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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30日，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涉嫌受贿罪、徇私舞弊造成亏损罪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钟麓被指控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39万元人民币及在参与有关项目决策中徇私舞弊，造成公司亏损4440万余元人民币。法院将择日宣判。
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指控，1993年至1998年，王钟麓在担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浙江省置地联合公司、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达山（已被判刑6年）谋取利益。事后，王钟麓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先后5次收受孙达山39万元。公诉机关还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王钟麓在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深圳金三元大厦、佳宾大厦以及上海鸿发苑项目中徇私舞弊，造成公司亏损4446.73万元。其间，王钟麓的儿子王伟明（在逃）收受有关人员给予的人民币450万元、港币117万元、美元1万元和一辆价值8.3万美元的奔驰牌轿车。
从副省长“退到”国信老总
王钟麓于193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萧山原系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现划入杭州市区，称萧山区。萧山以经济实力雄厚而在全国颇负盛名，曾多次名列全国十大财神县，各项经济指标在浙江省名列第一。
从富甲一方的萧山走出来的王钟麓非常幸运。参加工作以后，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离开浙江经济的中枢机关--商业和财贸系统。1958年，28岁的王钟麓是浙江省委财贸部的秘书。那个时候的省委机构远没有现在这么庞大，财贸部是省委的一个重要机构。身为秘书的王钟麓努力工作，逐渐崭露头角，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到了1975年，也就是文革即将结束时，45岁的王钟麓升任浙江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文革结束后，一切百废待兴。在文革期间被提拔的王钟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由于他熟悉浙江财贸工作，而于1983年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不久又升任秘书长（正厅）。1987年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仍然分管财贸工作。这一年，他57岁。更何况，那几年中央提倡大力提拔使用年轻干部。处在他这个年龄，别的厅级干部该是功成身退地考虑退休养老了，而他竟然再次官升一级，进入全省人民瞩目的省级领导行列。
在担任副省长的那几年时间里，王钟麓倒并没有如何张扬。可能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经历，使他比别的领导更懂得如何收敛，如何韬光养晦。当时的各家媒体，甚至很少报道这位王副省长的活动。许多与他接触过的干部都说王副省长不错，平时说话不多，属于那种干实事的官员。按理说，这种个性有利于他继续在高层执政。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担任四年副省长之后，王钟麓竟然出人意料地离开了副省长的位置。
有人说，那是因为王钟麓年龄大了，1991年已经61岁，影响了别的干部的发展。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作为副省级干部，他完全还可以再干一任，离退休的时间还早着呢。主要的原因是王钟麓那时也有许多关于经济方面问题的反映，考虑到种种原因，干脆就让他提前退了下来。
这种理由还是可以相信的。因为王钟麓在1991年被免去副省长职务后，并没有像其他副省级干部一样被安排到人大、政协去干个副职，而是被挂了一段时间。到了1992年9月2日，王被任命为浙江国信董事长。从副省长的位置上转任到正厅级国企老总的位置，明显降了一级。尽管他在政治待遇上仍然享受副省级，可在旁人看来，他也算是触了“霉头”。这种安排，在全国各省市同级别的干部中，都是极少有的。不过，王钟麓本人对这种安排倒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消极的意思。政治上上不去，可以从经济上获得弥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王钟麓决心在浙江国信大干一番。
1992年9月2日，王钟麓入主浙江国信之后，便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去一份“特急”函件，要求调整扩大经营范围，将浙国信发展成“既是筹资融资的金融机构，又是兴办实业的投资公司”。
王钟麓之所以要这么干，一方面确实想把公司搞大、干出点声势来，另一方面，显然也想自己从中捞一把。
