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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过高速增长，已经形成了中产阶层，形成了对品质有要求。为什么苹果那么贵却在中国卖得好，我们这方面是供不应求，不是产能过剩。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把好字放到前面。
总体来讲全球经济的走势就是下行，准确讲，是高位下行。2007年第一季度的时候，美国金融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成年率是15.2%，到今年三季度是6.9%。换句话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去掉了一半以上。自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很多经济都下行。日本也下行，但日本本来就很慢，减掉一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挑战。可是我们原来很快，这么急速下行，这个挑战在我看来，要比低位下行难度要大，因此这是对中国经济很大的考验。
高位增长从哪里来？
为什么高位会下行？这个过程需要去理解。我刚学经济学的时候，当时在做第六个五年计划，现在到了“十三五”。我记得那时定的目标是争取年增长5%，保证实现4%，简称就是“增五保四”。现在听来这个数，包括今天说中国“增五保四”，全世界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因为对我们来说，7、6就是非常低的，因为过去有十几的增长。但是中国怎么能从“增五保四”到了10%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位从哪里来的？
第一波是包产到户。高位的由来其实很简单，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过去为什么增长不了？因为有克服不了的瓶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10亿人口，8亿农民，穷得饭都吃不饱。20%的人搞工业、搞城市建设，谁来买你的产品，只好在工业城市里自循环，制造更多的设备装备工业，但是最终产品没有市场。这是当年的困难。怎么突破的？就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劳动力多了，允许办民营企业，允许往工业走，允许把城市门打开，这是我们高位增长的第一个奠基之石。
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放活的经济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当年很大的问题。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坚持市场经济，就是只有市场才能把各方面放活的力量组织起来。
第三波是加入WTO。这一波最重要，就是在我们改革的基础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协定为保障，把不适应中国和全球市场连接的障碍系统地去掉。
这三波重大的改革开放，就把中国国民经济从“增五保四”，推到了高速增长的领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这是国家真正成功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开放重要？在2010年达沃斯论坛时，我和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有过几个小时的交流，我得出这样一个简化的图形：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中国开放就是中国在底部，中国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而1980年美国人均GDP就到了12500美元，两国的分配结构不同，我们储蓄率高，落到中国人民口袋里的钱与美国落到人民口袋里的钱差80倍到100倍。如果不开放，美国在高海平面，我们在低海平面，会维持很长时间。邓小平打通了两个海平面，这个世界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这不是经济学，这是一个物理学现象。两个水体打通通道，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一次对流。资本技术为什么会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资本技术越多的国家，它的收益率越低；对于资本和技术越稀缺的国家，资本技术来一点，收益率就非常高。过去不开放，资本技术来不了，一开放，改善了投资环境，资本技术就“哗哗”地来。邓小平当年力主开放，主要看中这一条。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就讲过比较优势，任何国家再落后，也有某些东西不那么落后。你一开放，穷就是竞争力。同样东西，别人会做，你学着做，我们卖价更有竞争力。
所以，为什么有高位增长？在我看来，就是这么简单：两个世界海平面打通了。差的不是一两天，不是10倍、8倍，是80-100倍，这一打通是释放的能量，就把中国经济卷进去了。
我们的GDP从1979年到2004年平均年增长将近10%。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年增长平均16.3%，2010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进出口加到一起是世界首位。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这场经济革命显著改善了普通中国人生活质量，提升了生活标准。
高位增长的代价
