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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举世罕见的跌宕起伏，其变化幅度之大，外观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V字型”演化情状。在20世纪上半叶，来自列强的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落后力量，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推进。在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人民解放的目标逐渐得以实现。以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标志，中国终止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的下沉趋势。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具体看，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可分为两个时期：1949至1978年的30年间，经过中国民众的艰辛探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下一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教训；1978年到21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得以形成，而且中国所采取的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合理可行有效，进而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健康而持续地推进，取得了辉煌成就。
关键词 重大标识 “V字型”演化 民族独立 现代化内生动力 渐进型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8-0103-13
引语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毫无疑问，20世纪是一个具有千年变迁意义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本文在分析20世纪中国历史重大变迁时，有时会分别涉及19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的一些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相关事情，以有效说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源与流。在20世纪，围绕着现代化建设而展开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中国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逐步融入了世界潮流。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可谓举世罕见的跌宕起伏，其变化幅度之大，外观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明显的“V字型”演化情状。
中华民族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中华民族是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大国中唯一不曾中断者。黑格尔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另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文明一样，是人类最早创立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其中，“唯有5000 年前始源的中华文明，尽管经过世世代代，风风雨雨，却能一直流传下来，不曾断绝。”李学勤：《解读文明历史 增强文化自信》，《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中华民族的这种延续性，既表现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同源基础之上的不断发展，而未曾被其他类型的古代文明整体替代，也表现为同一区域内文明与族群的基本一致性。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是有着深厚历史原因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农耕社会。在中国农耕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农民精耕细作的生产技能，社会成员实用、不走极端的现实生活取向，以及具有较高智慧含量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均达到了农耕社会所能达到的高水准。而且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由于科举制等合理成分的存在而具有了较大的流动空间和弹性，具有了较强的社会修复能力。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它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得以不断发展，持续保持着相对广大周边地区而言的经济和文化上较为强大的吸引力及同化力。即便一些本区域以外的游牧部落等族群以强势军事力量闯入古代中国区域，只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也往往会在其观念及行为上逐渐认同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所“同化”。再者，即便是从纯粹自然条件看，中国体量巨大，战略纵深空间广阔，也能够经得起抵抗外来侵略的消耗，而且四周的大海、沙漠和高原崇山，成为阻隔潜在入侵者的天然屏障。凡此种种，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强大的、延绵不断的生命力。
需要看到的是，中华古代文明虽然同别的古代文明相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明。而传统文明的进化空间十分有限，无法与现代文明相提并论。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以工业革命為发端的现代化逐渐成为新的历史潮流，并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是自“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凭借着大工业生产，“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276页。重要的是，大工业生产将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卷入相互联系的“同一个世界”当中。在这之前，不同文明的形成发展总是相对局限于某个区域，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在现代化潮流面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要不想灭亡，就必须顺应现代化潮流，就必须进行现代化建设。舍此，别无他途。“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
同理，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便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当中，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情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自此，中国的命运开始系于并且越来越系于现代化建设推进得如何。 在20世纪，现代化建设问题更加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时代潮流，同时更加明确地成为具有千年变迁意义的历史巨大转折的最为重要的标识。外观上看，20世纪中国的演化呈现出某种较为明显的“V字型”形状。一方面，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中断，仍在进行，但却是一种畸形、低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就整体看，中国延续了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下沉趋势，直至下沉的峰值。另一方面，自20世纪初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在日益严重的外国侵略的压力下，在现代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机体内的能量被激活，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直至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中国由此获得现代化建设赖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终于终止了持续百年的下降趋势，开启了“上行”的历史发展进程。继之，又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最终形成，现代化建设的渐进型路径行之有效。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步入世界潮流，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
一、百年沉沦的加重及终结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中国民众经过极为艰苦的奋斗，终于终止了中国社会沉沦的趋势，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使正常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可能。
在20世纪上半叶，延续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趋势，来自列强的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落后力量，给中国社会带来更为巨大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推进，挤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空间。
在这一时期，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呈全面加重的趋势，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第一，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属性的地步。”[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册，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83页。外国列强继续掌控中国的海关关税，拥有租界的领事裁判权。辛丑以后产生的公使团（外交团）“已由外交代表而成为内政中的一种强力。它代表了列强的集体意志，并因此而左右中国社会的政潮起伏。”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1904-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日俄战争，双方投入交战兵力近百万人，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及财产损失。更有甚者，外国列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领土欲求越来越强。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的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更是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7页。显然，中国国家主权的逐渐丧失，使得政府无力保护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而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讲不可能取得成功。汤因比指出，“失却自决能力的现象乃是衰落的最后标志。”[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4页。虽然汤因比是在论述共同体文明时做出这种判断的，但对人们理解国家主权丧失所造成的危害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二，巨额战争赔款的索取。从鸦片战争始，中国不断地对外割地赔款，且日甚一日。1895年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创历史新高。而1900年的《辛丑条约》更是再创历史新高，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连本带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如果再加上各省地方赔款2千多万两，全部加起来总数超过10亿两。此种赔款可以说是掏空了中国的国库，耗尽中国国家财力，极为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国力，几乎封杀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须知，1913年，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总额也只有2.5亿元。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14页。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为2.3～2.4亿两银元（库平银）。韩祥：《晚清财政规模估算问题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第三，直接的经济侵略。外国列强以多种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其中，比较常见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商品倾销。1895年中国对外进口净额为2.68亿元，1927年为15.79億元，增加近35倍。其中，生产资料的进口值在逐渐增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9页。二是设厂开矿。外国列强利用雄厚的资本，在中国设立了大量的工厂，开办了许多矿产。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工厂不过十几家，到1913年，较有规模的外国工厂有166家。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这些由外国列强开办的厂矿，一般来说是规模大，实力强。三是控制铁路。1911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为9618.10公里，其中，外国列强控制（包括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的里程比例为93.1%；1927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为13040.48公里，外国列强控制的里程比例为92%；1937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为21036.14公里，外国列强控制的里程比例为91.7%。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59页。四是设立银行。1894年前，仅有英、德两国在华设银行7家。1895-1913年发展为9国13行，85个分支机构。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这些外国列强设立的银行，逐渐开始垄断中国的金融命脉。凡此种种，更是从现实层面上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巨大的挤压，大量民族企业相继倒闭破产。
在20世纪上半叶，本国落后的封建势力以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样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第一，广大农村落后、凋敝。尽管中国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但落后的农村地区仍遍布广大区域。在全部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据压倒优势。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其基本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块赖以谋生的土地。而大多数农民没有一块大致能够赖以谋生的土地。从全国来看，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70%以上；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中农等只占有30%的土地。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而且，“地主和富农所占有的土地以上等地、水田居多，广大贫苦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则以下等地、旱地居多。”陈吉元等主编：《中國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7页。缺少土地或土地不足者，只能去租种土地。关键问题是，地租偏高。“民国时期占统治形式的实物地租的租率一般占亩产量的50%左右，在南方有的县份高达70%至80%。”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2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7页。租种土地的农民将产量的一半以上交给东家以后所剩无几。如果再将当时粮食产量很低、农民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样一些因素考虑进去，大量农民生活之苦难可想而知。齐白石对自己家境的一段回忆，可谓是当时广大农民基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家，穷得很哪！”“没有法子，只好上山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三联书店，2014年，第1、4～5页。
