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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市场对于2019年经济形势还是整体偏悲观的，但我们关注到，其实在表现不佳的经济数据背后，其实也有一些乐观的理由。
2019年的两大积极迹象
一是海外方面，中美贸易谈判重启，贸易摩擦升温的风险或有所缓释。从目前中美双方表态来看，利用90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大，2019年贸易纷争有可能会比2018年有所缓释。
二是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加大，有助于稳定信心。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与2017年稳健中性的表态相比，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取消了“中性”的表述，结合当前TMLF定向降息，此前央行降准、支持小微企业与民营企业融资等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宽松的态势是十分明显的，预期未来降准、降息仍在2019年政策工具箱当中。此外，会议强调大规模减税和降费，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背景下，财政政策提到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当然政策的效果尚有滞后性，考虑到当前经济整体下行态势，预计201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压力。同时，政策底出现后，中国经济能否切实取得“六稳”的效果？美国经济回调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内部中国房地产政策与市场演变以及中国如何避免流动性陷阱几个因素如何演化，也将成为决定201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
得益于特朗普大力度的減税政策，美国经济2018年增长超预期。然而，展望2019年，伴随着美国税改红利的消退、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美国政治方面的风险不减，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触顶回落的态势，而这将对美国乃至全球市场产生影响。
具体来看，一是税改红利消退对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或将造成负面拖累。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超出预期，二季度4.2%，三季度3.5%，但主要与税改红利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低失业率和居民薪酬上涨拉动消费支出增加密切相关。2018年11月美国失业率创50年来新低，达到3.7%。同时，带动零售超预期上涨，PMI指数创14年新高。然而，随着2019年税改利好基数效应消失，贸易摩擦负面影响显现，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已越来越小，美国经济或将承压。
二是危机十年，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未明显改观，货币依赖与税改政策刺激下的美国经济反弹内生动力不足。一直以来，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偏低、基础设施较差制约了企业投资，虽然前期美国个人消费强势带动经济增长，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持续下滑。美联储2018年12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下调了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19年美国GDP预期为2.3%，比2018年9月回调了0.2个百分点。
三是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空前加大，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掣肘。因两党就边境修墙计划的拨款问题未达成一致，美国政府于2018年12月22日正式部分关门。联邦政府关门显示了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不断加大。2018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拿下众议院，预计今后特朗普政策推行将遇到更大的阻碍。2019年两党博弈加剧，将导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基建政策推行也将遭到更大的阻力和掣肘。
美国经济如果由强劲复苏转为放缓，将从多个层面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例如，在美联储加息路径方面，预计会更加温和，目前市场大部分预期2019年美联储加息1～2次，这可能使得美元走势也发生扭转，预计2019年美元有很大可能将会走弱，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许是个利好，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将得到缓释，甚至是升值。
美国金融市场是否会加速回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当前美股股指较高，已经显示出较强的失衡特征。由于基本面转差与加息推进，2018年10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明显下探。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而这种恐慌情绪是否会外溢也是值得警惕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言，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让特朗普更加注重内部风险，也恰是出于这种考虑，其短期内亦有与中国促成贸易摩擦休战的需求，中国当下也表现积极，如开启进口美国大豆和石油、表态进一步开放市场、强调竞争中性原则等都为2019年贸易摩擦缓释奠定基础。从长期来看，不得不警惕的是，中美博弈的升级已从贸易摩擦延伸至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贸易战由于中美之间双赢或者双输的属性可以避免，但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分歧，都使得两国博弈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每轮“稳增长”政策也离不开房地产政策的放松。然而，展望2019，房地产政策是否会服务于“稳增长”再度有所松动？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2019年房地产政策仍沿用了“房住不炒”、“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表述，意味着当前决策层不会启动全面放松房地产以达到“稳增长”目标。但即便如此，在防风险与“稳增长”平衡之下，考虑到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过紧，避免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拖累，通过政策微调，进而改变前期过紧的房地产政策，将房地产政策回归中性，起到经济托底的效果，也是很大可能会发生的。
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房地产的表述亦提到“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强调“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结合近期部分城市出现的房地产调控调整动作，如菏泽取消限售，广州、深圳下调房贷利率，珠海放松限购等，笔者认为，这种边际调整已然发生。
