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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枪声平息了，学校复课了，我刚刚准备收心继续学业，毛主席突然发出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前郭县一中刚刚组建的革委会先是组织复课的三个年级的学生们反复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然后就是一次次的动员会，要我们同学自由组合成立集体户准备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当年只有16岁，不知道这是党中央对无法解决六届中学生城市就业难题的权宜之计，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深谋远虑，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于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整天都盘算着找哪些人组成集体户，然后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干一场。经思忖协商，我和另外5个男生、7个女生自愿组成个13人集体户，被学校分配到创业公社两家子大队4小队。
初识农村
1968年11月7日，在锣鼓喧天声中，我们被送上了火车。下乡目的地创业公社原名叫八郎乡，传说宋朝的杨八郎在当年追击金兵时在这里的沼泽地里因坐骑陷入泥浆中被金兵乱箭射死，八郎乡因此得名。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认为八郎乡有封资修痕迹，遂改名创业公社。创业公社距离前郭县城40公里。当年火车从前郭站出发，一路北行先是牟头、然后新庙，第三站便是八郎了，40公里大约80分钟的样子。
火车上，大部分是到八郎的下乡知青，我们同车厢的还有十来个北京的知青。下了火车，看到有很多接站的马车，其中有一个马车是大平板，似乎比常见的马车高级一些。我们户的几个女生说，要能上这个车就好了，结果这个车的赶车人是个大舌头，吆喝“两家子四队，谁叫王松奇”，喊的果然是我们。搬上行李坐上大车，赶车的人说：“我叫王景山，你们都坐稳了，坐车不准放屁呦！”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大笑。八郎站距两家子屯八里地时间不长就到了。王景山说：“女生住老李家，男生住滕大爷家。安放行李后到队部开会，给你们办的欢迎会。”
我们户13人当时来了11人，有两人暂时留校延迟下乡。第四生产队的队部是一溜8间土房，生产队的大院破破烂烂，左厢是草料间和马棚羊圈，右厢是仓库和牛圈。队部里窗户玻璃不全，屋里一个横贯东西的大炕，村民开会一半站在地上，一半坐在炕上。那天的社员大会人来的很齐。赶车接我们的大舌头原来是政治队长一把手，还有生产队长算是二把手，然后是民兵排长、会计、保管员、两个带头组长，这些头面人物纷纷先自我介绍，我们11个略显青涩的小孩子也自我介绍了一遍。然后王景山说请民兵排长我们的秀才邓国有致欢迎词。邓穿一身黑棉袄棉裤，腰里扎一根麻绳，我惊奇地发现，穿一件破棉袄扎一根麻绳或一件围巾是这里农民的标准打扮。邓国有大约不到50岁，胡须微黄长得不甚规则，说话很慢，带有习惯性的口头语“那个”，还时不时淌清鼻涕。他在不到10分钟致词里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每段语录背完后，他都注明说“请见《毛主席语录》第××页”。我想这也许是当年农民中的文化人证明自己学识渊博的最佳方法了。欢迎会的高潮是大队书记赶来参会并讲话，他叫王贵，50岁左右，听他一讲才知道，我们插队的四队原来是两家子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书记说：把你们知识青年安排在最困难的生产队就是让你们好好锻炼，让你们为改变四队面貌做贡献。
那个欢迎会开完我们在老李家吃晚饭，李大爷是个老党员，那天晚上吃的是黄米饭，我们11个人6个男生5个女生，在学校时都不怎么说话，突然坐在一个炕桌上吃饭，大家都觉得别扭，默默地吃到了一半，不知是哪个女生先嘿嘿地笑了起来，随后所有的男生都由嘻嘻转为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到底是缘何而笑，是因为政治队长王景山说的“坐车不准放屁”那一句话，还是民兵排长邓国有边结结巴巴地“那个那个”地背毛主席语录边时不时用手抹即将过河的清鼻涕，总而言之，农村的第一天大家都感到有趣。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有人敲窗户并大喊“大学生，起来干活了”。为什么喊我们大学生？原来1964年，这里来过几个大学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待了近一年（那一年我哥哥也曾经到柳河县农村搞社教）。喊我们干活的人叫福来，村里人叫他傻子，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大学生。我们刚到农村，冬天正冷，觉还没睡够，所以几个人异口同声说“今天不去了，休息一下”。第一天就不出工，给农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可那时，我们傻乎乎的，对劳动纪律、人情世故一概不明白，特别过分的是我，我和其他5个男同学商量说：以后咱们早饭前第一气儿（农民干活分四气儿，第一气儿早饭前，第二气儿早饭后，午饭后下地第三气儿到4点多，第四气儿到天黑）咱们不干活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起床跑步，跑步时我在前面，喊“广阔天地”，你们喊“大有作为”如何？男生们都赞成我的建议，还当真出去跑了两天。那两天跑在村里的土道上边跑边喊口号，村民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们，所以第三天就决定不跑了，看得出，再跑下去就会成为农民心目中的小丑。大约一周左右，我们才开始和农民一样地出工干四气儿活。冬天的第一气儿活就是男女全体社员站在队部的大房子里剥麻秆，满屋散发一股水沤麻秆的臭味，还夹着旱烟味儿。农民边干活边聊天，时不时有人搞一点儿黄段子，我们在城里没听过，很多话都听不懂，不知道农民们的笑点从何而来。最经典的故事是我们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在次年春天上工时看见生产队大儿马子往一匹母马身上爬图谋不轨，当时大院里已聚集了很多社员在看热闹，这个女生見此情景竟大声赞叹道“哎呦，它们俩还闹着玩呢！”有一农民则打趣说“你好好看着，那不是闹着玩，那是动真格的了！”搞得在场人哄堂大笑。类似这种乐子事在下乡的头半年不胜枚举。
我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算把两家子大队及四小队的事弄个大体明白。48年前的创业公社两家子大队由两个自然屯组成，两家子屯和冷家屯。两家子屯分成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40多户人家，冷家屯距离两家子屯两公里，不到百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两家大队6个生产队中属我们下乡的四队条件最差，主要表现是打粮少、日工分值最低，我们下乡的1968年我干了两个半月到年底结算挣了3.65元，整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合日收入8分钱，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刚开始给评6个工分，干一整天的收入只有4.8分钱。尽管那样，我在春节前回家拿到了人生挣来的第一笔钱3.65元，郑重地交给了我妈，我妈接过钱时笑着表扬我说“看我儿子，第一次挣钱就全交给妈了”。 当时村里的穷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无论春夏秋冬早晨干第一气儿活都是不吃饭的，所以多数人家都是午、晚两顿饭。我们知识青年上边定的政策是每人每年660斤毛粮到公社去领，660斤毛粮脱壳后大致只剩400多斤纯粮，我们集体户六男七女，女生多还算占点儿便宜，男生比重大的集体户常常是半年多就把全年粮食吃完了。我们户的粮食也不够吃，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所有关于吃饭的智慧和技巧都被激发出来了，比如吃玉米面大饼子，你可以假装斯文先掰半个然后还能吃到一整个，盛饭时先假装谦让盛半碗，然后迅速吃完还能在盆子里盛到一整碗，等等。前面说过的那个傻子福来当年已有30多岁，经常一个人坐在生产队院里大哭，问他为什么哭，回答总是三个字“我饿呀！”
当年的气候也比现在冷得多，零下30多度是常态气候，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产队冬天开会时，队部里队长讲话常常伴随着跺脚声，男性农民大多都穿着皮乌拉鞋，里边续着乌拉草，装束则大多是黑棉袄黑棉裤，黑棉裤几乎一水儿的大裤裆式。冬天里平白无故淌清鼻涕的特别多，大家走路的姿势也大致相同，都缩着脖，抄着手（即把两手交互插入袖筒里）。村里人走路见面最寻常的问候话都是“吃了吗”“吃饭了”，刚开始我们觉得好笑，后来发现这种打招呼的话实际每每关乎天下根本——吃饭，有很多人有时就是吃不上饭也常常吃不饱饭，所以只有这种碰面时的关切问候最实在。
我们落户的四队为什么在两家子大队8个生产队中最穷，我很快就找到答案——原来是生产队领导班子太差，与四队一墙之隔的是三队，人家劳力干一天10个工分能挣一元多，我们只有8分钱，三队的粪堆像小山一样高而且入冻前倒过一遍，冬天刨开一层硬壳，里边是沤出的是腾腾热气。我们四队的粪堆小而坚硬，入冬之前没倒过，冬天主要工作是刨粪，男劳力两人一把20来斤重的大镐，每次刨下去都像刨在石头上。我就是第一年冬天刨大镐刨出了名，选大镐时选最重的，固定搭档是我们户的王殿生，即便是虎口震裂了也不休息，农民那年冬天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汉”，好像是和关羽一个级别了。
在我们集体户我们家算是比较穷的，我爹一个月挣60多元钱，家有5个孩子加上我们家人个子都高，所以布票永远不够用。我下乡时只带了一件黑制服棉袄，那是我哥哥1957年上高中时家里给他做的，1960年他又穿着同一件棉袄上大学，一直穿到1968年大学毕业，我哥哥爱出汗，1968年11月这个棉袄传给我时，已经是外表破破烂烂，棉花的蓬松感早已不见踪影，穿上后沉重结实像铁打的一样。我觉得还很不够，挡风效果不明显，再扎上一根麻绳硬是靠它撑过了两个严寒的冬天。
下乡短短几个月时间我成了农民心目中获最高评价的知青，我想了其中的原因大致有（1）棉袄破（2）干活猛（3）不吱声（4）棋厉害（5）写字好。当时两家子屯有一批象棋爱好者，晚上常常聚在大队部里玩。其中二人拔尖一个叫张瘸子一个叫郭秃子。张是抗美援朝把腿打坏了左腿截肢，郭是天生花秃头发长不齐全。其他社员都不是二人对手，这两人对弈时则互有胜负，常常边对弈边出刺激语言意在扰乱对方心神，试图乱中取胜。我文化大革命那两年没有参加过武斗，除了在家看书就是到县里的茶馆去看下象棋，那是县里顶尖高手的聚集地，两年看下来又买了本象棋棋谱自己研究，有了这个背景到了两家子屯张和郭这两个农村高手被我轻而易举地打败，所以仅两三天全屯子都知道了知青里有个象棋高手。除了下棋当年还时时刻刻在搞阶级斗争，村里常常有人在大队宣传栏上贴大字报，刚下乡没几天就有农民到集体户让我们用毛笔代抄他们的大字报，集体户的伙伴出卖了我，说“找松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常写大字报”。只干过一次这个事，农民就知道我字写得好，以后生产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儿，写毛笔字的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
农村虽然也有大字报，虽然天天讲阶级斗争，其实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基本上是家族之间的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大队小队干部位置的争夺上。我们四队的队长王景山和大队书记王贵之间关系敌对，原因是王景山的同母异父哥姓白，曾和王贵争夺大队书记位置，落败后连副大队长的位置都没保住，被王贵“推荐”到公社革委会打杂儿去了，白走了，王贵便把王景山当成了敌人。
王景山是蒙族人，舌头大，性子烈，敢打人，管理生产队的事务不行，但打鱼摸虾很在行。我们村东边就是库里渔场，面积也就几十平方公里，初夏在村东麦田锄地时，王景山会带着个大麻袋，上午休息时他就跑到湖里抛上几网，原来头天晚上他已用豆饼渣掺黄泥做成球，选几个点，置入湖里，插上柳条做标志，农民叫喂窝子。他只需对着柳条撒上几网就能搞到大半麻袋鱼，打到鱼他就背着回家了。库里渔场是国营的，王景山脾气爆，也没人告发他。当年的中国农村，穷归穷，但绝对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农民大多都胆小怕事，所以农村普遍贫穷。在农村有很多聪明人，他们早已看清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根子在人民公社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在于各级干部作派的“跑浮儿”（整天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和我聊天时说过“把地分到各家各户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这种话的农民不止一人。但东北人普遍胆小，从古到今，难出大英雄。大家的普遍习性是忍气吞声，背后里说点三七嘎哒话。东北农村历来就有将农民心中的不满编成顺口溜即今天所说的“段子”的傳统，所以东北出了个赵本山毫不奇怪。
1968年冬天和1969年一整年，我们创业公社大多数村子都没有通电，每天靠煤油灯照明，我下乡第一年就是晚上借煤油灯的光亮读完《红楼梦》的。1961年夏天，在吉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哥哥放暑假时带回来一套《红楼梦》，我只是时不时地抓过来看过一些片断，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书好好看一遍，没成想到农村后本队的李哑巴家有一套，我借了来，每天蜷缩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读完了。我记得每天早晨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煤油烟，就是古代用来做墨的那种煤油烟。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生产队40多劳动力没有一个人有手表，只有一家有自行车，家境殷实以吃得饱穿得暖为标准，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户两三户，或是家里有当干部的，或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其他人就是所谓的贫下中农了，但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过去和现在情况大致无二。 春夏秋冬