理解了高位增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还要看到高位增长给我们带来的代价。
出口、创汇、全球投资往中国来，我们曾经是很长时间内全球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好事。都说没外汇很辛苦，朱镕基总理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180亿美元，他搞了个并轨，一年涨了350亿，达到500亿美元。但是很快中国这两个平面上增加到1000亿、5000亿、1万亿，直至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问题是受得了吗？外汇进中国你不能花？要换成人民币，跟谁换？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跟中国人民银行换，中国人民银行拿基础货币换。所以外资来的越多，顺差越多，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越多。而且为了出口导向，我们要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大幅度升值。
2010年，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讲到，华为出口的生产基础还在中国，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一个点，是拿人民币计算成本，美元作为收入，那我们整个出口的成本就要上升，为了维持我们的出口优势，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就不能轻易升值。不能轻易升值是什么意思？进来1美元，8元人民币要投出去。所以顺差越大，外来投资越大，货币投放量就越大。所以就很快形成了不差钱的宏观环境。我们穷了多少年？不差钱不是很好吗？钱少了不行，多了更麻烦。钱别无用处，钱是帮助商品和服务转手的。如果货币的投放量超过一个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起来。而价格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它不是平平起来的，不是所有东西的价格一起起来，是有些东西起的慢，有些东西起的快。有些东西有瓶颈，无论是自然的瓶颈还是政策的瓶颈，大量涌入会急速上升。这个力量是了不得的，因为它会让相对价格发生显著改变。
为什么把这么多精力从实体经济引走？我的解释就是货币的力量。就是我们成功带来的副产品。哗哗出口不好吗？赚了钱不好吗？创了汇不好吗？问题是创了汇，还有一个货币机制要跟上去。我们基础货币要跟着增加，基础货币从央行发到商业银行手里，还有乘数在起作用。商业银行借给企业，企业再存到商业银行，银行再借出来。1元基础货币要顶好几元，加到一起就是一个宏观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给大家描述这个流程：这是外汇，无论投资来的还是顺差来的，进到中国，基础货币就得动。你想维持不升值，来1元，8元就要输出去。输出去，这个钱就要进中国国内市场。资产价格，特别是那些供应有瓶颈的价格就会上来，上来以后我们的投资热情就会转移，我们人力资本的配置就会发生方向性、结构性的变化。前后左右哗哗挣钱，他数到你心里动摇。很多人开始都是害怕的，金融、股票都不干。最后由不得你不干，每个礼拜100万户开户，前后左右都赚钱了，那个钱和你踏踏实实上班、做普通产业完全不能比，很多人为什么冲进去？是前后左右都赚钱了，念书比他差的都赚钱了，凭什么落下我呢？一圈圈的人转到这些资产游戏里去。一不小心会冲到生活必需品，那就是通货膨胀，那就需要调控，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
我们的广义货币就是M2（指PPT），所有的现金和存款放在一起算，8年来，广义货币绝对量增长了将近54万亿，同期GDP增长多少？不到28万亿。差额到哪里去了，差额变成价格现象，它又不是平均分配，它是一重一轻分配。但哪一点真是创造财富？买一个房，涨了！我们上世纪80年底参加工作的人工资都低，最后说上帝挺公平，国家给你一个房改房，在北京这种地方，房改房一算，心里就平衡了，等于多少钱存在国家那了，存在房子那了。这个效果哪来的？背后就是这么发生的！
钱一多，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预期下面就是行为。乱投资，你挡也挡不住，人理性的时候很理性，疯狂的时候很疯狂，它会让人进入到集体无理性，羊群效应。等清醒后谁都不信的事在那个时间谁都信。这个事情不是一天发生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经济进行的反思，说“次贷”怎么烧了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形成的。IMF研究部主任写了一本书《这次不一样》，他根据金融史上800年数据研究，人类经常是犯了错误就忘掉，重复犯错。除了忘掉的没有任何新鲜的，他最后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就是人的心理有放大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形。现在，我们总算经历过一回。
我们也会疯狂，我举个例子。北方的一个地级城市，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人均GDP超过香港，超过北京，超过上海。财政涨，为什么？有资源，有煤，煤为什么会涨，是资源性产品。货币大量拥过来的时候，数钱都数不过来，哗哗的钱，政府就开始想，要建世界的中心。
于是水泥、钢筋、贷款、劳动力都扎进去了，全转成了霾，有收益吗？这个资产投资能回来吗？这是讲一个地方政府的行为。企业这些年怎么样？什么叫过剩产能？所有的企业都在铺摊子上项目，市场经济别光以为它是非常温柔的，市场经济说翻脸就翻脸。看看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强国，一万亿美元的“次贷”窟窿，烧到今天没有烧完。市场经济有两面，因为它是由人组成的活动，人的心理天生有点不成熟，好的时候把它看的太好，下了以后，人人捂紧口袋，不花钱不投资，于是产生萧条。这是市场常有的道理。