除此以外，前期房地产调控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踩下了急刹车，但由于政策严厉，刚需购房需求也受到抑制。未来围绕支持刚需首套房的界定可能更为清晰，以支持刚需购房；同时，限购、限售等行政手段也有悖于市场化的操作原则，在投机需求抑制、预期稳定的背景下，未来部分城市也很可能会在此方面出现改变。另外，配合货币政策环境的整体宽松，房贷利率也会相应出现一定回落。 因此，2019年房地产政策的主基调仍将因城施策，以微调为主，考虑到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诸多风险，预计全国范围内不会迎来大规模放松的政策调整。当然，与以往“稳增长”的动力源不同，一旦缺少了房地产全面宽松政策的支持，本轮政策发力能否达到防范短期经济下滑的效果尚待考验。
中国能否避免“流动性陷阱”？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式“流动性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但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降低，其实中国经济已经一定程度上现出了“流动性陷阱”的特征。突出体现在：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下滑与投资不足，货币政策近来已明显转为宽松，但却未能带动宽信用的出现。虽然资金利率下行，市场流动性得到缓解，但贷款需求仍然不足，信贷数据疲软，资金在银行间淤积，未能流向实体经济。
伴随着中国去杠杆的推进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货币乘数也会在未来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来看，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利润率降低，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供给层面，以往银行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但当下房地产调控抑制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负担加重、基建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等原因，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因此，2019年如何避免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样是关键。
综上，展望2019年，尽管海外贸易风险有所缓释，政策层面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但若想达到“六稳”目标，除了宏观政策调整以外，在美国经济下滑、房地产缺席政策放松，以及中國流动性陷阱担忧的背景下，此次稳增长周期，需要出台比以往更多的实质性的改革政策，且加速落地步伐，才能够通过释放制度红利的途径，防范经济失速。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加速开放等就恰好是改革开放的重点，若能大刀阔斧地推进，有助于扭转短期政策困境，从长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扭转预期，稳定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态积极，已经传递出上述信号。例如，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对待中美贸易风险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在笔者看来，2019年，即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对内外部经济运行压力与深刻变化，如果对内能够将上述改革切实做到“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可以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压舱石，则有助于应对内忧外困局面。
（作者为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的两大积极迹象
一是海外方面，中美贸易谈判重启，贸易摩擦升温的风险或有所缓释。从目前中美双方表态来看，利用90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大，2019年贸易纷争有可能会比2018年有所缓释。
二是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加大，有助于稳定信心。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与2017年稳健中性的表态相比，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取消了“中性”的表述，结合当前TMLF定向降息，此前央行降准、支持小微企业与民营企业融资等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宽松的态势是十分明显的，预期未来降准、降息仍在2019年政策工具箱当中。此外，会议强调大规模减税和降费，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背景下，财政政策提到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当然政策的效果尚有滞后性，考虑到当前经济整体下行态势，预计201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压力。同时，政策底出现后，中国经济能否切实取得“六稳”的效果？美国经济回调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内部中国房地产政策与市场演变以及中国如何避免流动性陷阱几个因素如何演化，也将成为决定201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
得益于特朗普大力度的減税政策，美国经济2018年增长超预期。然而，展望2019年，伴随着美国税改红利的消退、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美国政治方面的风险不减，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触顶回落的态势，而这将对美国乃至全球市场产生影响。
具体来看，一是税改红利消退对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或将造成负面拖累。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超出预期，二季度4.2%，三季度3.5%，但主要与税改红利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低失业率和居民薪酬上涨拉动消费支出增加密切相关。2018年11月美国失业率创50年来新低，达到3.7%。同时，带动零售超预期上涨，PMI指数创14年新高。然而，随着2019年税改利好基数效应消失，贸易摩擦负面影响显现，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已越来越小，美国经济或将承压。
二是危机十年，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未明显改观，货币依赖与税改政策刺激下的美国经济反弹内生动力不足。一直以来，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偏低、基础设施较差制约了企业投资，虽然前期美国个人消费强势带动经济增长，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持续下滑。美联储2018年12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下调了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19年美国GDP预期为2.3%，比2018年9月回调了0.2个百分点。