王钟麓入主浙江国信时间长达7年(1992-1999)，对于他在这期间的业绩，2000年4月29日，浙江国信曾召开三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王钟麓专门作了7年的工作述职报告。会议认为，“从1992年至1999年的7年来，公司总资产从12亿元增加到77.88亿元；资本金从17450万元增加到60451万元；累计实现利润55345万元，核销呆坏账33160万元……三届董事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王钟麓董事长的带领和全体顾问的帮助下，依靠全体员工尽心尽职，开拓进取，取得了较好成绩，圆满地完成了董事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92年的12亿激增到1999年的77.88亿元，两者之差为55.88亿元。如果这55.88亿元是真实的，王钟麓可谓是浙江国信的一大“功臣”。然而，审计部门进驻浙江国信审计后，委托评估公司对该公司资产作了评估之后才发现，王钟麓在董事会上报告的是单方面的“巨大成就”，掩盖着的卻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2001年12月7日，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浙国信作出资产评估，报告称，截至2001年10月31日，浙江国信企业集团的贷款余额为2.83亿元。而截至当年6月30日，浙江国信企业集团资产总额(合并)30.98亿元，负债总额(合并)28.84亿元，净资产(合并)仅为2.14亿元。
王钟麓在把浙江国信搞得花团锦簇的背后，留下的却是一个不良资产的巨大黑洞。
继任者案发牵出前任
王钟麓的案发，直接导火线是他的继任者——浙江国信的另一位董事长、党委书记陈文宪（于2002年1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999年，时任温州市市长的陈文宪未能在政治上再“进一步”，而是被安排到省城杭州、顶替王钟麓担任的其中一个职务——浙江国信总经理（王仍是董事长），2000年10月王钟麓退休后又继任董事长。这个后来自己表白说在政治是无果而后想在经济上大捞一把的人，终于被浙江省纪委抓住贪墨之手，并且把副省级的高官王钟麓也牵扯了进去。
2000年11月，省纪委决定抽调人力，开始关注浙江国信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这之前，浙江省审计厅已经对国信的经济责任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审计，发现了不少重大问题。审计报告出来后，浙江省审计厅向分管副省长作出汇报，同时也向浙江省纪委移送了一份审计函。浙江省分管审计工作的副省长在听取了审计厅的工作汇报后，认为浙江国信的问题比较严重，应该延伸审计，进一步深查。同时，征求有关领导意见，提出让省纪委派人参加。从2000年12月6日开始，延伸审计工作组对省国信于1997年8月6日打到上海XX置业有限公司发展部账户上的2450万元资金去向等情况进行了延伸审计。2001年2月4日，浙江省委领导在听取了延伸审计工作汇报后，进一步引起了重视，责成省纪委牵头彻查省国信公司存在的严重问题。在省纪委、审计厅联合办案组的共同努力下，陈文宪的其他经济问题也一一突破。更重要的是，办案组发现浙江国信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现任董事长陈文宪，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了公司原任董事长、前副省长王钟麓。并且，还掌握了王钟麓违纪问题的部分证据。
因为王钟麓是副省级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中央管。浙江省纪委向中央纪委作了汇报，中央纪委立即派出专案组进驻浙江，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在浙江、上海、香港等地全面铺开。
房地产商送他39万元
王钟麓受贿最重要、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来自房地产商孙达山（2003年10月17日因非法倒卖土地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所在公司被处罚金人民币1376万元）。孙系浙江萧山人，与王钟麓是地地道道的老乡。
孙达山在当地知名度颇高，因为他是浙江较早下海的地方官员。今年48岁的孙达山，早年分管过萧山市的宣传工作，1992年底从萧山市江南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位置上离职下海。从1992年开始，孙达山先后成为杭州华源实业公司、浙江置地联合公司(1999年4月注销)、杭州六和实业开发公司(1999年6月注销)、浙江钱江置地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8月，浙江省钱江电视台记者上书国土资源部反映浙江置地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达山“倒卖土地、侵吞公款”的违法行为，当时的国土资源部领导对此做出批示。随后，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与浙江省土地管理局展开了联合调查。调查后，责成市土管局处理。市土管局有结论：不予追究，并报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
2001年，浙江省纪委、省审计厅对浙江国信董事长陈文宪案件的调查发现了王钟麓与孙达山违法违纪的线索，因而进一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追究孙达山“倒卖土地使用权”，并于2001年9月26日正式立案并对孙达山刑事拘留。
孙达山向专案组交代了向王钟麓的行贿事实，从而使王钟麓案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1998年1月，孙达山以每亩19.5万元将该地块“卖给”浙江国信，浙江国信房产支付给置地公司5577万元征地包干费，从而使孙达山一下子获得了上千万元的利润。