第二，军阀混战匪患四起。从袁世凯之后到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基本失控，掌握军事力量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相互混战不已。“各派军阀或相互勾结，合纵连横；或矛盾冲突，明争暗斗。‘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大小兵燹连绵不断。”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军阀混战不但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消耗殆尽国家财力，而且军阀向民众大肆征收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搜刮民间财富，陷民众于苦难生活之中。社会的失控，又造成匪患四起，进而加重社会动荡、人心惶惶。有学者根据自己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作了如是回忆：“当时军阀混战，中原板荡。农村政权，形同虚设。县太爷龟缩在县城内，广大农村地区不见一个警察，坏人或者为穷所逼铤而走险的人，变成了土匪，横行乡里。”“他们绑票勒索，十分残酷。”季羡林：《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第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是高官、地主阶级、富人群体这样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而不是多数人群体。国民党政府带有较为浓厚的家国一体化色彩。蒋介石搞个人独裁，其亲属如蒋经国、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分别掌握党务、行政、财政、外交等方面的重要权力。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巨大的国家财富，已经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由于漠视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国民党政府不可能进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所热切希望的土地改革。1949年2月，蒋介石进行了反思，认为“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0页。此反思不可谓没有道理，只是为时已晚。也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所在意的是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必然会催生大量的腐败现象。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对沦陷区的大接收行为。“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第492页。如此这般，以至于让大接收变成了“大劫收”。当时就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大家还有个共同的‘胜利’的远景”。抗战后，却是“战祸起在自己家里，动乱比抗战时期更甚，并且好像没个完似的。”那些“发接收财或胜利财的人。他们巧取豪夺得到财富，得来的快，花去的也就快。这些人虽然原来未必都是贫儿，暴富却是事实。” “于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之上，贫的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朱自清：《论且顾眼前》，散文网，2016年7月9日，http：//sanwen.net/a/kxxuzbo.html.同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基本的国家治理能力，在财经政策上更是一败涂地。例如，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直接引发了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在6个月中上涨了85000倍”。[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247页。显然，这样腐败无能的政权不可能具有合法性依据，被民众的抛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外国列强和本国落后社会力量的双重打压下，整个中国呈现出如是情形：国基飘摇，山河破碎，民生苦难。此种情形正如闻一多《死水》一诗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闻一多：《死水》，中国作家网，2014年10月13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yc/2014/2014-10-13/119301.shtml.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使得“中国的资本形成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即：在供给方面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在需求方面是，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吴忠民：《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这是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难以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中国的民族工业还面临外国列强强大经济实力的不公平竞争。重要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不仅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保护，相反却要掠夺民众包括民族企业家的财富。我们不能想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百年沉沦达到了谷底。中国不仅一度面临亡国的威胁，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应有所大的作为，却由于当时国家政权的极端腐败和无能，致使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秩序丧失殆尽，而且全面内战重启。 显然，正常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于是，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便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普遍意愿和追求。“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美]J.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9页。加之，当时一些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进步力量开始出现，大量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观念得以传播和普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世纪上半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
在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人民解放的目标逐渐得以实现。在20世紀40年代，中国陆续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成为联合国主要创始国之一，这标志着民族独立目标初步得以实现。之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新中国于1949年建立。至此，中国终于终止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的下沉趋势。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实现了独立，国家实现了统一，人民得以解放。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开启了具有千年变革意义的“上行”历史发展进程。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页。恩格斯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德]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8页。中国于1949年所实现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人民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
二、现代化内生动力最终形成
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过中国民众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具体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可分为两个时期：1949-1978年的30年间，经过中国民众的艰辛探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下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同时也留下了大量引以为戒的教训；1978年至21世纪之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得以形成，而且中国所采取的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合理可行有效，进而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健康而持续地推进，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摆脱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落后力量百年束缚的中国民众带着热情和憧憬，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这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大规模的社会重构。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摧毁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解放；建立了新型劳动关系，使广大工人具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使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获得了解放；扫除了各种黑社会、帮会组织，使民众安居乐业。这一切，造成了一种社会新气象。“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3页。其二，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1949年以前，现代工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比例很小，谈不上体系化。1949年以后的30年，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工业的门类已基本齐全，工业体系已经建立。除了钢铁、煤炭、石油、纺织等工业部门外，中国还建立了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飞机、核工业、电子等现代工业部门。”吴忠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其三，初步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从1952年的42.5万人，增至1978年的434.5万人；国家财政拨款科学研究经费支出额从1953年的0.54亿元增至1978年的52.89亿元。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191、202页。“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也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的。
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建设的长足推进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于1982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4页。还有学者指出，“1949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的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第330页。
同时还应看到，1949-1978年30年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至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众的生活水准没有得到相应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0%。⑦⑨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335、456、337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民众生活水准的缓慢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⑦全部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10.3。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二是发展的明显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表现在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也表现在经济领域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比如，农轻重三大生产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更轻。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1952年分别为13.4%∶9.3%∶295%，1957年为 8.3%∶7.7%∶42.8%，1965年为139%∶3.9%∶45.6%。⑨这些明显不足，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而持续地推进。
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存在这些明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没有遵循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在推动现代化建设时更多的是依靠人为拉动，而缺少一种源自社会机体内部的动力亦即内生动力。其一，现代化建设没有成为当时的时代中心任务。当时的时代中心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代化建设只是一种从属性的事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設，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6页。这样一来，国家就不可能基于民众的需求和现代化建设的自身规律去推动现代化建设。其二，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同市场经济体制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行政命令去安排经济发展规划，去设定产品产量目标。说到底，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不是强调效率，不是鼓励竞争，恰恰是相反。显然，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去推动现代化建设，必定是低效、缺乏活力的。其三，排斥对外开放。任何一个现代化建设得以成功的国家，均离不开对外开放。而当时的中国，出于对外国本能的“防范”“警惕”心理以及对现代化规律知之甚少等多种原因，对外采取了深闭固拒的封闭政策。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缺少对别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借鉴参照，也不可能同别的国家进行必要的资源互换。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是自说自话，而不可能有效、顺利地前行。
从1978年至21世纪之初，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启动并得以长足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现代化内生动力最终形成，致使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第一，现代化建设明确成为时代的中心任务。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着历史发展趋势，明确提出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作为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⑦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2、146页。“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中共十六大报告将类似的论述概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2年第22期。
