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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我们的父亲文敏生百年诞辰的岁月。我们怀着深深的思念，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父亲。
22岁的谈判代表
31岁率部参与指挥中原突围战役
父亲文敏生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聪明过人，靠在杂货店干苦力读完初中后考入垣曲师范学校。当时，随着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许多进步知识青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洪流。父亲的穷苦身世，本能地促使他对投身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犹如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开始向往共产主义。师范毕业后，父亲分配到县第二国民小学当教师，开始在垣曲籍共产党员裴丽生于北平创办的《垣民之友》杂志发表文章，揭露旧社会封建制度的黑暗统治。1935年5月，父亲只身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鄂豫边省委所在地，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确山县，他遇到了幼时的好友、垣曲籍中共地下党员车敏瞧。在车敏瞧的指引下，父亲参加了鄂豫边区工农红军游击大队。
父亲参加革命后，长期在豫南、鄂中和大别山地区坚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父亲在回忆这段革命经历时，经常给我们讲：做好工作不在于年龄大小，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告诉我们：1937年，他受鄂豫边省委的委派，只身赴国民党信阳专员驻地，与国民党信阳专员武旭如等人就国共两党停战一致抗日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根据鄂豫边省委指示，为防反动派暗算，独立团的主要领导暂不去，先派父亲作为第一次谈判代表去探明对方的虚实。而那时父亲仅22岁，是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谈判对象则是国民党的信阳专员，老谋深算，阴险狡猾。临行前，鄂豫边省委书记朱理治及独立团团长周骏鸣同志叮嘱：“此次谈判责任大、风险大，一定要胆大心细，沉着冷静应战……。”父亲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单枪匹马前往国民党信阳专员驻地，面对碉堡林立的宅院和荷枪实弹的一排排卫兵，父亲不由哈哈大笑，讥讽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只来我一个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要是我们的部队来，你们会怎样？”武旭如自感没趣，抬手向背后挥了挥，让卫兵撤下。但他们觉得父亲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22岁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仍以居高临下的气势，安排父亲站在武旭如的桌前，像审犯人似地同父亲对话。对此父亲一点也不让，开口就说：“我是独立团的代表，是你们请来的客人，让客人站着，这是你们的谈判诚意吗？”武旭如无奈，只得同意让父亲坐在客位上谈判。父亲身临险境，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无所畏惧、胆大心细、不卑不亢、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打掉了国民党专员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他们假和谈的阴谋，取得了第一次谈判的胜利，为第二次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主要领导争取国共全面停战、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这次谈判被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同志称之为：“只身深入虎穴，机智勇敢，临危不惧。”
1938年9月，鄂豫边省委书记朱理治和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同志找父亲谈话说：“你与国民党信阳专员的谈判很成功，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现在省委交给你又一项重要任务：再到信阳去做争取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一起抗日的工作，你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中校参谋。”父亲在信阳待了20多天，先后八次秘密会见李德纯，广泛交流了抗日形势、国共合作、抗战的指导思想和前途等问题，经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李德纯终于同意一致抗日，父亲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彭雪枫、李先念等领导作汇报。第二天，李先念同志决定立即由父亲陪同亲自去拜访李德纯。李先念与李德纯见面后，谈得非常投机，同时李德纯对李先念的会见非常受激励，当场表示一定与我党合作抗日到底。很快李德纯与我新四军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后来李德纯改名朱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功争取李德纯与我党合作抗日，这对创建鄂豫边地区的四望山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父亲任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同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根据毛主席和中原局、中原军区关于中原突围的指令，父亲等人率江汉军区主力部队6000余人，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强渡襄河天险，连克宜城、南漳、保康、竹山等县城，直驱川鄂陕边。并于同年8月与南路突围的王树声同志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再返中原 冒险做出三项决策
1961年2月，中央决定调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父亲到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饥荒十分严重的河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委第二书记、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父亲，再一次来到了战争年代曾经浴血奋战的中原大地。河南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大量人口和牲畜非正常死亡。2月5日，刚刚到任三天的父亲带领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刘峰等同志，深入到重灾区的原阳、延津、封丘等地走村串户，了解灾情。看到许多群众家徒四壁，不少人卧病在床，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当即交代刘峰秘书长：“赶快给这里的群众拨点豆子，像这样的情况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解决生活、生产问题，我们怎能对得起老百姓？！”当一些群众向他反映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饭时，他当即果断地告诉当地干部和随行人员说：“要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只要群众自愿，可以把粮食、蔬菜、食盐等发给社员，让社员回家做饭。”省委根据父亲的建议，做出了保人、保畜、保生产的正确决策，首先解决了人畜的活命问题。荥阳县的一些群众建议留一些自留地，收入归社员所有。父亲肯定了群众反映的意见并讲：“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开小片荒，打了粮食是社员的，也是社会财富么！它跑不到美国去！”省委常委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发出了允许社员开垦耕种小片荒地的通知。