为了获得王钟麓的支持，孙达山送给王钟麓人民币39万元。
王钟麓之所以敢收下孙达山的这笔巨款，除了贪婪外，还出于对孙达山的高度信任。因为，王钟麓与孙达山的关系，缘自于王钟麓出任浙江国信老总的1992年。也就是说，两人的关系已经很“铁”了。
在老乡关系的推动下，1992年下半年，孙达山多次找到王钟麓“发展”关系，并开始了生意上的来往。比如，他们的第一笔业务，就是1992年下半年，刚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经理不久的王钟麓，同孙达山的华源实业公司做了一笔石油成品买卖。这笔买卖的起先在于孙达山下海之前建立的关系。早先作为地方官员的孙达山于1985年至1988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北京认识了一些人。1992年，省计经委取得100万吨石油额度，将其中的45万吨批转给国信公司，30万吨批转给杭州钱江投资区江南管委会所属公司，其中包括孙达山的杭州华源实业公司。孙达山为资金问题找到王钟麓，王钟麓遂让浙江国信为华源实业发的5000万元企业债券提供了担保。华源实业当时由江南管委会批复设立，最早的2000万元注册资金，完全由孙达山等人自筹，所发的企业债，也经由主管机构审批，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发行、海通证券承销，分三期发行。浙江国信为第一期企业债作了担保。
儿子收受好处600余万
2003年8月15日，王钟麓受到查处的消息首先由新华社公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给予王钟麓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除了经济问题外，“王生活腐化，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据透露，王钟麓长期包养的这位情妇与他有工作关系，王钟麓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有所闻。一个年轻美貌的妇女傍上一个年已七旬的瘦老头，双方各自图谋何物，已是不言自明。不过，鉴于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一般只违纪不违法，专案组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查。
专案组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调查中还发现王钟麓涉嫌玩忽职守，造成巨大损失，其子从中收受巨额钱财等问题”。
与许运鸿、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等高官落马的原因一样，王钟麓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帮助儿子经商发财，甚至在自己帮别人的忙后让儿子收受好处。据公诉机关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王钟麓在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深圳金三元大厦、佳宾大厦以及上海鸿发苑项目中徇私舞弊，造成公司亏损4446.73万元。其间，王钟麓儿子王伟明（在逃）收受有关人员给予的人民币450万元、港币117万元、美元1万元和一辆价值8.3万美元的奔驰牌轿车，总计人民币600余万元。
浙江省公布的“2003年度十大经济案”中，“国企高官居首”。这十大案件中，名列第一位的便是“王钟麓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2003年1月16日，浙江省公安厅对省国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钟麓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立案侦查。经查，犯罪嫌疑人王钟麓任职期间，在省国信公司向海南太阳集团提供大额借款和贷款担保以及投资上海鸿发苑项目、深圳金三元大厦项目和嘉宾大厦项目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省国信公司巨额经济损失。2003年10月28日，王钟麓因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移送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万邦评估公司的评估，浙江国信和浙江国信企业集团母公司——浙江国信集团，为一些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报告显示，2000年浙江国信企业集团有净利润7.6万元，到了2001年上半年则亏损1838.7万元。此外，浙江国信集团还为国信企业集团下属的子公司——上海鸿汇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金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2000多万和1600多万逾期贷款，作了担保。两公司的会计报表显示，截至2001年6月30日，两公司分别亏损2000多万元和1100多万元。评估书显示，截至2001年6月30日，浙江国信为其他单位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12.07亿元，其中，为国信企业集团担保金额5.85亿元，为其他单位担保金额6.22亿元。
经调查，浙国信在明知风险极高的情况下，还是不断给上海的地产业务提供借款和融资担保，关键原因在于是王钟麓的儿子在负责上海的这块业务。
王钟麓的儿子王伟明，之所以要在上海开拓业务，除了上海是中国经济大都市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老婆是上海人，而且岳父是上海高官。
