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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联书店的“粉丝”已经十好几年了。大学、工作那会儿是去书店买三联的书。广州树人书店老板陈平有句话：是三联的书，有杀错，不放过！他进得多，我自然买得也多。
到北京来读研，发现有位师兄在三联书店工作。可以近水楼台享受打折。于是零购变成了批发，两三个星期从北大乘公交车去一趟美术馆东街，书目事先已经告知师兄，不单有自己要的，还替同学带，肩挑手提带回北大，分发诸人。有些套书，如钱锺书、朱维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陈寅恪文集》，整套地负担不起，只能挑着买，取舍之间颇是为难。现在这些书几近绝版，旧书网上一套三联版《柳如是别传》居然炒到五百元以上，又实在有些惋惜当时未能狠心下手。
正是这位师兄郑勇，在二○○五年我博士答辩前夕找到我，想让我和妻子凌云岚（我们是同门）来合译耶鲁大学金安平教授的英文史著《合肥四姊妹》。因为从前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自然疑惑何以会有此请。郑勇解释说，因为凌云岚家里与沈从文家有些渊源，此书史料很多取自张家（合肥四姊妹即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姊妹），书中关涉沈从文颇多，我们对沈从文也比较熟悉。私心猜度，或许师兄也是好意提携刚进入学术场的师弟师妹。
大家都知道目下翻译在中国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业，非有极大的兴趣支撑不可。好在《合肥四姊妹》确实有趣，金安平教授可说是抓住了一个难逢难遇的好题目，从张家四姊妹的家世、婚姻、遭遇，正好可以折射一个时代的各种侧面。而且有台湾郑至慧女士的译本珠玉在前，是强大的参照物，才令我们这两个翻译“菜鸟”不至于半途而废。同时这本书也点燃了我们某些学术上的兴趣。我与妻子商量说，要再找这样合适的一个家族，是比较难了，但或许可以从一些县城或小镇的历史入手，同样能够“以小见大”，一滴水中见太阳，一朵花里看世界。
当然此事能竟其功，责编郑勇的耐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自接下任务，经历答辩、毕业、入职、培训、搬家、买房、装修、出访……诸般琐事纷至沓来，不是单纯的校园生涯可相比拟。译稿的进程自然一拖再拖。说实话，如要快，也不是不行，三四个月逼也逼得出来。可是打磨程度不够，则是原书、译作、出版三败俱伤的局面。
二○○七年，全稿终于杀青，出书是十二月了。差堪自慰的，是出书过程虽然磨折延宕，译者、出版者对这本书的信心终未泯灭。结果也确实不错，二○○八年三月我们去南京开会，没有带书，想现购两册赠送同行，走遍南大附近书店，都说脱销了。翻译拿的是稿费，卖多卖少与译者无关，但还是由衷地高兴，因为两年的点滴辛劳就有了价值感。后来再接到一些读者的评价，知道此书在合肥尤其受欢迎，有人说：不读此书，还从不知道合肥也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合肥四姊妹》的成功，当然是故事引人入胜，著者构思巧妙、文笔清畅之功，译者绝不敢贪功。只是因这本书的运作出版，增进与三联合作的情感，算得第一大收获。
《合肥四姊妹》尚未交稿，郑勇又有了另外的创意。我们的导师陈平原先生，来自茶道之乡潮州，唯不能酒；师母夏晓虹先生，饮茶方面“夫唱妇随”，说到酒则是女中豪杰。郑勇其时正在编“闲趣坊丛书”，其创意便是让导师夫妇，与我们夫妇交叉配搭，平原师带着凌云岚编《茶人茶话》，我跟着夏老师编《酒人酒事》，对象是近现代的茶、酒文章。
这两本小书，似乎也销得不错。但倘论其因，一是陈、夏二师名头响亮，做事不苟，读者钦信；二是郑勇这个创意或曰“噱头”，比较引人注意，三是茶、酒确乎是大多数中国人心头所好。愚夫妇得附骥尾，因人成事，碌碌而已。只是与三联的结缘又加深了一层。
真正将自己与三联“绑”在一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感者，当然是肇始于二○○六年的《话题》年度系列丛书。
