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个世纪的国祚、相对稳定的政权结构和特色制度，为古装剧的编剧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古装题材一直是东亚影视市场的热门主题，与西方更热衷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科幻大片不同，东亚市场的观众们，似乎更偏爱时代对个体存在一定约束的古装题材。
　　纵观近些年在中国市场火爆的古装朝鲜影视剧，故事背景几乎均集中在与明清同期的李氏朝鲜时代。
　　李氏朝鲜，是个怎样的时代？
　　“衣冠文物，悉同中国”
　　打开一部中文配音的古装朝鲜影视作品，很多画面会让我们感到异常熟悉：剧中人物穿着明制圆领袍，桌上放着四书五经，对话中甚至还出现“交泰殿”“勤政殿”这些似曾相识的名字。如果不是女主角极具特色的宫廷盘发，观众可能会误以为是在看一部明朝背景的国产剧集。甚至，在国产明代宫廷剧的弹幕中，一些高度还原明代服制的造型会被吐槽“像韩服”。
　　事实上，李氏朝鲜时期的宫廷服制，受明朝影响极大，可以说是“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当时的李氏朝鲜将明朝的赐服视为荣耀的象征，称“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迹也”。
　　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于1392年由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国，初定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后于1394年正式定都汉阳（今韩国首尔），以儒教治国，共历经27代君主、519年，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
　　能够延续五百余年的重要原因，是李氏朝鲜自开国以来就一直奉行“事大”国策。所谓“事大”，源于儒家“事大字小”的外交理念，最早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它是小国应对大国的策略：既能获得大国的庇护，又能保证自己的相对独立，延续政权，达到“保国”的目的。
　　李氏朝鲜的“事大”可谓贯彻得非常彻底。
　　1392年，刚刚自立为王的李成桂上书明朝，请求明对其所拟国号“朝鲜”“和宁”进行裁定。明太祖朱元璋以“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为由，赐国号为“朝鲜”。这是朝鲜历史上唯一一次请中国皇帝颁赐国号的行为。
　　此外，李氏朝鲜一直行大明年号，所谓“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在服饰制度上，李成桂确立了“承大明衣冠，禁胡服”的政策，此后，历代李氏朝鲜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效法中华”，心甘情愿接受大明服制文化，在官服、常服上皆与大明相近，甚至可以说一般无二。
　　如此“事大”，让李氏朝鲜拥有近六个世纪的国祚和相对稳定的政权结构，也保留完整的文献典籍，为古装剧的编剧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逆袭的“妖女”
　　国内宫廷剧常常走不出宫斗的怪圈，但在古装朝鲜剧中，却鲜少出现女性争夺男性宠爱的宫斗，反而集中展现她们打破阶级壁垒的“逆袭”。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源于李氏朝鲜奉行的“两班制”。
　　两班，是李氏朝鲜时代的贵族阶级，意为上朝时分列君王两侧的文武两班群臣，后引申为官员的家族。
　　李氏朝鲜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分为两班、中人、良民和贱民四个等级，各阶级身份世袭。为了抑制两班人口的增长，李氏朝鲜实行“从母法”和“庶孽禁锢法”。所谓的“庶孽”，是指两班家庭中妾侍所生的后代，良民所出称为庶子，贱民所出称为孽子，庶孽不得享受两班待遇，妾侍的儿子不能参加科举，只能担任低级官吏。
　　而对于作为妾侍本人的女性而言，其不可被扶正，只能长期被禁锢在无止境的森严等级制度中。但仍有个别女性不甘于此。她们被冠以“妖女”头衔，是挑战等级堡垒的“逆袭者”。她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为影视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
　　“妖女”张绿水的逆袭，是比较通俗的“美色故事”。张绿水和燕山君有点类似苏妲己与商纣王，只不过苏妲己好歹还是一方诸侯的女儿，张绿水却是妓生出身。
　　妓生，是李氏朝鲜时期为贵族提供歌舞表演的艺妓，本是属于贱民阶层，但张绿水却因燕山君的极度宠爱被册封为四品淑容，一步登天。