当王钟麓案发时，消息灵通的王伟明很快在境内消失，据说已逃往他国。尽管王钟麓的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他的儿子王伟明，但中纪委专案组只能找到他的家人，无法找到王伟明本人，从而大大影响了办案进度。
现在，王钟麓的案件已经结案，并且已经进入开庭审理阶段，但其儿子王伟明尚未归案。专案组将继续努力，争取通过各种关系尽早拿获王伟明，使之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指控，1993年至1998年，王钟麓在担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浙江省置地联合公司、杭州华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达山（已被判刑6年）谋取利益。事后，王钟麓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先后5次收受孙达山39万元。公诉机关还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王钟麓在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深圳金三元大厦、佳宾大厦以及上海鸿发苑项目中徇私舞弊，造成公司亏损4446.73万元。其间，王钟麓的儿子王伟明（在逃）收受有关人员给予的人民币450万元、港币117万元、美元1万元和一辆价值8.3万美元的奔驰牌轿车。
从副省长“退到”国信老总
王钟麓于193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萧山原系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现划入杭州市区，称萧山区。萧山以经济实力雄厚而在全国颇负盛名，曾多次名列全国十大财神县，各项经济指标在浙江省名列第一。
从富甲一方的萧山走出来的王钟麓非常幸运。参加工作以后，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离开浙江经济的中枢机关--商业和财贸系统。1958年，28岁的王钟麓是浙江省委财贸部的秘书。那个时候的省委机构远没有现在这么庞大，财贸部是省委的一个重要机构。身为秘书的王钟麓努力工作，逐渐崭露头角，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到了1975年，也就是文革即将结束时，45岁的王钟麓升任浙江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文革结束后，一切百废待兴。在文革期间被提拔的王钟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由于他熟悉浙江财贸工作，而于1983年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不久又升任秘书长（正厅）。1987年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仍然分管财贸工作。这一年，他57岁。更何况，那几年中央提倡大力提拔使用年轻干部。处在他这个年龄，别的厅级干部该是功成身退地考虑退休养老了，而他竟然再次官升一级，进入全省人民瞩目的省级领导行列。
在担任副省长的那几年时间里，王钟麓倒并没有如何张扬。可能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经历，使他比别的领导更懂得如何收敛，如何韬光养晦。当时的各家媒体，甚至很少报道这位王副省长的活动。许多与他接触过的干部都说王副省长不错，平时说话不多，属于那种干实事的官员。按理说，这种个性有利于他继续在高层执政。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担任四年副省长之后，王钟麓竟然出人意料地离开了副省长的位置。
有人说，那是因为王钟麓年龄大了，1991年已经61岁，影响了别的干部的发展。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作为副省级干部，他完全还可以再干一任，离退休的时间还早着呢。主要的原因是王钟麓那时也有许多关于经济方面问题的反映，考虑到种种原因，干脆就让他提前退了下来。
这种理由还是可以相信的。因为王钟麓在1991年被免去副省长职务后，并没有像其他副省级干部一样被安排到人大、政协去干个副职，而是被挂了一段时间。到了1992年9月2日，王被任命为浙江国信董事长。从副省长的位置上转任到正厅级国企老总的位置，明显降了一级。尽管他在政治待遇上仍然享受副省级，可在旁人看来，他也算是触了“霉头”。这种安排，在全国各省市同级别的干部中，都是极少有的。不过，王钟麓本人对这种安排倒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消极的意思。政治上上不去，可以从经济上获得弥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王钟麓决心在浙江国信大干一番。
1992年9月2日，王钟麓入主浙江国信之后，便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去一份“特急”函件，要求调整扩大经营范围，将浙国信发展成“既是筹资融资的金融机构，又是兴办实业的投资公司”。
王钟麓之所以要这么干，一方面确实想把公司搞大、干出点声势来，另一方面，显然也想自己从中捞一把。
