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欧洲人大量引进中国茶叶，同时也开始考虑引进茶树和茶种，希望移植这种植物。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移植并没有成功。直到1763年，一位名叫林奈（1707—1778）的瑞典植物学家才得到了一株正宗的中国茶树，并将它引种到欧洲。这是欧洲人种的第一株中国茶树。
　　中国茶树的移植是一个历史漫长的、由多数人参与的过程。据说有一位修士从中国将茶树带到法国的马提尼克岛，待到它发芽、开花，才知道它不是真正的茶树，而是与茶树同宗同类的山茶花。17世纪时，荷兰人就从日本带了一些茶树到荷兰，但这些被带到欧洲的茶树并没有栽培成功。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奥斯贝克于1750年作为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随船牧师前往中国，在中国逗留期间，他广泛考察了中国的植物，其中包括茶叶及茶树。奥斯贝克在其所著《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对中国的茶叶生产和制作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传教士及其他旅行者对中国的茶叶做過介绍，但多集中在介绍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和喝茶的功效方面，还没有人注意到茶叶的采摘、制作乃至包装运输的全过程。奥斯贝克说，茶叶根据不同的生长地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制作方法也不尽相同。他分别介绍了红茶、绿茶等不同品种，然后说：“很难想象每年有多少茶叶进口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有多少人为了这种不必要的商品而工作。村民们要非常细心地照料这些茶树，到时间采集下每一片叶子，将新叶和旧叶区分开来，而且干燥的程度要把握得刚刚好。”“茶树无疑适于生长在我们的气候环境中，但如果我们希望以此牟利，首先要学会如何制作茶叶，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困难……然而，假使我们知道了最好的干燥方法，我国制的茶叶也不可能比中国的茶叶卖得更便宜，而且瑞典也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勤劳民众。” 奥斯贝克在中国收集到一棵茶树，但却在返程的途中丢失了。

　　在此之前，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雷维斯（1774—1856）曾到中国进行植物学调查。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茶叶检察官，自1812年来华到1831年，他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植物学调查，从华南沿海地区将大批珍贵的观光花木，如杜鹃、山茶、牡丹、菊花、蔷薇、樱桃、紫薇、紫藤等，引进英国。英国皇家园艺协会于1922年创办了一个契斯维克植物园，将这些引进的中国植物种植在这个植物园中。1818年雷维斯引入一株良种的紫藤， 1839年它长成了一株180英尺高、覆墙1800平方英尺、开花67万5千朵的大树。雷维斯还请人将中国著名的观赏植物绘成彩色图谱共654幅，送给皇家园艺协会，使英国人首次得知中国最优良的蔷薇、石斛、山茶、杜鹃等的形象，以便进一步采集和引种。
　　雷维斯回国后，对中国的丰富的园艺植物仍难以忘怀，在他的主持下，园艺协会决定派遣园艺学家福琼到中国来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采集。福琼此前担任契斯维克植物园温室部主任，自1843年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四次植物学考察之旅。

　　福琼临行前，园艺学会给他开列了一个清单，要求他引种野生或栽培的观赏植物及经济植物的种子，收集花园、农业和气象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北京御花园中颗重两磅的桃子以及山茶、芍药、良种蚕；英国人想象中的蓝牡丹、黄色茶花和不同品质的茶叶；香港灯笼花的生长环境；收集荷花的变种和佛手、金柑、食用百合及做宣纸的原料植物；分析植被生长茂密处自然土壤的理化性质及适合山茶、杜鹃、菊花、灯笼花等植物生长的栽培土壤理化性质。1843年7月6日他到达香港，进行了7个星期的植物采集，然后搭船到厦门，又去了浙江舟山、宁波、上海、苏州。1844年底，他将采集的450种植物寄往英国，其中有秋牡丹、桔梗、金钟花、枸骨、石岩杜鹃、柏木、榆叶梅、榕树等，还有牡丹的40个品种，包括12个新品种。1845年福琼从上海乘船到福州，考察了福州附近的红茶产区。1846年，他采集的植物被送达契斯维克植物园，他本人也回到英国。1847年他将这次旅行的经过写成《漫游华北三年》一书，书中描述了对中国的茶、丝、棉产区及农艺、植物的考察，并附有许多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