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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判断，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适时调整和完善。在战略方向和作战对象方面，在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同时，逐步加强警惕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在战争规模和作战形式的预判方面，由准备应付局部常规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全面核战争；在反侵略作战指导方针方面，从确立“北顶南放”方针到提出“诱敌深入”思想，为国防建设筹划与实践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指导。
[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前期 军事战略方针 调整 作战指导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总纲领和总原则，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本依据。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不仅关系到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1]P3321956年，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明确了战争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战争形态是全面大战，主要战略方向可能是东南沿海地区，战争样式是持久战，战争过程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2]P220世纪60年代前期，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紧紧围绕如何进行战争准备，如何实施反侵略战争，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判断，在战略方向和作战对象、战争规模和作战形式以及作战指导方针等具体内容上，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为国防建设筹划和实践提供了依据与指导。
一、关于战略方向和作战对象：在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同时，逐步加强警惕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与估计，坚持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指导，仍然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即使在国家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这一战略判断。但同时，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苏联对中国北部边境施加的安全威胁也不断加大，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日渐加强警惕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棘手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纠纷于1959年就凸显出来。[3]P647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出发，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给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中指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4]P268-269这很鲜明地表白了当时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局势出现波动：苏联在中国西北边境策动边民外逃事件，印度在西南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则妄图借机反攻大陆。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边境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以及中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都是主要矛盾。但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中国同美国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因此更重要的是针对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阴谋进行斗争。1962年10月，面对印度的肆意蚕食与侵略，中国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但这并未干扰毛泽东以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为主要战争威胁、以东南部为主要战略方向的判断。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爆发前，毛泽东主张：对于印度的挑衅要克制，坚持不打第一枪。当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后，人民解放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教训了侵略者之后迅速停火并后撤，提出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这就避免了次要矛盾加剧，以至于妨碍主要矛盾的解决。1964年前后，为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军方和国家安全及情报部门曾制定了详细计划。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5]P370。这些都表明了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主要战略方向和主要作战对象是东南部和美国，而且是一贯的。
除了高度关注来自美国的威胁外，党中央、中央军委逐步同时警惕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主要体现于党中央对苏联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一系列行动的判断和处理上。继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要求中国放弃台湾等有损中国主权的事件之后，1960年前后，赫鲁晓夫为讨好美国，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核合作协议并撤走专家。这已表明苏联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8月，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做出最坏估计：“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6]P339但在此时，毛泽东认为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美国，苏联只能是“帮凶”，还不是直接的敌人。1962年初，苏联参与制造了新疆边民外逃事件，这使中央认为，苏联对中国采取的颠覆活动，已使两国关系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此后，苏联又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同蒙古签订针对中国的协定，并开始在蒙驻军；与美英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试图阻遏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使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之类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演出一次新的反华大合唱”[7]P6，并得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8]P507的结论，因此，总参谋部提醒“要警惕可能出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9]P103。至此，中苏已走向实质上的对立。面对苏联在边境地区不断增兵，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直接威胁的局势，196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10]P51
二、关于战争规模和作战形式：由准备应付局部常规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全面核战争
党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在战争规模上，1962年以“备战整军”方针为指导，提出重点准备应对局部常规战争，到1965年调整转变为以准备“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战略思想为指导，准备应付全面核战争。 1962年“备战整军”方针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战争叫嚣。当时，中央判断蒋介石是“下决心大干一场”的。据王炳南回忆，周恩来曾请总参谋长罗瑞卿介绍形势，罗总长分析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具体确定如何打的问题。但中央又认为蒋能否动手，特别是战争的规模能有多大，关键取决于美国的态度。[11]P6对于美国战略动向的判断，周恩来在1962年6月指出：“目前还没有看出它决心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12]P434就是说，美国还没有做好对我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大战并没有迫在眉睫。因此，“备战整军”方针还是一个应对局部战争的方针，重点是东南沿海方向，兼顾西南方向中印边界地区；同时又作最坏打算，准备由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6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中央军委随之采取八项紧急战备措施。这次全军紧急备战，是具体落实“备战整军”方针，主要是应对东南方向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的。这年底发起的中印边界反击作战，就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为稳定全局在非主要战略方向，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打的一场局部战争。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并不断发出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这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重视超级大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1965年4月12日，党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一切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战争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13]P3075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关于作战问题的指示纪要中明确提出：“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14]P65这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了准备应付全面战争的战备方针。
三、关于反侵略作战指导方针：从“北顶南放”方针的确立到“诱敌深入”思想的提出