将现代化建设明确作为时代中心任务的提法具有基本国策的性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唯有如此，方能将整个国家、社会各个群体、各行各业的注意力以及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只有这样，方能下决心解决当时以及未来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所面临的种种历史及现实的难题和困境，破除一切妨碍现代化建设的观念障碍和思想禁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⑥
第二，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有机结合。
与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相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这就是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两者之间实现了有机结合。
从本源意义上看，现代化建设本身并不是目的，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民众基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这种提高并不是指待现代化建设成功之时才得以实现，而是指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也应逐渐得以提高。所以，现代化建设的程度与民众基本生活水准的提高程度两者之间是一个正相关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⑦“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21世纪之初，习近平也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这里，不妨做一个对比。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2008年分别增至15780.8元和4760.6元；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7.7%，2008年则分别降至37.9%和43.7%；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6.3平方米，2006年增至27.1平方米；1978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8.1平方米，2008年增至32.4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317、351页。 民众的需求固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应当承认，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中国民众最为在意的事情，就是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和不断提高。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众基本生活需求水准获得大幅度提高这一现实，会使民众对现代化建设予以高度认同，会使民众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由此，现代化建设就能获得巨大的推动力量。重要的是，民众对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视是恒常存在的，因而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是现代化建设持续、不竭的动力。
第三，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摒弃了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逐渐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成功、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对市场经济观念的逐渐适应和认同，通过对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通过对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认可，通过对私营经济的鼓励和推动等等一系列的艰苦努力，逐渐地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基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项标准，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2001年年底已达到69%，突破了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线，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达到73.8%，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我们不能低估市场经济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动力意义。要想有效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解决好资源配置问题，否则现代化建设将会由于活力和效率的缺失而走向失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对此，可作如是理解：其一，市场经济能够充分激发每个生产者的活力。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将生产者的劳动付出同生产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作为生产要素的每个生产者只有尽力工作，方能避免被淘汰情形的出现，并获得一份相应的经济收益亦即劳动所得。其二，市场经济能够催生有效率的生产资源配置。从宏观角度看，市场的价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社会产品的供求关系，能够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充分流动，并产生一种相互补充、搭配的效应，进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秩序。从微观角度看，为增强竞争性，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降低自己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旦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这样做，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大为提高。
显然，尽管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解决不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好经济效率的问题。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经济使得每个生产者都“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而这一切，是以行政指令事无巨细地编制发展计划和指挥经济运行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做到的。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的这种现象，能够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有效地推进。
第四，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
对外开放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从世界范围看，但凡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是成功地进行了对外开放。
自改革开放之始，中国就极为重视对外开放，而且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202页。“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②在21世纪之初，习近平深刻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习近平：《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应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9日。与对外开放认识逐渐深化相适应，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在迅速推进。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举动。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3015.3亿美元；中国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0.8%上升到2014年的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57页。如今，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能够获得一种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压力。中国如果长期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不仅经济难以发展，就是国民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夜郎自大的心理，甚至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幻觉。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准十分落后，但由于是处在封闭的状态，很多人对别的国家不仅不了解，而且产生一种解放别的国家舍我其谁的奇怪心理。而通过对外开放，面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就会产生巨大的现代化建设压力，进而会将这种压力转为现代化建设动力。通过對外开放，中国还能够从发达国家和地区那里获得一种必不可少的参照借鉴，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自身社会、经济、技术装备、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还可以同别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源互换，直接推动现代化建设。 第五，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有机结合。
现代化建设是靠人来推动的，而社会成员又具体组合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情状有着不同的影响。我们不能低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社会阶层结构不但决定着现代化建设有着怎样的社会支撑基础，也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可能空间。现代化建设如若缺少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则必定会因之缺少内生动力而行之不远。
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一直没有形成，因而当时的中国无法对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撑力量。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少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方得以发育并逐渐基本定型。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从一个重要方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了不可回逆之势。
194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当时，外国列强力量强大，本国的落后社会力量亦即封建地主阶级力量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力量根深蒂固，两者共同左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面，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相比之下，本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量如民族企业主阶层十分弱小，生长艰难，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只是遇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或外国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企业主方能明显发展壮大一些。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几年，当外国列强忙于相互间的争斗而无暇顾及中国事情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企业主阶层就会较快地发展一步，“占各业总投资的60%-70%。”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5页。而一旦这种机会结束，中国民族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则往往又会回到艰难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中。显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无法形成。相应的，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就得不到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支撑，无法形成有效的现代化内生动力，进而难以可持续地推进。所以，要想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正常推进，就必须破除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建立起现代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呈现出一种较为曲折的情形。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整个社会进行重构，摧毁了以往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外国列强势力和本国的落后社会力量，以往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摆脱了不平等的地位，获得了解放。这一切，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推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空间。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时代任务逐渐被错误地定位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各种政治运动随之此起彼伏，而且整个社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这样的历史条件相适应，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一种单一、非常态的情形：经济精英群体被消除，知识精英群体被压抑，政治精英群体发展不正常；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也由于缺乏经济效益和竞争意识，没有能够正常地从事“职业化”的现代化建设，而是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忙于各种运动；而且，中国社会的流动渠道就总体而言被阻塞。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直接阻碍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职业化分工的发展，因而无法给现代化建设提供必需的内生动力。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不能正常、可持续的推进，一个重要的症结便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伴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形成。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该有”的阶层都有了。在这一时期，从精英群体角度看，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而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大量基于具体行业分工而形成的不同职业群体。同时，一些新的阶层如白领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渐扮演重要角色。再者，各个阶层不但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而且各自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比如，政治精英群体已经从以往的“革命”取向转变为“建设”取向，其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均获得大幅度提高。另外，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畅通，社会成员的上行流动及水平流动机会越来越多。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形成这一现象，无疑从一个重要方面增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已经基本形成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对于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及可持续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以及强固的社会认同基础。比如，中国各个精英群体获得同步化发展这一现象，“对于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普及现代理念、创造社会财富、激发社会活力以及推动现代制度的创新，对于推动新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均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三、现代化建设的渐进型路径行之有效