四个下行拉力与“谷底重生”
高速增长里头隐含着下行，我们是依赖出口，美国一出事，怎么可能不受影响，你怎么可能一枝独秀呢？2007年以前，我们出口每年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2008年危机显现效果，我们来不及笑话美国，我们的出口警报就来了，下跌20%。美国市场出问题，美国政府去救，靠什么救的市？靠放债。政府的公共债务出了问题谁救？包括欧债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收场。欧美都出问题，我们整个出口市场这个地基就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这是第一个行拉力。
第二个，高速增长也让我们比较优势成本迅速丢失，丢失的非常快。为了支持中国高速成长的30年，就靠比较优势成本，结果高速增长也是我们成本迅速抬升的年代。我们独到性优势还未形成，我们手里有什么东西，全世界非买你不可呢？开始有，但很少，两头够不着，然后放眼全世界，印度、越南、朝鲜也开放了，他们比你的东西还便宜，他在你底下又拖了一条线，我们叫“全球三明治”，我们已经不是成本优势最显著了，我们的创新优势独到优势还不明显，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把我们拉下来的另一个理由。
另外就是这些年形成的“不差钱”思维。不要光看官府奢华，我们整个企业界产业界也够奢华，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到底挣钱能挣多久。我们花钱有的是本事，这也侵蚀我们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华为值得我们首肯，因为“居安思危”，坚持“奋斗者为本”。我们没有洋洋自得的底气，我们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穷了几十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它有一个憋久的水位释放的思维，但是“不差钱”把我们引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正经的事情不做，慢活不做，工匠精神逐步消失。如果一个企业老板带头奢华，他会侵蚀到他周围人，他最后会侵蚀到我们的员工。这个力量是把我们经济下拉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条是市场的力量。你看资产价格居高是我们最大的危险，我不是说投资房产不好，投资房产没关系，投错就错了。最大的麻烦是，当发现资产价格好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需求，很容易懂的，我借钱投的，杠杆原理，借钱有个利率，我投资的资产，无论什么项目，它有预期，如果预期很高，借钱的需求就会高，这些年都验证过了，谁买了房，家庭资产就上去了，问题是这个游戏永远是确定的一个债务，应对于你想象的未来，万一未来变化，你就会发现你欠了很多钱，利息就会把很多人逼死。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挥霍过后，就知道当家痛苦，现在一个地方债务几百亿不算稀奇，但利息有多少？现在天天发愁四处盘钱还利息，不还利息就会坏账，就会追究责任，现在很多人打着算盘拆东墙补西墙，只要在任期内不爆出来就行。这个力量在企业界也是同样的，我们整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当然首推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容易借到钱，但是对不起，真实利率包袱已经变重。
这四个力量就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拉下来会怎么样，水落石出，这次华夏基石十月论坛的主题叫“谷底重生”，谷底是什么？谷底是几块硬硬的石头，对付不了这几块石头，经济是上不去的。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我们企业现在有多少消化成本的手段，收入就是成本，今年的收入就是明年的成本，这是经济学的铁律，所以收入涨得越快，就是成本长得越快，市场一翻脸，麻烦了。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好的时候杠杆是对的，你不利用杠杆很难把你的资产表做上去。问题是拐点到的时候，你应对的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界朋友要跑路，要跳楼。因为好的时候预期撑着，借多少钱放进去只能变更大的财富。不过市场是会翻脸的，支持市场现实价格的不但是真实的预期、真实的要素，还有人们的想象，可想象也是会变的。
第三块石头是产能过剩。现在什么企业最困难？他卖的东西价格已经不行了，跟他卖同样东西的企业产能逼着他要降价，他买的东西还没有相对降很多价，很多企业就是这样死的。
有的成本不完全是企业自愿付钱形成的成本，我把它叫做体制成本。从1995到2012年，名义GDP（不是去掉价格指数的）长了8.6倍，工资总额长了8.8倍，税收长了16.7倍，政府收入长了18.8倍，社保缴纳增长了28.7倍，土地出让金长了64倍，还没有算上管制审批和被贪腐的。看看社会管制成本、腐败成本增长了多少倍？没有统计数据，经验估值至少比GDP长得快。这都是中国产业界承担的成本，导致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不过，我们不要被所谓的过剩产能吓着，我们晃晃荡荡做生意的人太多，所以过剩。为什么我们喜欢买德国和美国的产品？是过剩产能？我们有多少水龙头是关得紧，多少门窗关得严的？拿一个德国“双立人”指甲刀比一比，我们指甲刀量产吓人，价格便宜得也吓人，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我们东西不如外国质量好。
