甚大，但家里持有的股票和存款竟有100多万。可见，他有侵吞公款的重大嫌疑！
按照百文公司的真实账本，检察官们了解到，百文公司支付受让的出租车营运牌照价格实际是每辆18万元，中介人陈某每辆提中介费8000元，总计27.2万元，支付华东电子公司每辆17.2万元，总计584.8万元。但百文公司有35.3万元的支票未进益爱公司账户，其中20余万元下落不明。
经查，益爱汽车修理厂经理方仁根在百文公司的领款单上有签名，而他是参与出租车营运牌照转让的主要谈判者之一。2003年2月18日，方仁根被传唤，与此同时，中介人陈某交代了向方仁根行贿8万元的犯罪事实。在检察官们的政策攻心下，方仁根作了交代。更为重要的是，他检举了屠锦良贪污17万元的线索！
屠锦良是关键人物，攻破他可以拨开迷雾。在看守所里，面对主审检察官稳扎稳打的讯问，屠锦良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承认了索取17万元现金并伙同方仁根贪污20万元的事实。接着，他抖出了伙同陆久生、黄美玉将公司存量房出售、侵占和私分益爱出租车公司上缴款24万余元等犯罪问题。一个国企领导班子的腐败显山露水。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相继落网
同年4月25日，陆久生、黄美玉被拘留。其实，在屠锦良被逮捕后，他俩就商定了攻守同盟，并将部分赃款退回公司，把“小金库”的账做平了。
陆久生38岁就担任局级干部，至今已17年了，从正局级领导干部到阶下囚，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陆久生无法接受。他与黄美玉之间的关系，更让他心有余悸。“我身体不好，说走就走了。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整我。”陆久生自负傲慢。
得知陆久生患有严重高血压后，检察官们适时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并调整了审讯策略。他们抓住陆久生父子情深的情结，循循善诱，一席话，说得陆久生涕泪交流……4月30日，陆久生主动提出交代犯罪事实。
从一个普通的打字员到一个掌握人事管理大权的副局级领导干部，黄美玉的升迁在华东电子公司匪夷所思。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不至于口误，她竟然把与陆久生串供的记录都带在身边。
就是这个三人集团，在华东电子公司掌权十几年，他们互相勾结，以领导的身份和公司的利益为幌子，巧立名目共同贪污国家财产，给公司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损失。
益爱出租车公司
被任意宰割
1992年12月，华东电子公司出资50万元以工会名义成立了益爱出租汽车服务部，1997年改制后更名为上海益爱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屠锦良于1997年被任命为出租车公司经理和法人代表。同年，公司因车辆更新产生利润53万余元，屠授意公司财务人员将其中的46万元以伪造退还驾驶员押金的方式将账做平，形成了46万元账外资金。8月5日，经陆久生同意，屠指示财务人员将44万元上交黄美玉。当日，陆久生与屠商量后，将其中的24万元以“华东成”的名义存入银行，存折由屠保管。剩余的20万元经公司领导班子讨论，决定给予黄美玉、屠锦良房屋补助款各10万元。2000年1月，三人将存入银行的24万元私分。2001年春节前，屠锦良经陆久生同意后，将益爱公司11万余元账外利润交黄美玉保管。后三人各分得3万余元。
1998年底，屠锦良与方仁根受陆久生委派，共同负责办理益爱公司34辆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的相关事宜。方仁根委托原同事陈某联系受让单位。经联系，百文公司愿意以17.2万元的单价受让，并同意支付给陈某每辆8000元的中介费。陈将中介情况告知了方仁根，许诺：如果拿到中介费，将给方部分好处。
1998年12月15日，屠锦良、方仁根代表益爱公司与百文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益爱公司以17.2万元一辆，总价584.8万元将益爱公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权转让给百文公司。
1999年1月，中介人陈某得到27.2万元中介费后，送给方仁根8万余元。方转送屠锦良1万元。同月29日，屠锦良向李某谎称，益爱公司需支付有关费用，想从百文公司给予的转让款中提取部分现金，但无法提供发票。之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将原来的584.8万元转让款降为567.8万元，由百文公司提出17万元现金给屠锦良。1999年1月，屠隐瞒降价真相，将17万元现金中饱私囊。2003年2月，得知检察机关在查益爱公司转让之事后，屠锦良将此事告诉了陆久生和黄美玉。次日，三人决定将这笔赃款放入行政处处长华某保管的“小金库”内。同月25日，华凑数18万余元存入财务账。
1999年1月，百文公司向益爱公司支付转让余款45万元，经屠锦良授意，益爱公司财务向百文公司开具了存根联为150元、发票联为45万元的发票，将这45万元置于账外。后百文公司从该45万元中直接发放给驾驶员9.7万元安抚费，另35.3万元由屠指使方仁根将支票套取现金34.51万元，交财务11.5万元。其间，屠以需要返给百文公司部分转让款等为由，将剩余的23万余元截留交给方仁根。同年2月，两人将2万元送给百文公司。方又送给屠10万余元，其中屠转送陆1万元，余款屠个人占有。在剩余的11万元中，方支付给驾驶员安抚费1.2万元，另9.8万元占为己有。