这套书，本是朋友咖啡馆聊天的产物。我说研究历史，往往很难觅到当时书斋知识分子对时事热点的系统评说（不是参与，如胡适、鲁迅的“预流”，那是另一码事），偶尔文章或日记中只鳞片爪而已，对于把握社会精神生活流变，材料十分缺乏。施爱东当时就说，后之视今，亦必如此，那为何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呢？萨支山也赞成。于是越说越热闹，什么题目，谁来撰写，似乎头头是道起来。
只是书生清谈，多半随着咖啡就下了肚，很难有实际结果。偏巧过得几日，因《合肥四姊妹》事与郑勇碰头，说起此事，郑勇大感兴趣。我从前也模糊知道，郑勇有过一个“类杂志”（现在多称为“MOOK”）的想法，题目就打算叫“话题”，只是人时不对，先搁在那儿。现在我一说，估计也激活了他的存念。说做就做，我们还是咖啡馆的原班人马，正式开始讨论。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时间。初有提议之时，已是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故此后来的《话题》都叫做“一二一七俱乐部年度书系”，一二一七只是成立时间），等到正式讨论，已届二○○六年春节，算来算去，成稿出书，都须在年中矣。作为一本年度盘点书，迟至半年后才推出，会有卖点吗？会有市场吗？因此有人提出是不是直接准备出《话题二○○六》。
如今回想起来，立场不同，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人的原初创想，是留给未来的研究者一份记录、观察与思考的报告。那么它是次年一月出还是六月出，有什么关碍呢？而且我的想法，这书是要每年出的，开头总会有挫折，有错误，有很多的照顾不周。二○○五年出一本试错，二○○六年可以反思改正，做得更好。如果二○○六年出第一本，这些过程要推到二○○七年，那又何苦？而且我真的担心做事的激情，拖到二○○六年底，还能存留几分。
然而站在出版社立场考虑，此事是要担相当风险的。首先这些作者都没什么名气，其次这种类型的书，三联书店从未出过，最关键的，还是市场对时效的强调。后来有很多例子证明，一过四月，不少书店的业者亦会认为去年的《话题》已是明日黄花，会将其撤到书店不显眼的位置，甚至直接退货。
然而在我记忆中，郑勇似乎都没跟我们说这些，只是简单地说社领导很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文学博士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完成一本有意义的书。所谓“意义”，后来在《话题二○○六》的研讨会上，当时的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昕（现为总编辑）提了一句“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众人都认为很好地概括了我们的初衷，从《话题二○○七》开始，这句话就印在了书的封面上。
我自己也当过编辑。个人觉得编辑作者往来，第一次约稿至关重要。文章或书，是报刊或出版社的产品，编辑掌握的有效信息肯定较作者为多，作者顶多只能知道自己能写成啥样，却无法判断编辑代表的出版方，需要什么样的成品。第一次约稿中，如果让作者感觉到编辑方面的限制，往往会感到某种不信任，或者不适合。这样，他写起东西来，难免缚手缚脚。这时倒莫不如让他放手而为，拿到成稿再说，如果希望合作愉快，并有持续前景，宁可初次的成品不够完美，也不可因要求太多，削弱作者对这项工作的信心与热情。我在编《话题》时约稿，大体循此原则。
当时郑勇基本没向我们提什么困难，总是传递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这样我们也便起劲地去做，时间很紧，作者也只能因利就便，多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和北大同学。噼里啪啦一通忙活，《话题二○○五》居然于二○○六年六月面世了。见惯学界集体写作的拖拉，回想半年前咖啡馆的聚谈，真是难以相信这事能有这么快的一个结果。
《话题二○○五》当然还很不成熟，我们自己也在摸索之中。加上时效性缺失，发行可能都信心不足。但是作者们依然高高兴兴，因为责编郑勇设置了一道保护墙。到得很久之后，他才轻描淡写地提起，此书首印一万册，可能退货压库了三四千册。但他马上又说，没关系，你们继续编《话题二○○六》。
