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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一生确实遵照父亲汤霖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抗日战争开始之时，汤用彤为自己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题写了一篇“跋”，“跋”中不仅可以看到他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行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他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汤用彤一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对于中国佛教史的梳理，对于魏晋玄学的开掘，为中国佛学发展研究填补了空白，为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的确立打通了难关。
父亲的影响
汤用彤的父亲汤霖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汤用彤出世时，他正在甘肃通渭做知县。汤用彤幼时很少说话，父母亲都以为他不大聪明，谁知汤用彤三岁那年的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桃花扇》中的《哀江南》，父亲非常惊异。于是汤用彤很早开始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汤用彤后来回忆父亲对他的影响时说：“先父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已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佛学）。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佛教）宗派之变迁。”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离开父亲的教馆，在北京顺天学堂求学，后考入清华学校。毕业后，他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沙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此后至1918年才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汤用彤成名很早，他在哈佛留学期间，就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他们三人均是近代大家，以汤用彤的佛学功底最为深厚。1921年汤用彤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在此期间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中的难点问题，许多中国哲学史学者都被难在了此处，因此这个领域的佛学发展研究一直是一片空白。汤用彤自1922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1937年，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定稿。他曾将完成的书稿拿给胡适，胡适看后大加赞扬，在其日记中称此书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最有权威之作，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思想演变，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难关终于被汤用彤打通了。
曾经的故居
1931年应北京大学之邀，汤用彤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汤用彤就住在其父汤霖所置的位于缎库胡同的一所大宅院。这所宅院当时的门牌号是3号，据汤用彤的儿子汤一介回忆，缎库胡同3号院是一座南北向的院子。院门里有一座大影壁，影壁的右边有一个月亮门，门里是南院。南院有一道门直通正房。正房北面是七间，东面是三间，西面有三间，正房四周还有游廊。正房后有一座二层的小楼，楼上有三间房，楼下就是大厅了。小楼的后面是后院，后院门的门牌是缎库胡同6号。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打破了宁静的生活。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北京大学转往后方，汤用彤也随着南迁。四十年代初汤用彤的哥哥汤用彬卖掉了缎库胡同的宅子，并购买了小石作胡同3号居住。
汤用彤曾经住过的宅院，如今的门牌号是缎库胡同4号，不过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院内被搭建成了很多家聚居的大杂院，不过所幸当年的二层小楼还在。楼梯是木质的，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有些腐朽了，小楼栏杆的红漆在阳光下十分显眼。
在景山前街西头有一条老胡同叫石作胡同，与故宫近在咫尺，地理位置之特殊，足以说明它有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石作”就是生产各种建筑石材的衙署，归内官监管辖。在明永乐年间修建北京城时，就设在陟山门街路南的这片地方。到了清代因此处有明朝的石作，遂取街名为石作胡同。后又改为大石作胡同和小石作胡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北大回迁，汤用彤也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汤用彤一家就居住在小石作胡同3号。据汤一介回忆，当时是1946年，小石作胡同的院子是南北向的，院里很宽敞，进了院门，是一个过道，从过道再向里进去是一个小天井。天井的右边有一个小的跨院，院子里有四、五间房子。院子的右边是南房，南房旁有一道墙，墙上开有一个门直通正院。正院是四合院，里面有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正院还带着一个小的跨院，跨院里就是厨房等处了。一家人从1946年到1952年之间断断续续地住在这里。
纯儒之典型
汤用彤一生淡泊名利，好友钱穆在他的《忆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
在新中国成立前汤用彤一直是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他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多次向人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汤用彤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成立了一个“驻北京办事处”，傅斯年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汤用彤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
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后来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较低，而汤用彤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后来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向中华书局提出意见，中华书局才给以高稿酬。由此可见，汤用彤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自己的学问颇有自信。
汤用彤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汤用彤和夫人会去闻一多家打打麻将，或者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汤用彤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汤用彤的妹妹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如今在地图上大、小石作胡同，只能查到大石作胡同了，走在胡同里遇到一位正在悠闲晒太阳的老人，打听小石作胡同的位置，老人指了指东边的楼说：“小石作胡同原来就在那边儿，现在盖了高楼，胡同没了，再也找不到了……”曾经的小石作胡同淹没在了高楼之中无处可寻，留下的只有回忆了。