国内经过高速增长，已经形成了中产阶层，形成了对品质有要求。为什么苹果那么贵在中国卖得好，我们这方面是供不应求，不是产能过剩。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把好字放到前面。不好，你要吗？从这个角度我们产品的品质有一个巨大的上升空间，不要说你在发明新的东西。
再就是我们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服务业就是解决便利问题的，我们差得远。旅游这么好的市场，看看我们的旅游服务，和国外比真的是差距非常大。不要说中国没有市场，20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国内需求，现在每年10个点的社会零售商品额的增长，里头有大量商机，问题是有多少人在认认真真做产品。我认为会有“新一波进口替代”革命发生，海淘、外购等行为一定会刺激国内产业界做出靠近品质的东西，形成又一波产业替代，产品替代，市场替代，这一条看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以材料、工艺、流程、产品品质与品类、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进步。
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国际市场怎么样？我刚才讲了美国现在也不稳，升息为什么落不下来，因为美国的复苏还不稳，欧洲看不到名堂，日本就没起来过。全球不行了吗？
2007年全球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7个发达国家2007年占全球总需求68%，现在降到48%以内，但是我们整个出口，我们的外向经济，我们国人脑子里的世界观主要还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
我们去访问法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法国老总出面接待，他拿出一个名片，我一看名叫赵国华，我以为是中国人。我问他为什么叫赵国华，他说对中国市场有兴趣，他让他的中国雇员花很长时间，才找出这么个名字来。我们反过来要反思我们对人家有没有兴趣。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还有“天下中心”后遗症。你到印度去看看，那个市场很大，有多少人在那边“攻打”，我访问过几趟印度，一家公司只有老板的屋里有空调，我们空调的产能过剩，我们为什么不去攻印度市场？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同，法律、人文不同，我们要学会去适应，要像华为那样真正走出去。
我今年去访问南美，主要看到的只有华为、银联、联想这三个企业的logo。世界很大，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制造能力强，但是市场能力与之不匹配，所以不要说没有机会。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挺好，但是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这个宏伟的战略是很难落地的，得一个个市场去开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接，一个个单子去攻，不能说我们没有发展空间。
总而言之，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不过全球第85，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计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放大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把产品做好了，还要加上创新。未来的成本还会升，如果再没有独创性优势，就会遇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挑战。中国的成功唤醒了很多国家，不就是改革开放吗，那我也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的方向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成本曲线上升了，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企业要好好练内功，毛巾拧水出成本。
学学人家华为，把流程改造做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很多企业我去访问过，那是什么水平？我们要把所有废余动作去掉，错误的环节去掉，消化成本永远都有可为。何况是信息技术给我们企业节约成本。下降成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消化债务，处理好不良资产。
石头就是石头，宏观上松一松，放点水，石头被盖住了，但是它还是石头。想清楚这个道理，有石头不可怕，要学会处理这个石头、料理石头，这是我理解这个论坛谷底重生最重要的一条。
成本总会上升，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会变成高收入国家，成本总会上去，那你生产更高价值的东西，你得把这个成本曲线移到新的空间去。讲来讲去就是当年商学院的两句话，“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你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你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你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很多时候我们咬咬牙，熬一熬，就会在未来5年、10年的增长当中有一席之地。今天我讲的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仅供各位参考。
