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２年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对世纪中国思想史（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２０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２０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２１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对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