采取怎样的现代化建设实现路径，对于一个国家能否不断巩固已有的现代化建设成果，对于现代化建设能否有效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冲突并减少现代化建设成本，进而对现代化建设能否安全、顺利、可持续地进行，同样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现代化建设的实现路径主要分为激进型路径和渐进型路径两种类型。现代化建设激进型路径的主要特征在于：立足于尽可能缩短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思路，试图一步到位地完成以“新”代“旧”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为此，不惜四面出击，多管齐下，强行实施改革的“一揽子”政策。而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的主要特征则在于：立足于稳步有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路，以循序渐进的政策安排，积极助推现代化因素的有效生长，并尽力协调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避免可能的社会动荡，梯度推动现代化建设。
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看，1949年以前的50年，时代的中心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创设必要的条件，而现代化建设本身尚未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由于时代中心错位，现代化内生动力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現代化建设尚未开始。从整个全局的角度看，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件从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事情，并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而起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时代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情形下，究竟是采取何种现代化建设路径，便成为中国必须选择的大事情。 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能性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所采取的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是合理、可行、有效的。
从必要性的角度看，中国必须采取渐进型的路径。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最多。“与先发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等一系列任务。”“与其他大部分后发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中国又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自不同体制、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区域的利益诉求不但千差万别，而且往往交织在一起。对于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如若处理不当，也会演化成众多的社会矛盾问题。再者，中国的体量巨大。中国不仅是人口数量最大的共同体，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体量巨大的中国一旦出现严重动荡的局面，其代价必然巨大，而且重新聚合恢复的难度很大，进一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很有可能会由此而前功尽弃，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如极为严重的难民问题等等。显然，在前述种种情形下，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建设路径，方是合理恰当的选择。
从可能性角度看，渐进型路径容易为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因是，中国民众对于规避社会动荡等种种社会不安现象有着普遍的期许。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众历经种种战乱、颠沛流离和苦难。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民众又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饱受了种种“折腾”。特别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8页。可以说，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相比，中国几代民众对于任何社会不安定现象更加具有一种普遍的深刻记忆和近乎本能的恐惧，唯恐社会不安定再次降临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人期待稳定。实际上，中国人不仅仅期待稳定，甚至痴迷于稳定，这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对骚乱的一种几近偏执的恐惧。”[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吕鹏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中国民众普遍而迫切地希冀过上一种稳定而富裕的生活。而这种民众的普遍期许，只有通过渐进型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方能予以满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渐进型现代化建设路径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政府推动。
与先发国家现代化建设始自民间推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始初是由政府予以推动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对此不难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量基础性内容如市场经济几乎是从无到有，需要政府的推动方能形成。越是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这一情形就越加突出。既然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强调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现代化建设重大举措的出台，如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等，都可以看到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还需要看到，随着现代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渐成型，政府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形式也应不断进行调整。政府应当不失时机地从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中逐渐退出，将大量的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交还给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同时政府还要注重公共权力本身的规范化问题。否则，便会阻碍现代化的正常发展。
第二，社会安全至上。
确保社会安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的底线原则。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不仅是一个事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继续推进的问题，更是一个避免现代化建设的已有成果前功尽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届领导人，都是无一例外地极为重视社会安全问题，甚至经常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字眼予以强调，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邓小平指出，“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129页。
应当说，中国在社会安全方面的作为卓有成效，这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第三，循序渐进地渐次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采取了一种循序渐进渐次推进的路径。这种做法有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先经济后其他的逻辑来安排现代化建设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自经济领域。邓小平明确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物质基础有一定积累之后，中国又开始注重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环境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做法有很多优势。一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这是无可争辩的规律。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方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推动力。二是能够让现代化建设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如果民众长期没有从现代化建设当中获益，就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一种疏远和冷漠的态度，进而使得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难以成功。而得到民众广泛认同的关键在于，要使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能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得以持续改善。唯有如此，方能使全體人民积极认同现代化建设。正如习近平所说，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 第二个特征是，由先易后难式的推进方式逐渐转向社会矛盾倒逼型的推进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采取了先易后难式的推进方式，即“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尔后以此为突破口而向周围扩散。”吴忠民：《论中国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文史哲》1996年第3期。中国先是在改革难度相对较小的农村地区率先进行改革。在农村改革取得了大面积成效之后，又在城市进行改革。到21世纪之初，先易后难式的现代化建设推进方式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顺应形势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路径又开始逐渐转向社会矛盾倒逼型的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的特点是，基于顶层设计的整体化考虑，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形，选择关键的并且是影响面较大的某个社会矛盾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予以解决，并使之产生连带性积极效应。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应当说，中国现代化建设循序渐进渐次推进的路径，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同社会安全局面的保障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而健康的進行。
四、如何推动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的进行
20世纪在整个中国文明演进史中具有重大标识性的意义，是一个具有千年变迁意义的历史巨大转折时期。在这个世纪，中国不但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落后的局面，而且从农耕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的中心任务，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基本形成，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并成为时代潮流，呈现出不可回逆之势。21世纪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大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位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为1.7%，1990年为1.6%，2000年为3.6%，2010年为9.2%，2014年为13.3%。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为0.8%，1990年为1.6%，2000年为3.6%，2010年为9.7%，2014年为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在新的世纪，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有效延续20世纪后30年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势头，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持续、稳步、健康的推进，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就此而言，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应当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进程。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的核心内容。虽然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是，只有基于市场经济，一个社会的生产要素方能形成有效的配置，一个社会的潜在动能方能被激活。只有通过对外开放，一个国家方能融入世界潮流和时代潮流，方能激活本国的发展活力，方能从别的国家那里借鉴到必不可少的发展经验，方能有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资源互换。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尚谈不上规范化和体系化；对外开放虽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远远谈不上充分化，所以，需要进一步予以有效推动。
第二，注重整体化发展。现代化建设并非只是依赖于某一领域、某一环节的单方面动力的推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当中的各个领域各种要素越来越复杂，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而且其中的各个领域各种因素越来越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现代化建设是一种整体化的发展。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的推进，有赖于社会机体中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任何单方面的突进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往往会产生日益有害的负面效应，甚至会产生影响全局的大问题。现代化建设越深入，对于整体化发展的要求就必然会越来越高。
第三，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现代化建设固然至关重要，是事关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但严格地讲，现代化建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社会公正这一根本性目的的基本途径。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一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亦即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更加得到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水准的底线不断得以提升；二是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社会公正的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指出，改革发展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方能据此解决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定向问题，方能据此安排好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应当清楚看到，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社会不公现象，对整个社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要想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持续而健康的推进，就必须持续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重大标识 “V字型”演化 民族独立 现代化内生动力 渐进型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8-0103-13