小时候，我对一年四季的认识就是温度、景色以及节日。前郭县早先属白城地区号称八百里旱海，常年刮风，据说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雪化了冰消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时，前郭县招待所后院的体育场上，就竖起了十多副篮球架子，全县篮球比赛开始。我从入小学前就每天挤在大人堆看篮球。五一过后是六一，入小学后每年儿童节都举行全县小学生的体育比赛。进入夏季，我们打蜻蜓捉蝴蝶，有一年还和牟永山等几个同学到效区去歼蛤蟆，牟永山是我们班的三道杠，他那天还从家里带了油、盐、小刀、火柴等。我们歼了很多蛤蟆割下大腿，洒上油盐，烤着吃了很多，在那个全民普缺蛋白质的年代，那顿游玩野餐给我留下了终生美好回忆。秋天最深刻的记忆是陪老妈去买土豆地瓜，买很多然后回家煮一大锅。前郭县的秋天总要开一次那达慕大会，给人印象极深的是马球和摔跤比赛，那年月县供销联社养了一位蒙古族大力士姓满，每年摔跤都得冠军，每年的冠军奖品都是一头肥羊让人好生羡慕。冬天到来后我们最喜欢的是滑冰比赛，我家的邻居邱阳年年得冠军。未走入社会前的春夏秋冬记忆总是与玩联系在一起，下乡以后，四季依然，但春夏秋冬概念的内涵已截然不同了。
东北农村冬天真冷啊，我们下乡时11月没几天就天寒地冻了。集体户的女生没几天就搬到大队王书记家，女生轮流做饭一人做一个月，所以女生宿舍也摆个饭桌相当于食堂。农村都是火炕，住在王书记家的七位女同学住了两冬天热炕。我们男生可就惨了，我们那时年纪小不会过日子，每天只知道参加队里劳动，没想到要搞烧炕的柴禾，在零下30多度严寒的冬天，我们6个男生基本上是睡了两冬天的凉炕。这里说“基本上”是每年冬天，房东家滕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偶尔把炕烧一次，但那个年月谁家都不富裕，农村人家穷不穷基本上是两个标准：一看房子二看柴禾垛。我们两家子屯第四生产队家家都柴禾垛不大。我下乡那年16岁，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旺”。我和户里其他5个男生睡了两冬天凉炕，谁也没落下病。
上小学时，妈妈就教过我24节气歌“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到了农村，保管员姚春经常看点儿古书算是有文化的农民，他跟我说，“你那个二十四节气歌太麻烦，我教你四句你记好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一听28个字合辙压韵，甚好记忆，于是从1969年春天开始对每个节气进行体会。
在吉林，春分前后农村开始刨茬（音zhà）子，这是东北农村最累的活，东北由于水利设施较差，绝大多数地区都是种旱田，旱田作物当年又以高梁亩产最高。秋天里高梁留下一尺左右高的茬子，到春天，必须刨下来才好种地，在我们那一带刨茬子用把长40多公分的小镐，高梁七八寸一颗苗，这样刨茬子就成了比力量比麻利比腰功的一个活了。我们知青第一年春天，刨茬子没有一个人能跟上趟的（农村把刨茬子、铲地、割地统统叫做“上趟子”）。每天收工，腰都像要折了一样。一个生产队刨茬子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种了多少高梁，我们四队刨茬子活顶多用四到五天时间，然后就是不大累的种地。6月份进入夏季，农民要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铲地。铲地不像刨茬子那样花力气，但特熬人。通常每天三点钟左右，傻子福来就敲窗户：“大学生起来铲地”，我们到队里集合大约要半个小时左右，走到地里天放亮能看见苗了开铲。生产队40多社员没有一人有手表怀表的，我们全凭一趟从白城开往前郭县的火车，每天10点40分左右经过八郎站，听到火车鸣笛声带工组长就下令收工。当年地块比较远的距两家子村有三四公里，我们集体户知识青年收工回村时脚步是最急的，大家都为了快些吃到每天的第一顿饭。午饭后从没有午休时间带工组长吃过饭就到队敲钟集合继续去铲地，到天擦黑看不清禾苗时收工回家吃晚饭。1969年第一个夏天过完，我就真正体会出农民苦的确切涵义了，一是饿二是困第三才是累。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什么时间好好睡上一整天，甚或接连睡两三天。夏天铲地最有技术的活是开高梁苗，苗距七八寸斜对角留苗，既要锄掉草又要把苗留得好看，生产队长跟在屁股后检查开苗质量，据说东北农村可以用开高梁苗质量速度来判断你是好庄稼人赖庄稼人，所以我学开高梁苗特别用心，还娴熟地运用两撇，武术语言叫正架反架通用。这样能让腰肌得到平衡锻炼，开高梁苗上趟子，垄越长，我的优势越明显。第一次碰到一里多长垄的地块时，我由于领先过多早早到了地头，竟躺在地头睡着，醒来时，左脚竟站不起来，脚踝以下完全没有感觉，我以为自己成了瘸子，赶紧请假回家，我妈也吓得够呛，到中医院找到水平最高的老中医，老中医说就是受凉引起神经麻痹，针灸加上中草药熬水洗烫一段时间就有望痊愈。于是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每天上午到医院针灸一次，晚睡前用中药水泡脚，总算没成瘸子。
秋天来到时，我们这里的农村也看不到影视剧或小说里的老套台词“丰收喜悦”，给人的感觉只是四个字——又忙又累。秋收最耗体力的农活是割谷子，1969年中秋节第二天我扛着二姐夫（他是个农民）给我做的镰刀把，长度为普通镰刀把的一倍半，从刚下乡不久听说割谷子最累最难开始，我就私下研究怎样才能比别人割得更快，我闭门造车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你的镰刀把长别人一次割一尺你割二尺你的速度就会提高一倍。后来拿着这柄长把镰刀真正参加割谷子劳动时，我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农村割地每人一趟子，每趟子6垄，先割中间两垄叫开趟子放梱，然后自右向左转圈一次一垄，最后一壟时边割边捆。谷子长得很粗壮我以为自己身高力大，但一把抓下去不可能揽到太多的谷子，即使你左手长得很大抓很多，但揽得太远一刀根本割不透——除非你的镰刀锋利堪比干将莫邪，但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不是国有经济就是集体经济，工业品质量普遍低下，那镰刀刚割了一趟子就钝了，得赶紧坐下来就着唾液磨刀。第一天劳动结束，我们所有知青的左手都被谷杆磨破了，我们仔细观察，原来谷杆上都长满了小细毛，那些细毛对于我们这些皮肤娇嫩的知青来说就相当于硬刺了。农民的手则有天生优势，两手伸出不是硬茧就是厚皮，那是天然保护层。割谷子虽然很累，但只四五天就结束，然后是割高梁。我因为个子高、力量大、手麻利，一下子成了生产队最快的快手。我刚下乡时就问农民，在农村什么样的人才不受欺负，大多的答案都是生产劳动中的快手能手。第一天秋收结束，我已经成了生产队中的快手之一，我觉得自己即使长期扎根农村，似乎也可以扬眉吐气了。 秋收后不论粮食产量如何不理想，农民家家都可以天天吃饱饭了，这样的时光可以一直维持到开春。所以，秋收时可以看到的是农民脸上由衷的笑容。夏季，新粮没成熟之前，我们村会有很多人家粮食不够吃。我们集体户就是这样典型的穷困户。开始断顿的几天我们男生就到供销社去买火柴，到地里去偷苞米烧苞米吃，生产队的苞米属集体财产，看管苞米的农民看我们这些知青可怜，有时碰上还帮助我们掰苞米。粮食断顿的时候多数知青选择回家，反正前郭县距离两家子只有40公里，在家住个十天八天有粮食了再回集体户就是了。除了缺粮，我们集体户伙食印象最深的是缺菜。那个年月的农村，每家每户只在自己门前的菜园子种菜，生产队只是在麦收之后在麦地上种白菜。我们知青因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菜园子。生产队分的白菜少得可怜。我们这些小孩都不懂得腌菜，所以常年累月吃饭没菜没咸菜是一般情况，有一段时间连盐都吃没了，我们都担心自己会变成白毛女、白毛男。我们集体户的所有人，对付嘴馋解决肚子里缺油水的办法只有一招——花8毛钱买张火车票回家住几天。我那两年里差不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回家一是为了解馋，二是为了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在电灯下看书。我下乡的创业公社直到1970年春天才开始解决农村通电问题。
生活花絮
1970年，注定不平凡。
春天，生產队派我跟大车（当然是马车）到新庙去拉水泥电柱，两家子要通电了，我非常兴奋。当年生产队出差每天伙食补助3毛钱，这只够在大车店里买一碗高梁米饭和一碗萝卜条子汤的，但有汤有饭的，我已经很满足了。饭后各个生产队派出的所有的马车去排队装水泥柱。我们队的彭大老板子抢了先，第一个装车，由于没经验，8米长的水泥柱大头朝前，小头朝后。事实证明我们是装反了，应该小头朝前，大头朝后，这样才容易平衡。出了新庙要翻过库里山，翻过山再走八里地就可以到家，但我们就在翻山过程中出了事儿。由于大头朝前，所以车轴后面是水泥柱的大部分，上库里山时还勉勉强强，下山时，斜装的水泥柱拖在地上像个斜舵一样，辕马很不容易走直，后重前轻，彭老板子让我直接骑到水泥柱头上，我两脚悬空骑在高挑起来的水泥柱头上一路下山觉得很好玩，忽然一阵风吹来，把彭老板的条绒帽吹飞。彭老板说：“松奇，快帮我把帽子拣回来。”我当年身手灵活，双手一按水泥柱，一个平沙落雁跑到地上去追帽子。追了很远才追上，等我拿了帽子回来，看到彭老板和马车都不见了。我朝山下一看，车、马都滚到山下，水泥柱已从中折断，好在彭老板躲得快，没被马车兜下山去。如果不是刚才的一阵风，如果不去给彭老板拣帽子，我是死是活就只有天知道了。
进入5月，开始准备铲地了，公社又来通知要从每个生产队抽调两名壮劳力修前长公路（前郭到长春）。我1965年去过一次长春，那是个冬天，县供销社的解放车司机是我家的房客，趁他去长春拉货之机，我妈让他把我捎到长春去我大姐家串门，当年因路况很差150多公里跑了6个多小时，现在重修前长公路就是要提高道路等级，然后铺上沥青，修成柏油路。公社通知说：每个生产小队出2人，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劳动小组，自带粮油自己开伙，驻扎地点为锡伯屯。这个地点距前郭县城只有25里。我和知青同学王殿生代表四队出民工，在这里整整干了一个多月。修公路活很累，每天就是挖土挑土，每天干多少米多少米，然后由质检员验收，验收合格就可以收工。那时已入夏，每天晚饭后我们可以到小学操场去打篮球。各个公社的民工还自发组织一些比赛。参加修公路的全是年轻人，干活时热火朝天、嬉笑闹骂、插科打诨、逗趣耍宝，各式各样，无奇不有。干到20多天，大家都熟悉得很充分了时，我竟一战成名。那是我们大队二小队的一个蒙古族青年叫胡铁小，人高马大，皮肤黝黑，一身疙瘩肉，既是回乡初中毕业生，也是我们两家子村文宣队的骨干。排演京戏《红灯记》时，他演李玉和，那是个英雄角色，所以在村里是个很露脸儿的人物，到了修公路工地平时休息或大家对某一问题有所争论时，他也喜欢扮演主导角色，谁要和他意见不一致，他总是先说几句骂人粗话然后再讲道理，大家都有些怵他。某一天下午工休，我们大队的小青年坐在地上休息，又开始争论一个问题，王殿生大声指责说胡铁小说的不对，胡铁小先是破口大骂，然后又说：“你们就凭知青这种单薄的小身子骨还敢在这里插嘴，咬草根眯着得了。”我听后勃然大怒，说：“胡铁小，你凭什么瞧不起知青，仗着你胳膊粗力气大呀？”胡铁小回答倒也质朴坦率：“我就是仗着胳膊粗力气大了，你不服呀？”我说“不服，服你干嘛？”他说：“你不服咱俩就比一比。”围观的人一看这里出了火药味了，一起起哄齐声大喊“摔跤、摔跤、摔跤”，胡铁小首先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摔几跤你敢吗？”“有什么不敢？”我也站了起来。于是大家围成一圈，我俩进场，摔了三跤。第一跤用绊踢，第二跤用手别子，轻易赢了他。第三跤他在后面把我拦腰抱住，我用右腿盘住他左腿，右臂夹住他的头颈，我们角力了好几分钟，在感觉他稍一松劲换气的时候，我把他整个身子夹起甩向空中，右腿一撩略一翻转，用的是夸张版的夹背过臂摔，从空中砸了下去。我看他当时表情很痛苦，一是我用整个身体砸在他胸腔和肚子上，内脏撞击肯定会很疼，二是他先前吹牛吹大了，连输三跤，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可能会产生些精神刺激，不过他开口说了一句显示出蒙古族人质朴可爱的话：“不摔了不摔了，万将无敌呀。”和胡铁小摔三跤后，我发现我在民工中的形象似乎突然高大了起来，大家都对我很亲热很客气。因为他们都已看出，我和胡铁小比优势不在力气，而在技巧，敢和胡铁小硬碰硬也算有些英雄本色。当然民工们都不知道，1966年文革后，我加入的组织叫“前郭县业余体校红色造反大军”，除了干点抄写大字报的事以外，每天晚上就住在体校和一群摔跤队的队员们练摔跤，尽管水平也不高，但和胡铁小之类的农村蛮力青年比，总是应付得来的。还有个小细节给我印象深刻，这次摔跤几天后的一天中午，胡铁小走近我小声说：“松奇，你得领我去医院。”我问：“怎么了？”他说：“这几天我无论吃饭还是睡觉肋插子都隐隐作痛，可能有内伤了。”我说：“蒙古族摔跤后没有讹人的。”胡铁小无语。 刚进入8月，公社又召集紧急会议说是洪峰要来了，要各队派民工每队10人到江边护堤。我下乡的八郎公社地处三江平原，即由松花一江、松花二江和嫩江冲积成的平原。土地肥沃，美中不足是偶尔会闹水灾，我们生产队的10个防汛民工都是自愿报名的，我愿意增加新经历所以首先报了名。
前郭县挨着松花江，听老人说1953年闹过一次大水，1959年闹过一次大水，本次大水会闹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四队队长已换成了一个姓包的蒙古族人，他在生产队开大会时说：“上级说洪峰要来了，哪天到达还不知道。”有社员大声问：“什么是洪峰？”包队长说：“我也没见过，听说就是一道水墙铺天盖地而来。”在场听众纷纷咋舌。第二天，生产队出一架马车拉着行李和几位不愿走路的社员先行向江湾进发。我和一个叫马江山的社员喜欢步行，被马车远远甩在后面。夏季松嫩平原绿草如茵、虫鸣鸟唱，我记得走了一多半路时，我们突然感到诡异，回头一看，无垠的草原有一道半人高的白墙平推而来，白墙前面是遍地的野兔、老鼠，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狐狸，大家谁也不理谁，像在一个起跑线上赛跑的选手一样，我兴奋地大喊了一声：“这就是洪峰，洪峰来了，快跑！”于是我和马江山也加入鼠兔之列，被白色水墙追着向前奔跑。那水墙不是太快，为什么呈现白色？原来大水过来在草原上砸起的都是气泡，所以洪峰是白色的。在茫茫草原上，一道白墻滚滚而来，跑在白墙前面的是鼠兔狐狸还有马江山和我，那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记忆。
