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政府和有识之士都呼吁理性爱国。抵制日货之所以不被提倡，除了它的盲目性以外，主要还在于它只是一种低端的博弈，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
　　没有人能否认金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就是金钱决定游戏规则。美国与朝鲜、伊拉克、利比亚、伊朗交恶，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制裁。然而，经济是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
　　从理论上讲，能形成有效经济制裁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要强大的国家信誉的保证，单靠民间行为是无法有效实施制裁的。其次是制裁国与被制裁国之间要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不平等。第三是被制裁国与制裁国之间不对称的高度依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屡屡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很大程度在于日本更依赖于中国的市场和战略资源，而小农经济的中国并不缺日货。而如今，中日之间的经济发展非常对称，很难说谁高度依赖谁。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构成了一条难以割舍的生态链条，从而产生了“苹果效应”。
　　所谓“苹果效应”，就是苹果公司的iPhone由于太过成功，使得别的产品颠覆它几乎不可能。苹果不败的原因是在于它不仅发明了一种产品，更重要的是，它构筑了一个强大的生态链条，即便竞争对手也要靠这个链条生存。因此击败其中任何一个单一的环节都无法对整个产业体系造成威胁。而苹果最大的挑战者三星虽然可以在专利问题上和苹果对簿公堂，但却无法抗拒苹果放出的生产内存芯片的庞大订单。于是，三星的败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同样，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在引进日本技术和对日本开放市场的同时，也创建了一个产业链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日本处于高端的位置，掌握了芯片专利等核心技术，而中国则只是低端的产品加工者。从表面上看，中国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民众对日货的需求下降。但这并不能掩盖日本仍然掌握着消费品最高端的专利技术的事实。这种隐形的控制力产生了“苹果效应”。因此，砸日系车无非是车主受损，中国政府失去了税收，而坐收专利费的日本，损失其实并不大。
　　在产业空心化的今天，更难实现的其实并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抵制日资。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输出主要以商品为主，而今天，日资输出越来越强，实施起来也更加隐蔽。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能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资的介入。2000年10月，在马云最困难的时候，日本软银的孙正义提出出资3000万美元，占30%的股份。“无论你管不管钱，钱都会来管你”，马云后来回忆说，“而孙正义投资的理由也很古怪”，因为当时《商业周刊》报道说，有人在阿里巴巴网站发帖称可以搞到AK-47步枪。仅仅一年后，9.11事件爆发，比出门更安全的网络购物开始时兴起来。
　　其实，比起风险投资，日本财团更喜欢收购传统的中国企业,比如青岛啤酒和康师傅方便面。如果真的要抵制日货，可以不喝啤酒，不吃方便面，不在淘宝上购物吗·
　　与经济投资相对应的，还有日本的政治投资。日本人的政治投资策略也很古怪，甚至带有押宝的性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组织“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是当时最坚定的“反日愤青中的愤青”，但随后都在日本的帮助下逃亡日本。是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反日立场吗·非也。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北洋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会约束孙中山等人的活动。
　　据曾当过“台湾总督”的明石元二郎在给外务省的秘密报告《落花流水》中披露，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他曾在瑞士日内瓦秘密资助了一位笔名叫“列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后者在1905年7月策动黑海舰队主力舰“波将金”号哗变,并在1917年策动参加过对马海战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这笔当时被日本人看作“很划算”的政治投资，后来却带来了麻烦。因为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内，双方都是敌人。
　　由此看来，抵制日货不如抵制日资，而抵制日资不如走出去改变中日产业链结构，就像”苹果”那样，成为真正的高端主体。据日本企业信用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统计，截至2010年6月，共有611家日企接受中国企业投资。2009年之后的收购数量高于过去七年收购数量的总和。2011年联想收购NEC、海尔收购三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假如有一天，日本的主流智库由有中资背景的机构资助，那么很多问题可能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