（本文根据2015年10月31日第三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演讲整理，本刊有删节）
总体来讲全球经济的走势就是下行，准确讲，是高位下行。2007年第一季度的时候，美国金融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成年率是15.2%，到今年三季度是6.9%。换句话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去掉了一半以上。自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很多经济都下行。日本也下行，但日本本来就很慢，减掉一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挑战。可是我们原来很快，这么急速下行，这个挑战在我看来，要比低位下行难度要大，因此这是对中国经济很大的考验。
高位增长从哪里来？
为什么高位会下行？这个过程需要去理解。我刚学经济学的时候，当时在做第六个五年计划，现在到了“十三五”。我记得那时定的目标是争取年增长5%，保证实现4%，简称就是“增五保四”。现在听来这个数，包括今天说中国“增五保四”，全世界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因为对我们来说，7、6就是非常低的，因为过去有十几的增长。但是中国怎么能从“增五保四”到了10%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位从哪里来的？
第一波是包产到户。高位的由来其实很简单，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过去为什么增长不了？因为有克服不了的瓶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10亿人口，8亿农民，穷得饭都吃不饱。20%的人搞工业、搞城市建设，谁来买你的产品，只好在工业城市里自循环，制造更多的设备装备工业，但是最终产品没有市场。这是当年的困难。怎么突破的？就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劳动力多了，允许办民营企业，允许往工业走，允许把城市门打开，这是我们高位增长的第一个奠基之石。
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放活的经济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当年很大的问题。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坚持市场经济，就是只有市场才能把各方面放活的力量组织起来。
第三波是加入WTO。这一波最重要，就是在我们改革的基础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协定为保障，把不适应中国和全球市场连接的障碍系统地去掉。
这三波重大的改革开放，就把中国国民经济从“增五保四”，推到了高速增长的领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这是国家真正成功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开放重要？在2010年达沃斯论坛时，我和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有过几个小时的交流，我得出这样一个简化的图形：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中国开放就是中国在底部，中国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而1980年美国人均GDP就到了12500美元，两国的分配结构不同，我们储蓄率高，落到中国人民口袋里的钱与美国落到人民口袋里的钱差80倍到100倍。如果不开放，美国在高海平面，我们在低海平面，会维持很长时间。邓小平打通了两个海平面，这个世界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这不是经济学，这是一个物理学现象。两个水体打通通道，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一次对流。资本技术为什么会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资本技术越多的国家，它的收益率越低；对于资本和技术越稀缺的国家，资本技术来一点，收益率就非常高。过去不开放，资本技术来不了，一开放，改善了投资环境，资本技术就“哗哗”地来。邓小平当年力主开放，主要看中这一条。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就讲过比较优势，任何国家再落后，也有某些东西不那么落后。你一开放，穷就是竞争力。同样东西，别人会做，你学着做，我们卖价更有竞争力。
所以，为什么有高位增长？在我看来，就是这么简单：两个世界海平面打通了。差的不是一两天，不是10倍、8倍，是80-100倍，这一打通是释放的能量，就把中国经济卷进去了。
我们的GDP从1979年到2004年平均年增长将近10%。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年增长平均16.3%，2010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进出口加到一起是世界首位。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这场经济革命显著改善了普通中国人生活质量，提升了生活标准。
高位增长的代价
理解了高位增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还要看到高位增长给我们带来的代价。