我们跑啊跑，已远远甩下洪峰，左右看去，兔子老鼠们已不知去向，只是前面出现一大块柿子地，很多柿子都红了，我们正口渴得不行，进地就摘，一个接一个往嘴里塞，突然听到一声断喝：“喂！你们俩，害臊不害臊，想吃说一声呀，一声不吭进地就摘呀。”那声音十分响亮又似曾相识，我们抬头一看，咦，这不是李向阳吗？是的，正是《平原游击队》电影里的双枪李向阳。后来知道，这个演员名字叫郭振清，天津人，工人出身，体格健硕，眼睛明亮，声如洪钟。原来这里是五七干校18连，全连战士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我们抗洪队伍的住房就是建在18连连部的营地里，原来这里是江湾地势最高之处。每天吃饭时间，这帮演员都表情阴沉互相不大说话，晚饭后，只有郭振清每天坐在营地的木排上和我们这些民工聊天、掰手腕，还要和我们比摔跤，性情甚是豪爽可爱。18连也来了很多女演员，无论干活还是去食堂打饭，脸上都罩着铁纱，那不是为了掩盖真面目，而是防蚊子。防汛的十来天里，最恐怖的就是江湾沼泽地里的蚊子，一团一团，又大又黑，扑上就咬，咬住就不松口。晚上我们只好蒙头大睡，不然就只有一个结果——喂蚊子。防汛的日常工作就是用稻草包装土加固堤坝，常常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干活，苦是挺苦，但一想到曾吃过一次野兔炖茄子，每晚能和偶像级的电影演员聊天，心里也有一种满足感。对了，还应交代一下野兔的来历。洪峰来了之后，野兔老鼠等动物跑大水，最后都跑到了江边附近的一个山包子上，那是唯一能躲过大水的沙土小山，山上长满野草和柳条灌木丛。我一次中午饭后到山边转悠，突然发现山上有很多野兔，我回来叫几个小伙伴立即去，附近的民工看到我们在山上大叫大笑也加入了抓野兔的队伍。野兔灵动异常、奔跑如电，我们追是追不上，但只要三四个人对付一只野兔，将野兔朝水里赶，野兔一跳入齐膝深的水里后，基本上就只能束手就擒了。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一次抓到了三只肥硕的野兔。在那个缺肉的年代，喜悦可想而知。晚上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兔炖茄子（我们从生产队带来的疏菜只有茄子）。我们捉到了三只兔子，其他村的民工也捉到了兔子，那么多的老鼠都跑哪儿去了？肯定是钻到地下去了。在那个困难年月，如若捉到老鼠，我们也会把它们吃掉的。
在农村，除了饥饿劳累困倦之外，知青们普遍的毛病就是馋，因为肚子里缺油水，我们又都处于长身体时期，因此特别渴望吃肉。1970年春天我们集体户开会讨论一致同意买了一头小黑猪，大家盘算，每天有刷碗刷锅水，有加工毛粮生产的米糠，将就一年，过年前一杀，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何时杀这头猪，如何吃这头猪，已成我们睡在一铺炕上6个男生每晚的最佳话题。那小猪刚买来时，大家都很喜欢，有时在它吃食时我还去摸摸它的头，在它的小屁股挠两下。后来干活累了，就只有轮值做饭的女同学关心它了。我们住在别人家，这头猪也没有自己的住所，算是散养了。集体户没有足够的饲料吃食，这头猪从长成半达子时就自谋生路。从6月份开始，每天早出晚归，别人家的猪体型大多是肚子拖地，我们的猪却四肢修长，杨柳细腰。到了8月份，地上的玉米开始出穗慢慢成熟，生产队长就时不时找我们，说：“看庄稼的说地里出了个野兽，黑瘦苗条，身影如电，一人左右的高墙嗖的一下就跳过去，拿标枪射它也屡射不中，说那是你们集体户的猪，你们能不能拴起来？”我们户的女生对队长的批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所以那个秋天，村边附近的玉米地、地瓜地、土豆地、黄豆地等等，凡是有好吃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这头猪大侠的身影，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头猪由于集体户没饲料不喂养，居然自己闯下了这么大的名头，它长成什么样了？中秋节前的一个晚饭后，我看到了回集体户院里睡觉的它：黑毛锃亮发光、眼神机敏灵动、身形颀长健美、体重已有一百多斤，整个一个广东十大杰出青年形象。我和同学赞叹道，这要是过年前杀了，肉该有多香啊！
快过中秋了，我和其他五位男生都回前郭县和家人团圆，过完中秋节回到集体户，我们看到饭桌正中放着一个能响铃的马蹄表在咔咔地走，我们问女生哪来的，一个女生说户长王英在你们男生不在的时候，擅自决定把猪卖了，你们男生整天叨咕杀猪吃肉，偏让你们吃不成，猪卖给一个公路施工队，价格是20元现金加一个马蹄表。我当时气得肺都要炸了，其他几个男生愤慨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我。你们想那头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四处游荡、顽强成长，好不容易长成这么大，在它身上寄托了我们男生多少美好的饕餮梦想啊，这下完了，只换了20元钱和一块破马蹄表。从那一天起我深刻理解了“最毒妇人心”这句话的真实涵义。2008年我回松原，为纪念下乡40周年，又把集体户活着的同学集合到一起请他们吃饭，借一台丰田海狮拉他们到下乡的两家子村，在饭桌上、在去农村的路上我还两次提起王英擅自将集体户黑猪卖掉的事。没办法，仇恨入心不仅发了芽，而且根深叶茂。但见王英本人，除了两颗门牙中间缝隙过大这个特征依然以外，如果偶然在街上碰面，我是绝对认不出来的——满脸核桃纹，粗如水桶，说话高声大气，走路身体不规则摇动，这和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女户长怎么也挂不上号了。女生都变得厉害，其实男生变化也很大，六个男生全部健在，岁月使我们的容颜变老，但有一点没有改变——我们对户长王英当年擅自卖猪的“刻骨仇恨”。 理想现实
从1969年秋天开始，村中心小学的丁校长，一个高度近视、为人和善、背部弯曲、细瘦无比的农村知识分子，就不断地找大队书记王贵，想让王贵做我的工作，到村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王贵问我意见，我说到农村就是为干活来的，要教书回城里教也不能在这地方教。后来丁校长又到生产队来找我，和我谈了一次，说：“你比较适合教书，应该到学校来，虽然收入也不高，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整天在大地里干农活轻松多了。”我还是客气地回绝了他。丁校长当年满脸失望“唉”了一声就走了。后来，我们集体户的两个女生到这个中心小学去教了书，抽调回城后又到县公办五小学教书，一直到退休，教师竟成了她们的终身职业。我为什么拒绝教书？原因是受到我哥哥的影响。他1960年考入东北师大开始在体育系篮球专业，不到一年又因腿摔伤转到中文专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直到1968年7月才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东辽县泉太公社中学，在那个学校里他教语文、数学、物理、体育、政治五门课，课间休息就去学校木工房看木匠干活，帮人家推刨子，这些生活他都写信告诉了我，信中的主要信息倾向是：“千万要离教师这个行当远点儿，太没意思。”有了哥哥的经验之谈，你想我还能接受一个区区两家子村中心小学校长的邀请吗？
剛到农村时，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以为一辈子真要扎根农村了。1969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集体户男女全部出动到南甸上去耧柴禾，我们向农民借了十几把大耙子，每人带了一个玉米面大饼子，走得很远很远，几乎到了库里山下。那天我们所有人干得都很卖力，到中午吃饭时，就耧起大堆的柴草，我们靠在草堆上一边啃着梆梆硬的玉米面大饼子，一边望着库里山里两个高高耸起的大烟囱。我们知道，那两个雄伟的建筑物，一个属于国营热电厂，一个属于国营化肥厂，这是两个新建的国营单位还没有建成，如建成可能就要开始大规模招工了。当年，国营单位不好进，凡事都兴走后门，像我们这种平民家庭的孩子能到这种好单位吗？不过，我们这十来个男女同学都敢想，我们坐在草堆上，几乎每个人都设想了一番自己或到热电厂或到化肥厂去上班的情景。我当时的梦想发言核心要点是：不管到哪个工厂，只要每天上班8小时，能休星期天，冬天夏天都发棉的、单的劳动服，每个月开支一次，晚上可以在电灯下看书，就心满意足了。大家都认为，我的入厂梦想最实在最严谨也最美好。
1970年秋天，我们的集体户年纪最小的男生孙松年首先被抽调回县。听说是神通广大的姐夫找人把他安排到了县邮电局，那是国营单位，每年冬夏都发绿色的工作服——当然帽子也是绿色的，算是县城里的上等工作了。从孙松年离开集体户那一天起，大家都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我虽然没受多大影响，我老妈听到这个消息很受刺激。人家能找人，咱们为什么不能找人？我父亲是砖厂的普通工人，亲戚圈里也没一个当干部的，找谁去呢。那个时期，我老妈盯住了一个叫李亚菊的邻居，她在县招待所当会计住在南头，每天步行上班都路过我家门口两次。这个好心人还真答应帮忙，说她在县招待所工作时认识好多干部，她老公本人就在县革委会工作，可能的话一定找找人、说说话争取把松奇早点从农村抽上来云云。我记得有一次李亚菊还让她老公给创业公社书记写了封信，让我送了去。我傻乎乎地去了那个书记家，奉上那封信，那个书记看过信后面无表情，我只得尴尬离去。对了，我老妈当年绞尽脑汁在亲戚朋友邻居圈里找关系，还找出一个叫崔德的人。这是个蒙古人，家住八郎即我下乡的创业公社，他是我哥刚到东北师大体育系篮球专业时的同学，我哥哥每次放假回家都请崔德到家里喝酒吃饭。后来崔德不知什么原因中途退学，算是大学肄业，被分配到县民政局，不管怎样，也是在县委大院上班，大小也算是个干部，我妈多次找崔德请他帮忙看能不能把我尽快从农村抽回来。崔德反应冷淡，这已与他当年坐在我家炕上和我老爹碰杯喝酒时的热情表现判若两人，我老妈也逼我一定让我去崔德大哥家坐坐熟悉熟悉，看将来能不能帮你一把。我真去了，他家离我家不远，一间小房，他媳妇叫房丽，据说是县检察院副院长的女儿。当时，他们两口子正在包饺子，我去坐了一会儿崔德两口子一直用蒙语交谈，没人搭理我，哪怕说一句话，我发誓，那是我平生最丢面子的一次公关活动。从此我下定决心，就是饿死冻死在农村也决不再干这种求人的事儿。坦白地说，我在心里还诅咒崔德这个势利小人将来准没好下场。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哥哥向一个熟人问起崔德，那人说崔德在1970年因腐败被开除公职，跑到一个农场当看大门的，最后饥寒交迫而死。
下乡时期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那两年除了碰到李亚菊这样好心的邻居以外，还有一个人叫苏培源，我哥哥的初中、高中同学，在县委当机要秘书，他也是每天上下班都路过我家门口的那种，常到我家来坐坐。每当我老妈向他求援说请他帮忙找人早点把我抽调回城这件事时，苏培源的回答总是别具一格。“大婶啊，松奇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也不用着急，这小子福大着哩。”我哥哥1954年上初中，所以苏培源在我两岁时就认识我，和我们家的关系真的是源远流长了。我好像是从1957年即5岁那年开始有清晰的记忆能力，因为从那年起每年买回的新日历撕掉红色的封面揭开1月1日这一天，这个活儿都由我来干，从1957年一直到1968年下乡。我5岁时，哥哥已上高中，过年时，哥哥和苏培源在家磨墨写对联按我爹的要求写“供奉：王门三代宗亲之位”这个祖宗牌位贴纸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两个人毛笔字写的都不怎样，还时不时互相称赞鼓励几句。苏培源后来好像是大专学历，所以回老家前郭县后直接到县委当了干部。干部不论大小，只要你在县委大院上班，你就可能认识什么人，有事了说不定就能帮上忙。我老妈的人生格言是“谁也不知道到底哪块云彩上有雨”。后来，苏培源这块云彩上当真有雨了。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因为饿和馋又回前郭家里住几天，某上午，前院邻居的女孩叫陈慧珠的跑到我家说公社通知你们集体户的5个男生明天到新庙医院体检，大队让你们户男生来通知你，他们怕耽误自己都不来，我说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去通知吧。这个陈慧珠是高我两级的一中同学，她们集体户在冷家屯，即同属两家子大队的另一个自然村里，两个集体户平时没来往，我们两家虽是邻居也从未说过话，她怎么这么好心？我老妈千恩万谢，我也兴冲冲地到新庙参加了体检。 文化大革命已折腾了四年，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1970年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重整复兴难题，城里劳动力由于六届中学生下乡也变得紧缺起来。我们的体检就是国家为城里补充新劳动力走程序，这一拨算是被我们赶上了。从体检结束起，老爹老妈就开始商量到底让我去哪个单位干哪个行业好的问题。两个人在一起商量还觉不够又找来了苏培源和我表哥王长龙一起讨论，好像这一把就是二次投胎一样。的确，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就一锤子买卖，一次选择定终身，苦乐荣辱全都在这一把了。当年社会流行的段子是一等人当干部，二等人进国营，三等四等进集体，找不着工作的去当兵。我们知青仅初中学历当干部绝无可能，所以妈妈和表哥希望我能去国营单位，如七О油田、前郭大炼油厂等等，我老爹则希望我能学一门手艺如木匠、铁匠、瓦匠之类，这样不管社会发生何等变动自己凭着一双手走到哪里都能吃碗饭，当然，还是一碗不错的饭。苏培源当年的表态是：希望让松奇自己选，只要相信命不错就暂时干什么都行。为什么说暂时，因为松奇这小子说不定将来会干什么。这样，就变成我自己拿主意了，我思忖再三说：“还是学木匠吧。”我想老爹的话最沧桑，我下乡这两年也亲眼见到了——两家子村那么穷，当个木匠还能享受到“一二三”即请木匠来干活的人家除了供木匠吃喝还得付较高的工钱，叫一壶酒、两盘菜、三块钱。一天三块钱，这在当年算是很高水平的收入了。苏培源说：“學木匠只有到木器厂，该厂是大集体性质，不属于热门单位，所以我找人帮忙打打招呼，可能性很大。”于是，就这样决定：假若招工回城，第一选择是学木匠，到木器厂当学徒。我老妈在讨论会即将结束时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能到木器厂也不错，每月能分一车刨花，4毛钱够烧一个月的，咱家烧柴不再发愁了。”听听老人们说的，全是从生活、从过日子着想，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经验”。