随后父亲到豫东豫北盐碱沙荒地区深入调查时，群众提出借地度荒的意见。在省委常委专门研究借地问题的会议上，父亲说：“既然能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粮食，为什么不能借地给农民呢？”省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上报中央。经批准之后，1962年3月作为省政府的布告公布准许借地的政策规定。广大干部和农民称赞借地是“度荒政策”、“救命政策”，称赞父亲真是“救民于水火，播德政于中原”的好领导。在当时能做出留自留地和借地度荒等三项决策，是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更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父亲还领导开展甄别平反，纠正“左”的错误。从1957年起，党内左倾思想日益严重，许多敢讲真话的干部群众遭受打击，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父亲根据中央决定，经省委同意，首先给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等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受到错误处理的一批干部平反。父亲和一些同志及时向邓小平、陶铸等中央领导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提出河南错案较多，干部受伤害面大，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平反需要较长时间。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一风吹。”陶铸同志接着说：“不留尾巴。”根据邓小平、陶铸同志的指示，河南的甄别平反工作基本上采取了“一风吹”的办法进行平反。到1962年底，河南省共对118万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以及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化解了矛盾，恢复了党内的正常生活。
首倡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豫东地区的救灾任务非常重，到处是黄沙、内涝和白茫茫的盐碱滩。父亲多次到豫东和兰考调研生产救灾以及盐碱地、内涝、风沙的治理。在听取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三年改变兰考面貌的治理规划时，父亲充分肯定了焦裕禄同志的做法，认为焦裕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调查，作风踏实，真正体察老百姓的实际受灾情况，提出的治理规划符合兰考实际，河南的救灾和改变面貌需要这样吃苦耐劳务实的干部。
1964年5月，焦裕禄同志病危的消息传来，父亲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的领导去医院看望。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病故后，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多好的干部，如果河南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我们改变河南的面貌就有希望了。不久在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父亲说：“我去兰考调研时，焦裕禄同志在汇报三年治理规划时有这么一段话一直记在我心中：‘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兰考是我们光荣的工作岗位，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必须发生深厚感情，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工作做好，不然我们是不甘心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焦裕禄同志的这些先进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建议省委号召全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要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随后，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救灾动员大会等会议上，父亲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的高贵品德、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父亲在会上提出：“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要用整风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紧密结合当前工作，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找出差距，改造思想，改进工作。”同时还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彻底改进和改变领导作风。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克服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要克服大轰大嗡和命令主义，一定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加强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工作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问题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一切都经过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分期分批进行”。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领导干部蹲点的决定，他建议省委常委每人负责联系一个县，以实际行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对省直机关的蹲点包片工作，他要求采取“三三制”办法，即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去蹲点，三分之一的干部在面上流动检查，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机关工作。1964年，河南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父亲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要求省直有关部门组织好救灾物资，要求省直各厅局长都要轮流到灾区看一看。这不仅是要求大家去实地考察，有的放矢的做好工作，更重要的在于那里是进行群众观点再教育的最好课堂。焦裕禄同志能做到的，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也应该做到。