根据战争形势判断，在确定主要战略方向、主要作战对象和准备应对的战争形态与规模的基础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反侵略作战指导思想进行了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并确立“北顶南放”，到60年代中期以后，“北顶南放”方针逐渐被“诱敌深入”思想取代。
1959年12月，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向全军传达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中认为，在未来战争中，美苏必将采取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战略手段，对此必须加以充分研究。为了进一步确立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调整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认为根据未来战争中敌人的主攻方向是我国北部（指朝鲜半岛至长江以北）的判断，应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以从图们江到鸭绿江的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包括连云港）为我国的设防重点，坚守沿海的重要岛屿，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五大岛屿群。“北顶”即把敌人顶住，坚守防御，大量地消耗敌人，并伺机反攻和追击。“南放”即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同时，中央军委考虑到南方的若干岛屿、要点一旦轻易弃守，被敌占据后将来收复困难，因此也部署了比较坚固的守备。[15]P1581964年，针对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问题。6月16日，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16]P560毛泽东强调说：“至于打法，无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要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13]P227也就是说，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
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13]P315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新情况又预计到，诱敌深入可能“不灵”，因此要有两手准备，但立足于诱敌深入，要准备敌人占领沿海地区，要准备被敌人分割切断。就是说，对付美国等强国的入侵，要以“诱敌深入”的方式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方略。[11]P911月，在华东视察谈到后方建设时，毛泽东说：“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它。先消灭它一个营，再一个团、一个师地消灭。”[17]P42他总结认为：“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2]P2但是，毛泽东又反对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1966年4月28日，在听取军委关于作战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指示：在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13]P309在关于作战计划等指示中再次强调：“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18]P198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诱敌深入”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得到基本确立。
中国国防建设实践证明，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预判，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指导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来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成绩背后，由于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估计过高，导致在指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布局上存在一些偏差。这些成败得失对于指导当前与今后国防建设战略筹划、战略管理工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2]袁德金，王建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及启示[J].军事历史，2007（6）.
[3]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5]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6]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9]克莱尔·霍林沃斯.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0]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J].党的文献，2002（4）.
[11]姜廷玉.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60年[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12]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4]曹煜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判断[J].军事历史，2011（1）.
[15]徐焰.中国国防导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
[16]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7]毛泽东.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1965年11月）[J].党的文献.1995（3）.
[18]李正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前期 军事战略方针 调整 作战指导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准备和进行战争的总纲领和总原则，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本依据。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不仅关系到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1]P3321956年，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明确了战争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战争形态是全面大战，主要战略方向可能是东南沿海地区，战争样式是持久战，战争过程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2]P220世纪60年代前期，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紧紧围绕如何进行战争准备，如何实施反侵略战争，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判断，在战略方向和作战对象、战争规模和作战形式以及作战指导方针等具体内容上，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为国防建设筹划和实践提供了依据与指导。
一、关于战略方向和作战对象：在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同时，逐步加强警惕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与估计，坚持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指导，仍然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即使在国家周边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这一战略判断。但同时，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苏联对中国北部边境施加的安全威胁也不断加大，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日渐加强警惕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棘手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纠纷于1959年就凸显出来。[3]P647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出发，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给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中指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4]P268-269这很鲜明地表白了当时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局势出现波动：苏联在中国西北边境策动边民外逃事件，印度在西南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则妄图借机反攻大陆。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边境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以及中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都是主要矛盾。但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中国同美国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因此更重要的是针对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阴谋进行斗争。1962年10月，面对印度的肆意蚕食与侵略，中国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但这并未干扰毛泽东以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为主要战争威胁、以东南部为主要战略方向的判断。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爆发前，毛泽东主张：对于印度的挑衅要克制，坚持不打第一枪。当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后，人民解放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在教训了侵略者之后迅速停火并后撤，提出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这就避免了次要矛盾加剧，以至于妨碍主要矛盾的解决。1964年前后，为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军方和国家安全及情报部门曾制定了详细计划。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5]P370。这些都表明了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主要战略方向和主要作战对象是东南部和美国，而且是一贯的。