我虽然不是出版界的里手，但也模糊感到压库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一件会让责编为难的事。但又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我只好在给郑勇的信里说：《话题》除了记录观察舆论热点，提供知识性梳理与反思外，尚有一重大意义，为聚合一批青年学者，多加交流，为日后的学术出版囤积资源。我想这些作者将来亦不会辜负三联书店的器重与宽容。
其后的《话题》，年年出版，也年年改革。坊间有赞许，也有质疑。我们自知尚未定型，也就比较低调。至二○一二年，《话题》已出版七册。想起二○○六年研讨会时，施爱东兄放言：“一册两册不算什么，等《话题》出到十册，图书馆就会收这套书的！”当时只是愿景，而今已是可及的目标。回首来路，不免感慨系之。
就我自己与三联书店的缘法论，当过编者（《酒人酒事》），也当过译者（《合肥四姊妹》），主编过不少书（《话题》年度书系、《六十年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七年来每年都为《话题》撰稿至少两篇，也算资深作者。一名学者，能与一家出版社发生的关系，我基本都有涉及，虽然都不能说多深，但每扇门，我都打开看了一眼或几眼，不敢说有甚结论，几句感想而已。
我想作为出版社的内容提供者，联系最紧密，也最在意的，肯定是直接面对的编辑。出版社的大政方针，不是外人可以置喙。在作者眼中，编辑即出版社。而作者所求于编辑的，不一定非得嘘寒问暖，时相过从，如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坛韵事，而端在编辑之见识、悟性、耐心。一稿之成，如哺育婴儿，不只辛劳，兼怀忐忑，也就容易患产前产后忧郁症。有时编辑须得扮演“金牌月嫂”，照顾婴儿，安慰产妇，才能做到大小皆安，一室如春。
有见识，才知道何谓好稿，定位何在，有悟性，才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考虑，使作者与出版方能水乳交融，耐得烦，才能针对不同作者不同个性，如水之就物，不战而屈人，既获其美，亦得其宜。
我所熟识的三联编辑和他们的领导，在识见、悟性、耐心三方面，都算得出类拔萃，让作者如我，与之合作，放心大胆，欲罢不能。我打开了不少门，有些门会继续往里走，甚至登堂入室，相信这种感觉，也会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主人好客，自然宾朋悦服。
到北京来读研，发现有位师兄在三联书店工作。可以近水楼台享受打折。于是零购变成了批发，两三个星期从北大乘公交车去一趟美术馆东街，书目事先已经告知师兄，不单有自己要的，还替同学带，肩挑手提带回北大，分发诸人。有些套书，如钱锺书、朱维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陈寅恪文集》，整套地负担不起，只能挑着买，取舍之间颇是为难。现在这些书几近绝版，旧书网上一套三联版《柳如是别传》居然炒到五百元以上，又实在有些惋惜当时未能狠心下手。
正是这位师兄郑勇，在二○○五年我博士答辩前夕找到我，想让我和妻子凌云岚（我们是同门）来合译耶鲁大学金安平教授的英文史著《合肥四姊妹》。因为从前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自然疑惑何以会有此请。郑勇解释说，因为凌云岚家里与沈从文家有些渊源，此书史料很多取自张家（合肥四姊妹即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姊妹），书中关涉沈从文颇多，我们对沈从文也比较熟悉。私心猜度，或许师兄也是好意提携刚进入学术场的师弟师妹。
大家都知道目下翻译在中国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业，非有极大的兴趣支撑不可。好在《合肥四姊妹》确实有趣，金安平教授可说是抓住了一个难逢难遇的好题目，从张家四姊妹的家世、婚姻、遭遇，正好可以折射一个时代的各种侧面。而且有台湾郑至慧女士的译本珠玉在前，是强大的参照物，才令我们这两个翻译“菜鸟”不至于半途而废。同时这本书也点燃了我们某些学术上的兴趣。我与妻子商量说，要再找这样合适的一个家族，是比较难了，但或许可以从一些县城或小镇的历史入手，同样能够“以小见大”，一滴水中见太阳，一朵花里看世界。
当然此事能竟其功，责编郑勇的耐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自接下任务，经历答辩、毕业、入职、培训、搬家、买房、装修、出访……诸般琐事纷至沓来，不是单纯的校园生涯可相比拟。译稿的进程自然一拖再拖。说实话，如要快，也不是不行，三四个月逼也逼得出来。可是打磨程度不够，则是原书、译作、出版三败俱伤的局面。