引语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毫无疑问，20世纪是一个具有千年变迁意义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本文在分析20世纪中国历史重大变迁时，有时会分别涉及19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的一些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相关事情，以有效说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源与流。在20世纪，围绕着现代化建设而展开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中国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逐步融入了世界潮流。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可谓举世罕见的跌宕起伏，其变化幅度之大，外观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明显的“V字型”演化情状。
中华民族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中华民族是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大国中唯一不曾中断者。黑格尔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另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文明一样，是人类最早创立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其中，“唯有5000 年前始源的中华文明，尽管经过世世代代，风风雨雨，却能一直流传下来，不曾断绝。”李学勤：《解读文明历史 增强文化自信》，《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中华民族的这种延续性，既表现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同源基础之上的不断发展，而未曾被其他类型的古代文明整体替代，也表现为同一区域内文明与族群的基本一致性。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是有着深厚历史原因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农耕社会。在中国农耕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农民精耕细作的生产技能，社会成员实用、不走极端的现实生活取向，以及具有较高智慧含量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均达到了农耕社会所能达到的高水准。而且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由于科举制等合理成分的存在而具有了较大的流动空间和弹性，具有了较强的社会修复能力。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就是它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得以不断发展，持续保持着相对广大周边地区而言的经济和文化上较为强大的吸引力及同化力。即便一些本区域以外的游牧部落等族群以强势军事力量闯入古代中国区域，只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也往往会在其观念及行为上逐渐认同中华文明，为中华文明所“同化”。再者，即便是从纯粹自然条件看，中国体量巨大，战略纵深空间广阔，也能够经得起抵抗外来侵略的消耗，而且四周的大海、沙漠和高原崇山，成为阻隔潜在入侵者的天然屏障。凡此种种，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强大的、延绵不断的生命力。
需要看到的是，中华古代文明虽然同别的古代文明相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明。而传统文明的进化空间十分有限，无法与现代文明相提并论。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以工业革命為发端的现代化逐渐成为新的历史潮流，并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是自“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凭借着大工业生产，“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276页。重要的是，大工业生产将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卷入相互联系的“同一个世界”当中。在这之前，不同文明的形成发展总是相对局限于某个区域，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在现代化潮流面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要不想灭亡，就必须顺应现代化潮流，就必须进行现代化建设。舍此，别无他途。“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
同理，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便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当中，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情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自此，中国的命运开始系于并且越来越系于现代化建设推进得如何。 在20世纪，现代化建设问题更加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时代潮流，同时更加明确地成为具有千年变迁意义的历史巨大转折的最为重要的标识。外观上看，20世纪中国的演化呈现出某种较为明显的“V字型”形状。一方面，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中断，仍在进行，但却是一种畸形、低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就整体看，中国延续了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下沉趋势，直至下沉的峰值。另一方面，自20世纪初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在日益严重的外国侵略的压力下，在现代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机体内的能量被激活，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直至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中国由此获得现代化建设赖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终于终止了持续百年的下降趋势，开启了“上行”的历史发展进程。继之，又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最终形成，现代化建设的渐进型路径行之有效。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步入世界潮流，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
一、百年沉沦的加重及终结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中国民众经过极为艰苦的奋斗，终于终止了中国社会沉沦的趋势，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使正常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可能。
在20世纪上半叶，延续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趋势，来自列强的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落后力量，给中国社会带来更为巨大的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推进，挤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空间。
在这一时期，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呈全面加重的趋势，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第一，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属性的地步。”[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册，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83页。外国列强继续掌控中国的海关关税，拥有租界的领事裁判权。辛丑以后产生的公使团（外交团）“已由外交代表而成为内政中的一种强力。它代表了列强的集体意志，并因此而左右中国社会的政潮起伏。”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1904-1905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日俄战争，双方投入交战兵力近百万人，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及财产损失。更有甚者，外国列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领土欲求越来越强。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的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更是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67页。显然，中国国家主权的逐渐丧失，使得政府无力保护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而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讲不可能取得成功。汤因比指出，“失却自决能力的现象乃是衰落的最后标志。”[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4页。虽然汤因比是在论述共同体文明时做出这种判断的，但对人们理解国家主权丧失所造成的危害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二，巨额战争赔款的索取。从鸦片战争始，中国不断地对外割地赔款，且日甚一日。1895年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创历史新高。而1900年的《辛丑条约》更是再创历史新高，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连本带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如果再加上各省地方赔款2千多万两，全部加起来总数超过10亿两。此种赔款可以说是掏空了中国的国库，耗尽中国国家财力，极为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国力，几乎封杀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须知，1913年，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总额也只有2.5亿元。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14页。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为2.3～2.4亿两银元（库平银）。韩祥：《晚清财政规模估算问题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第三，直接的经济侵略。外国列强以多种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其中，比较常见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商品倾销。1895年中国对外进口净额为2.68亿元，1927年为15.79億元，增加近35倍。其中，生产资料的进口值在逐渐增加。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9页。二是设厂开矿。外国列强利用雄厚的资本，在中国设立了大量的工厂，开办了许多矿产。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工厂不过十几家，到1913年，较有规模的外国工厂有166家。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这些由外国列强开办的厂矿，一般来说是规模大，实力强。三是控制铁路。1911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为9618.10公里，其中，外国列强控制（包括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的里程比例为93.1%；1927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为13040.48公里，外国列强控制的里程比例为92%；1937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为21036.14公里，外国列强控制的里程比例为91.7%。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59页。四是设立银行。1894年前，仅有英、德两国在华设银行7家。1895-1913年发展为9国13行，85个分支机构。孙翊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这些外国列强设立的银行，逐渐开始垄断中国的金融命脉。凡此种种，更是从现实层面上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巨大的挤压，大量民族企业相继倒闭破产。
在20世纪上半叶，本国落后的封建势力以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样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第一，广大农村落后、凋敝。尽管中国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但落后的农村地区仍遍布广大区域。在全部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据压倒优势。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其基本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块赖以谋生的土地。而大多数农民没有一块大致能够赖以谋生的土地。从全国来看，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70%以上；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中农等只占有30%的土地。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而且，“地主和富农所占有的土地以上等地、水田居多，广大贫苦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则以下等地、旱地居多。”陈吉元等主编：《中國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7页。缺少土地或土地不足者，只能去租种土地。关键问题是，地租偏高。“民国时期占统治形式的实物地租的租率一般占亩产量的50%左右，在南方有的县份高达70%至80%。”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2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7页。租种土地的农民将产量的一半以上交给东家以后所剩无几。如果再将当时粮食产量很低、农民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样一些因素考虑进去，大量农民生活之苦难可想而知。齐白石对自己家境的一段回忆，可谓是当时广大农民基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家，穷得很哪！”“没有法子，只好上山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三联书店，2014年，第1、4～5页。