也正是父亲提出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才使得焦裕禄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诵。首次报道焦裕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同志在后来写的《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发现的》的一文中这样写道：“一个重大报道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新闻由头。正在考虑报道怎么入题的时候，省委召开了生产救灾动员大会。我作为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在谈到灾区干部思想状况时，表扬了已故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说他是生产救灾中涌现出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全省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文敏生书记这个动员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它表明了省委的态度，点明了宣传报道的现实背景。会议结束后，我在会场立即跑到主席台向文敏生书记汇报了想报道焦裕禄事迹的想法，文敏生书记说：你们要去兰考好好采访一下，把焦裕禄的事迹写好。回到分社后，我就对鲁保国、逯祖毅说：新闻由头有了，走，马上动身去兰考！”196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了新华社记者张应先等三位同志采写的焦裕禄事迹。河南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等同志到河南了解灾情，父亲在与穆青同志交谈时，他不仅介绍了全省的灾情和救灾情况，还向穆青社长介绍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建议他们进一步采访。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刊登、播出后，震撼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人们从焦裕禄事迹中看到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
1965年，在省委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和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父亲强调：“从一个县来说，县委是战斗司令部，是群众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县委的革命化，是群众革命化的可靠保证。实现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首先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抓住主要矛盾，制定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的规划和措施，带领群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会议上，父亲向大家总结推广了林县县委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全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引漳入林”的经验，称林县县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其次，强调要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对那些脱离群众、品质很坏的干部要坚决撤换;对能力弱的干部要派人去帮助;对政治可靠、作风好、有能力、年纪轻的干部要大胆提拔，并且要鼓励他们大胆负责，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领导班子内部要坚持团结，不搞“两张皮、几股劲”。1966年在参加林县红旗渠分水岭通水仪式时，他对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变家乡面貌的拼搏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号召全省人民向林县人民学习，改变河南的落后面貌。 父亲在要求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同时，自己首先作好表率。他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基层时坚持轻车简从，不事先打招呼，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痛斥说假话、搞花架子的不良风气。每到一地，他总要到一些群众家里，边看边聊，问寒问暖，把发现的问题，听到的好建议，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到地市、县和基层调研时，从不吃招待饭，按定量标准就餐，按定量标准交钱交粮票，绝不搞特殊化。
父亲作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照“调整农轻重、解决吃穿用”的指导思想，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河南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较快地走出了困境。到1965年，河南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关系基本得到了调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大灾前增长了42.8%。
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
1966年9月1日，中央决定任命父亲为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主持河南省委的全面工作。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原大地正轰轰烈烈的展开，受命于危难之际，父亲始终主张稳住基层，抓好工农业生产，防止河南局势进一步恶化。面对全省的混乱局面，他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在省委常委会上，父亲决定把地直机关的“文革”运动停下来，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抗旱种麦，制止学生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农村社队进行串联。随着形势恶化，针对打、砸、抢之风盛行，父亲提出，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常辩论，不允许乱砸乱抢，并签发了制止打、砸、抢和乱罢官的通知。同时，父亲还发表了《我的呼吁书》，提出：“一不冲击军区;二不搞打砸抢;三不搞武斗。”但这些都没能制止河南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父亲也不断遭到批斗，省直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7月，遵照中央通知，河南省委、省军区负责人及几派群众组织代表赴京汇报，要求解决河南问题。7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康生一伙不容父亲辩解，当场给父亲扣上“貌似忠厚，内藏奸诈”的帽子，把父亲打成“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陶铸伸向河南的魔爪、河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后，北京航空学院和河南的一些红卫兵冲到父亲入住的北京西苑饭店，砸开房门强行把父亲抓到北京航空学院进行批斗，他们对父亲拳打脚踢，一个红卫兵在对父亲架“喷气式飞机”时把父亲的手表也抢走了。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这伙人坚持不放，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派解放军把父亲解救出来的，被抢走的手表也是周总理再次打电话要回来的。7月31日，一伙人把父亲由北京押回郑州，刚下火车就被架上卡车，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批斗，并被打成重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家也被抄，从此父亲失去自由。《河南日报》也开始在一版头条位置上公开点名批判父亲，并连篇累牍地公布父亲所谓的罪行，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进行批判，煽动群众在郑州和地市批斗父亲100多场。
1968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等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点名之后，对父亲的管制更加严厉，批斗更加变本加厉，什么“喷气式”、“坐飞机”、弯腰、挂牌、拳打脚踢全用了，几次把父亲打成重伤，几次晕倒，在批斗现场，耳膜被打破，听力严重受损，只能靠助听器工作和生活。母亲张厥元也被打成“河南的王光美”，遭到批斗，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我们走在街上也常被一些人辱骂殴打，为了躲避殴打和辱骂，不得已改名换姓，跑到父亲过去在兰考县的一位农民朋友家避难。