体检后还有一个令人焦虑的招工通知等待期。我们5个男生几乎清一色低调地回到了集体户。
身份即将发生变化，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我突然发现它原来很美。村东边紧邻库里湖，每年春天来到时，这里就会飞来许多水鸟。再东行几公里就是嫩江，我曾经在这里的干校18连营地驻扎参加防汛。村子南面，一直到4公里以外的库里山是一片平坦的草原，夏季下大暴雨时，库里渔场的鱼会逃到这个大草甸子上，挣扎在临时形成的水洼里，我们村有几个村民曾用鱼罩捕得了好多鱼。村子周边是分成几层的防风林带。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我们做为基干民兵曾在这里挖过几公里长的战壕，战壕统一要求1米宽，1.5米深，每个成年劳动力上午挖5楸把长（差不多有7米），下午还挖这么多就可以收工，我们每天累得要死，后来苏联也没打过来，战壕都白挖了。对了，1969年夏天，我在两家子村曾干过一件坏事。那年七月份我馋了回前郭县家吃点东西，回来时社员们和我说，生产队种了几亩香瓜。在农村，看瓜地算是好活，社员们集体讨论说，老党员滕大爷去看瓜最合适，他把自家房子借给集体户，不收一分房租，帮生产队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另外可再派个知青，不少社员说松奇干活最卖力，该让他歇歇了，让他去看瓜。但当时我回前郭了，社员就临时推选个知青李银生。若干天后我从前郭回到两家子，听集体户的同学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有些感动，觉得老百姓心里总算有杆秤。这时节，香瓜也快成熟了，既然社员们当时推举我看瓜，因我不在派李银生看瓜，李银生是我们集体户成员，滕大爷又是我们集体户的老户长，所以我和几个男生商量找个热天到瓜地去尝尝鲜。某天，我和几个同学到瓜地，滕大爷不在，李银生冷冷地接待了我们，说瓜还未熟你们不要进地我去给你们摘。拿个筐到地里摘了四个不大不小的香瓜，说：“尝尝吧，吃完回去，以后不要来了，我看瓜你们来，影响不好。”我们几人听后面面相觑，每人拿起一瓜，在胳肢窝里蹭了蹭，风卷残云般吃完，就恨恨地走了。是日晚饭后，我临时召集动员会，上午去瓜园的几个男生加几个和我们玩得好的六七个农村小青年参加，我说：“你们每个人准备个装瓜的东西，兜子、袋子或筐子，今晚晚些时候去瓜地偷瓜。”我们集体户没有袋子可用，每个男生拿了一条裤子把裤角用绳扎住，当袋子用。那天晚上，当真是月黑风高，走在乡间小路上，庄稼传来沙沙声，防护林中时不时有几声鸟叫，我们十来个人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这几个农村青年可能是偷庄稼的惯犯，嘻嘻哈哈表情轻松。我们几个知青可是良善子弟，从未干过坏事。我那天晚上心跳过速，那是一点不假。快到瓜地时，我把人分成三个小组，分别从远离看瓜窝棚的三个方向进瓜地，摘够了以三声猫叫为信号集合回村。那天偷瓜顺利异常，我们几个知青每人扛着一条裤子，两个裤腿里装满了瓜，回去把瓜集中在一个大纸箱子里，整整装了一大箱子，我们住的房间立马充满香瓜的气味。第二天晚上，滕大爷从瓜园回家，因我们就住在滕大爷家的西屋，屋里满是香瓜气味想必滕大娘早已告诉了滕大爷，东屋算是滕大爷的主卧，西屋住的是我们知青外加一些粮食囤子，滕大娘每天做饭取粮都几次进出西屋。突然出现瓜味儿，滕大爷岂能不知我们干的坏事儿？只见滕大爷满脸笑意对我们几个说：“昨晚不知哪来的小兔崽子，人不少，跑到瓜地祸害了一通。”我们几个脸红脖子粗不敢吭声。我心下说道：“滕大爷，我们祸害瓜地不是对您，我们是冲着李银生去的，谁让他不肯摘瓜给我们吃。”那次偷瓜既新奇又刺激，也是我们下乡唯一干过的坏事，而这件事如果和落户八郎屯的北京知青集体户偷老百姓鸡杀农民家狗的行为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下乡两年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1969年秋天，我们生产队兔儿马，一头年方5岁的公马突然得病，这是我们队最高大强壮生猛的辕马，如果倒下后果不堪设想，队长不知怎么想的竟派我去公社兽医院给马看病。这匹马平时我们都不大敢碰，生人一靠近，它就把耳朵背过去做咬人状，现在突然茶饭不思、蔫头耷脑，我牵着它慢慢走向八里地外的公社兽医院。在计划经济年代，尽管大家都被搞得很穷，但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就建立了完善的兽医体系和乡村卫生所制度，这两项基础设施比我们今天已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后的情况还要先进得多。到公社兽医站，那个兽医问了问情况又摸了摸马肚子，下结论说：“截症，你们来的挺及时。”说完拿出一个长筒橡皮手套戴上，涂抹了一层豆油，把手伸进马的肛门里掏啊掏，掏出好多干草状粪便，然后又给兔儿马灌了一牛角汤药，说：“好了，回去吧。”很神奇，看兽医不用花钱，掏出粪便兔儿马眼睛也亮起来了，又现出扬眉吐气神态了。我牵着它哒哒走了几步，试着靠近它，它很顺从地贴着我，我索性抓住马鬃骑了上去，意外地，这个平时谁也碰不得的家伙居然变得十分温顺，于是，回生产队的八里路它竟是一路碎步小跑，对我的吆喝指令百依百从。我依然记得当年我骑着兔儿马走进生产队大院时队长和社员们啧啧称奇的情景。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下乡碰到第一个春节时，我们集体户知青不知哪个蠢货提议应该到库里渔场去买点鱼给家带回去过年，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我们每人准备了钱（每人两三元钱，我敢发誓没一人有钱超过5元），准备了装鱼用具（提兜或袋子），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直奔库里渔场而去。东北把草原湖称作泡（音pāo），就像西藏人把湖称為海子一样。400多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原本叫查干泡，库里湖比查干湖小得多，更得叫库里泡了。冬天的库里泡，一平如镜，那年头也没雾霾，一眼看去，差不多能望到十里之外。我们走上库里泡的冰面就看见库里泡中心处有人有马，还有一个大大的鱼堆。四匹马拉着绞盘，拖网从一个冰窟窿里不断往出拽鱼，冰口升腾着团团白气，白气下是活蹦乱跳的鱼儿，出水几分钟就不动了，再一会儿就变成了硬邦邦的冻鱼。现在，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的宣传，查干湖的冬捕已闻名全世界，但现在已是21世纪了，而我们第一次见识冬捕的壮观场面时还是46年前，是在库里渔场的那个冷酷的寒冬。我们和干活的工人说：“我们想买鱼行不行？”工人回答：“你得找领导。”“领导是哪个？”“就是戴大狗皮帽子的那个。”找到这个头儿，头儿说：“我说了不算，只管干活没权卖鱼，想买鱼得到场部找领导。”“场部在哪？”“在库里山里。”我们想了想，去场部就去场部，也就多跑几里路呗。于是我们一行十多人踢踢踏踏直奔库里山。库里渔场场部座落在库里山窝窝里，是一座靠山向阳的大院，进到办公室里就觉得暖烘烘的，我们敲开了场领导办公室的门，场长突然见到这么多人一齐进他的办公室，问：“你们干什么？”“买鱼。”“有条子吗？”“什么条子？”“你们连条子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买鱼？”“我们带钱了。”“有钱的多的是，没有领导的批条我敢卖给你们？”“还要什么领导？你不就是这里的领导吗？”“你们是装傻呀还是真不懂？我这鱼都是按计划生产然后按计划供应市场，怎么能随便卖给你们，除非你们有县革委会办公室或水产科的批条。”我们同行的几个女同学竟打起了悲情牌说：“场长我们走了很远就想买几条鱼拿回家过年，你就通融通融吧。”场长说：“你们把嘴皮子磨破了也没用，赶紧回去吧，一群不懂事的孩子！”看着他决绝的表情，我知道此事已毫无希望，于是说：“咱走吧，别再瞎耽误功夫了。”这次买鱼经历收获最大：（1）看到了冬捕的壮观场面，（2）知道了计划经济管理的严密性，（3）领略了权力的潜在威力。
1970年12月，我们五人接到了办户口手续的通知，两天以后我们就收拾行李。要当工人了，当然该扔的都扔了，我们五个都背着一个尽可能小的行李卷，离开集体户，全体女生出来送我们，一直走到村西头，我们回头最后道别时，发现她们个个都哭了。我注意到，个别男生也面现复杂表情，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在这里生活锻炼了两年，将来，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生活。
后续故事
我的人生道路比较曲折。1970年抽调回城后，我如愿以偿到县木器厂当了两年木匠学徒;1972年12月应征入伍在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防险救生大队当了四年海军潜水员;1977年3月复员到县木材公司，在政工组代干一年半;1978年参加夏季高考，入学吉林财贸学院金融系;1982年考入天津财院金融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7月入学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在黄达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96年1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
16岁下乡，今年已64岁，与两家子村相识已有48年。我记得1977年我在木材公司工作时，有一个农民小伙子说是两家子村的，找我帮忙要买木头盖房子，结果和我们知青当年在库里渔场买鱼的遭遇一样，我告诉他木材属于国家计划分配物资，没有指标没有大领导批条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个青年当年的失望表情至今难以忘怀。这件事以后两家子再也没人来找我，想必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个办不了什么事的人或没啥用的人。
1978年上大学后，我在大学里连轴转学了十年，以后又磕磕绊绊地走了许多弯路，直到2006年10月1日，才在36年后再次踏上两家子土地。
那一天集体户同学王殿生和本科同学白力陪我进村。这时的两家子已改名为苏玛村。现在，在所有蒙族人的音乐会上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目——马头琴演奏，而马头琴就是苏玛于1958年在北京给周恩来总理演奏才被发现并闻名于世的。苏玛是我们两家子村的一个普通蒙族农民，他从小酷爱音乐，现代马头琴的形制、演奏技法均由苏玛开创。尽管苏玛名气大，苏玛村名气也大，但村民倒没有因此得到多少实惠。村庄面貌并没有实质变化，我们向一些年岁大的社员打听当年四队社员的住处，他们问我认识长文不，我说认识，于是把我们领到长文家。那是三间破旧的土房，进到屋里看一个农民坐在炕沿上正和长文聊天，我说：“长文，认识我不？”长文细细打量一阵摇了摇头。“我是王松奇。”长文立即反应道：“王松奇呀，下象棋，割高粱！”随后他又认出了王殿生。我们寒暄许久，我们同学白力是个摄影爱好者，他趁我们说话之机就屋里屋外一顿猛照。当若干天后白力把照片拿给我看时，长文的充满裂缝的房子，做饭的铁锅敞开着已见锈迹，锅台上只有半棵白菜，油瓶醋瓶酱油瓶一概不见踪影，院子里还凌乱不堪。长文本人拄着拐杖说是股骨头坏死，老伴去长春当保姆，女儿在外地打工，儿子去年25岁买了个新摩托车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他怎么如此不幸？我们当年下乡时，生产队有十来个和我们年岁相仿的农村小青年，长文是其中之一。长文爸爸早年病逝，老母亲把他拉扯大，印象中他好像不大愿意干农活，于是和本队的李木匠学手艺，我们那时管他也叫小木匠。我们离开农村那年他妈给他娶了媳妇，我们还去他家祝贺过。我和王殿生同长文聊了很长时间，问了许多当年小伙伴的情况。据长文说，大部分人已远走他乡，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几位如姚春、赵刚、赵得魁等还住在两家子。
2007年2月初春节前，我让外甥黄凯买了几十斤猪肉外带500元现金让他送到长文家，长文挺感动。7月28日，我又带几个学生到八郎乡搞农村入户调查，我们到了黎明村和两家子村，见到了两家子村生于1978年的小黄书记，还见到了姚春、段老四等熟人。小黄书记告诉我，现在两家子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
2008年春天，我和小黄书记联系，向两家子村捐款6万元人民币。小黄书记说：“这可以打5口深井，能浇50垧地，有了这6万元，全村绝大多数地块都变成了水浇地，农民打粮吃饭的事有保证了。”夏天，我请来知名专家四平银监局姜柏林到两家子村，在村大会议室为村干部和村民宣讲农村资金互助社事宜，我希望两家子村能学习梨树县经验，农民成立起资金互助社，自我解决农民生产和创业小额资金问题。但小黄书记很不热心，此事未果。
2009年暑期，我让儿子石头到两家子村来体验生活，在这里住了五天，干了放羊、摘菜、盖房子等农活，并写下了一万字左右的《农村调查日记》（见王青石著《潜流有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这次来两家子，小黄书记特地为我们杀了一只猪，这在东北农村算是最高的礼遇了。
两年后的2011年，我又让石头到两家子村搞一点儿入户调查，他走访了几家人，写成了更扎实的文章《2011东北农村行实录》（见王青石著《石上清泉》百花文艺出版2011）。
我几次回两家子村的消息在村民中传开后，某天，当年的农民小伙伴段成路带老伴儿到北京来家串门，说小女儿在北京师大核物理专业读硕士即将毕业，找不到工作要我帮忙，我将他女儿安排到《银行家》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他女儿在这里干了一年左右，自己联系到北京一所中学去教书了。
2012年春节前，当年两家子村四队的保管员姚春和集体户老户长滕大爷的小儿子来京找我，说滕大爷的孙子是北京某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让我想办法安排一下，我找到好朋友将其安排在北京市科委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户口均解决。老户长的孙子，那有什么话说？顺便说一句，老户长滕大爷家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姚春是滕大爷的三女婿，我们集体户的男生赵越则娶了滕大爷的四女儿小名叫杈子的那位。2015年我回松原请集体户同学吃饭，赵越席间感慨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都离开农村这么多年了，两家子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啊？但松奇出于仁义良心还帮两家子做了这么多事，你们服不服？”