第二，军阀混战匪患四起。从袁世凯之后到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基本失控，掌握军事力量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相互混战不已。“各派军阀或相互勾结，合纵连横；或矛盾冲突，明争暗斗。‘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大小兵燹连绵不断。”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9页。军阀混战不但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消耗殆尽国家财力，而且军阀向民众大肆征收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搜刮民间财富，陷民众于苦难生活之中。社会的失控，又造成匪患四起，进而加重社会动荡、人心惶惶。有学者根据自己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作了如是回忆：“当时军阀混战，中原板荡。农村政权，形同虚设。县太爷龟缩在县城内，广大农村地区不见一个警察，坏人或者为穷所逼铤而走险的人，变成了土匪，横行乡里。”“他们绑票勒索，十分残酷。”季羡林：《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第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是高官、地主阶级、富人群体这样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而不是多数人群体。国民党政府带有较为浓厚的家国一体化色彩。蒋介石搞个人独裁，其亲属如蒋经国、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分别掌握党务、行政、财政、外交等方面的重要权力。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巨大的国家财富，已经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由于漠视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国民党政府不可能进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所热切希望的土地改革。1949年2月，蒋介石进行了反思，认为“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0页。此反思不可谓没有道理，只是为时已晚。也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所在意的是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必然会催生大量的腐败现象。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对沦陷区的大接收行为。“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第492页。如此这般，以至于让大接收变成了“大劫收”。当时就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大家还有个共同的‘胜利’的远景”。抗战后，却是“战祸起在自己家里，动乱比抗战时期更甚，并且好像没个完似的。”那些“发接收财或胜利财的人。他们巧取豪夺得到财富，得来的快，花去的也就快。这些人虽然原来未必都是贫儿，暴富却是事实。” “于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之上，贫的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朱自清：《论且顾眼前》，散文网，2016年7月9日，http：//sanwen.net/a/kxxuzbo.html.同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基本的国家治理能力，在财经政策上更是一败涂地。例如，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直接引发了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在6个月中上涨了85000倍”。[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247页。显然，这样腐败无能的政权不可能具有合法性依据，被民众的抛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外国列强和本国落后社会力量的双重打压下，整个中国呈现出如是情形：国基飘摇，山河破碎，民生苦难。此种情形正如闻一多《死水》一诗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闻一多：《死水》，中国作家网，2014年10月13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yc/2014/2014-10-13/119301.shtml.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使得“中国的资本形成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环之中，即：在供给方面是，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在需求方面是，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吴忠民：《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这是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难以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中国的民族工业还面临外国列强强大经济实力的不公平竞争。重要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不仅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保护，相反却要掠夺民众包括民族企业家的财富。我们不能想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百年沉沦达到了谷底。中国不仅一度面临亡国的威胁，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应有所大的作为，却由于当时国家政权的极端腐败和无能，致使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秩序丧失殆尽，而且全面内战重启。 显然，正常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于是，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便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普遍意愿和追求。“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美]J.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9页。加之，当时一些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进步力量开始出现，大量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观念得以传播和普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世纪上半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
在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人民解放的目标逐渐得以实现。在20世紀40年代，中国陆续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成为联合国主要创始国之一，这标志着民族独立目标初步得以实现。之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新中国于1949年建立。至此，中国终于终止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的下沉趋势。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实现了独立，国家实现了统一，人民得以解放。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开启了具有千年变革意义的“上行”历史发展进程。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页。恩格斯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德]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8页。中国于1949年所实现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人民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
二、现代化内生动力最终形成
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过中国民众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具体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可分为两个时期：1949-1978年的30年间，经过中国民众的艰辛探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下一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同时也留下了大量引以为戒的教训；1978年至21世纪之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得以形成，而且中国所采取的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合理可行有效，进而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健康而持续地推进，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摆脱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落后力量百年束缚的中国民众带着热情和憧憬，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这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大规模的社会重构。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摧毁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解放；建立了新型劳动关系，使广大工人具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使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获得了解放；扫除了各种黑社会、帮会组织，使民众安居乐业。这一切，造成了一种社会新气象。“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3页。其二，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1949年以前，现代工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比例很小，谈不上体系化。1949年以后的30年，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工业的门类已基本齐全，工业体系已经建立。除了钢铁、煤炭、石油、纺织等工业部门外，中国还建立了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飞机、核工业、电子等现代工业部门。”吴忠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其三，初步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从1952年的42.5万人，增至1978年的434.5万人；国家财政拨款科学研究经费支出额从1953年的0.54亿元增至1978年的52.89亿元。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191、202页。“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也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的。
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为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建设的长足推进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于1982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4页。还有学者指出，“1949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的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第330页。
同时还应看到，1949-1978年30年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至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众的生活水准没有得到相应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0%。⑦⑨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335、456、337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民众生活水准的缓慢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⑦全部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10.3。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二是发展的明显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表现在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也表现在经济领域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比如，农轻重三大生产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更轻。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1952年分别为13.4%∶9.3%∶295%，1957年为 8.3%∶7.7%∶42.8%，1965年为139%∶3.9%∶45.6%。⑨这些明显不足，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而持续地推进。
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存在这些明显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没有遵循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在推动现代化建设时更多的是依靠人为拉动，而缺少一种源自社会机体内部的动力亦即内生动力。其一，现代化建设没有成为当时的时代中心任务。当时的时代中心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现代化建设只是一种从属性的事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設，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6页。这样一来，国家就不可能基于民众的需求和现代化建设的自身规律去推动现代化建设。其二，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同市场经济体制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行政命令去安排经济发展规划，去设定产品产量目标。说到底，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不是强调效率，不是鼓励竞争，恰恰是相反。显然，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去推动现代化建设，必定是低效、缺乏活力的。其三，排斥对外开放。任何一个现代化建设得以成功的国家，均离不开对外开放。而当时的中国，出于对外国本能的“防范”“警惕”心理以及对现代化规律知之甚少等多种原因，对外采取了深闭固拒的封闭政策。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缺少对别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借鉴参照，也不可能同别的国家进行必要的资源互换。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是自说自话，而不可能有效、顺利地前行。
从1978年至21世纪之初，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启动并得以长足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现代化内生动力最终形成，致使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第一，现代化建设明确成为时代的中心任务。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着历史发展趋势，明确提出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作为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⑦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2、146页。“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中共十六大报告将类似的论述概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2年第22期。
将现代化建设明确作为时代中心任务的提法具有基本国策的性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唯有如此，方能将整个国家、社会各个群体、各行各业的注意力以及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只有这样，方能下决心解决当时以及未来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所面临的种种历史及现实的难题和困境，破除一切妨碍现代化建设的观念障碍和思想禁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⑥
第二，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有机结合。
与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相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这就是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两者之间实现了有机结合。