除了高度关注来自美国的威胁外，党中央、中央军委逐步同时警惕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主要体现于党中央对苏联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一系列行动的判断和处理上。继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要求中国放弃台湾等有损中国主权的事件之后，1960年前后，赫鲁晓夫为讨好美国，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核合作协议并撤走专家。这已表明苏联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8月，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做出最坏估计：“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6]P339但在此时，毛泽东认为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美国，苏联只能是“帮凶”，还不是直接的敌人。1962年初，苏联参与制造了新疆边民外逃事件，这使中央认为，苏联对中国采取的颠覆活动，已使两国关系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此后，苏联又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同蒙古签订针对中国的协定，并开始在蒙驻军；与美英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试图阻遏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使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之类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演出一次新的反华大合唱”[7]P6，并得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8]P507的结论，因此，总参谋部提醒“要警惕可能出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9]P103。至此，中苏已走向实质上的对立。面对苏联在边境地区不断增兵，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直接威胁的局势，196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10]P51
二、关于战争规模和作战形式：由准备应付局部常规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全面核战争
党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在战争规模上，1962年以“备战整军”方针为指导，提出重点准备应对局部常规战争，到1965年调整转变为以准备“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战略思想为指导，准备应付全面核战争。 1962年“备战整军”方针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战争叫嚣。当时，中央判断蒋介石是“下决心大干一场”的。据王炳南回忆，周恩来曾请总参谋长罗瑞卿介绍形势，罗总长分析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具体确定如何打的问题。但中央又认为蒋能否动手，特别是战争的规模能有多大，关键取决于美国的态度。[11]P6对于美国战略动向的判断，周恩来在1962年6月指出：“目前还没有看出它决心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12]P434就是说，美国还没有做好对我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大战并没有迫在眉睫。因此，“备战整军”方针还是一个应对局部战争的方针，重点是东南沿海方向，兼顾西南方向中印边界地区；同时又作最坏打算，准备由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6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中央军委随之采取八项紧急战备措施。这次全军紧急备战，是具体落实“备战整军”方针，主要是应对东南方向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的。这年底发起的中印边界反击作战，就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为稳定全局在非主要战略方向，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打的一场局部战争。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并不断发出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这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能不重视超级大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1965年4月12日，党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一切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战争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13]P3075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关于作战问题的指示纪要中明确提出：“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14]P65这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了准备应付全面战争的战备方针。
三、关于反侵略作战指导方针：从“北顶南放”方针的确立到“诱敌深入”思想的提出
根据战争形势判断，在确定主要战略方向、主要作战对象和准备应对的战争形态与规模的基础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反侵略作战指导思想进行了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并确立“北顶南放”，到60年代中期以后，“北顶南放”方针逐渐被“诱敌深入”思想取代。
1959年12月，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向全军传达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中认为，在未来战争中，美苏必将采取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战略手段，对此必须加以充分研究。为了进一步确立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调整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认为根据未来战争中敌人的主攻方向是我国北部（指朝鲜半岛至长江以北）的判断，应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以从图们江到鸭绿江的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包括连云港）为我国的设防重点，坚守沿海的重要岛屿，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五大岛屿群。“北顶”即把敌人顶住，坚守防御，大量地消耗敌人，并伺机反攻和追击。“南放”即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同时，中央军委考虑到南方的若干岛屿、要点一旦轻易弃守，被敌占据后将来收复困难，因此也部署了比较坚固的守备。[15]P1581964年，针对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问题。6月16日，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16]P560毛泽东强调说：“至于打法，无非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要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13]P227也就是说，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
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13]P315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新情况又预计到，诱敌深入可能“不灵”，因此要有两手准备，但立足于诱敌深入，要准备敌人占领沿海地区，要准备被敌人分割切断。就是说，对付美国等强国的入侵，要以“诱敌深入”的方式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方略。[11]P911月，在华东视察谈到后方建设时，毛泽东说：“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它。先消灭它一个营，再一个团、一个师地消灭。”[17]P42他总结认为：“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2]P2但是，毛泽东又反对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1966年4月28日，在听取军委关于作战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指示：在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13]P309在关于作战计划等指示中再次强调：“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18]P198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诱敌深入”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得到基本确立。
中国国防建设实践证明，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预判，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指导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来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成绩背后，由于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估计过高，导致在指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布局上存在一些偏差。这些成败得失对于指导当前与今后国防建设战略筹划、战略管理工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2]袁德金，王建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及启示[J].军事历史，2007（6）.
[3]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5]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6]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9]克莱尔·霍林沃斯.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0]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J].党的文献，2002（4）.
[11]姜廷玉.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60年[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12]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4]曹煜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判断[J].军事历史，2011（1）.
[15]徐焰.中国国防导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
[16]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7]毛泽东.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1965年11月）[J].党的文献.1995（3）.
[18]李正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