康生一伙定性父亲为“河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扣上“貌似忠厚，内藏奸诈”的帽子，主要理由是把父亲经中央批准的准允农民留自留地、准允农民借地度荒的政策，诬蔑父亲是复辟资本主义;把父亲向刘少奇、陶铸的一次汇报诬陷为“告状”;把父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诬陷为在党内搞分裂和突然袭击。
1973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河南省委“尽快解放文敏生同志”。同年3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即作出批示：“请对文敏生同志作出结论，分配工作。”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催问父亲的结论和安排情况时，河南省委才同意解放父亲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他到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身居高位的人民公仆
1977年父亲连续给中央写信，控告“四人帮”一伙对他的残酷迫害。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下，中央决定为父亲彻底平反，沉冤十载的父亲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1979年4月，父亲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父亲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此他先后抓了十万知青返城和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每年200万平方米民房的建设和加快棚户区破旧房的改造。针对城市公共交通拥挤等问题，他要求市委常委要关心群众疾苦，每月要做到“四个一”：吃一次小饭馆，坐一次公共电、汽车，走访一户居民，上一次公共厕所，要经常下基层体察民情。为了落实这些要求，父亲每逢星期天就带着随他生活的小妹到居民区、小饭馆、棚户区和松花江边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情况。由于父亲穿戴朴素，又有山西口音，也不像干部，有一次在小饭馆与就餐的客人聊天时，被服务员误认为父亲多管闲事，被赶出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居民区地下室进水，父亲到老百姓家微服私访，老百姓不认识他，也被赶了出来，后来听说他是省领导，都围上来反映情况。父亲经常深入基层，带头体察民情这一做法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198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以标题为“身居高位，坚持做人民公仆，省委书记文敏生深入实际体察群众疾苦”的文章，对他经常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坚持当人民公仆的先进事迹，作了专题报道，并且在一版配发了“把群众冷暖时刻挂心头”的评论员文章，称赞他“为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1981年3月，父亲任邮电部部长后，正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为解决好通讯和群众打电话难的问题，他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大胆提出并同意微波通信广泛应用于国内报话业务，批准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信道组织国内通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解决通信急需，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线装备邮电工厂，并提出要迅速实现程控化和移动电话通讯超常规发展的思路和决策。
虽然父亲已经逝世1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他革命的一生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忠于党，忠于人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22岁的谈判代表
31岁率部参与指挥中原突围战役
父亲文敏生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聪明过人，靠在杂货店干苦力读完初中后考入垣曲师范学校。当时，随着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许多进步知识青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洪流。父亲的穷苦身世，本能地促使他对投身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犹如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开始向往共产主义。师范毕业后，父亲分配到县第二国民小学当教师，开始在垣曲籍共产党员裴丽生于北平创办的《垣民之友》杂志发表文章，揭露旧社会封建制度的黑暗统治。1935年5月，父亲只身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鄂豫边省委所在地，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确山县，他遇到了幼时的好友、垣曲籍中共地下党员车敏瞧。在车敏瞧的指引下，父亲参加了鄂豫边区工农红军游击大队。
父亲参加革命后，长期在豫南、鄂中和大别山地区坚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父亲在回忆这段革命经历时，经常给我们讲：做好工作不在于年龄大小，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告诉我们：1937年，他受鄂豫边省委的委派，只身赴国民党信阳专员驻地，与国民党信阳专员武旭如等人就国共两党停战一致抗日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根据鄂豫边省委指示，为防反动派暗算，独立团的主要领导暂不去，先派父亲作为第一次谈判代表去探明对方的虚实。而那时父亲仅22岁，是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谈判对象则是国民党的信阳专员，老谋深算，阴险狡猾。临行前，鄂豫边省委书记朱理治及独立团团长周骏鸣同志叮嘱：“此次谈判责任大、风险大，一定要胆大心细，沉着冷静应战……。”父亲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单枪匹马前往国民党信阳专员驻地，面对碉堡林立的宅院和荷枪实弹的一排排卫兵，父亲不由哈哈大笑，讥讽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只来我一个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要是我们的部队来，你们会怎样？”武旭如自感没趣，抬手向背后挥了挥，让卫兵撤下。但他们觉得父亲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22岁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仍以居高临下的气势，安排父亲站在武旭如的桌前，像审犯人似地同父亲对话。对此父亲一点也不让，开口就说：“我是独立团的代表，是你们请来的客人，让客人站着，这是你们的谈判诚意吗？”武旭如无奈，只得同意让父亲坐在客位上谈判。父亲身临险境，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无所畏惧、胆大心细、不卑不亢、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打掉了国民党专员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他们假和谈的阴谋，取得了第一次谈判的胜利，为第二次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主要领导争取国共全面停战、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这次谈判被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同志称之为：“只身深入虎穴，机智勇敢，临危不惧。”
