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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东坡)，擅写百把字的短文，其意味蕴藉，令人过目难忘。这里试举三例，与读者共享。
爱鸟之心，堪为美德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柳绿桃红，百鸟啁啾。每日去成都猛追湾公园散步，徐行绕园一圈之后，便落座河畔。前面府南河碧波荡漾，背后柳树垂枝，随风飘曳，落花零散，拂于头顶，使人顿生快意。近旁有数种小鸟：野鸽子、斑鸠、百灵、麻雀……鸣叫声叽喳不止。更有好心行善者，将大米施撒于树旁空地，引来诸多雀鸟，争相啄食，你扑我跃，甚为惬意。我在旁静观此情，不由地联想到早年读过的乡贤苏东坡的一篇文章《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苏东坡开篇就说：“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桃、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色彩绮丽的繁花雀鸟图。他接着写他的母亲武阳君讨厌杀生，影响所及，“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以至雀鸟亲近，纷纷筑巢于低矮的树丛，人们低下头就看得见巢里刚出生的小鸟。他接下来描绘了一种叫做桐花凤的小鸟：“日翔集其问，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性情驯良)，殊不畏人(一点也不怕人)”。这些活泼伶俐的小鸟，是多么温馨可爱的小生命；对于少年苏东坡那样的孩童辈，又是多么富于吸引力的珍稀飞禽、自然奇观啊!
苏东坡由此颇有感触。其一，他说：“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意思是说：凡异类若能诚信相处，不加嫉害，即便不是同类也能使它们相互信赖。其二，他借一位“野老”(乡下老人)的话说，若是鸟巢筑得离人太远，它们的雏儿就有受蛇、鼠、狐、鸢等兽鸟侵害的忧患；人既然不伤害、残杀它们，那么它们就会自然地和人亲近。最后，苏东坡发出感叹：“这样看来，后来鸟、雀的巢不敢筑在靠近人的地方，恐怕是以为人比蛇、鼠一类更残忍之故吧!”并由此而引申开去一为政、治民的人，如果不知爱护百姓，一味地虐民残民，那么百姓畏之(害怕他们)也就甚于惧怕猛虎了!
文末引出“苛政猛于虎”之语，借母亲“不残鸟雀”之事，反其意而讥刺时政。回到文章从起始记叙的事实，究其本意，当是颂扬母亲热爱大自然，爱护雀鸟的美德，使我们看到一位善良慈祥，以仁爱之心对待世间万物的慈母形象。现在每年四月“爱鸟周”到来之际，重读此文，不禁令人心怡神往，感慨系之。
叙事简明，发人深省
苏轼有一篇讲“不发宿藏”的奇特短文，题作《记先夫人不发宿藏》。全文如下：
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而已。人以为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日：“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这篇文章，一翻开就感觉特别亲切，因为所叙“不发宿藏”的故事，就发生在九百多年前的眉山“纱毂行”；而这“纱毂行”地名已沿袭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仍用旧名。它是我幼时居住之地。当时我父亲在眉山中学教书，学校就在纱行。
文中所讲“发”，发掘、索取之意；“宿藏”，指前人所埋藏的物件(含宝物)。这里讲的第一件事是：在眉山老家，一次因两个婢女熨帛(将丝绸衣服烫熨平整)而脚陷于地，后经察视，地下几尺深处有一个酒坛子，上面盖着乌木板。母亲知道后不让发掘，而命人用土把它塞住。奇怪的是，这酒坛中的东西发出声响，很像是人的咳嗽声，延续约一年而后消失。有人认为是“宿藏”的宝物，想取出来。母亲的侄儿听说后，就想挖掘它。恰逢我们迁居搬家，侄儿于是移居此宅，挖掘丈余，也没有看见那坛子在何处。另一件事是：我后来在岐山做官，遇到下雪天，而居室的古柳下一尺见方的地方却不见积雪。雪晴后，地上如坟头般凸起数寸高。我怀疑是古人藏丹药的地方，想挖掘它。亡妻崇德君(当时还健在)说：“假如婆婆还在，必定不许挖掘。”我感到惭愧，于是打消了挖掘的念头。
苏东坡叙述的这两件欲挖“宿藏”的旧闻，都是先夫人(即程夫人，苏轼之母)或力阻之，或感召下，而未能付诸实践的事。至于“不发宿藏”，在宋代乃被视为一种美德，即“不动先人旧藏之物”，“不贪财”(不取非己之财)——这也是当时人的一种略带宗教色彩的观念。苏轼母亲程夫人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这种固有的道德观念既深明其理，更严格奉行。这种“严以律己”所具备的道德感召力，不仅为家人、婢仆等做出了榜样，还遗训于后代，使儿、媳辈也自觉遵奉苏家的“规矩”，体现出一种“不动他人之物，不取身外之财”的良好家风。难怪苏东坡要如实地详加记载了。