二○○七年，全稿终于杀青，出书是十二月了。差堪自慰的，是出书过程虽然磨折延宕，译者、出版者对这本书的信心终未泯灭。结果也确实不错，二○○八年三月我们去南京开会，没有带书，想现购两册赠送同行，走遍南大附近书店，都说脱销了。翻译拿的是稿费，卖多卖少与译者无关，但还是由衷地高兴，因为两年的点滴辛劳就有了价值感。后来再接到一些读者的评价，知道此书在合肥尤其受欢迎，有人说：不读此书，还从不知道合肥也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合肥四姊妹》的成功，当然是故事引人入胜，著者构思巧妙、文笔清畅之功，译者绝不敢贪功。只是因这本书的运作出版，增进与三联合作的情感，算得第一大收获。
《合肥四姊妹》尚未交稿，郑勇又有了另外的创意。我们的导师陈平原先生，来自茶道之乡潮州，唯不能酒；师母夏晓虹先生，饮茶方面“夫唱妇随”，说到酒则是女中豪杰。郑勇其时正在编“闲趣坊丛书”，其创意便是让导师夫妇，与我们夫妇交叉配搭，平原师带着凌云岚编《茶人茶话》，我跟着夏老师编《酒人酒事》，对象是近现代的茶、酒文章。
这两本小书，似乎也销得不错。但倘论其因，一是陈、夏二师名头响亮，做事不苟，读者钦信；二是郑勇这个创意或曰“噱头”，比较引人注意，三是茶、酒确乎是大多数中国人心头所好。愚夫妇得附骥尾，因人成事，碌碌而已。只是与三联的结缘又加深了一层。
真正将自己与三联“绑”在一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感者，当然是肇始于二○○六年的《话题》年度系列丛书。
这套书，本是朋友咖啡馆聊天的产物。我说研究历史，往往很难觅到当时书斋知识分子对时事热点的系统评说（不是参与，如胡适、鲁迅的“预流”，那是另一码事），偶尔文章或日记中只鳞片爪而已，对于把握社会精神生活流变，材料十分缺乏。施爱东当时就说，后之视今，亦必如此，那为何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呢？萨支山也赞成。于是越说越热闹，什么题目，谁来撰写，似乎头头是道起来。
只是书生清谈，多半随着咖啡就下了肚，很难有实际结果。偏巧过得几日，因《合肥四姊妹》事与郑勇碰头，说起此事，郑勇大感兴趣。我从前也模糊知道，郑勇有过一个“类杂志”（现在多称为“MOOK”）的想法，题目就打算叫“话题”，只是人时不对，先搁在那儿。现在我一说，估计也激活了他的存念。说做就做，我们还是咖啡馆的原班人马，正式开始讨论。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时间。初有提议之时，已是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故此后来的《话题》都叫做“一二一七俱乐部年度书系”，一二一七只是成立时间），等到正式讨论，已届二○○六年春节，算来算去，成稿出书，都须在年中矣。作为一本年度盘点书，迟至半年后才推出，会有卖点吗？会有市场吗？因此有人提出是不是直接准备出《话题二○○六》。
如今回想起来，立场不同，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人的原初创想，是留给未来的研究者一份记录、观察与思考的报告。那么它是次年一月出还是六月出，有什么关碍呢？而且我的想法，这书是要每年出的，开头总会有挫折，有错误，有很多的照顾不周。二○○五年出一本试错，二○○六年可以反思改正，做得更好。如果二○○六年出第一本，这些过程要推到二○○七年，那又何苦？而且我真的担心做事的激情，拖到二○○六年底，还能存留几分。
然而站在出版社立场考虑，此事是要担相当风险的。首先这些作者都没什么名气，其次这种类型的书，三联书店从未出过，最关键的，还是市场对时效的强调。后来有很多例子证明，一过四月，不少书店的业者亦会认为去年的《话题》已是明日黄花，会将其撤到书店不显眼的位置，甚至直接退货。
然而在我记忆中，郑勇似乎都没跟我们说这些，只是简单地说社领导很支持，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文学博士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完成一本有意义的书。所谓“意义”，后来在《话题二○○六》的研讨会上，当时的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昕（现为总编辑）提了一句“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众人都认为很好地概括了我们的初衷，从《话题二○○七》开始，这句话就印在了书的封面上。