1938年9月，鄂豫边省委书记朱理治和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同志找父亲谈话说：“你与国民党信阳专员的谈判很成功，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现在省委交给你又一项重要任务：再到信阳去做争取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一起抗日的工作，你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中校参谋。”父亲在信阳待了20多天，先后八次秘密会见李德纯，广泛交流了抗日形势、国共合作、抗战的指导思想和前途等问题，经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李德纯终于同意一致抗日，父亲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彭雪枫、李先念等领导作汇报。第二天，李先念同志决定立即由父亲陪同亲自去拜访李德纯。李先念与李德纯见面后，谈得非常投机，同时李德纯对李先念的会见非常受激励，当场表示一定与我党合作抗日到底。很快李德纯与我新四军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后来李德纯改名朱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功争取李德纯与我党合作抗日，这对创建鄂豫边地区的四望山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父亲任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同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根据毛主席和中原局、中原军区关于中原突围的指令，父亲等人率江汉军区主力部队6000余人，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强渡襄河天险，连克宜城、南漳、保康、竹山等县城，直驱川鄂陕边。并于同年8月与南路突围的王树声同志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再返中原 冒险做出三项决策
1961年2月，中央决定调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父亲到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饥荒十分严重的河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委第二书记、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父亲，再一次来到了战争年代曾经浴血奋战的中原大地。河南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大量人口和牲畜非正常死亡。2月5日，刚刚到任三天的父亲带领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刘峰等同志，深入到重灾区的原阳、延津、封丘等地走村串户，了解灾情。看到许多群众家徒四壁，不少人卧病在床，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当即交代刘峰秘书长：“赶快给这里的群众拨点豆子，像这样的情况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解决生活、生产问题，我们怎能对得起老百姓？！”当一些群众向他反映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饭时，他当即果断地告诉当地干部和随行人员说：“要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只要群众自愿，可以把粮食、蔬菜、食盐等发给社员，让社员回家做饭。”省委根据父亲的建议，做出了保人、保畜、保生产的正确决策，首先解决了人畜的活命问题。荥阳县的一些群众建议留一些自留地，收入归社员所有。父亲肯定了群众反映的意见并讲：“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开小片荒，打了粮食是社员的，也是社会财富么！它跑不到美国去！”省委常委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发出了允许社员开垦耕种小片荒地的通知。
随后父亲到豫东豫北盐碱沙荒地区深入调查时，群众提出借地度荒的意见。在省委常委专门研究借地问题的会议上，父亲说：“既然能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粮食，为什么不能借地给农民呢？”省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上报中央。经批准之后，1962年3月作为省政府的布告公布准许借地的政策规定。广大干部和农民称赞借地是“度荒政策”、“救命政策”，称赞父亲真是“救民于水火，播德政于中原”的好领导。在当时能做出留自留地和借地度荒等三项决策，是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更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父亲还领导开展甄别平反，纠正“左”的错误。从1957年起，党内左倾思想日益严重，许多敢讲真话的干部群众遭受打击，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父亲根据中央决定，经省委同意，首先给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等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受到错误处理的一批干部平反。父亲和一些同志及时向邓小平、陶铸等中央领导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提出河南错案较多，干部受伤害面大，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平反需要较长时间。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一风吹。”陶铸同志接着说：“不留尾巴。”根据邓小平、陶铸同志的指示，河南的甄别平反工作基本上采取了“一风吹”的办法进行平反。到1962年底，河南省共对118万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以及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化解了矛盾，恢复了党内的正常生活。
首倡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豫东地区的救灾任务非常重，到处是黄沙、内涝和白茫茫的盐碱滩。父亲多次到豫东和兰考调研生产救灾以及盐碱地、内涝、风沙的治理。在听取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三年改变兰考面貌的治理规划时，父亲充分肯定了焦裕禄同志的做法，认为焦裕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调查，作风踏实，真正体察老百姓的实际受灾情况，提出的治理规划符合兰考实际，河南的救灾和改变面貌需要这样吃苦耐劳务实的干部。
1964年5月，焦裕禄同志病危的消息传来，父亲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的领导去医院看望。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病故后，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多好的干部，如果河南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我们改变河南的面貌就有希望了。不久在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父亲说：“我去兰考调研时，焦裕禄同志在汇报三年治理规划时有这么一段话一直记在我心中：‘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兰考是我们光荣的工作岗位，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必须发生深厚感情，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工作做好，不然我们是不甘心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焦裕禄同志的这些先进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建议省委号召全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要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随后，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救灾动员大会等会议上，父亲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的高贵品德、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父亲在会上提出：“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要用整风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紧密结合当前工作，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找出差距，改造思想，改进工作。”