其实，我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毛主席他老人家48年前一挥手把我们挥到两家子村，使我和两家子村结缘，于是才有了后边的故事，所以，无论什么事，一古脑儿感谢毛主席就对了。
（2016.1.13）
初识农村
1968年11月7日，在锣鼓喧天声中，我们被送上了火车。下乡目的地创业公社原名叫八郎乡，传说宋朝的杨八郎在当年追击金兵时在这里的沼泽地里因坐骑陷入泥浆中被金兵乱箭射死，八郎乡因此得名。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认为八郎乡有封资修痕迹，遂改名创业公社。创业公社距离前郭县城40公里。当年火车从前郭站出发，一路北行先是牟头、然后新庙，第三站便是八郎了，40公里大约80分钟的样子。
火车上，大部分是到八郎的下乡知青，我们同车厢的还有十来个北京的知青。下了火车，看到有很多接站的马车，其中有一个马车是大平板，似乎比常见的马车高级一些。我们户的几个女生说，要能上这个车就好了，结果这个车的赶车人是个大舌头，吆喝“两家子四队，谁叫王松奇”，喊的果然是我们。搬上行李坐上大车，赶车的人说：“我叫王景山，你们都坐稳了，坐车不准放屁呦！”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大笑。八郎站距两家子屯八里地时间不长就到了。王景山说：“女生住老李家，男生住滕大爷家。安放行李后到队部开会，给你们办的欢迎会。”
我们户13人当时来了11人，有两人暂时留校延迟下乡。第四生产队的队部是一溜8间土房，生产队的大院破破烂烂，左厢是草料间和马棚羊圈，右厢是仓库和牛圈。队部里窗户玻璃不全，屋里一个横贯东西的大炕，村民开会一半站在地上，一半坐在炕上。那天的社员大会人来的很齐。赶车接我们的大舌头原来是政治队长一把手，还有生产队长算是二把手，然后是民兵排长、会计、保管员、两个带头组长，这些头面人物纷纷先自我介绍，我们11个略显青涩的小孩子也自我介绍了一遍。然后王景山说请民兵排长我们的秀才邓国有致欢迎词。邓穿一身黑棉袄棉裤，腰里扎一根麻绳，我惊奇地发现，穿一件破棉袄扎一根麻绳或一件围巾是这里农民的标准打扮。邓国有大约不到50岁，胡须微黄长得不甚规则，说话很慢，带有习惯性的口头语“那个”，还时不时淌清鼻涕。他在不到10分钟致词里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每段语录背完后，他都注明说“请见《毛主席语录》第××页”。我想这也许是当年农民中的文化人证明自己学识渊博的最佳方法了。欢迎会的高潮是大队书记赶来参会并讲话，他叫王贵，50岁左右，听他一讲才知道，我们插队的四队原来是两家子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书记说：把你们知识青年安排在最困难的生产队就是让你们好好锻炼，让你们为改变四队面貌做贡献。
那个欢迎会开完我们在老李家吃晚饭，李大爷是个老党员，那天晚上吃的是黄米饭，我们11个人6个男生5个女生，在学校时都不怎么说话，突然坐在一个炕桌上吃饭，大家都觉得别扭，默默地吃到了一半，不知是哪个女生先嘿嘿地笑了起来，随后所有的男生都由嘻嘻转为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到底是缘何而笑，是因为政治队长王景山说的“坐车不准放屁”那一句话，还是民兵排长邓国有边结结巴巴地“那个那个”地背毛主席语录边时不时用手抹即将过河的清鼻涕，总而言之，农村的第一天大家都感到有趣。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有人敲窗户并大喊“大学生，起来干活了”。为什么喊我们大学生？原来1964年，这里来过几个大学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待了近一年（那一年我哥哥也曾经到柳河县农村搞社教）。喊我们干活的人叫福来，村里人叫他傻子，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大学生。我们刚到农村，冬天正冷，觉还没睡够，所以几个人异口同声说“今天不去了，休息一下”。第一天就不出工，给农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可那时，我们傻乎乎的，对劳动纪律、人情世故一概不明白，特别过分的是我，我和其他5个男同学商量说：以后咱们早饭前第一气儿（农民干活分四气儿，第一气儿早饭前，第二气儿早饭后，午饭后下地第三气儿到4点多，第四气儿到天黑）咱们不干活这样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起床跑步，跑步时我在前面，喊“广阔天地”，你们喊“大有作为”如何？男生们都赞成我的建议，还当真出去跑了两天。那两天跑在村里的土道上边跑边喊口号，村民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们，所以第三天就决定不跑了，看得出，再跑下去就会成为农民心目中的小丑。大约一周左右，我们才开始和农民一样地出工干四气儿活。冬天的第一气儿活就是男女全体社员站在队部的大房子里剥麻秆，满屋散发一股水沤麻秆的臭味，还夹着旱烟味儿。农民边干活边聊天，时不时有人搞一点儿黄段子，我们在城里没听过，很多话都听不懂，不知道农民们的笑点从何而来。最经典的故事是我们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在次年春天上工时看见生产队大儿马子往一匹母马身上爬图谋不轨，当时大院里已聚集了很多社员在看热闹，这个女生見此情景竟大声赞叹道“哎呦，它们俩还闹着玩呢！”有一农民则打趣说“你好好看着，那不是闹着玩，那是动真格的了！”搞得在场人哄堂大笑。类似这种乐子事在下乡的头半年不胜枚举。
我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算把两家子大队及四小队的事弄个大体明白。48年前的创业公社两家子大队由两个自然屯组成，两家子屯和冷家屯。两家子屯分成6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40多户人家，冷家屯距离两家子屯两公里，不到百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两家大队6个生产队中属我们下乡的四队条件最差，主要表现是打粮少、日工分值最低，我们下乡的1968年我干了两个半月到年底结算挣了3.65元，整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合日收入8分钱，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刚开始给评6个工分，干一整天的收入只有4.8分钱。尽管那样，我在春节前回家拿到了人生挣来的第一笔钱3.65元，郑重地交给了我妈，我妈接过钱时笑着表扬我说“看我儿子，第一次挣钱就全交给妈了”。 当时村里的穷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无论春夏秋冬早晨干第一气儿活都是不吃饭的，所以多数人家都是午、晚两顿饭。我们知识青年上边定的政策是每人每年660斤毛粮到公社去领，660斤毛粮脱壳后大致只剩400多斤纯粮，我们集体户六男七女，女生多还算占点儿便宜，男生比重大的集体户常常是半年多就把全年粮食吃完了。我们户的粮食也不够吃，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所有关于吃饭的智慧和技巧都被激发出来了，比如吃玉米面大饼子，你可以假装斯文先掰半个然后还能吃到一整个，盛饭时先假装谦让盛半碗，然后迅速吃完还能在盆子里盛到一整碗，等等。前面说过的那个傻子福来当年已有30多岁，经常一个人坐在生产队院里大哭，问他为什么哭，回答总是三个字“我饿呀！”
当年的气候也比现在冷得多，零下30多度是常态气候，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产队冬天开会时，队部里队长讲话常常伴随着跺脚声，男性农民大多都穿着皮乌拉鞋，里边续着乌拉草，装束则大多是黑棉袄黑棉裤，黑棉裤几乎一水儿的大裤裆式。冬天里平白无故淌清鼻涕的特别多，大家走路的姿势也大致相同，都缩着脖，抄着手（即把两手交互插入袖筒里）。村里人走路见面最寻常的问候话都是“吃了吗”“吃饭了”，刚开始我们觉得好笑，后来发现这种打招呼的话实际每每关乎天下根本——吃饭，有很多人有时就是吃不上饭也常常吃不饱饭，所以只有这种碰面时的关切问候最实在。
我们落户的四队为什么在两家子大队8个生产队中最穷，我很快就找到答案——原来是生产队领导班子太差，与四队一墙之隔的是三队，人家劳力干一天10个工分能挣一元多，我们只有8分钱，三队的粪堆像小山一样高而且入冻前倒过一遍，冬天刨开一层硬壳，里边是沤出的是腾腾热气。我们四队的粪堆小而坚硬，入冬之前没倒过，冬天主要工作是刨粪，男劳力两人一把20来斤重的大镐，每次刨下去都像刨在石头上。我就是第一年冬天刨大镐刨出了名，选大镐时选最重的，固定搭档是我们户的王殿生，即便是虎口震裂了也不休息，农民那年冬天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汉”，好像是和关羽一个级别了。
在我们集体户我们家算是比较穷的，我爹一个月挣60多元钱，家有5个孩子加上我们家人个子都高，所以布票永远不够用。我下乡时只带了一件黑制服棉袄，那是我哥哥1957年上高中时家里给他做的，1960年他又穿着同一件棉袄上大学，一直穿到1968年大学毕业，我哥哥爱出汗，1968年11月这个棉袄传给我时，已经是外表破破烂烂，棉花的蓬松感早已不见踪影，穿上后沉重结实像铁打的一样。我觉得还很不够，挡风效果不明显，再扎上一根麻绳硬是靠它撑过了两个严寒的冬天。
下乡短短几个月时间我成了农民心目中获最高评价的知青，我想了其中的原因大致有（1）棉袄破（2）干活猛（3）不吱声（4）棋厉害（5）写字好。当时两家子屯有一批象棋爱好者，晚上常常聚在大队部里玩。其中二人拔尖一个叫张瘸子一个叫郭秃子。张是抗美援朝把腿打坏了左腿截肢，郭是天生花秃头发长不齐全。其他社员都不是二人对手，这两人对弈时则互有胜负，常常边对弈边出刺激语言意在扰乱对方心神，试图乱中取胜。我文化大革命那两年没有参加过武斗，除了在家看书就是到县里的茶馆去看下象棋，那是县里顶尖高手的聚集地，两年看下来又买了本象棋棋谱自己研究，有了这个背景到了两家子屯张和郭这两个农村高手被我轻而易举地打败，所以仅两三天全屯子都知道了知青里有个象棋高手。除了下棋当年还时时刻刻在搞阶级斗争，村里常常有人在大队宣传栏上贴大字报，刚下乡没几天就有农民到集体户让我们用毛笔代抄他们的大字报，集体户的伙伴出卖了我，说“找松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常写大字报”。只干过一次这个事，农民就知道我字写得好，以后生产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儿，写毛笔字的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
农村虽然也有大字报，虽然天天讲阶级斗争，其实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基本上是家族之间的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大队小队干部位置的争夺上。我们四队的队长王景山和大队书记王贵之间关系敌对，原因是王景山的同母异父哥姓白，曾和王贵争夺大队书记位置，落败后连副大队长的位置都没保住，被王贵“推荐”到公社革委会打杂儿去了，白走了，王贵便把王景山当成了敌人。
王景山是蒙族人，舌头大，性子烈，敢打人，管理生产队的事务不行，但打鱼摸虾很在行。我们村东边就是库里渔场，面积也就几十平方公里，初夏在村东麦田锄地时，王景山会带着个大麻袋，上午休息时他就跑到湖里抛上几网，原来头天晚上他已用豆饼渣掺黄泥做成球，选几个点，置入湖里，插上柳条做标志，农民叫喂窝子。他只需对着柳条撒上几网就能搞到大半麻袋鱼，打到鱼他就背着回家了。库里渔场是国营的，王景山脾气爆，也没人告发他。当年的中国农村，穷归穷，但绝对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农民大多都胆小怕事，所以农村普遍贫穷。在农村有很多聪明人，他们早已看清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根子在人民公社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在于各级干部作派的“跑浮儿”（整天讲政治讲阶级斗争），和我聊天时说过“把地分到各家各户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这种话的农民不止一人。但东北人普遍胆小，从古到今，难出大英雄。大家的普遍习性是忍气吞声，背后里说点三七嘎哒话。东北农村历来就有将农民心中的不满编成顺口溜即今天所说的“段子”的傳统，所以东北出了个赵本山毫不奇怪。
1968年冬天和1969年一整年，我们创业公社大多数村子都没有通电，每天靠煤油灯照明，我下乡第一年就是晚上借煤油灯的光亮读完《红楼梦》的。1961年夏天，在吉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哥哥放暑假时带回来一套《红楼梦》，我只是时不时地抓过来看过一些片断，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书好好看一遍，没成想到农村后本队的李哑巴家有一套，我借了来，每天蜷缩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读完了。我记得每天早晨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煤油烟，就是古代用来做墨的那种煤油烟。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生产队40多劳动力没有一个人有手表，只有一家有自行车，家境殷实以吃得饱穿得暖为标准，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户两三户，或是家里有当干部的，或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其他人就是所谓的贫下中农了，但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过去和现在情况大致无二。 春夏秋冬
