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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回顾中国话剧的百年历史，我们会记忆起许多对中国话剧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和话剧运动的领导人，当然也会想到一个曾经亲密接触过话剧的伟人，这就是已故总理周恩来。
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兼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剧作家曹禺多次说过周恩来对话剧“不断地关怀和培养”。其实，周恩来不仅是新中国话剧的培育者，还是中国早期话剧活动积极的参与者。
中国早期话剧被称作新剧和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的权威见证人欧阳予倩说新剧从创始到衰落（1907年到1924年）有三个阶段，其中从1911年到1917年是新剧的发展兴盛时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参加新剧演出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1915年10月17日，周恩来（17岁）在南开学校成立11周年纪念会上参加演出了新剧《一元钱》，在剧中饰演女主角。《一元钱》是一个倡导社会移风易俗的戏，对社会上的嫌贫爱富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周恩来在随后写的作文《本校11周年新剧一元钱记》中说“学校教育青年，欲联社会与化之，则新剧又为此集中利器也，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
周恩来很重视话剧独特的教育功能。1916年9月18日、25日，周恩来（18岁）在《校风》第38、39期发表了题为《吾校新剧观》的连载社论，认为解决中国“昏聩愚顽”状况的办法，“舍通俗教育无由也”，而新剧则是普及这一教育“最要之主旨”，主张新剧应达到“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的效果。据统计，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曾先后参加《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个新剧的编导和演出。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话剧大发展大普及的一个重要阶段。著名戏剧批评家李健吾教授曾说：“话剧自从‘五四’以来，就赢得人民的好感，在中国文艺园地定居下来，这一期间，剧作者和观众大都属于新知识分子（学生占绝对多数），职业演出屈指可数，所以广大群众对它的熟悉，还不能不说是从抗日救亡运动开始（《社会主义的话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把戏剧工作者编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成员中大部分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精英（见田汉：《中国话剧艺术的径路和展望》）。这13个演剧队中的11个队先后到武汉汇合，由当时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把他们和其他戏剧单位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分配到10个战区服务，被称为鼓吹团结抗日的10个“文化师”，将话剧种子撒向全国各地。那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三厅厅长。由此可见周恩来、郭沫若对当时话剧运动的领导和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进步话剧演出十分活跃。这也和周恩来的关心和力促分不开。据张颖回忆，当时在重庆是否演出郭沫若话剧新作《屈原》曾有过争论，涉及到剧本的历史真实和人物评价等等。周恩来对此事非常认真，反复阅读了剧本，认为历史剧只要大的方向符合历史真实，对于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依据自已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结果《屈原》在重庆的演出大大轰动，大大成功，刺痛了独夫蒋介石，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据张瑞芳回忆，周恩来当时在重庆曾多次出席观看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并亲自在《新华日报》上组织刊登了大量赞扬这两个戏的诗文。周恩来还保留了这两个戏的全套剧照，可见他对话剧热爱之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话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欧阳予倩认为，中国话剧从诞生、发展到进入黄金时期，是真正的“开花结果”了。这时的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日理万机，他仍然在百忙中关心着话剧的发展和繁荣。在这方面，曾有许多著名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和话剧团体写过回忆文章，真是说不尽道不完总理周恩来对话剧的关爱之情。其中，老舍夫人胡絜青的回忆文章算是典型一例。胡絜青说：“老舍解放后给青年艺术剧院先后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4个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写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和《女店员》6个话剧。这10个话剧加上给儿童艺术剧院的《宝船》，周总理都亲自看过，而且不止一次做过重要指示”。还说《春华秋实》在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到场指导，“使老舍感动极了”。
周恩来对话剧的一个很大贡献，是他对话剧民族化的促进。在1956年举行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的时候，周恩来看到了当时也在北京演出的昆剧《十五贯》，他在座谈时指出：“《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厚，但不够成熟……”。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使话剧界受到很大震动，众多话剧家热烈响应，开始积极从不同的方面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田汉、老舍、曹禺、郭沫若等剧作家以及北京大导演焦菊隐、上海大导演黄佐临等成了实践“话剧民族化”的带头人。首先行动的是焦菊隐，他不出数月即在北京人艺排演了郭沫若的名剧《虎符》，首先进行了一次“话剧民族化”的实验。在这之后他则不断探索并陆续导演了《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在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上结出累累硕果。特别是其中的《茶馆》成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典范之作，使中国话剧攀登上了世界话剧艺术的高峰。
周恩来对话剧深怀感情，中国话剧界人士也十分崇敬和热爱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中国话剧界编演了众多话剧歌颂和缅怀周恩来。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最感动人心的是上海编演的《于无声处》，其他优秀的还有《报童》、《丹心谱》和《枫叶红了的时候》等。《枫叶红了的时候》演出后，在一年内全国就有200多个专业剧团演出了这曲戏，同时这个话剧还被一些地方戏移植。除话剧演出外，话剧界人士写的缅怀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