同时还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彻底改进和改变领导作风。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克服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要克服大轰大嗡和命令主义，一定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加强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工作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问题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一切都经过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分期分批进行”。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领导干部蹲点的决定，他建议省委常委每人负责联系一个县，以实际行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对省直机关的蹲点包片工作，他要求采取“三三制”办法，即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去蹲点，三分之一的干部在面上流动检查，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机关工作。1964年，河南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父亲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要求省直有关部门组织好救灾物资，要求省直各厅局长都要轮流到灾区看一看。这不仅是要求大家去实地考察，有的放矢的做好工作，更重要的在于那里是进行群众观点再教育的最好课堂。焦裕禄同志能做到的，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也应该做到。
也正是父亲提出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才使得焦裕禄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诵。首次报道焦裕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同志在后来写的《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发现的》的一文中这样写道：“一个重大报道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新闻由头。正在考虑报道怎么入题的时候，省委召开了生产救灾动员大会。我作为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在谈到灾区干部思想状况时，表扬了已故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说他是生产救灾中涌现出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全省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文敏生书记这个动员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它表明了省委的态度，点明了宣传报道的现实背景。会议结束后，我在会场立即跑到主席台向文敏生书记汇报了想报道焦裕禄事迹的想法，文敏生书记说：你们要去兰考好好采访一下，把焦裕禄的事迹写好。回到分社后，我就对鲁保国、逯祖毅说：新闻由头有了，走，马上动身去兰考！”196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了新华社记者张应先等三位同志采写的焦裕禄事迹。河南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等同志到河南了解灾情，父亲在与穆青同志交谈时，他不仅介绍了全省的灾情和救灾情况，还向穆青社长介绍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建议他们进一步采访。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刊登、播出后，震撼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人们从焦裕禄事迹中看到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
1965年，在省委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和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父亲强调：“从一个县来说，县委是战斗司令部，是群众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县委的革命化，是群众革命化的可靠保证。实现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首先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抓住主要矛盾，制定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的规划和措施，带领群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会议上，父亲向大家总结推广了林县县委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全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引漳入林”的经验，称林县县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其次，强调要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对那些脱离群众、品质很坏的干部要坚决撤换;对能力弱的干部要派人去帮助;对政治可靠、作风好、有能力、年纪轻的干部要大胆提拔，并且要鼓励他们大胆负责，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领导班子内部要坚持团结，不搞“两张皮、几股劲”。1966年在参加林县红旗渠分水岭通水仪式时，他对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变家乡面貌的拼搏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号召全省人民向林县人民学习，改变河南的落后面貌。 父亲在要求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同时，自己首先作好表率。他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基层时坚持轻车简从，不事先打招呼，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痛斥说假话、搞花架子的不良风气。每到一地，他总要到一些群众家里，边看边聊，问寒问暖，把发现的问题，听到的好建议，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到地市、县和基层调研时，从不吃招待饭，按定量标准就餐，按定量标准交钱交粮票，绝不搞特殊化。