小时候，我对一年四季的认识就是温度、景色以及节日。前郭县早先属白城地区号称八百里旱海，常年刮风，据说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雪化了冰消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时，前郭县招待所后院的体育场上，就竖起了十多副篮球架子，全县篮球比赛开始。我从入小学前就每天挤在大人堆看篮球。五一过后是六一，入小学后每年儿童节都举行全县小学生的体育比赛。进入夏季，我们打蜻蜓捉蝴蝶，有一年还和牟永山等几个同学到效区去歼蛤蟆，牟永山是我们班的三道杠，他那天还从家里带了油、盐、小刀、火柴等。我们歼了很多蛤蟆割下大腿，洒上油盐，烤着吃了很多，在那个全民普缺蛋白质的年代，那顿游玩野餐给我留下了终生美好回忆。秋天最深刻的记忆是陪老妈去买土豆地瓜，买很多然后回家煮一大锅。前郭县的秋天总要开一次那达慕大会，给人印象极深的是马球和摔跤比赛，那年月县供销联社养了一位蒙古族大力士姓满，每年摔跤都得冠军，每年的冠军奖品都是一头肥羊让人好生羡慕。冬天到来后我们最喜欢的是滑冰比赛，我家的邻居邱阳年年得冠军。未走入社会前的春夏秋冬记忆总是与玩联系在一起，下乡以后，四季依然，但春夏秋冬概念的内涵已截然不同了。
东北农村冬天真冷啊，我们下乡时11月没几天就天寒地冻了。集体户的女生没几天就搬到大队王书记家，女生轮流做饭一人做一个月，所以女生宿舍也摆个饭桌相当于食堂。农村都是火炕，住在王书记家的七位女同学住了两冬天热炕。我们男生可就惨了，我们那时年纪小不会过日子，每天只知道参加队里劳动，没想到要搞烧炕的柴禾，在零下30多度严寒的冬天，我们6个男生基本上是睡了两冬天的凉炕。这里说“基本上”是每年冬天，房东家滕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偶尔把炕烧一次，但那个年月谁家都不富裕，农村人家穷不穷基本上是两个标准：一看房子二看柴禾垛。我们两家子屯第四生产队家家都柴禾垛不大。我下乡那年16岁，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旺”。我和户里其他5个男生睡了两冬天凉炕，谁也没落下病。
上小学时，妈妈就教过我24节气歌“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到了农村，保管员姚春经常看点儿古书算是有文化的农民，他跟我说，“你那个二十四节气歌太麻烦，我教你四句你记好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一听28个字合辙压韵，甚好记忆，于是从1969年春天开始对每个节气进行体会。
在吉林，春分前后农村开始刨茬（音zhà）子，这是东北农村最累的活，东北由于水利设施较差，绝大多数地区都是种旱田，旱田作物当年又以高梁亩产最高。秋天里高梁留下一尺左右高的茬子，到春天，必须刨下来才好种地，在我们那一带刨茬子用把长40多公分的小镐，高梁七八寸一颗苗，这样刨茬子就成了比力量比麻利比腰功的一个活了。我们知青第一年春天，刨茬子没有一个人能跟上趟的（农村把刨茬子、铲地、割地统统叫做“上趟子”）。每天收工，腰都像要折了一样。一个生产队刨茬子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种了多少高梁，我们四队刨茬子活顶多用四到五天时间，然后就是不大累的种地。6月份进入夏季，农民要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铲地。铲地不像刨茬子那样花力气，但特熬人。通常每天三点钟左右，傻子福来就敲窗户：“大学生起来铲地”，我们到队里集合大约要半个小时左右，走到地里天放亮能看见苗了开铲。生产队40多社员没有一人有手表怀表的，我们全凭一趟从白城开往前郭县的火车，每天10点40分左右经过八郎站，听到火车鸣笛声带工组长就下令收工。当年地块比较远的距两家子村有三四公里，我们集体户知识青年收工回村时脚步是最急的，大家都为了快些吃到每天的第一顿饭。午饭后从没有午休时间带工组长吃过饭就到队敲钟集合继续去铲地，到天擦黑看不清禾苗时收工回家吃晚饭。1969年第一个夏天过完，我就真正体会出农民苦的确切涵义了，一是饿二是困第三才是累。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什么时间好好睡上一整天，甚或接连睡两三天。夏天铲地最有技术的活是开高梁苗，苗距七八寸斜对角留苗，既要锄掉草又要把苗留得好看，生产队长跟在屁股后检查开苗质量，据说东北农村可以用开高梁苗质量速度来判断你是好庄稼人赖庄稼人，所以我学开高梁苗特别用心，还娴熟地运用两撇，武术语言叫正架反架通用。这样能让腰肌得到平衡锻炼，开高梁苗上趟子，垄越长，我的优势越明显。第一次碰到一里多长垄的地块时，我由于领先过多早早到了地头，竟躺在地头睡着，醒来时，左脚竟站不起来，脚踝以下完全没有感觉，我以为自己成了瘸子，赶紧请假回家，我妈也吓得够呛，到中医院找到水平最高的老中医，老中医说就是受凉引起神经麻痹，针灸加上中草药熬水洗烫一段时间就有望痊愈。于是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每天上午到医院针灸一次，晚睡前用中药水泡脚，总算没成瘸子。
秋天来到时，我们这里的农村也看不到影视剧或小说里的老套台词“丰收喜悦”，给人的感觉只是四个字——又忙又累。秋收最耗体力的农活是割谷子，1969年中秋节第二天我扛着二姐夫（他是个农民）给我做的镰刀把，长度为普通镰刀把的一倍半，从刚下乡不久听说割谷子最累最难开始，我就私下研究怎样才能比别人割得更快，我闭门造车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你的镰刀把长别人一次割一尺你割二尺你的速度就会提高一倍。后来拿着这柄长把镰刀真正参加割谷子劳动时，我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农村割地每人一趟子，每趟子6垄，先割中间两垄叫开趟子放梱，然后自右向左转圈一次一垄，最后一壟时边割边捆。谷子长得很粗壮我以为自己身高力大，但一把抓下去不可能揽到太多的谷子，即使你左手长得很大抓很多，但揽得太远一刀根本割不透——除非你的镰刀锋利堪比干将莫邪，但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不是国有经济就是集体经济，工业品质量普遍低下，那镰刀刚割了一趟子就钝了，得赶紧坐下来就着唾液磨刀。第一天劳动结束，我们所有知青的左手都被谷杆磨破了，我们仔细观察，原来谷杆上都长满了小细毛，那些细毛对于我们这些皮肤娇嫩的知青来说就相当于硬刺了。农民的手则有天生优势，两手伸出不是硬茧就是厚皮，那是天然保护层。割谷子虽然很累，但只四五天就结束，然后是割高梁。我因为个子高、力量大、手麻利，一下子成了生产队最快的快手。我刚下乡时就问农民，在农村什么样的人才不受欺负，大多的答案都是生产劳动中的快手能手。第一天秋收结束，我已经成了生产队中的快手之一，我觉得自己即使长期扎根农村，似乎也可以扬眉吐气了。 秋收后不论粮食产量如何不理想，农民家家都可以天天吃饱饭了，这样的时光可以一直维持到开春。所以，秋收时可以看到的是农民脸上由衷的笑容。夏季，新粮没成熟之前，我们村会有很多人家粮食不够吃。我们集体户就是这样典型的穷困户。开始断顿的几天我们男生就到供销社去买火柴，到地里去偷苞米烧苞米吃，生产队的苞米属集体财产，看管苞米的农民看我们这些知青可怜，有时碰上还帮助我们掰苞米。粮食断顿的时候多数知青选择回家，反正前郭县距离两家子只有40公里，在家住个十天八天有粮食了再回集体户就是了。除了缺粮，我们集体户伙食印象最深的是缺菜。那个年月的农村，每家每户只在自己门前的菜园子种菜，生产队只是在麦收之后在麦地上种白菜。我们知青因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菜园子。生产队分的白菜少得可怜。我们这些小孩都不懂得腌菜，所以常年累月吃饭没菜没咸菜是一般情况，有一段时间连盐都吃没了，我们都担心自己会变成白毛女、白毛男。我们集体户的所有人，对付嘴馋解决肚子里缺油水的办法只有一招——花8毛钱买张火车票回家住几天。我那两年里差不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回家一是为了解馋，二是为了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在电灯下看书。我下乡的创业公社直到1970年春天才开始解决农村通电问题。
生活花絮
1970年，注定不平凡。
春天，生產队派我跟大车（当然是马车）到新庙去拉水泥电柱，两家子要通电了，我非常兴奋。当年生产队出差每天伙食补助3毛钱，这只够在大车店里买一碗高梁米饭和一碗萝卜条子汤的，但有汤有饭的，我已经很满足了。饭后各个生产队派出的所有的马车去排队装水泥柱。我们队的彭大老板子抢了先，第一个装车，由于没经验，8米长的水泥柱大头朝前，小头朝后。事实证明我们是装反了，应该小头朝前，大头朝后，这样才容易平衡。出了新庙要翻过库里山，翻过山再走八里地就可以到家，但我们就在翻山过程中出了事儿。由于大头朝前，所以车轴后面是水泥柱的大部分，上库里山时还勉勉强强，下山时，斜装的水泥柱拖在地上像个斜舵一样，辕马很不容易走直，后重前轻，彭老板子让我直接骑到水泥柱头上，我两脚悬空骑在高挑起来的水泥柱头上一路下山觉得很好玩，忽然一阵风吹来，把彭老板的条绒帽吹飞。彭老板说：“松奇，快帮我把帽子拣回来。”我当年身手灵活，双手一按水泥柱，一个平沙落雁跑到地上去追帽子。追了很远才追上，等我拿了帽子回来，看到彭老板和马车都不见了。我朝山下一看，车、马都滚到山下，水泥柱已从中折断，好在彭老板躲得快，没被马车兜下山去。如果不是刚才的一阵风，如果不去给彭老板拣帽子，我是死是活就只有天知道了。
进入5月，开始准备铲地了，公社又来通知要从每个生产队抽调两名壮劳力修前长公路（前郭到长春）。我1965年去过一次长春，那是个冬天，县供销社的解放车司机是我家的房客，趁他去长春拉货之机，我妈让他把我捎到长春去我大姐家串门，当年因路况很差150多公里跑了6个多小时，现在重修前长公路就是要提高道路等级，然后铺上沥青，修成柏油路。公社通知说：每个生产小队出2人，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劳动小组，自带粮油自己开伙，驻扎地点为锡伯屯。这个地点距前郭县城只有25里。我和知青同学王殿生代表四队出民工，在这里整整干了一个多月。修公路活很累，每天就是挖土挑土，每天干多少米多少米，然后由质检员验收，验收合格就可以收工。那时已入夏，每天晚饭后我们可以到小学操场去打篮球。各个公社的民工还自发组织一些比赛。参加修公路的全是年轻人，干活时热火朝天、嬉笑闹骂、插科打诨、逗趣耍宝，各式各样，无奇不有。干到20多天，大家都熟悉得很充分了时，我竟一战成名。那是我们大队二小队的一个蒙古族青年叫胡铁小，人高马大，皮肤黝黑，一身疙瘩肉，既是回乡初中毕业生，也是我们两家子村文宣队的骨干。排演京戏《红灯记》时，他演李玉和，那是个英雄角色，所以在村里是个很露脸儿的人物，到了修公路工地平时休息或大家对某一问题有所争论时，他也喜欢扮演主导角色，谁要和他意见不一致，他总是先说几句骂人粗话然后再讲道理，大家都有些怵他。某一天下午工休，我们大队的小青年坐在地上休息，又开始争论一个问题，王殿生大声指责说胡铁小说的不对，胡铁小先是破口大骂，然后又说：“你们就凭知青这种单薄的小身子骨还敢在这里插嘴，咬草根眯着得了。”我听后勃然大怒，说：“胡铁小，你凭什么瞧不起知青，仗着你胳膊粗力气大呀？”胡铁小回答倒也质朴坦率：“我就是仗着胳膊粗力气大了，你不服呀？”我说“不服，服你干嘛？”他说：“你不服咱俩就比一比。”围观的人一看这里出了火药味了，一起起哄齐声大喊“摔跤、摔跤、摔跤”，胡铁小首先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摔几跤你敢吗？”“有什么不敢？”我也站了起来。于是大家围成一圈，我俩进场，摔了三跤。第一跤用绊踢，第二跤用手别子，轻易赢了他。第三跤他在后面把我拦腰抱住，我用右腿盘住他左腿，右臂夹住他的头颈，我们角力了好几分钟，在感觉他稍一松劲换气的时候，我把他整个身子夹起甩向空中，右腿一撩略一翻转，用的是夸张版的夹背过臂摔，从空中砸了下去。我看他当时表情很痛苦，一是我用整个身体砸在他胸腔和肚子上，内脏撞击肯定会很疼，二是他先前吹牛吹大了，连输三跤，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可能会产生些精神刺激，不过他开口说了一句显示出蒙古族人质朴可爱的话：“不摔了不摔了，万将无敌呀。”和胡铁小摔三跤后，我发现我在民工中的形象似乎突然高大了起来，大家都对我很亲热很客气。因为他们都已看出，我和胡铁小比优势不在力气，而在技巧，敢和胡铁小硬碰硬也算有些英雄本色。当然民工们都不知道，1966年文革后，我加入的组织叫“前郭县业余体校红色造反大军”，除了干点抄写大字报的事以外，每天晚上就住在体校和一群摔跤队的队员们练摔跤，尽管水平也不高，但和胡铁小之类的农村蛮力青年比，总是应付得来的。还有个小细节给我印象深刻，这次摔跤几天后的一天中午，胡铁小走近我小声说：“松奇，你得领我去医院。”我问：“怎么了？”他说：“这几天我无论吃饭还是睡觉肋插子都隐隐作痛，可能有内伤了。”我说：“蒙古族摔跤后没有讹人的。”胡铁小无语。 刚进入8月，公社又召集紧急会议说是洪峰要来了，要各队派民工每队10人到江边护堤。我下乡的八郎公社地处三江平原，即由松花一江、松花二江和嫩江冲积成的平原。土地肥沃，美中不足是偶尔会闹水灾，我们生产队的10个防汛民工都是自愿报名的，我愿意增加新经历所以首先报了名。
前郭县挨着松花江，听老人说1953年闹过一次大水，1959年闹过一次大水，本次大水会闹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四队队长已换成了一个姓包的蒙古族人，他在生产队开大会时说：“上级说洪峰要来了，哪天到达还不知道。”有社员大声问：“什么是洪峰？”包队长说：“我也没见过，听说就是一道水墙铺天盖地而来。”在场听众纷纷咋舌。第二天，生产队出一架马车拉着行李和几位不愿走路的社员先行向江湾进发。我和一个叫马江山的社员喜欢步行，被马车远远甩在后面。夏季松嫩平原绿草如茵、虫鸣鸟唱，我记得走了一多半路时，我们突然感到诡异，回头一看，无垠的草原有一道半人高的白墙平推而来，白墙前面是遍地的野兔、老鼠，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狐狸，大家谁也不理谁，像在一个起跑线上赛跑的选手一样，我兴奋地大喊了一声：“这就是洪峰，洪峰来了，快跑！”于是我和马江山也加入鼠兔之列，被白色水墙追着向前奔跑。那水墙不是太快，为什么呈现白色？原来大水过来在草原上砸起的都是气泡，所以洪峰是白色的。在茫茫草原上，一道白墻滚滚而来，跑在白墙前面的是鼠兔狐狸还有马江山和我，那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记忆。