事情虽小，却娓娓道来；叙事简明而又情致宛然，语气委婉而又发人深省。
潇洒境界，旷达心胸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仅八十五字，却内蕴丰富而韵味悠长：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此文所记为“元丰六年”之事。此前三年，即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获罪下狱，九死一生；后贬官至黄州，担任弼马温式的团练副使长达四年之久。这篇游记，可视为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所写诗文的代表作；因为它突出地体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即坎坷仕途中的旷达与潇洒。试想，苏东坡以贬官流放的待罪之身，而能不戚戚于险途，不汲汲乎名利，不心浮气躁，不怨天尤人；于“解衣欲睡”之时，竟然有如此难得的好心情，偶为月色所诱，便突发奇想，欣然起行，寻友于寺中，信步于闲庭；而且能将满庭月色“看”作“积水空明”，将竹柏树影“视”为“水中藻荇”。这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又是何等的任情率性，落拓不羁。尤其是最末一段的感叹——那是“闲人”眼目中的清朗的月亮，苍翠的竹柏。这里的“闲人”并非平常口语中的“闲人”：一方面苏东坡因“贬官”而闲，是不得已而“闲”，内中含有东坡对命运的惋叹、对时局的讥刺；另一方面，苏东坡开朗的性格又使他安命于“闲”，甚至庆幸于“闲”。文人的忙中得闲，确乎难得，也实在值得珍惜。所以，作为此文结句的“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是一种安常顺命、乐观自适的庆幸之叹。古人有“淡泊明志”之说，此处的“闲”，亦带有“淡泊”之意。这种由淡泊而至的淡定，使苏东坡得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里去心胸开朗地欣赏“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错，盖竹柏影也”的月下景致。而苏东坡的潇洒境界、旷达心胸以及让人千古景仰的人格魅力亦于这片静谧散淡的月夜风光中得到一种优美恬适的折射。
爱鸟之心，堪为美德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柳绿桃红，百鸟啁啾。每日去成都猛追湾公园散步，徐行绕园一圈之后，便落座河畔。前面府南河碧波荡漾，背后柳树垂枝，随风飘曳，落花零散，拂于头顶，使人顿生快意。近旁有数种小鸟：野鸽子、斑鸠、百灵、麻雀……鸣叫声叽喳不止。更有好心行善者，将大米施撒于树旁空地，引来诸多雀鸟，争相啄食，你扑我跃，甚为惬意。我在旁静观此情，不由地联想到早年读过的乡贤苏东坡的一篇文章《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苏东坡开篇就说：“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桃、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色彩绮丽的繁花雀鸟图。他接着写他的母亲武阳君讨厌杀生，影响所及，“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以至雀鸟亲近，纷纷筑巢于低矮的树丛，人们低下头就看得见巢里刚出生的小鸟。他接下来描绘了一种叫做桐花凤的小鸟：“日翔集其问，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性情驯良)，殊不畏人(一点也不怕人)”。这些活泼伶俐的小鸟，是多么温馨可爱的小生命；对于少年苏东坡那样的孩童辈，又是多么富于吸引力的珍稀飞禽、自然奇观啊!
苏东坡由此颇有感触。其一，他说：“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意思是说：凡异类若能诚信相处，不加嫉害，即便不是同类也能使它们相互信赖。其二，他借一位“野老”(乡下老人)的话说，若是鸟巢筑得离人太远，它们的雏儿就有受蛇、鼠、狐、鸢等兽鸟侵害的忧患；人既然不伤害、残杀它们，那么它们就会自然地和人亲近。最后，苏东坡发出感叹：“这样看来，后来鸟、雀的巢不敢筑在靠近人的地方，恐怕是以为人比蛇、鼠一类更残忍之故吧!”并由此而引申开去一为政、治民的人，如果不知爱护百姓，一味地虐民残民，那么百姓畏之(害怕他们)也就甚于惧怕猛虎了!