从本源意义上看，现代化建设本身并不是目的，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民众基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这种提高并不是指待现代化建设成功之时才得以实现，而是指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也应逐渐得以提高。所以，现代化建设的程度与民众基本生活水准的提高程度两者之间是一个正相关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⑦“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21世纪之初，习近平也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这里，不妨做一个对比。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2008年分别增至15780.8元和4760.6元；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7.7%，2008年则分别降至37.9%和43.7%；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6.3平方米，2006年增至27.1平方米；1978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8.1平方米，2008年增至32.4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317、351页。 民众的需求固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应当承认，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中国民众最为在意的事情，就是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和不断提高。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众基本生活需求水准获得大幅度提高这一现实，会使民众对现代化建设予以高度认同，会使民众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由此，现代化建设就能获得巨大的推动力量。重要的是，民众对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视是恒常存在的，因而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是现代化建设持续、不竭的动力。
第三，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摒弃了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逐渐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成功、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对市场经济观念的逐渐适应和认同，通过对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通过对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认可，通过对私营经济的鼓励和推动等等一系列的艰苦努力，逐渐地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基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和金融参数合理化这五项标准，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2001年年底已达到69%，突破了市场经济标准的临界线，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2003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达到73.8%，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我们不能低估市场经济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动力意义。要想有效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解决好资源配置问题，否则现代化建设将会由于活力和效率的缺失而走向失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对此，可作如是理解：其一，市场经济能够充分激发每个生产者的活力。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将生产者的劳动付出同生产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作为生产要素的每个生产者只有尽力工作，方能避免被淘汰情形的出现，并获得一份相应的经济收益亦即劳动所得。其二，市场经济能够催生有效率的生产资源配置。从宏观角度看，市场的价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社会产品的供求关系，能够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充分流动，并产生一种相互补充、搭配的效应，进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秩序。从微观角度看，为增强竞争性，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降低自己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旦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这样做，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大为提高。
显然，尽管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解决不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好经济效率的问题。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经济使得每个生产者都“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而这一切，是以行政指令事无巨细地编制发展计划和指挥经济运行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做到的。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的这种现象，能够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有效地推进。
第四，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
对外开放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从世界范围看，但凡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是成功地进行了对外开放。
自改革开放之始，中国就极为重视对外开放，而且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202页。“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②在21世纪之初，习近平深刻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习近平：《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应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9日。与对外开放认识逐渐深化相适应，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在迅速推进。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标志性举动。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3015.3亿美元；中国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0.8%上升到2014年的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57页。如今，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能够获得一种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压力。中国如果长期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不仅经济难以发展，就是国民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夜郎自大的心理，甚至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幻觉。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准十分落后，但由于是处在封闭的状态，很多人对别的国家不仅不了解，而且产生一种解放别的国家舍我其谁的奇怪心理。而通过对外开放，面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就会产生巨大的现代化建设压力，进而会将这种压力转为现代化建设动力。通过對外开放，中国还能够从发达国家和地区那里获得一种必不可少的参照借鉴，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自身社会、经济、技术装备、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还可以同别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源互换，直接推动现代化建设。 第五，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有机结合。
现代化建设是靠人来推动的，而社会成员又具体组合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力量配置结构）。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情状有着不同的影响。我们不能低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社会阶层结构不但决定着现代化建设有着怎样的社会支撑基础，也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可能空间。现代化建设如若缺少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则必定会因之缺少内生动力而行之不远。
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一直没有形成，因而当时的中国无法对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撑力量。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少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方得以发育并逐渐基本定型。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从一个重要方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了不可回逆之势。
194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当时，外国列强力量强大，本国的落后社会力量亦即封建地主阶级力量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力量根深蒂固，两者共同左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面，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相比之下，本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量如民族企业主阶层十分弱小，生长艰难，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只是遇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或外国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企业主方能明显发展壮大一些。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几年，当外国列强忙于相互间的争斗而无暇顾及中国事情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企业主阶层就会较快地发展一步，“占各业总投资的60%-70%。”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5页。而一旦这种机会结束，中国民族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则往往又会回到艰难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中。显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无法形成。相应的，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就得不到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支撑，无法形成有效的现代化内生动力，进而难以可持续地推进。所以，要想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正常推进，就必须破除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而建立起现代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呈现出一种较为曲折的情形。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整个社会进行重构，摧毁了以往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外国列强势力和本国的落后社会力量，以往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摆脱了不平等的地位，获得了解放。这一切，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推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空间。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时代任务逐渐被错误地定位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各种政治运动随之此起彼伏，而且整个社会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这样的历史条件相适应，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一种单一、非常态的情形：经济精英群体被消除，知识精英群体被压抑，政治精英群体发展不正常；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也由于缺乏经济效益和竞争意识，没有能够正常地从事“职业化”的现代化建设，而是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忙于各种运动；而且，中国社会的流动渠道就总体而言被阻塞。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直接阻碍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职业化分工的发展，因而无法给现代化建设提供必需的内生动力。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不能正常、可持续的推进，一个重要的症结便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伴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形成。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该有”的阶层都有了。在这一时期，从精英群体角度看，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而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大量基于具体行业分工而形成的不同职业群体。同时，一些新的阶层如白领阶层开始形成并逐渐扮演重要角色。再者，各个阶层不但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而且各自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比如，政治精英群体已经从以往的“革命”取向转变为“建设”取向，其公共服务意识及能力均获得大幅度提高。另外，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畅通，社会成员的上行流动及水平流动机会越来越多。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形成这一现象，无疑从一个重要方面增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已经基本形成的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对于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及可持续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以及强固的社会认同基础。比如，中国各个精英群体获得同步化发展这一现象，“对于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普及现代理念、创造社会财富、激发社会活力以及推动现代制度的创新，对于推动新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均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三、现代化建设的渐进型路径行之有效
采取怎样的现代化建设实现路径，对于一个国家能否不断巩固已有的现代化建设成果，对于现代化建设能否有效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冲突并减少现代化建设成本，进而对现代化建设能否安全、顺利、可持续地进行，同样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现代化建设的实现路径主要分为激进型路径和渐进型路径两种类型。现代化建设激进型路径的主要特征在于：立足于尽可能缩短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思路，试图一步到位地完成以“新”代“旧”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为此，不惜四面出击，多管齐下，强行实施改革的“一揽子”政策。而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的主要特征则在于：立足于稳步有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路，以循序渐进的政策安排，积极助推现代化因素的有效生长，并尽力协调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避免可能的社会动荡，梯度推动现代化建设。