我们跑啊跑，已远远甩下洪峰，左右看去，兔子老鼠们已不知去向，只是前面出现一大块柿子地，很多柿子都红了，我们正口渴得不行，进地就摘，一个接一个往嘴里塞，突然听到一声断喝：“喂！你们俩，害臊不害臊，想吃说一声呀，一声不吭进地就摘呀。”那声音十分响亮又似曾相识，我们抬头一看，咦，这不是李向阳吗？是的，正是《平原游击队》电影里的双枪李向阳。后来知道，这个演员名字叫郭振清，天津人，工人出身，体格健硕，眼睛明亮，声如洪钟。原来这里是五七干校18连，全连战士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我们抗洪队伍的住房就是建在18连连部的营地里，原来这里是江湾地势最高之处。每天吃饭时间，这帮演员都表情阴沉互相不大说话，晚饭后，只有郭振清每天坐在营地的木排上和我们这些民工聊天、掰手腕，还要和我们比摔跤，性情甚是豪爽可爱。18连也来了很多女演员，无论干活还是去食堂打饭，脸上都罩着铁纱，那不是为了掩盖真面目，而是防蚊子。防汛的十来天里，最恐怖的就是江湾沼泽地里的蚊子，一团一团，又大又黑，扑上就咬，咬住就不松口。晚上我们只好蒙头大睡，不然就只有一个结果——喂蚊子。防汛的日常工作就是用稻草包装土加固堤坝，常常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干活，苦是挺苦，但一想到曾吃过一次野兔炖茄子，每晚能和偶像级的电影演员聊天，心里也有一种满足感。对了，还应交代一下野兔的来历。洪峰来了之后，野兔老鼠等动物跑大水，最后都跑到了江边附近的一个山包子上，那是唯一能躲过大水的沙土小山，山上长满野草和柳条灌木丛。我一次中午饭后到山边转悠，突然发现山上有很多野兔，我回来叫几个小伙伴立即去，附近的民工看到我们在山上大叫大笑也加入了抓野兔的队伍。野兔灵动异常、奔跑如电，我们追是追不上，但只要三四个人对付一只野兔，将野兔朝水里赶，野兔一跳入齐膝深的水里后，基本上就只能束手就擒了。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一次抓到了三只肥硕的野兔。在那个缺肉的年代，喜悦可想而知。晚上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兔炖茄子（我们从生产队带来的疏菜只有茄子）。我们捉到了三只兔子，其他村的民工也捉到了兔子，那么多的老鼠都跑哪儿去了？肯定是钻到地下去了。在那个困难年月，如若捉到老鼠，我们也会把它们吃掉的。
在农村，除了饥饿劳累困倦之外，知青们普遍的毛病就是馋，因为肚子里缺油水，我们又都处于长身体时期，因此特别渴望吃肉。1970年春天我们集体户开会讨论一致同意买了一头小黑猪，大家盘算，每天有刷碗刷锅水，有加工毛粮生产的米糠，将就一年，过年前一杀，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何时杀这头猪，如何吃这头猪，已成我们睡在一铺炕上6个男生每晚的最佳话题。那小猪刚买来时，大家都很喜欢，有时在它吃食时我还去摸摸它的头，在它的小屁股挠两下。后来干活累了，就只有轮值做饭的女同学关心它了。我们住在别人家，这头猪也没有自己的住所，算是散养了。集体户没有足够的饲料吃食，这头猪从长成半达子时就自谋生路。从6月份开始，每天早出晚归，别人家的猪体型大多是肚子拖地，我们的猪却四肢修长，杨柳细腰。到了8月份，地上的玉米开始出穗慢慢成熟，生产队长就时不时找我们，说：“看庄稼的说地里出了个野兽，黑瘦苗条，身影如电，一人左右的高墙嗖的一下就跳过去，拿标枪射它也屡射不中，说那是你们集体户的猪，你们能不能拴起来？”我们户的女生对队长的批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所以那个秋天，村边附近的玉米地、地瓜地、土豆地、黄豆地等等，凡是有好吃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这头猪大侠的身影，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头猪由于集体户没饲料不喂养，居然自己闯下了这么大的名头，它长成什么样了？中秋节前的一个晚饭后，我看到了回集体户院里睡觉的它：黑毛锃亮发光、眼神机敏灵动、身形颀长健美、体重已有一百多斤，整个一个广东十大杰出青年形象。我和同学赞叹道，这要是过年前杀了，肉该有多香啊！
快过中秋了，我和其他五位男生都回前郭县和家人团圆，过完中秋节回到集体户，我们看到饭桌正中放着一个能响铃的马蹄表在咔咔地走，我们问女生哪来的，一个女生说户长王英在你们男生不在的时候，擅自决定把猪卖了，你们男生整天叨咕杀猪吃肉，偏让你们吃不成，猪卖给一个公路施工队，价格是20元现金加一个马蹄表。我当时气得肺都要炸了，其他几个男生愤慨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我。你们想那头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四处游荡、顽强成长，好不容易长成这么大，在它身上寄托了我们男生多少美好的饕餮梦想啊，这下完了，只换了20元钱和一块破马蹄表。从那一天起我深刻理解了“最毒妇人心”这句话的真实涵义。2008年我回松原，为纪念下乡40周年，又把集体户活着的同学集合到一起请他们吃饭，借一台丰田海狮拉他们到下乡的两家子村，在饭桌上、在去农村的路上我还两次提起王英擅自将集体户黑猪卖掉的事。没办法，仇恨入心不仅发了芽，而且根深叶茂。但见王英本人，除了两颗门牙中间缝隙过大这个特征依然以外，如果偶然在街上碰面，我是绝对认不出来的——满脸核桃纹，粗如水桶，说话高声大气，走路身体不规则摇动，这和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女户长怎么也挂不上号了。女生都变得厉害，其实男生变化也很大，六个男生全部健在，岁月使我们的容颜变老，但有一点没有改变——我们对户长王英当年擅自卖猪的“刻骨仇恨”。 理想现实
从1969年秋天开始，村中心小学的丁校长，一个高度近视、为人和善、背部弯曲、细瘦无比的农村知识分子，就不断地找大队书记王贵，想让王贵做我的工作，到村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王贵问我意见，我说到农村就是为干活来的，要教书回城里教也不能在这地方教。后来丁校长又到生产队来找我，和我谈了一次，说：“你比较适合教书，应该到学校来，虽然收入也不高，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整天在大地里干农活轻松多了。”我还是客气地回绝了他。丁校长当年满脸失望“唉”了一声就走了。后来，我们集体户的两个女生到这个中心小学去教了书，抽调回城后又到县公办五小学教书，一直到退休，教师竟成了她们的终身职业。我为什么拒绝教书？原因是受到我哥哥的影响。他1960年考入东北师大开始在体育系篮球专业，不到一年又因腿摔伤转到中文专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直到1968年7月才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东辽县泉太公社中学，在那个学校里他教语文、数学、物理、体育、政治五门课，课间休息就去学校木工房看木匠干活，帮人家推刨子，这些生活他都写信告诉了我，信中的主要信息倾向是：“千万要离教师这个行当远点儿，太没意思。”有了哥哥的经验之谈，你想我还能接受一个区区两家子村中心小学校长的邀请吗？
剛到农村时，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以为一辈子真要扎根农村了。1969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集体户男女全部出动到南甸上去耧柴禾，我们向农民借了十几把大耙子，每人带了一个玉米面大饼子，走得很远很远，几乎到了库里山下。那天我们所有人干得都很卖力，到中午吃饭时，就耧起大堆的柴草，我们靠在草堆上一边啃着梆梆硬的玉米面大饼子，一边望着库里山里两个高高耸起的大烟囱。我们知道，那两个雄伟的建筑物，一个属于国营热电厂，一个属于国营化肥厂，这是两个新建的国营单位还没有建成，如建成可能就要开始大规模招工了。当年，国营单位不好进，凡事都兴走后门，像我们这种平民家庭的孩子能到这种好单位吗？不过，我们这十来个男女同学都敢想，我们坐在草堆上，几乎每个人都设想了一番自己或到热电厂或到化肥厂去上班的情景。我当时的梦想发言核心要点是：不管到哪个工厂，只要每天上班8小时，能休星期天，冬天夏天都发棉的、单的劳动服，每个月开支一次，晚上可以在电灯下看书，就心满意足了。大家都认为，我的入厂梦想最实在最严谨也最美好。
1970年秋天，我们的集体户年纪最小的男生孙松年首先被抽调回县。听说是神通广大的姐夫找人把他安排到了县邮电局，那是国营单位，每年冬夏都发绿色的工作服——当然帽子也是绿色的，算是县城里的上等工作了。从孙松年离开集体户那一天起，大家都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我虽然没受多大影响，我老妈听到这个消息很受刺激。人家能找人，咱们为什么不能找人？我父亲是砖厂的普通工人，亲戚圈里也没一个当干部的，找谁去呢。那个时期，我老妈盯住了一个叫李亚菊的邻居，她在县招待所当会计住在南头，每天步行上班都路过我家门口两次。这个好心人还真答应帮忙，说她在县招待所工作时认识好多干部，她老公本人就在县革委会工作，可能的话一定找找人、说说话争取把松奇早点从农村抽上来云云。我记得有一次李亚菊还让她老公给创业公社书记写了封信，让我送了去。我傻乎乎地去了那个书记家，奉上那封信，那个书记看过信后面无表情，我只得尴尬离去。对了，我老妈当年绞尽脑汁在亲戚朋友邻居圈里找关系，还找出一个叫崔德的人。这是个蒙古人，家住八郎即我下乡的创业公社，他是我哥刚到东北师大体育系篮球专业时的同学，我哥哥每次放假回家都请崔德到家里喝酒吃饭。后来崔德不知什么原因中途退学，算是大学肄业，被分配到县民政局，不管怎样，也是在县委大院上班，大小也算是个干部，我妈多次找崔德请他帮忙看能不能把我尽快从农村抽回来。崔德反应冷淡，这已与他当年坐在我家炕上和我老爹碰杯喝酒时的热情表现判若两人，我老妈也逼我一定让我去崔德大哥家坐坐熟悉熟悉，看将来能不能帮你一把。我真去了，他家离我家不远，一间小房，他媳妇叫房丽，据说是县检察院副院长的女儿。当时，他们两口子正在包饺子，我去坐了一会儿崔德两口子一直用蒙语交谈，没人搭理我，哪怕说一句话，我发誓，那是我平生最丢面子的一次公关活动。从此我下定决心，就是饿死冻死在农村也决不再干这种求人的事儿。坦白地说，我在心里还诅咒崔德这个势利小人将来准没好下场。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哥哥向一个熟人问起崔德，那人说崔德在1970年因腐败被开除公职，跑到一个农场当看大门的，最后饥寒交迫而死。
下乡时期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那两年除了碰到李亚菊这样好心的邻居以外，还有一个人叫苏培源，我哥哥的初中、高中同学，在县委当机要秘书，他也是每天上下班都路过我家门口的那种，常到我家来坐坐。每当我老妈向他求援说请他帮忙找人早点把我抽调回城这件事时，苏培源的回答总是别具一格。“大婶啊，松奇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也不用着急，这小子福大着哩。”我哥哥1954年上初中，所以苏培源在我两岁时就认识我，和我们家的关系真的是源远流长了。我好像是从1957年即5岁那年开始有清晰的记忆能力，因为从那年起每年买回的新日历撕掉红色的封面揭开1月1日这一天，这个活儿都由我来干，从1957年一直到1968年下乡。我5岁时，哥哥已上高中，过年时，哥哥和苏培源在家磨墨写对联按我爹的要求写“供奉：王门三代宗亲之位”这个祖宗牌位贴纸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两个人毛笔字写的都不怎样，还时不时互相称赞鼓励几句。苏培源后来好像是大专学历，所以回老家前郭县后直接到县委当了干部。干部不论大小，只要你在县委大院上班，你就可能认识什么人，有事了说不定就能帮上忙。我老妈的人生格言是“谁也不知道到底哪块云彩上有雨”。后来，苏培源这块云彩上当真有雨了。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因为饿和馋又回前郭家里住几天，某上午，前院邻居的女孩叫陈慧珠的跑到我家说公社通知你们集体户的5个男生明天到新庙医院体检，大队让你们户男生来通知你，他们怕耽误自己都不来，我说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去通知吧。这个陈慧珠是高我两级的一中同学，她们集体户在冷家屯，即同属两家子大队的另一个自然村里，两个集体户平时没来往，我们两家虽是邻居也从未说过话，她怎么这么好心？我老妈千恩万谢，我也兴冲冲地到新庙参加了体检。 文化大革命已折腾了四年，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1970年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重整复兴难题，城里劳动力由于六届中学生下乡也变得紧缺起来。我们的体检就是国家为城里补充新劳动力走程序，这一拨算是被我们赶上了。从体检结束起，老爹老妈就开始商量到底让我去哪个单位干哪个行业好的问题。两个人在一起商量还觉不够又找来了苏培源和我表哥王长龙一起讨论，好像这一把就是二次投胎一样。的确，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就一锤子买卖，一次选择定终身，苦乐荣辱全都在这一把了。当年社会流行的段子是一等人当干部，二等人进国营，三等四等进集体，找不着工作的去当兵。我们知青仅初中学历当干部绝无可能，所以妈妈和表哥希望我能去国营单位，如七О油田、前郭大炼油厂等等，我老爹则希望我能学一门手艺如木匠、铁匠、瓦匠之类，这样不管社会发生何等变动自己凭着一双手走到哪里都能吃碗饭，当然，还是一碗不错的饭。苏培源当年的表态是：希望让松奇自己选，只要相信命不错就暂时干什么都行。为什么说暂时，因为松奇这小子说不定将来会干什么。这样，就变成我自己拿主意了，我思忖再三说：“还是学木匠吧。”我想老爹的话最沧桑，我下乡这两年也亲眼见到了——两家子村那么穷，当个木匠还能享受到“一二三”即请木匠来干活的人家除了供木匠吃喝还得付较高的工钱，叫一壶酒、两盘菜、三块钱。一天三块钱，这在当年算是很高水平的收入了。苏培源说：“學木匠只有到木器厂，该厂是大集体性质，不属于热门单位，所以我找人帮忙打打招呼，可能性很大。”于是，就这样决定：假若招工回城，第一选择是学木匠，到木器厂当学徒。我老妈在讨论会即将结束时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能到木器厂也不错，每月能分一车刨花，4毛钱够烧一个月的，咱家烧柴不再发愁了。”听听老人们说的，全是从生活、从过日子着想，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经验”。
体检后还有一个令人焦虑的招工通知等待期。我们5个男生几乎清一色低调地回到了集体户。