父亲作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照“调整农轻重、解决吃穿用”的指导思想，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河南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较快地走出了困境。到1965年，河南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关系基本得到了调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大灾前增长了42.8%。
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
1966年9月1日，中央决定任命父亲为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主持河南省委的全面工作。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原大地正轰轰烈烈的展开，受命于危难之际，父亲始终主张稳住基层，抓好工农业生产，防止河南局势进一步恶化。面对全省的混乱局面，他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在省委常委会上，父亲决定把地直机关的“文革”运动停下来，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抗旱种麦，制止学生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农村社队进行串联。随着形势恶化，针对打、砸、抢之风盛行，父亲提出，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常辩论，不允许乱砸乱抢，并签发了制止打、砸、抢和乱罢官的通知。同时，父亲还发表了《我的呼吁书》，提出：“一不冲击军区;二不搞打砸抢;三不搞武斗。”但这些都没能制止河南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父亲也不断遭到批斗，省直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7月，遵照中央通知，河南省委、省军区负责人及几派群众组织代表赴京汇报，要求解决河南问题。7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康生一伙不容父亲辩解，当场给父亲扣上“貌似忠厚，内藏奸诈”的帽子，把父亲打成“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陶铸伸向河南的魔爪、河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后，北京航空学院和河南的一些红卫兵冲到父亲入住的北京西苑饭店，砸开房门强行把父亲抓到北京航空学院进行批斗，他们对父亲拳打脚踢，一个红卫兵在对父亲架“喷气式飞机”时把父亲的手表也抢走了。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这伙人坚持不放，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派解放军把父亲解救出来的，被抢走的手表也是周总理再次打电话要回来的。7月31日，一伙人把父亲由北京押回郑州，刚下火车就被架上卡车，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批斗，并被打成重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家也被抄，从此父亲失去自由。《河南日报》也开始在一版头条位置上公开点名批判父亲，并连篇累牍地公布父亲所谓的罪行，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进行批判，煽动群众在郑州和地市批斗父亲100多场。
1968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等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点名之后，对父亲的管制更加严厉，批斗更加变本加厉，什么“喷气式”、“坐飞机”、弯腰、挂牌、拳打脚踢全用了，几次把父亲打成重伤，几次晕倒，在批斗现场，耳膜被打破，听力严重受损，只能靠助听器工作和生活。母亲张厥元也被打成“河南的王光美”，遭到批斗，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我们走在街上也常被一些人辱骂殴打，为了躲避殴打和辱骂，不得已改名换姓，跑到父亲过去在兰考县的一位农民朋友家避难。
康生一伙定性父亲为“河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扣上“貌似忠厚，内藏奸诈”的帽子，主要理由是把父亲经中央批准的准允农民留自留地、准允农民借地度荒的政策，诬蔑父亲是复辟资本主义;把父亲向刘少奇、陶铸的一次汇报诬陷为“告状”;把父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诬陷为在党内搞分裂和突然袭击。
1973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河南省委“尽快解放文敏生同志”。同年3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即作出批示：“请对文敏生同志作出结论，分配工作。”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催问父亲的结论和安排情况时，河南省委才同意解放父亲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他到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身居高位的人民公仆
1977年父亲连续给中央写信，控告“四人帮”一伙对他的残酷迫害。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下，中央决定为父亲彻底平反，沉冤十载的父亲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1979年4月，父亲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父亲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此他先后抓了十万知青返城和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每年200万平方米民房的建设和加快棚户区破旧房的改造。针对城市公共交通拥挤等问题，他要求市委常委要关心群众疾苦，每月要做到“四个一”：吃一次小饭馆，坐一次公共电、汽车，走访一户居民，上一次公共厕所，要经常下基层体察民情。为了落实这些要求，父亲每逢星期天就带着随他生活的小妹到居民区、小饭馆、棚户区和松花江边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情况。由于父亲穿戴朴素，又有山西口音，也不像干部，有一次在小饭馆与就餐的客人聊天时，被服务员误认为父亲多管闲事，被赶出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居民区地下室进水，父亲到老百姓家微服私访，老百姓不认识他，也被赶了出来，后来听说他是省领导，都围上来反映情况。父亲经常深入基层，带头体察民情这一做法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198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以标题为“身居高位，坚持做人民公仆，省委书记文敏生深入实际体察群众疾苦”的文章，对他经常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坚持当人民公仆的先进事迹，作了专题报道，并且在一版配发了“把群众冷暖时刻挂心头”的评论员文章，称赞他“为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1981年3月，父亲任邮电部部长后，正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为解决好通讯和群众打电话难的问题，他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大胆提出并同意微波通信广泛应用于国内报话业务，批准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信道组织国内通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解决通信急需，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线装备邮电工厂，并提出要迅速实现程控化和移动电话通讯超常规发展的思路和决策。
虽然父亲已经逝世1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他革命的一生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忠于党，忠于人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