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看，1949年以前的50年，时代的中心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创设必要的条件，而现代化建设本身尚未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由于时代中心错位，现代化内生动力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現代化建设尚未开始。从整个全局的角度看，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件从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事情，并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而起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时代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情形下，究竟是采取何种现代化建设路径，便成为中国必须选择的大事情。 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能性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所采取的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是合理、可行、有效的。
从必要性的角度看，中国必须采取渐进型的路径。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最多。“与先发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等一系列任务。”“与其他大部分后发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中国又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自不同体制、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区域的利益诉求不但千差万别，而且往往交织在一起。对于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如若处理不当，也会演化成众多的社会矛盾问题。再者，中国的体量巨大。中国不仅是人口数量最大的共同体，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体量巨大的中国一旦出现严重动荡的局面，其代价必然巨大，而且重新聚合恢复的难度很大，进一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很有可能会由此而前功尽弃，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如极为严重的难民问题等等。显然，在前述种种情形下，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建设路径，方是合理恰当的选择。
从可能性角度看，渐进型路径容易为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原因是，中国民众对于规避社会动荡等种种社会不安现象有着普遍的期许。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众历经种种战乱、颠沛流离和苦难。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民众又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饱受了种种“折腾”。特别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8页。可以说，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相比，中国几代民众对于任何社会不安定现象更加具有一种普遍的深刻记忆和近乎本能的恐惧，唯恐社会不安定再次降临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人期待稳定。实际上，中国人不仅仅期待稳定，甚至痴迷于稳定，这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对骚乱的一种几近偏执的恐惧。”[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吕鹏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中国民众普遍而迫切地希冀过上一种稳定而富裕的生活。而这种民众的普遍期许，只有通过渐进型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方能予以满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渐进型现代化建设路径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政府推动。
与先发国家现代化建设始自民间推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始初是由政府予以推动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对此不难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量基础性内容如市场经济几乎是从无到有，需要政府的推动方能形成。越是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这一情形就越加突出。既然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强调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现代化建设重大举措的出台，如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等，都可以看到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还需要看到，随着现代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渐成型，政府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形式也应不断进行调整。政府应当不失时机地从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中逐渐退出，将大量的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交还给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同时政府还要注重公共权力本身的规范化问题。否则，便会阻碍现代化的正常发展。
第二，社会安全至上。
确保社会安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渐进型路径的底线原则。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不仅是一个事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继续推进的问题，更是一个避免现代化建设的已有成果前功尽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届领导人，都是无一例外地极为重视社会安全问题，甚至经常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字眼予以强调，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邓小平指出，“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②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129页。
应当说，中国在社会安全方面的作为卓有成效，这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第三，循序渐进地渐次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采取了一种循序渐进渐次推进的路径。这种做法有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先经济后其他的逻辑来安排现代化建设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自经济领域。邓小平明确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当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物质基础有一定积累之后，中国又开始注重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环境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做法有很多优势。一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这是无可争辩的规律。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方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推动力。二是能够让现代化建设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能否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如果民众长期没有从现代化建设当中获益，就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一种疏远和冷漠的态度，进而使得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难以成功。而得到民众广泛认同的关键在于，要使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能够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得以持续改善。唯有如此，方能使全體人民积极认同现代化建设。正如习近平所说，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 第二个特征是，由先易后难式的推进方式逐渐转向社会矛盾倒逼型的推进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采取了先易后难式的推进方式，即“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尔后以此为突破口而向周围扩散。”吴忠民：《论中国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文史哲》1996年第3期。中国先是在改革难度相对较小的农村地区率先进行改革。在农村改革取得了大面积成效之后，又在城市进行改革。到21世纪之初，先易后难式的现代化建设推进方式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顺应形势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路径又开始逐渐转向社会矛盾倒逼型的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的特点是，基于顶层设计的整体化考虑，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形，选择关键的并且是影响面较大的某个社会矛盾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予以解决，并使之产生连带性积极效应。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应当说，中国现代化建设循序渐进渐次推进的路径，将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同社会安全局面的保障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保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而健康的進行。
四、如何推动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的进行
20世纪在整个中国文明演进史中具有重大标识性的意义，是一个具有千年变迁意义的历史巨大转折时期。在这个世纪，中国不但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落后的局面，而且从农耕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时代的中心任务，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基本形成，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并成为时代潮流，呈现出不可回逆之势。21世纪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大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位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为1.7%，1990年为1.6%，2000年为3.6%，2010年为9.2%，2014年为13.3%。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的比重，1978年为0.8%，1990年为1.6%，2000年为3.6%，2010年为9.7%，2014年为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在新的世纪，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有效延续20世纪后30年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势头，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持续、稳步、健康的推进，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就此而言，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应当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进程。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的核心内容。虽然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是，只有基于市场经济，一个社会的生产要素方能形成有效的配置，一个社会的潜在动能方能被激活。只有通过对外开放，一个国家方能融入世界潮流和时代潮流，方能激活本国的发展活力，方能从别的国家那里借鉴到必不可少的发展经验，方能有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资源互换。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尚谈不上规范化和体系化；对外开放虽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远远谈不上充分化，所以，需要进一步予以有效推动。
第二，注重整体化发展。现代化建设并非只是依赖于某一领域、某一环节的单方面动力的推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当中的各个领域各种要素越来越复杂，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而且其中的各个领域各种因素越来越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现代化建设是一种整体化的发展。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的推进，有赖于社会机体中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任何单方面的突进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往往会产生日益有害的负面效应，甚至会产生影响全局的大问题。现代化建设越深入，对于整体化发展的要求就必然会越来越高。
第三，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现代化建设固然至关重要，是事关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但严格地讲，现代化建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社会公正这一根本性目的的基本途径。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一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亦即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更加得到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水准的底线不断得以提升；二是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社会公正的这两个基本价值取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指出，改革发展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方能据此解决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定向问题，方能据此安排好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应当清楚看到，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社会不公现象，对整个社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要想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持续而健康的推进，就必须持续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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