出口、创汇、全球投资往中国来，我们曾经是很长时间内全球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好事。都说没外汇很辛苦，朱镕基总理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180亿美元，他搞了个并轨，一年涨了350亿，达到500亿美元。但是很快中国这两个平面上增加到1000亿、5000亿、1万亿，直至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问题是受得了吗？外汇进中国你不能花？要换成人民币，跟谁换？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跟中国人民银行换，中国人民银行拿基础货币换。所以外资来的越多，顺差越多，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越多。而且为了出口导向，我们要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大幅度升值。
2010年，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讲到，华为出口的生产基础还在中国，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一个点，是拿人民币计算成本，美元作为收入，那我们整个出口的成本就要上升，为了维持我们的出口优势，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就不能轻易升值。不能轻易升值是什么意思？进来1美元，8元人民币要投出去。所以顺差越大，外来投资越大，货币投放量就越大。所以就很快形成了不差钱的宏观环境。我们穷了多少年？不差钱不是很好吗？钱少了不行，多了更麻烦。钱别无用处，钱是帮助商品和服务转手的。如果货币的投放量超过一个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起来。而价格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它不是平平起来的，不是所有东西的价格一起起来，是有些东西起的慢，有些东西起的快。有些东西有瓶颈，无论是自然的瓶颈还是政策的瓶颈，大量涌入会急速上升。这个力量是了不得的，因为它会让相对价格发生显著改变。
为什么把这么多精力从实体经济引走？我的解释就是货币的力量。就是我们成功带来的副产品。哗哗出口不好吗？赚了钱不好吗？创了汇不好吗？问题是创了汇，还有一个货币机制要跟上去。我们基础货币要跟着增加，基础货币从央行发到商业银行手里，还有乘数在起作用。商业银行借给企业，企业再存到商业银行，银行再借出来。1元基础货币要顶好几元，加到一起就是一个宏观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给大家描述这个流程：这是外汇，无论投资来的还是顺差来的，进到中国，基础货币就得动。你想维持不升值，来1元，8元就要输出去。输出去，这个钱就要进中国国内市场。资产价格，特别是那些供应有瓶颈的价格就会上来，上来以后我们的投资热情就会转移，我们人力资本的配置就会发生方向性、结构性的变化。前后左右哗哗挣钱，他数到你心里动摇。很多人开始都是害怕的，金融、股票都不干。最后由不得你不干，每个礼拜100万户开户，前后左右都赚钱了，那个钱和你踏踏实实上班、做普通产业完全不能比，很多人为什么冲进去？是前后左右都赚钱了，念书比他差的都赚钱了，凭什么落下我呢？一圈圈的人转到这些资产游戏里去。一不小心会冲到生活必需品，那就是通货膨胀，那就需要调控，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
我们的广义货币就是M2（指PPT），所有的现金和存款放在一起算，8年来，广义货币绝对量增长了将近54万亿，同期GDP增长多少？不到28万亿。差额到哪里去了，差额变成价格现象，它又不是平均分配，它是一重一轻分配。但哪一点真是创造财富？买一个房，涨了！我们上世纪80年底参加工作的人工资都低，最后说上帝挺公平，国家给你一个房改房，在北京这种地方，房改房一算，心里就平衡了，等于多少钱存在国家那了，存在房子那了。这个效果哪来的？背后就是这么发生的！
钱一多，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预期下面就是行为。乱投资，你挡也挡不住，人理性的时候很理性，疯狂的时候很疯狂，它会让人进入到集体无理性，羊群效应。等清醒后谁都不信的事在那个时间谁都信。这个事情不是一天发生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经济进行的反思，说“次贷”怎么烧了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形成的。IMF研究部主任写了一本书《这次不一样》，他根据金融史上800年数据研究，人类经常是犯了错误就忘掉，重复犯错。除了忘掉的没有任何新鲜的，他最后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就是人的心理有放大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形。现在，我们总算经历过一回。
我们也会疯狂，我举个例子。北方的一个地级城市，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人均GDP超过香港，超过北京，超过上海。财政涨，为什么？有资源，有煤，煤为什么会涨，是资源性产品。货币大量拥过来的时候，数钱都数不过来，哗哗的钱，政府就开始想，要建世界的中心。
于是水泥、钢筋、贷款、劳动力都扎进去了，全转成了霾，有收益吗？这个资产投资能回来吗？这是讲一个地方政府的行为。企业这些年怎么样？什么叫过剩产能？所有的企业都在铺摊子上项目，市场经济别光以为它是非常温柔的，市场经济说翻脸就翻脸。看看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强国，一万亿美元的“次贷”窟窿，烧到今天没有烧完。市场经济有两面，因为它是由人组成的活动，人的心理天生有点不成熟，好的时候把它看的太好，下了以后，人人捂紧口袋，不花钱不投资，于是产生萧条。这是市场常有的道理。
四个下行拉力与“谷底重生”