三是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空前加大，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掣肘。因两党就边境修墙计划的拨款问题未达成一致，美国政府于2018年12月22日正式部分关门。联邦政府关门显示了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不断加大。2018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拿下众议院，预计今后特朗普政策推行将遇到更大的阻碍。2019年两党博弈加剧，将导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基建政策推行也将遭到更大的阻力和掣肘。
美国经济如果由强劲复苏转为放缓，将从多个层面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例如，在美联储加息路径方面，预计会更加温和，目前市场大部分预期2019年美联储加息1～2次，这可能使得美元走势也发生扭转，预计2019年美元有很大可能将会走弱，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许是个利好，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将得到缓释，甚至是升值。
美国金融市场是否会加速回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当前美股股指较高，已经显示出较强的失衡特征。由于基本面转差与加息推进，2018年10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明显下探。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而这种恐慌情绪是否会外溢也是值得警惕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言，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让特朗普更加注重内部风险，也恰是出于这种考虑，其短期内亦有与中国促成贸易摩擦休战的需求，中国当下也表现积极，如开启进口美国大豆和石油、表态进一步开放市场、强调竞争中性原则等都为2019年贸易摩擦缓释奠定基础。从长期来看，不得不警惕的是，中美博弈的升级已从贸易摩擦延伸至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贸易战由于中美之间双赢或者双输的属性可以避免，但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分歧，都使得两国博弈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每轮“稳增长”政策也离不开房地产政策的放松。然而，展望2019，房地产政策是否会服务于“稳增长”再度有所松动？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2019年房地产政策仍沿用了“房住不炒”、“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表述，意味着当前决策层不会启动全面放松房地产以达到“稳增长”目标。但即便如此，在防风险与“稳增长”平衡之下，考虑到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过紧，避免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拖累，通过政策微调，进而改变前期过紧的房地产政策，将房地产政策回归中性，起到经济托底的效果，也是很大可能会发生的。
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房地产的表述亦提到“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强调“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结合近期部分城市出现的房地产调控调整动作，如菏泽取消限售，广州、深圳下调房贷利率，珠海放松限购等，笔者认为，这种边际调整已然发生。
除此以外，前期房地产调控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踩下了急刹车，但由于政策严厉，刚需购房需求也受到抑制。未来围绕支持刚需首套房的界定可能更为清晰，以支持刚需购房；同时，限购、限售等行政手段也有悖于市场化的操作原则，在投机需求抑制、预期稳定的背景下，未来部分城市也很可能会在此方面出现改变。另外，配合货币政策环境的整体宽松，房贷利率也会相应出现一定回落。 因此，2019年房地产政策的主基调仍将因城施策，以微调为主，考虑到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诸多风险，预计全国范围内不会迎来大规模放松的政策调整。当然，与以往“稳增长”的动力源不同，一旦缺少了房地产全面宽松政策的支持，本轮政策发力能否达到防范短期经济下滑的效果尚待考验。
中国能否避免“流动性陷阱”？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式“流动性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但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降低，其实中国经济已经一定程度上现出了“流动性陷阱”的特征。突出体现在：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下滑与投资不足，货币政策近来已明显转为宽松，但却未能带动宽信用的出现。虽然资金利率下行，市场流动性得到缓解，但贷款需求仍然不足，信贷数据疲软，资金在银行间淤积，未能流向实体经济。
伴随着中国去杠杆的推进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货币乘数也会在未来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来看，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利润率降低，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供给层面，以往银行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但当下房地产调控抑制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负担加重、基建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等原因，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因此，2019年如何避免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样是关键。
综上，展望2019年，尽管海外贸易风险有所缓释，政策层面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但若想达到“六稳”目标，除了宏观政策调整以外，在美国经济下滑、房地产缺席政策放松，以及中國流动性陷阱担忧的背景下，此次稳增长周期，需要出台比以往更多的实质性的改革政策，且加速落地步伐，才能够通过释放制度红利的途径，防范经济失速。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加速开放等就恰好是改革开放的重点，若能大刀阔斧地推进，有助于扭转短期政策困境，从长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扭转预期，稳定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态积极，已经传递出上述信号。例如，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对待中美贸易风险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在笔者看来，2019年，即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面对内外部经济运行压力与深刻变化，如果对内能够将上述改革切实做到“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可以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压舱石，则有助于应对内忧外困局面。
（作者为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