身份即将发生变化，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我突然发现它原来很美。村东边紧邻库里湖，每年春天来到时，这里就会飞来许多水鸟。再东行几公里就是嫩江，我曾经在这里的干校18连营地驻扎参加防汛。村子南面，一直到4公里以外的库里山是一片平坦的草原，夏季下大暴雨时，库里渔场的鱼会逃到这个大草甸子上，挣扎在临时形成的水洼里，我们村有几个村民曾用鱼罩捕得了好多鱼。村子周边是分成几层的防风林带。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我们做为基干民兵曾在这里挖过几公里长的战壕，战壕统一要求1米宽，1.5米深，每个成年劳动力上午挖5楸把长（差不多有7米），下午还挖这么多就可以收工，我们每天累得要死，后来苏联也没打过来，战壕都白挖了。对了，1969年夏天，我在两家子村曾干过一件坏事。那年七月份我馋了回前郭县家吃点东西，回来时社员们和我说，生产队种了几亩香瓜。在农村，看瓜地算是好活，社员们集体讨论说，老党员滕大爷去看瓜最合适，他把自家房子借给集体户，不收一分房租，帮生产队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另外可再派个知青，不少社员说松奇干活最卖力，该让他歇歇了，让他去看瓜。但当时我回前郭了，社员就临时推选个知青李银生。若干天后我从前郭回到两家子，听集体户的同学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有些感动，觉得老百姓心里总算有杆秤。这时节，香瓜也快成熟了，既然社员们当时推举我看瓜，因我不在派李银生看瓜，李银生是我们集体户成员，滕大爷又是我们集体户的老户长，所以我和几个男生商量找个热天到瓜地去尝尝鲜。某天，我和几个同学到瓜地，滕大爷不在，李银生冷冷地接待了我们，说瓜还未熟你们不要进地我去给你们摘。拿个筐到地里摘了四个不大不小的香瓜，说：“尝尝吧，吃完回去，以后不要来了，我看瓜你们来，影响不好。”我们几人听后面面相觑，每人拿起一瓜，在胳肢窝里蹭了蹭，风卷残云般吃完，就恨恨地走了。是日晚饭后，我临时召集动员会，上午去瓜园的几个男生加几个和我们玩得好的六七个农村小青年参加，我说：“你们每个人准备个装瓜的东西，兜子、袋子或筐子，今晚晚些时候去瓜地偷瓜。”我们集体户没有袋子可用，每个男生拿了一条裤子把裤角用绳扎住，当袋子用。那天晚上，当真是月黑风高，走在乡间小路上，庄稼传来沙沙声，防护林中时不时有几声鸟叫，我们十来个人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这几个农村青年可能是偷庄稼的惯犯，嘻嘻哈哈表情轻松。我们几个知青可是良善子弟，从未干过坏事。我那天晚上心跳过速，那是一点不假。快到瓜地时，我把人分成三个小组，分别从远离看瓜窝棚的三个方向进瓜地，摘够了以三声猫叫为信号集合回村。那天偷瓜顺利异常，我们几个知青每人扛着一条裤子，两个裤腿里装满了瓜，回去把瓜集中在一个大纸箱子里，整整装了一大箱子，我们住的房间立马充满香瓜的气味。第二天晚上，滕大爷从瓜园回家，因我们就住在滕大爷家的西屋，屋里满是香瓜气味想必滕大娘早已告诉了滕大爷，东屋算是滕大爷的主卧，西屋住的是我们知青外加一些粮食囤子，滕大娘每天做饭取粮都几次进出西屋。突然出现瓜味儿，滕大爷岂能不知我们干的坏事儿？只见滕大爷满脸笑意对我们几个说：“昨晚不知哪来的小兔崽子，人不少，跑到瓜地祸害了一通。”我们几个脸红脖子粗不敢吭声。我心下说道：“滕大爷，我们祸害瓜地不是对您，我们是冲着李银生去的，谁让他不肯摘瓜给我们吃。”那次偷瓜既新奇又刺激，也是我们下乡唯一干过的坏事，而这件事如果和落户八郎屯的北京知青集体户偷老百姓鸡杀农民家狗的行为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下乡两年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1969年秋天，我们生产队兔儿马，一头年方5岁的公马突然得病，这是我们队最高大强壮生猛的辕马，如果倒下后果不堪设想，队长不知怎么想的竟派我去公社兽医院给马看病。这匹马平时我们都不大敢碰，生人一靠近，它就把耳朵背过去做咬人状，现在突然茶饭不思、蔫头耷脑，我牵着它慢慢走向八里地外的公社兽医院。在计划经济年代，尽管大家都被搞得很穷，但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就建立了完善的兽医体系和乡村卫生所制度，这两项基础设施比我们今天已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后的情况还要先进得多。到公社兽医站，那个兽医问了问情况又摸了摸马肚子，下结论说：“截症，你们来的挺及时。”说完拿出一个长筒橡皮手套戴上，涂抹了一层豆油，把手伸进马的肛门里掏啊掏，掏出好多干草状粪便，然后又给兔儿马灌了一牛角汤药，说：“好了，回去吧。”很神奇，看兽医不用花钱，掏出粪便兔儿马眼睛也亮起来了，又现出扬眉吐气神态了。我牵着它哒哒走了几步，试着靠近它，它很顺从地贴着我，我索性抓住马鬃骑了上去，意外地，这个平时谁也碰不得的家伙居然变得十分温顺，于是，回生产队的八里路它竟是一路碎步小跑，对我的吆喝指令百依百从。我依然记得当年我骑着兔儿马走进生产队大院时队长和社员们啧啧称奇的情景。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就是下乡碰到第一个春节时，我们集体户知青不知哪个蠢货提议应该到库里渔场去买点鱼给家带回去过年，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我们每人准备了钱（每人两三元钱，我敢发誓没一人有钱超过5元），准备了装鱼用具（提兜或袋子），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直奔库里渔场而去。东北把草原湖称作泡（音pāo），就像西藏人把湖称為海子一样。400多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原本叫查干泡，库里湖比查干湖小得多，更得叫库里泡了。冬天的库里泡，一平如镜，那年头也没雾霾，一眼看去，差不多能望到十里之外。我们走上库里泡的冰面就看见库里泡中心处有人有马，还有一个大大的鱼堆。四匹马拉着绞盘，拖网从一个冰窟窿里不断往出拽鱼，冰口升腾着团团白气，白气下是活蹦乱跳的鱼儿，出水几分钟就不动了，再一会儿就变成了硬邦邦的冻鱼。现在，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的宣传，查干湖的冬捕已闻名全世界，但现在已是21世纪了，而我们第一次见识冬捕的壮观场面时还是46年前，是在库里渔场的那个冷酷的寒冬。我们和干活的工人说：“我们想买鱼行不行？”工人回答：“你得找领导。”“领导是哪个？”“就是戴大狗皮帽子的那个。”找到这个头儿，头儿说：“我说了不算，只管干活没权卖鱼，想买鱼得到场部找领导。”“场部在哪？”“在库里山里。”我们想了想，去场部就去场部，也就多跑几里路呗。于是我们一行十多人踢踢踏踏直奔库里山。库里渔场场部座落在库里山窝窝里，是一座靠山向阳的大院，进到办公室里就觉得暖烘烘的，我们敲开了场领导办公室的门，场长突然见到这么多人一齐进他的办公室，问：“你们干什么？”“买鱼。”“有条子吗？”“什么条子？”“你们连条子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买鱼？”“我们带钱了。”“有钱的多的是，没有领导的批条我敢卖给你们？”“还要什么领导？你不就是这里的领导吗？”“你们是装傻呀还是真不懂？我这鱼都是按计划生产然后按计划供应市场，怎么能随便卖给你们，除非你们有县革委会办公室或水产科的批条。”我们同行的几个女同学竟打起了悲情牌说：“场长我们走了很远就想买几条鱼拿回家过年，你就通融通融吧。”场长说：“你们把嘴皮子磨破了也没用，赶紧回去吧，一群不懂事的孩子！”看着他决绝的表情，我知道此事已毫无希望，于是说：“咱走吧，别再瞎耽误功夫了。”这次买鱼经历收获最大：（1）看到了冬捕的壮观场面，（2）知道了计划经济管理的严密性，（3）领略了权力的潜在威力。
1970年12月，我们五人接到了办户口手续的通知，两天以后我们就收拾行李。要当工人了，当然该扔的都扔了，我们五个都背着一个尽可能小的行李卷，离开集体户，全体女生出来送我们，一直走到村西头，我们回头最后道别时，发现她们个个都哭了。我注意到，个别男生也面现复杂表情，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在这里生活锻炼了两年，将来，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生活。
后续故事
我的人生道路比较曲折。1970年抽调回城后，我如愿以偿到县木器厂当了两年木匠学徒;1972年12月应征入伍在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防险救生大队当了四年海军潜水员;1977年3月复员到县木材公司，在政工组代干一年半;1978年参加夏季高考，入学吉林财贸学院金融系;1982年考入天津财院金融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7月入学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在黄达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96年1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至今。
16岁下乡，今年已64岁，与两家子村相识已有48年。我记得1977年我在木材公司工作时，有一个农民小伙子说是两家子村的，找我帮忙要买木头盖房子，结果和我们知青当年在库里渔场买鱼的遭遇一样，我告诉他木材属于国家计划分配物资，没有指标没有大领导批条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个青年当年的失望表情至今难以忘怀。这件事以后两家子再也没人来找我，想必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个办不了什么事的人或没啥用的人。
1978年上大学后，我在大学里连轴转学了十年，以后又磕磕绊绊地走了许多弯路，直到2006年10月1日，才在36年后再次踏上两家子土地。
那一天集体户同学王殿生和本科同学白力陪我进村。这时的两家子已改名为苏玛村。现在，在所有蒙族人的音乐会上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目——马头琴演奏，而马头琴就是苏玛于1958年在北京给周恩来总理演奏才被发现并闻名于世的。苏玛是我们两家子村的一个普通蒙族农民，他从小酷爱音乐，现代马头琴的形制、演奏技法均由苏玛开创。尽管苏玛名气大，苏玛村名气也大，但村民倒没有因此得到多少实惠。村庄面貌并没有实质变化，我们向一些年岁大的社员打听当年四队社员的住处，他们问我认识长文不，我说认识，于是把我们领到长文家。那是三间破旧的土房，进到屋里看一个农民坐在炕沿上正和长文聊天，我说：“长文，认识我不？”长文细细打量一阵摇了摇头。“我是王松奇。”长文立即反应道：“王松奇呀，下象棋，割高粱！”随后他又认出了王殿生。我们寒暄许久，我们同学白力是个摄影爱好者，他趁我们说话之机就屋里屋外一顿猛照。当若干天后白力把照片拿给我看时，长文的充满裂缝的房子，做饭的铁锅敞开着已见锈迹，锅台上只有半棵白菜，油瓶醋瓶酱油瓶一概不见踪影，院子里还凌乱不堪。长文本人拄着拐杖说是股骨头坏死，老伴去长春当保姆，女儿在外地打工，儿子去年25岁买了个新摩托车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他怎么如此不幸？我们当年下乡时，生产队有十来个和我们年岁相仿的农村小青年，长文是其中之一。长文爸爸早年病逝，老母亲把他拉扯大，印象中他好像不大愿意干农活，于是和本队的李木匠学手艺，我们那时管他也叫小木匠。我们离开农村那年他妈给他娶了媳妇，我们还去他家祝贺过。我和王殿生同长文聊了很长时间，问了许多当年小伙伴的情况。据长文说，大部分人已远走他乡，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几位如姚春、赵刚、赵得魁等还住在两家子。
2007年2月初春节前，我让外甥黄凯买了几十斤猪肉外带500元现金让他送到长文家，长文挺感动。7月28日，我又带几个学生到八郎乡搞农村入户调查，我们到了黎明村和两家子村，见到了两家子村生于1978年的小黄书记，还见到了姚春、段老四等熟人。小黄书记告诉我，现在两家子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
2008年春天，我和小黄书记联系，向两家子村捐款6万元人民币。小黄书记说：“这可以打5口深井，能浇50垧地，有了这6万元，全村绝大多数地块都变成了水浇地，农民打粮吃饭的事有保证了。”夏天，我请来知名专家四平银监局姜柏林到两家子村，在村大会议室为村干部和村民宣讲农村资金互助社事宜，我希望两家子村能学习梨树县经验，农民成立起资金互助社，自我解决农民生产和创业小额资金问题。但小黄书记很不热心，此事未果。
2009年暑期，我让儿子石头到两家子村来体验生活，在这里住了五天，干了放羊、摘菜、盖房子等农活，并写下了一万字左右的《农村调查日记》（见王青石著《潜流有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这次来两家子，小黄书记特地为我们杀了一只猪，这在东北农村算是最高的礼遇了。
两年后的2011年，我又让石头到两家子村搞一点儿入户调查，他走访了几家人，写成了更扎实的文章《2011东北农村行实录》（见王青石著《石上清泉》百花文艺出版2011）。
我几次回两家子村的消息在村民中传开后，某天，当年的农民小伙伴段成路带老伴儿到北京来家串门，说小女儿在北京师大核物理专业读硕士即将毕业，找不到工作要我帮忙，我将他女儿安排到《银行家》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他女儿在这里干了一年左右，自己联系到北京一所中学去教书了。
2012年春节前，当年两家子村四队的保管员姚春和集体户老户长滕大爷的小儿子来京找我，说滕大爷的孙子是北京某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让我想办法安排一下，我找到好朋友将其安排在北京市科委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户口均解决。老户长的孙子，那有什么话说？顺便说一句，老户长滕大爷家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姚春是滕大爷的三女婿，我们集体户的男生赵越则娶了滕大爷的四女儿小名叫杈子的那位。2015年我回松原请集体户同学吃饭，赵越席间感慨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都离开农村这么多年了，两家子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啊？但松奇出于仁义良心还帮两家子做了这么多事，你们服不服？”
其实，我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毛主席他老人家48年前一挥手把我们挥到两家子村，使我和两家子村结缘，于是才有了后边的故事，所以，无论什么事，一古脑儿感谢毛主席就对了。
（201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