文末引出“苛政猛于虎”之语，借母亲“不残鸟雀”之事，反其意而讥刺时政。回到文章从起始记叙的事实，究其本意，当是颂扬母亲热爱大自然，爱护雀鸟的美德，使我们看到一位善良慈祥，以仁爱之心对待世间万物的慈母形象。现在每年四月“爱鸟周”到来之际，重读此文，不禁令人心怡神往，感慨系之。
叙事简明，发人深省
苏轼有一篇讲“不发宿藏”的奇特短文，题作《记先夫人不发宿藏》。全文如下：
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而已。人以为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日：“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
这篇文章，一翻开就感觉特别亲切，因为所叙“不发宿藏”的故事，就发生在九百多年前的眉山“纱毂行”；而这“纱毂行”地名已沿袭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仍用旧名。它是我幼时居住之地。当时我父亲在眉山中学教书，学校就在纱行。
文中所讲“发”，发掘、索取之意；“宿藏”，指前人所埋藏的物件(含宝物)。这里讲的第一件事是：在眉山老家，一次因两个婢女熨帛(将丝绸衣服烫熨平整)而脚陷于地，后经察视，地下几尺深处有一个酒坛子，上面盖着乌木板。母亲知道后不让发掘，而命人用土把它塞住。奇怪的是，这酒坛中的东西发出声响，很像是人的咳嗽声，延续约一年而后消失。有人认为是“宿藏”的宝物，想取出来。母亲的侄儿听说后，就想挖掘它。恰逢我们迁居搬家，侄儿于是移居此宅，挖掘丈余，也没有看见那坛子在何处。另一件事是：我后来在岐山做官，遇到下雪天，而居室的古柳下一尺见方的地方却不见积雪。雪晴后，地上如坟头般凸起数寸高。我怀疑是古人藏丹药的地方，想挖掘它。亡妻崇德君(当时还健在)说：“假如婆婆还在，必定不许挖掘。”我感到惭愧，于是打消了挖掘的念头。
苏东坡叙述的这两件欲挖“宿藏”的旧闻，都是先夫人(即程夫人，苏轼之母)或力阻之，或感召下，而未能付诸实践的事。至于“不发宿藏”，在宋代乃被视为一种美德，即“不动先人旧藏之物”，“不贪财”(不取非己之财)——这也是当时人的一种略带宗教色彩的观念。苏轼母亲程夫人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这种固有的道德观念既深明其理，更严格奉行。这种“严以律己”所具备的道德感召力，不仅为家人、婢仆等做出了榜样，还遗训于后代，使儿、媳辈也自觉遵奉苏家的“规矩”，体现出一种“不动他人之物，不取身外之财”的良好家风。难怪苏东坡要如实地详加记载了。
事情虽小，却娓娓道来；叙事简明而又情致宛然，语气委婉而又发人深省。
潇洒境界，旷达心胸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仅八十五字，却内蕴丰富而韵味悠长：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此文所记为“元丰六年”之事。此前三年，即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获罪下狱，九死一生；后贬官至黄州，担任弼马温式的团练副使长达四年之久。这篇游记，可视为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所写诗文的代表作；因为它突出地体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即坎坷仕途中的旷达与潇洒。试想，苏东坡以贬官流放的待罪之身，而能不戚戚于险途，不汲汲乎名利，不心浮气躁，不怨天尤人；于“解衣欲睡”之时，竟然有如此难得的好心情，偶为月色所诱，便突发奇想，欣然起行，寻友于寺中，信步于闲庭；而且能将满庭月色“看”作“积水空明”，将竹柏树影“视”为“水中藻荇”。这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又是何等的任情率性，落拓不羁。尤其是最末一段的感叹——那是“闲人”眼目中的清朗的月亮，苍翠的竹柏。这里的“闲人”并非平常口语中的“闲人”：一方面苏东坡因“贬官”而闲，是不得已而“闲”，内中含有东坡对命运的惋叹、对时局的讥刺；另一方面，苏东坡开朗的性格又使他安命于“闲”，甚至庆幸于“闲”。文人的忙中得闲，确乎难得，也实在值得珍惜。所以，作为此文结句的“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是一种安常顺命、乐观自适的庆幸之叹。古人有“淡泊明志”之说，此处的“闲”，亦带有“淡泊”之意。这种由淡泊而至的淡定，使苏东坡得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里去心胸开朗地欣赏“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错，盖竹柏影也”的月下景致。而苏东坡的潇洒境界、旷达心胸以及让人千古景仰的人格魅力亦于这片静谧散淡的月夜风光中得到一种优美恬适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