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兼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剧作家曹禺多次说过周恩来对话剧“不断地关怀和培养”。其实，周恩来不仅是新中国话剧的培育者，还是中国早期话剧活动积极的参与者。
中国早期话剧被称作新剧和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的权威见证人欧阳予倩说新剧从创始到衰落（1907年到1924年）有三个阶段，其中从1911年到1917年是新剧的发展兴盛时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参加新剧演出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1915年10月17日，周恩来（17岁）在南开学校成立11周年纪念会上参加演出了新剧《一元钱》，在剧中饰演女主角。《一元钱》是一个倡导社会移风易俗的戏，对社会上的嫌贫爱富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周恩来在随后写的作文《本校11周年新剧一元钱记》中说“学校教育青年，欲联社会与化之，则新剧又为此集中利器也，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
周恩来很重视话剧独特的教育功能。1916年9月18日、25日，周恩来（18岁）在《校风》第38、39期发表了题为《吾校新剧观》的连载社论，认为解决中国“昏聩愚顽”状况的办法，“舍通俗教育无由也”，而新剧则是普及这一教育“最要之主旨”，主张新剧应达到“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的效果。据统计，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曾先后参加《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个新剧的编导和演出。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话剧大发展大普及的一个重要阶段。著名戏剧批评家李健吾教授曾说：“话剧自从‘五四’以来，就赢得人民的好感，在中国文艺园地定居下来，这一期间，剧作者和观众大都属于新知识分子（学生占绝对多数），职业演出屈指可数，所以广大群众对它的熟悉，还不能不说是从抗日救亡运动开始（《社会主义的话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把戏剧工作者编成了13个救亡演剧队，成员中大部分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精英（见田汉：《中国话剧艺术的径路和展望》）。这13个演剧队中的11个队先后到武汉汇合，由当时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把他们和其他戏剧单位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分配到10个战区服务，被称为鼓吹团结抗日的10个“文化师”，将话剧种子撒向全国各地。那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三厅厅长。由此可见周恩来、郭沫若对当时话剧运动的领导和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进步话剧演出十分活跃。这也和周恩来的关心和力促分不开。据张颖回忆，当时在重庆是否演出郭沫若话剧新作《屈原》曾有过争论，涉及到剧本的历史真实和人物评价等等。周恩来对此事非常认真，反复阅读了剧本，认为历史剧只要大的方向符合历史真实，对于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依据自已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结果《屈原》在重庆的演出大大轰动，大大成功，刺痛了独夫蒋介石，使国民党大为恼火。据张瑞芳回忆，周恩来当时在重庆曾多次出席观看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并亲自在《新华日报》上组织刊登了大量赞扬这两个戏的诗文。周恩来还保留了这两个戏的全套剧照，可见他对话剧热爱之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话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欧阳予倩认为，中国话剧从诞生、发展到进入黄金时期，是真正的“开花结果”了。这时的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日理万机，他仍然在百忙中关心着话剧的发展和繁荣。在这方面，曾有许多著名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和话剧团体写过回忆文章，真是说不尽道不完总理周恩来对话剧的关爱之情。其中，老舍夫人胡絜青的回忆文章算是典型一例。胡絜青说：“老舍解放后给青年艺术剧院先后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4个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写了《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和《女店员》6个话剧。这10个话剧加上给儿童艺术剧院的《宝船》，周总理都亲自看过，而且不止一次做过重要指示”。还说《春华秋实》在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到场指导，“使老舍感动极了”。
周恩来对话剧的一个很大贡献，是他对话剧民族化的促进。在1956年举行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的时候，周恩来看到了当时也在北京演出的昆剧《十五贯》，他在座谈时指出：“《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厚，但不够成熟……”。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使话剧界受到很大震动，众多话剧家热烈响应，开始积极从不同的方面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田汉、老舍、曹禺、郭沫若等剧作家以及北京大导演焦菊隐、上海大导演黄佐临等成了实践“话剧民族化”的带头人。首先行动的是焦菊隐，他不出数月即在北京人艺排演了郭沫若的名剧《虎符》，首先进行了一次“话剧民族化”的实验。在这之后他则不断探索并陆续导演了《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在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上结出累累硕果。特别是其中的《茶馆》成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典范之作，使中国话剧攀登上了世界话剧艺术的高峰。
周恩来对话剧深怀感情，中国话剧界人士也十分崇敬和热爱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中国话剧界编演了众多话剧歌颂和缅怀周恩来。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最感动人心的是上海编演的《于无声处》，其他优秀的还有《报童》、《丹心谱》和《枫叶红了的时候》等。《枫叶红了的时候》演出后，在一年内全国就有200多个专业剧团演出了这曲戏，同时这个话剧还被一些地方戏移植。除话剧演出外，话剧界人士写的缅怀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