2002年10月，屠锦良、方仁根得知东窗事发，商议由方提出困难补助申请报告，并将报告日期提前至1999年1月，屠签署了同意补助20万元的意见。而后向陆久生、黄美玉谎称该20万元用于相关单位开销，不宜入账。陆、黄同意并加盖了工会印章，账目因此做平。为对付检察机关的调查，事后两人又订立攻守同盟。
对公司存量房他们也想方设法蚕食
除了出租车公司，他们对公司房产也颇费算计，想方设法予以蚕食。
2001年下半年，在清理华东电子公司房产期间，屠锦良发现公司尚有10余套存量房，其中有5套住房在华东电子公司分房小组账内没有登记，遂向陆久生、黄美玉提出按每人25万元的标准将上述5套存量房出售或私分。其中，将北京西路一套使用权作价40万元（实际价值49万元）私自分配给屠锦良，屠将多得的15万元房款以现金形式给陆久生；将兰溪路一套住房使用权变成产权后，以18万元价格出售，陆分得7万元，黄分得11万元；将万航渡路一套产权房作价14万元（实际价值22万余元）分配给黄美玉；将泗塘新村一套使用权房出售后，所得钱款中的3万元给华某作房屋补贴，余款用于上述房屋的空关费、过户费等。
其后，陆久生授意行政处处长华某具体办理上述4套房屋（除泗塘新村住房）转让、过户等手续，为封住他的嘴，陆久生又将中山北路一套住房私自分配给华某。
2003年2月，方仁根被拘捕后，为了掩盖犯罪事实，屠锦良等人商议：陆将售房所得的7万元退出；黄将售房所得的11万元退出；万航渡路为陆久生同意的公司分房不予退出；屠将分得的北京西路使用权房交还公司。
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2004年底，屠锦良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陆久生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黄美玉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方仁根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家长制，监督缺位导致的集权腐败
一个企业的三名局级干部串通一气瓜分国家资产，这在上海滩也很鲜见。在华东电子公司，用人的腐败、管理的腐败是促成小集团利益超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侵蚀公司利益的基础。案发后，群众总结说：“陆久生用了不该用的人，一个是工于心计的，一个是狐假虎威的，都是贪得无厌之徒。”
陆久生是公司“一把手”，黄美玉和屠锦良是他的“左右手”。在华东电子公司，对干部的提拔录用，陆久生具有绝对权威。他使用干部，完全凭个人好恶和亲疏远近，没有原则，甚至没有组织程序。善于溜须拍马的受到重用、庇护；正直敢言的受到打击、压制，有的被调离，有的甚至被撤职。
1989年，黄美玉进公司时只是一个打字员，但她有一颗不甘平淡的心，她费尽心机地接近陆久生，一来二去，二人的关系升温了。就是靠着陆久生这把“保护伞”，黄美玉步步高升，她不仅是公司“第二把手”——党委副书记，还兼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和工会主席等职，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黄美玉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技术，却也没有什么顾忌。她能够赤裸裸地表达对陆久生的忠心和真心，这一点是那些有水平有思想的人做不出的，也是他人难以做到的，她还善于打“小报告”，挑拨离间制造是非，证明她是一心一意捍卫陆总利益的人，从而利用领导层之间微妙的矛盾关系渔翁得利。
与黄美玉相比，屠锦良虽然文化也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却低调做人。他善于钻营，利用陆久生的惟我独尊和黄美玉的贪得无厌，或出谋划策共同贪污，或欺上瞒下个人侵吞国家财产。案发后他道出了心声：“看到社会上不如自己的人都富了起来，心态失衡，虽然华东电子公司穷，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借国企改制可以大捞一把。”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社会上流传的官僚高压政策，成为华东电子公司陆久生之流真实的写照。谁敢监督，谁能监督呢？陆久生搞任人唯亲，垄断了公司的大权，他的声音就是上级的声音，他的意志就是组织的意志，他的腐败当然也就是整个领导班子的腐败了！他们狼狈为奸，为一己之私，可以随意支配他人的命运，任意欺凌愚弄群众，完全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这是最可怕的腐败，是群众最痛恨的组织性的腐败！
陆久生等人陷入犯罪是因为他们本身私欲膨胀。然而，群众不能监督、上级没有监督，是造成他和“左右手”走向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国企改革应该是法制化的进程，监督的权力必须是受法律保护的最广泛的公民权利。陆久生等人贪污案件，再一次为国企改革敲响了警钟：坚持走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法制化“阳光”道路才是正确的。
(检察日报供本刊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