　　燕山君是朝鲜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暴君。他曾下令荡平京畿三十里做围场、将寺庙改成妓院、把书院改成酒馆，还和张绿水在酒宴上当众淫乐。燕山君死后，朝鲜王室为了维护体面，声称燕山君是受到“逆袭妖女”张绿水的蛊惑，迷了心智，才犯下大错，将有孕在身的张绿水斩首示众。在两班贵族看来，以贱民出身，却能够成为君王宠妃，就是她最大的过错。
　　张绿水固然曾一度实现了阶级的“逆袭”，但她也只是将那个时代女人能做的事做到了极致;她的后继“逆袭者”们，却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后宫之外，男人的世界。
　　在李氏朝鲜，女人和制度，本应该是两个毫无关系的名词，但郑兰贞却被士大夫咬牙切齿地称为“祸乱朝鲜制度的妖妇”。同样妓生出身的她，本是明宗时期文定王后兄长尹元衡的妾侍，但由于文定王后的宠信，在尹元衡正室去世后，她打破了妾侍不得被扶正的规定，被封为正一品贞敬夫人。郑兰贞利用尹元衡的权势，掌握了当时朝鲜国的商业权，牟取了大量财富。
　　在古装剧中的郑兰贞，还策划了“灼鼠之变”，驱逐了对世子构成威胁的敬嫔及其王子福城君。文定王后去世后，郑兰贞失去靠山，被人告发毒害正室，尹元衡也被弹劾宠妾灭妻，死于流放途中。
　　比起郑兰贞，“朝鲜第一妖妃”张玉贞则在权谋的逆袭之路上走得更遠。她是李氏朝鲜历史上第一位中人出身的王妃，为肃宗生下了唯一的儿子李昀（景宗）。因肃宗三代单传，李昀被立为世子。1689年，张玉贞母凭子贵，取代仁显王后闵氏成为肃宗正妃，开始利用王妃之身份在朝中广纳党羽，成功得到闵黯等南人党的支持，在企图通过其兄张希载及南人党领袖右相闵黯兴起大狱失败后，被降为禧嫔。
　　虽然在1701年，张玉贞因被指控使用巫蛊诅咒仁显王后而被赐死，但其以女子之身对朝局产生了极大影响，朝鲜学者称其可比“汉之吕雉、唐之武曌”。
　　另类的“医女”制度 　　2003年，韩剧《大长今》横空出世，由此掀起了一股韩剧热潮。“通医术”成为了许多古装朝鲜影视剧中的女主必会技能。
　　长今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也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位可以为君王诊病的女御医。在传统男尊女卑思想主宰的李氏朝鲜，能够被加封为“大”的女性十分罕见。
　　“大长今”凤毛麟角，李氏朝鲜时期真正的医女制，也远远没有荧屏上展现的那样浪漫美好。
　　影视剧中关于李氏朝鲜医女制度的“美好版本”是：基于传统“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影响，依据检校汉城尹知济生院许行衙的建议，选择童女教授以脉理、针灸等医药知识;到了世宗时期，甚至还额外规定她们在学医之前必须先熟读《千字文》《孝经》等汉语文献，以确保她们能拥有基本的道德操守、能够掌握读写汉字的能力。这种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朝鲜女性的生活中十分难得，看起来似乎是个极好的机会。
　　但是从真实的史料《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记载来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先将忠清、庆尚、全罗道界首官官婢内，择年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颖悟童女各二名，依选上女妓例，给奉足送于济生院，与本院医女，一处教训，待其成材，还送。”
　　医女是从各地官婢中出来的，大多属于贱民阶层。所以，即使她们能力再强，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仍然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比如，在世宗十九年，朝臣向世宗进言请求暂停舞童、女妓及医女等530余人的赐米，世宗毫不犹豫地答允。与舞童、女妓并列，轻易被夺走口粮，可以证明医女在李氏朝鲜宫廷中的地位之卑微。
　　到了燕山君一代，荒淫无度的他强迫医女学习歌舞表演，侍奉各种王宫酒宴场合，很多医女更被迫沦为“医妓”，成为两班士大夫的玩物。
　　虽然其后的中宗一代下令禁止医女出席宫中各式大小宴会，但自燕山君一朝以来养成的歪风已经无法遏制，医女充当官妓的风气积习难返，她们甚至被冠以“藥房妓生”的称号。
　　正祖朝时，文人李德懋所撰《青庄馆全书》中，录有一首题为《医女》的诗：“天桃高髻木鱼鬂，紫的回装草绿衣，应向壁藏新买宅，谁家今夜夜游归。”言辞十分暧昧，描绘出了当时医女的实际生活。直到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鲜在日本的胁迫下推行了所谓“甲午更张”的改革运动，医女制度才被废除，正式退出朝鲜的历史舞台。
　　漫长而独特的王朝，是故事生发的土壤;而在李氏朝鲜时代，在等级堡垒夹缝中的女性，则是了解古代朝鲜社会的微缩镜头，借此，我们得以在影视剧及各式演绎中，看到严肃正史之外的，另一种富有戏剧张力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