王钟麓入主浙江国信时间长达7年(1992-1999)，对于他在这期间的业绩，2000年4月29日，浙江国信曾召开三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王钟麓专门作了7年的工作述职报告。会议认为，“从1992年至1999年的7年来，公司总资产从12亿元增加到77.88亿元；资本金从17450万元增加到60451万元；累计实现利润55345万元，核销呆坏账33160万元……三届董事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王钟麓董事长的带领和全体顾问的帮助下，依靠全体员工尽心尽职，开拓进取，取得了较好成绩，圆满地完成了董事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92年的12亿激增到1999年的77.88亿元，两者之差为55.88亿元。如果这55.88亿元是真实的，王钟麓可谓是浙江国信的一大“功臣”。然而，审计部门进驻浙江国信审计后，委托评估公司对该公司资产作了评估之后才发现，王钟麓在董事会上报告的是单方面的“巨大成就”，掩盖着的卻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2001年12月7日，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浙国信作出资产评估，报告称，截至2001年10月31日，浙江国信企业集团的贷款余额为2.83亿元。而截至当年6月30日，浙江国信企业集团资产总额(合并)30.98亿元，负债总额(合并)28.84亿元，净资产(合并)仅为2.14亿元。
王钟麓在把浙江国信搞得花团锦簇的背后，留下的却是一个不良资产的巨大黑洞。
继任者案发牵出前任
王钟麓的案发，直接导火线是他的继任者——浙江国信的另一位董事长、党委书记陈文宪（于2002年1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999年，时任温州市市长的陈文宪未能在政治上再“进一步”，而是被安排到省城杭州、顶替王钟麓担任的其中一个职务——浙江国信总经理（王仍是董事长），2000年10月王钟麓退休后又继任董事长。这个后来自己表白说在政治是无果而后想在经济上大捞一把的人，终于被浙江省纪委抓住贪墨之手，并且把副省级的高官王钟麓也牵扯了进去。
2000年11月，省纪委决定抽调人力，开始关注浙江国信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这之前，浙江省审计厅已经对国信的经济责任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审计，发现了不少重大问题。审计报告出来后，浙江省审计厅向分管副省长作出汇报，同时也向浙江省纪委移送了一份审计函。浙江省分管审计工作的副省长在听取了审计厅的工作汇报后，认为浙江国信的问题比较严重，应该延伸审计，进一步深查。同时，征求有关领导意见，提出让省纪委派人参加。从2000年12月6日开始，延伸审计工作组对省国信于1997年8月6日打到上海XX置业有限公司发展部账户上的2450万元资金去向等情况进行了延伸审计。2001年2月4日，浙江省委领导在听取了延伸审计工作汇报后，进一步引起了重视，责成省纪委牵头彻查省国信公司存在的严重问题。在省纪委、审计厅联合办案组的共同努力下，陈文宪的其他经济问题也一一突破。更重要的是，办案组发现浙江国信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现任董事长陈文宪，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了公司原任董事长、前副省长王钟麓。并且，还掌握了王钟麓违纪问题的部分证据。
因为王钟麓是副省级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中央管。浙江省纪委向中央纪委作了汇报，中央纪委立即派出专案组进驻浙江，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在浙江、上海、香港等地全面铺开。
房地产商送他39万元
王钟麓受贿最重要、最可靠的一个证据来自房地产商孙达山（2003年10月17日因非法倒卖土地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所在公司被处罚金人民币1376万元）。孙系浙江萧山人，与王钟麓是地地道道的老乡。
孙达山在当地知名度颇高，因为他是浙江较早下海的地方官员。今年48岁的孙达山，早年分管过萧山市的宣传工作，1992年底从萧山市江南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位置上离职下海。从1992年开始，孙达山先后成为杭州华源实业公司、浙江置地联合公司(1999年4月注销)、杭州六和实业开发公司(1999年6月注销)、浙江钱江置地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8月，浙江省钱江电视台记者上书国土资源部反映浙江置地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达山“倒卖土地、侵吞公款”的违法行为，当时的国土资源部领导对此做出批示。随后，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与浙江省土地管理局展开了联合调查。调查后，责成市土管局处理。市土管局有结论：不予追究，并报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
2001年，浙江省纪委、省审计厅对浙江国信董事长陈文宪案件的调查发现了王钟麓与孙达山违法违纪的线索，因而进一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追究孙达山“倒卖土地使用权”，并于2001年9月26日正式立案并对孙达山刑事拘留。
孙达山向专案组交代了向王钟麓的行贿事实，从而使王钟麓案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1998年1月，孙达山以每亩19.5万元将该地块“卖给”浙江国信，浙江国信房产支付给置地公司5577万元征地包干费，从而使孙达山一下子获得了上千万元的利润。
为了获得王钟麓的支持，孙达山送给王钟麓人民币39万元。
王钟麓之所以敢收下孙达山的这笔巨款，除了贪婪外，还出于对孙达山的高度信任。因为，王钟麓与孙达山的关系，缘自于王钟麓出任浙江国信老总的1992年。也就是说，两人的关系已经很“铁”了。