高速增长里头隐含着下行，我们是依赖出口，美国一出事，怎么可能不受影响，你怎么可能一枝独秀呢？2007年以前，我们出口每年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2008年危机显现效果，我们来不及笑话美国，我们的出口警报就来了，下跌20%。美国市场出问题，美国政府去救，靠什么救的市？靠放债。政府的公共债务出了问题谁救？包括欧债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收场。欧美都出问题，我们整个出口市场这个地基就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这是第一个行拉力。
第二个，高速增长也让我们比较优势成本迅速丢失，丢失的非常快。为了支持中国高速成长的30年，就靠比较优势成本，结果高速增长也是我们成本迅速抬升的年代。我们独到性优势还未形成，我们手里有什么东西，全世界非买你不可呢？开始有，但很少，两头够不着，然后放眼全世界，印度、越南、朝鲜也开放了，他们比你的东西还便宜，他在你底下又拖了一条线，我们叫“全球三明治”，我们已经不是成本优势最显著了，我们的创新优势独到优势还不明显，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把我们拉下来的另一个理由。
另外就是这些年形成的“不差钱”思维。不要光看官府奢华，我们整个企业界产业界也够奢华，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到底挣钱能挣多久。我们花钱有的是本事，这也侵蚀我们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华为值得我们首肯，因为“居安思危”，坚持“奋斗者为本”。我们没有洋洋自得的底气，我们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穷了几十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它有一个憋久的水位释放的思维，但是“不差钱”把我们引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正经的事情不做，慢活不做，工匠精神逐步消失。如果一个企业老板带头奢华，他会侵蚀到他周围人，他最后会侵蚀到我们的员工。这个力量是把我们经济下拉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条是市场的力量。你看资产价格居高是我们最大的危险，我不是说投资房产不好，投资房产没关系，投错就错了。最大的麻烦是，当发现资产价格好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需求，很容易懂的，我借钱投的，杠杆原理，借钱有个利率，我投资的资产，无论什么项目，它有预期，如果预期很高，借钱的需求就会高，这些年都验证过了，谁买了房，家庭资产就上去了，问题是这个游戏永远是确定的一个债务，应对于你想象的未来，万一未来变化，你就会发现你欠了很多钱，利息就会把很多人逼死。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挥霍过后，就知道当家痛苦，现在一个地方债务几百亿不算稀奇，但利息有多少？现在天天发愁四处盘钱还利息，不还利息就会坏账，就会追究责任，现在很多人打着算盘拆东墙补西墙，只要在任期内不爆出来就行。这个力量在企业界也是同样的，我们整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当然首推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容易借到钱，但是对不起，真实利率包袱已经变重。
这四个力量就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拉下来会怎么样，水落石出，这次华夏基石十月论坛的主题叫“谷底重生”，谷底是什么？谷底是几块硬硬的石头，对付不了这几块石头，经济是上不去的。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我们企业现在有多少消化成本的手段，收入就是成本，今年的收入就是明年的成本，这是经济学的铁律，所以收入涨得越快，就是成本长得越快，市场一翻脸，麻烦了。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好的时候杠杆是对的，你不利用杠杆很难把你的资产表做上去。问题是拐点到的时候，你应对的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界朋友要跑路，要跳楼。因为好的时候预期撑着，借多少钱放进去只能变更大的财富。不过市场是会翻脸的，支持市场现实价格的不但是真实的预期、真实的要素，还有人们的想象，可想象也是会变的。
第三块石头是产能过剩。现在什么企业最困难？他卖的东西价格已经不行了，跟他卖同样东西的企业产能逼着他要降价，他买的东西还没有相对降很多价，很多企业就是这样死的。
有的成本不完全是企业自愿付钱形成的成本，我把它叫做体制成本。从1995到2012年，名义GDP（不是去掉价格指数的）长了8.6倍，工资总额长了8.8倍，税收长了16.7倍，政府收入长了18.8倍，社保缴纳增长了28.7倍，土地出让金长了64倍，还没有算上管制审批和被贪腐的。看看社会管制成本、腐败成本增长了多少倍？没有统计数据，经验估值至少比GDP长得快。这都是中国产业界承担的成本，导致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不过，我们不要被所谓的过剩产能吓着，我们晃晃荡荡做生意的人太多，所以过剩。为什么我们喜欢买德国和美国的产品？是过剩产能？我们有多少水龙头是关得紧，多少门窗关得严的？拿一个德国“双立人”指甲刀比一比，我们指甲刀量产吓人，价格便宜得也吓人，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我们东西不如外国质量好。
国内经过高速增长，已经形成了中产阶层，形成了对品质有要求。为什么苹果那么贵在中国卖得好，我们这方面是供不应求，不是产能过剩。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把好字放到前面。不好，你要吗？从这个角度我们产品的品质有一个巨大的上升空间，不要说你在发明新的东西。