汤用彤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浙江黄梅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汤用彤一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的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
父亲的影响
汤用彤的父亲汤霖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汤用彤出世时，他正在甘肃通渭做知县。汤用彤幼时很少说话，父母亲都以为他不大聪明，谁知汤用彤三岁那年的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桃花扇》中的《哀江南》，父亲非常惊异。于是汤用彤很早开始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汤用彤后来回忆父亲对他的影响时说：“先父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已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佛学）。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佛教）宗派之变迁。”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离开父亲的教馆，在北京顺天学堂求学，后考入清华学校。毕业后，他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沙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此后至1918年才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大学，主修哲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
汤用彤成名很早，他在哈佛留学期间，就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他们三人均是近代大家，以汤用彤的佛学功底最为深厚。1921年汤用彤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在此期间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中的难点问题，许多中国哲学史学者都被难在了此处，因此这个领域的佛学发展研究一直是一片空白。汤用彤自1922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1937年，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定稿。他曾将完成的书稿拿给胡适，胡适看后大加赞扬，在其日记中称此书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最有权威之作，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思想演变，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难关终于被汤用彤打通了。
曾经的故居
1931年应北京大学之邀，汤用彤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汤用彤就住在其父汤霖所置的位于缎库胡同的一所大宅院。这所宅院当时的门牌号是3号，据汤用彤的儿子汤一介回忆，缎库胡同3号院是一座南北向的院子。院门里有一座大影壁，影壁的右边有一个月亮门，门里是南院。南院有一道门直通正房。正房北面是七间，东面是三间，西面有三间，正房四周还有游廊。正房后有一座二层的小楼，楼上有三间房，楼下就是大厅了。小楼的后面是后院，后院门的门牌是缎库胡同6号。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打破了宁静的生活。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北京大学转往后方，汤用彤也随着南迁。四十年代初汤用彤的哥哥汤用彬卖掉了缎库胡同的宅子，并购买了小石作胡同3号居住。
汤用彤曾经住过的宅院，如今的门牌号是缎库胡同4号，不过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院内被搭建成了很多家聚居的大杂院，不过所幸当年的二层小楼还在。楼梯是木质的，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有些腐朽了，小楼栏杆的红漆在阳光下十分显眼。
在景山前街西头有一条老胡同叫石作胡同，与故宫近在咫尺，地理位置之特殊，足以说明它有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石作”就是生产各种建筑石材的衙署，归内官监管辖。在明永乐年间修建北京城时，就设在陟山门街路南的这片地方。到了清代因此处有明朝的石作，遂取街名为石作胡同。后又改为大石作胡同和小石作胡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北大回迁，汤用彤也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汤用彤一家就居住在小石作胡同3号。据汤一介回忆，当时是1946年，小石作胡同的院子是南北向的，院里很宽敞，进了院门，是一个过道，从过道再向里进去是一个小天井。天井的右边有一个小的跨院，院子里有四、五间房子。院子的右边是南房，南房旁有一道墙，墙上开有一个门直通正院。正院是四合院，里面有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正院还带着一个小的跨院，跨院里就是厨房等处了。一家人从1946年到1952年之间断断续续地住在这里。
纯儒之典型
汤用彤一生淡泊名利，好友钱穆在他的《忆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
在新中国成立前汤用彤一直是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他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多次向人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汤用彤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成立了一个“驻北京办事处”，傅斯年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汤用彤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
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后来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较低，而汤用彤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后来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向中华书局提出意见，中华书局才给以高稿酬。由此可见，汤用彤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自己的学问颇有自信。
汤用彤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汤用彤和夫人会去闻一多家打打麻将，或者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汤用彤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汤用彤的妹妹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如今在地图上大、小石作胡同，只能查到大石作胡同了，走在胡同里遇到一位正在悠闲晒太阳的老人，打听小石作胡同的位置，老人指了指东边的楼说：“小石作胡同原来就在那边儿，现在盖了高楼，胡同没了，再也找不到了……”曾经的小石作胡同淹没在了高楼之中无处可寻，留下的只有回忆了。
汤用彤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浙江黄梅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汤用彤一生致力于佛学研究，受到国内外汉学，佛学研究学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的许多论点被视为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