在老乡关系的推动下，1992年下半年，孙达山多次找到王钟麓“发展”关系，并开始了生意上的来往。比如，他们的第一笔业务，就是1992年下半年，刚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经理不久的王钟麓，同孙达山的华源实业公司做了一笔石油成品买卖。这笔买卖的起先在于孙达山下海之前建立的关系。早先作为地方官员的孙达山于1985年至1988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北京认识了一些人。1992年，省计经委取得100万吨石油额度，将其中的45万吨批转给国信公司，30万吨批转给杭州钱江投资区江南管委会所属公司，其中包括孙达山的杭州华源实业公司。孙达山为资金问题找到王钟麓，王钟麓遂让浙江国信为华源实业发的5000万元企业债券提供了担保。华源实业当时由江南管委会批复设立，最早的2000万元注册资金，完全由孙达山等人自筹，所发的企业债，也经由主管机构审批，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发行、海通证券承销，分三期发行。浙江国信为第一期企业债作了担保。
儿子收受好处600余万
2003年8月15日，王钟麓受到查处的消息首先由新华社公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给予王钟麓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除了经济问题外，“王生活腐化，长期与他人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据透露，王钟麓长期包养的这位情妇与他有工作关系，王钟麓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有所闻。一个年轻美貌的妇女傍上一个年已七旬的瘦老头，双方各自图谋何物，已是不言自明。不过，鉴于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一般只违纪不违法，专案组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查。
专案组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调查中还发现王钟麓涉嫌玩忽职守，造成巨大损失，其子从中收受巨额钱财等问题”。
与许运鸿、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等高官落马的原因一样，王钟麓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帮助儿子经商发财，甚至在自己帮别人的忙后让儿子收受好处。据公诉机关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王钟麓在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深圳金三元大厦、佳宾大厦以及上海鸿发苑项目中徇私舞弊，造成公司亏损4446.73万元。其间，王钟麓儿子王伟明（在逃）收受有关人员给予的人民币450万元、港币117万元、美元1万元和一辆价值8.3万美元的奔驰牌轿车，总计人民币600余万元。
浙江省公布的“2003年度十大经济案”中，“国企高官居首”。这十大案件中，名列第一位的便是“王钟麓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2003年1月16日，浙江省公安厅对省国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钟麓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案立案侦查。经查，犯罪嫌疑人王钟麓任职期间，在省国信公司向海南太阳集团提供大额借款和贷款担保以及投资上海鸿发苑项目、深圳金三元大厦项目和嘉宾大厦项目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省国信公司巨额经济损失。2003年10月28日，王钟麓因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移送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万邦评估公司的评估，浙江国信和浙江国信企业集团母公司——浙江国信集团，为一些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报告显示，2000年浙江国信企业集团有净利润7.6万元，到了2001年上半年则亏损1838.7万元。此外，浙江国信集团还为国信企业集团下属的子公司——上海鸿汇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金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2000多万和1600多万逾期贷款，作了担保。两公司的会计报表显示，截至2001年6月30日，两公司分别亏损2000多万元和1100多万元。评估书显示，截至2001年6月30日，浙江国信为其他单位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12.07亿元，其中，为国信企业集团担保金额5.85亿元，为其他单位担保金额6.22亿元。
经调查，浙国信在明知风险极高的情况下，还是不断给上海的地产业务提供借款和融资担保，关键原因在于是王钟麓的儿子在负责上海的这块业务。
王钟麓的儿子王伟明，之所以要在上海开拓业务，除了上海是中国经济大都市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老婆是上海人，而且岳父是上海高官。
当王钟麓案发时，消息灵通的王伟明很快在境内消失，据说已逃往他国。尽管王钟麓的许多问题都牵涉到他的儿子王伟明，但中纪委专案组只能找到他的家人，无法找到王伟明本人，从而大大影响了办案进度。
现在，王钟麓的案件已经结案，并且已经进入开庭审理阶段，但其儿子王伟明尚未归案。专案组将继续努力，争取通过各种关系尽早拿获王伟明，使之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