再就是我们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服务业就是解决便利问题的，我们差得远。旅游这么好的市场，看看我们的旅游服务，和国外比真的是差距非常大。不要说中国没有市场，20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国内需求，现在每年10个点的社会零售商品额的增长，里头有大量商机，问题是有多少人在认认真真做产品。我认为会有“新一波进口替代”革命发生，海淘、外购等行为一定会刺激国内产业界做出靠近品质的东西，形成又一波产业替代，产品替代，市场替代，这一条看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以材料、工艺、流程、产品品质与品类、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进步。
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国际市场怎么样？我刚才讲了美国现在也不稳，升息为什么落不下来，因为美国的复苏还不稳，欧洲看不到名堂，日本就没起来过。全球不行了吗？
2007年全球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7个发达国家2007年占全球总需求68%，现在降到48%以内，但是我们整个出口，我们的外向经济，我们国人脑子里的世界观主要还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
我们去访问法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法国老总出面接待，他拿出一个名片，我一看名叫赵国华，我以为是中国人。我问他为什么叫赵国华，他说对中国市场有兴趣，他让他的中国雇员花很长时间，才找出这么个名字来。我们反过来要反思我们对人家有没有兴趣。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还有“天下中心”后遗症。你到印度去看看，那个市场很大，有多少人在那边“攻打”，我访问过几趟印度，一家公司只有老板的屋里有空调，我们空调的产能过剩，我们为什么不去攻印度市场？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同，法律、人文不同，我们要学会去适应，要像华为那样真正走出去。
我今年去访问南美，主要看到的只有华为、银联、联想这三个企业的logo。世界很大，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制造能力强，但是市场能力与之不匹配，所以不要说没有机会。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挺好，但是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这个宏伟的战略是很难落地的，得一个个市场去开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接，一个个单子去攻，不能说我们没有发展空间。
总而言之，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不过全球第85，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计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放大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把产品做好了，还要加上创新。未来的成本还会升，如果再没有独创性优势，就会遇到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挑战。中国的成功唤醒了很多国家，不就是改革开放吗，那我也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的方向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成本曲线上升了，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企业要好好练内功，毛巾拧水出成本。
学学人家华为，把流程改造做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很多企业我去访问过，那是什么水平？我们要把所有废余动作去掉，错误的环节去掉，消化成本永远都有可为。何况是信息技术给我们企业节约成本。下降成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消化债务，处理好不良资产。
石头就是石头，宏观上松一松，放点水，石头被盖住了，但是它还是石头。想清楚这个道理，有石头不可怕，要学会处理这个石头、料理石头，这是我理解这个论坛谷底重生最重要的一条。
成本总会上升，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会变成高收入国家，成本总会上去，那你生产更高价值的东西，你得把这个成本曲线移到新的空间去。讲来讲去就是当年商学院的两句话，“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你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你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你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很多时候我们咬咬牙，熬一熬，就会在未来5年、10年的增长当中有一席之地。今天我讲的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仅供各位参考。
（本文根据2015年10月31日第三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演讲整理，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