我自己也当过编辑。个人觉得编辑作者往来，第一次约稿至关重要。文章或书，是报刊或出版社的产品，编辑掌握的有效信息肯定较作者为多，作者顶多只能知道自己能写成啥样，却无法判断编辑代表的出版方，需要什么样的成品。第一次约稿中，如果让作者感觉到编辑方面的限制，往往会感到某种不信任，或者不适合。这样，他写起东西来，难免缚手缚脚。这时倒莫不如让他放手而为，拿到成稿再说，如果希望合作愉快，并有持续前景，宁可初次的成品不够完美，也不可因要求太多，削弱作者对这项工作的信心与热情。我在编《话题》时约稿，大体循此原则。
当时郑勇基本没向我们提什么困难，总是传递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这样我们也便起劲地去做，时间很紧，作者也只能因利就便，多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和北大同学。噼里啪啦一通忙活，《话题二○○五》居然于二○○六年六月面世了。见惯学界集体写作的拖拉，回想半年前咖啡馆的聚谈，真是难以相信这事能有这么快的一个结果。
《话题二○○五》当然还很不成熟，我们自己也在摸索之中。加上时效性缺失，发行可能都信心不足。但是作者们依然高高兴兴，因为责编郑勇设置了一道保护墙。到得很久之后，他才轻描淡写地提起，此书首印一万册，可能退货压库了三四千册。但他马上又说，没关系，你们继续编《话题二○○六》。
我虽然不是出版界的里手，但也模糊感到压库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一件会让责编为难的事。但又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我只好在给郑勇的信里说：《话题》除了记录观察舆论热点，提供知识性梳理与反思外，尚有一重大意义，为聚合一批青年学者，多加交流，为日后的学术出版囤积资源。我想这些作者将来亦不会辜负三联书店的器重与宽容。
其后的《话题》，年年出版，也年年改革。坊间有赞许，也有质疑。我们自知尚未定型，也就比较低调。至二○一二年，《话题》已出版七册。想起二○○六年研讨会时，施爱东兄放言：“一册两册不算什么，等《话题》出到十册，图书馆就会收这套书的！”当时只是愿景，而今已是可及的目标。回首来路，不免感慨系之。
就我自己与三联书店的缘法论，当过编者（《酒人酒事》），也当过译者（《合肥四姊妹》），主编过不少书（《话题》年度书系、《六十年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七年来每年都为《话题》撰稿至少两篇，也算资深作者。一名学者，能与一家出版社发生的关系，我基本都有涉及，虽然都不能说多深，但每扇门，我都打开看了一眼或几眼，不敢说有甚结论，几句感想而已。
我想作为出版社的内容提供者，联系最紧密，也最在意的，肯定是直接面对的编辑。出版社的大政方针，不是外人可以置喙。在作者眼中，编辑即出版社。而作者所求于编辑的，不一定非得嘘寒问暖，时相过从，如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坛韵事，而端在编辑之见识、悟性、耐心。一稿之成，如哺育婴儿，不只辛劳，兼怀忐忑，也就容易患产前产后忧郁症。有时编辑须得扮演“金牌月嫂”，照顾婴儿，安慰产妇，才能做到大小皆安，一室如春。
有见识，才知道何谓好稿，定位何在，有悟性，才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考虑，使作者与出版方能水乳交融，耐得烦，才能针对不同作者不同个性，如水之就物，不战而屈人，既获其美，亦得其宜。
我所熟识的三联编辑和他们的领导，在识见、悟性、耐心三方面，都算得出类拔萃，让作者如我，与之合作，放心大胆，欲罢不能。我打开了不少门，有些门会继续往里走，甚至登堂入室，相信这种感觉，也会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主人好客，自然宾朋悦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