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青年杂志》的创办，确有陈独秀个人具体的现实考量，但更有其深刻的思想动因。这不但是受到其早年办报经历的直接影响，也是他对之前政治革命的参与和反思的结果，更与其深切的青年情结密切相关。
[关键词]《青年杂志》；陈独秀；办报经历；辛亥革命；青年情结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5-0018-03
百年前《青年杂志》（第2卷才更名为《新青年》）的创刊，后来被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其主编陈独秀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在当下的新文化运动研究与言说中，存在两种有失偏颇的极端倾向：一是直接从《新青年》阶段切入，仅在思想史层面阐述其重要地位而忽视具体发展过程，似乎《青年杂志》甫一问世便暴得大名直接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巨浪；二是注意回到历史现场，却过分强调了历史人物的现实抉择而忽视其思想动因，认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1]，甚至还有提出陈独秀“完全是源于生活困窘，需要在上海寻找一份适合个人兴趣，又能施展个人才华，且能有稳定收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作”。[2]诚然，作为一份思想文化刊物的《青年杂志》并不是一下子成为“一代名刊”的，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是创刊时陈独秀所能预料到的。但其人其时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也并非偶然。
一、早年办报经历的直接影响
陈独秀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书生革命家，一生谋道不谋食，虽是急性子的行动派，却也具有浓厚的文化情怀，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杂志》的创办可以说是其早年办报经历的进一步升华和扬弃。
1903年陈独秀因在家乡组织拒俄大会、发起成立安徽爱国学社遭到通缉逃亡上海。这时的上海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各类报刊如春笋勃发。清政府于是对革命言论大肆打压，终于酿成《苏报》案。陈独秀不畏艰险，在《苏报》被查封后不久，即与章士钊、张继等人合作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
1903年底《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次年春陈独秀回到家乡安庆旋即创办白话报纸《安徽俗话报》，成为陈独秀宣传先进思想的重要阵地，也为其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13年10月陈独秀参加讨袁革命失败，遭到通缉逃亡上海。此时他想到了继续自己的报刊事业，找到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提出创办一本杂志，并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3]，但限于实际条件没有付诸实现。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描述说“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4]其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请陈独秀襄助，于是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甲寅杂志》是比较明确的政论性刊物，对陈独秀后来创办《青年杂志》有直接影响。但这并不是说陈独秀是承继了其的办刊理念，相反加剧了其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东西并不多，真正袒露自己思想的只有一篇与《甲寅杂志》一贯政治观念完全不同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而已，文章对狭隘的爱国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5]此论一出颇受各方争议，陈独秀感到“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6]因此当汪孟邹来信告知妻子重病的消息后，他立即归国，在还担任《甲寅杂志》编辑期间就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办新杂志上，1915年9月一份与《甲寅杂志》在办刊宗旨、文章内容、读者群体定位上完全不同的《青年杂志》便在上海横空出世了。
二、对政治革命的参与和反思
陈独秀毕生的思想经历和革命实践极为曲折复杂，正由于此，才会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刊物《青年杂志》的创办。
陈独秀可谓是老牌革命党人了。除了创办和编撰《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进行文化宣传外，他还是一位异常活跃的革命活动家。早在1902年，他就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成为安徽近代革命运动的发端。在编撰《安徽俗话报》的过程中，陈独秀还曾应邀到上海参加由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等组织的暗杀团。然而陈独秀对“暗杀”这一所谓的革命方式并不完全认同和赞赏。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创立了秘密的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这个会的取义，是要大家效法岳武穆的精忠报国……”[7]岳王会成为安徽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推翻满清王朝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如果仅以排满反清为目标，辛亥革命可谓成功。但从建设真的民主共和国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还远没有完成。因此陈独秀说“中国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8]民国初期的政治现实，使陈独秀在其任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1913年到1915年，陈独秀亲历了革命的最低潮。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陈独秀开始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政治问题谋求思想文化的解决之道。1915年6月，陈独秀在回国的轮船上，看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而周围的中国人都在看热闹，他就立即上前阻止日警的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很多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他还听见日警叽里咕噜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内心被深深刺痛。[9]这个小插曲，更坚定了陈氏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念。当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的反袁运动。但陈独秀对此已无兴趣。陈独秀后来在谈怎么办起《青年杂志》时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约的时候，对他的刺激很大，他认为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10]他还对人说过：“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1]由此看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宗旨并非“不谈政治”，也不是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分割开来”，而实质上是要从思想文化的启蒙入手追求政治上的根本变革，注重国民的民主权利、个人人格独立和伦理自觉，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雄心壮志。 三、深切的青年情结
中国自古即有尊老、重老的传统，在传统典籍中与“老年”相对的常用词是“少年”，“青年”的说法虽有但比较冷僻、不常使用。自晚清之际近代中国最初流行的主要是“少年”话语，最典型的莫过于梁任公发表于1900年的名文《少年中国说》，之后“少年论述”风靡一时。陈独秀明显受到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的影响和启发，但值得玩味的是，他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少年”，而是选用“青年”作为自己主编杂志的名称。
“青年”一词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主要是受到欧洲和日本的影响，也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教育制度的变革有关。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崩塌，新式学堂、青年学生群体、各种青年社团开始大量出现，“青年论述”因此也得以通过各类报刊杂志进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清末民初大量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不可小觑。创始于欧洲的基督教青年会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青年社团，自19世纪后期即传入中国，1895年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之后青年会组织在中国遍地开花，随着青年会报刊的大量出版发行，“青年话语”也迅速流传。有学者统计，在1915年以前，国内的一般刊物以“青年”命名的大都是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报刊。[12]还有人指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就明显受到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主张的影响。[13]
陈独秀多大程度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充分材料的证明，但其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青年情结却是事实。早在1902年春，陈独秀与一班进步青年在家乡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青年励志学社”，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用青年冠名的进步学生团体。[14]
1915年陈独秀36岁，与《甲寅杂志》将读者定位在社会精英群体不同，他把杂志的思想主旨和读者群体旗帜鲜明地集中在朝气勃发的青年群体上。创刊初期的《青年杂志》作为一份综合性思想文化刊物，无论封面设计、栏目设置、文章内容都是围绕青年读者群体展开的，体现了主编的良苦用心。杂志从创刊到第2卷第5号都是由陈独秀个人在上海独立编辑，重要的文章也是其亲自撰写，集中发表了大量青年励志文章，传播先进文化，专注思想启蒙、塑造新型人格。杂志的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只有简单5条共几百字的《社告》，其中竟4条直接与青年有关，“青年”一词使用有6次之多。主编将中国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强调“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5]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撰写的气势磅礴的雄文《敬告青年》，其中创造了经典的“青年论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6]他鲜明提出新青年应有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不过，《青年杂志》起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发行方也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与社会风险。杂志在1916年2月15日出版第1卷第6号后停刊，同年9月复刊开始更名为《新青年》。刊物的改名并非出于陈独秀的本意，当时杂志发行方群益书社的老板陈氏兄弟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所办的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汪孟邹的日记中提到，提出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建议的是陈子寿，1916年3月他将这个建议与陈独秀、汪孟邹商量，陈独秀表示同意。之后，同年8月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指出是“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17]刊物虽然被迫更名，但“青年”一词仍然保留，并添加了一个“新”字，这在当时进化论思想深入人心、新旧之辨泾渭分明的社会心理条件下，反而更激发了编者的创作灵感和读者的阅读兴趣。机智的陈独秀更将无奈的选择说成是“勉副读者诸君属望”的主动改变，并随即以此为契机创作《新青年》一文，以如椽之笔塑造出新时代的青年形象。“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18]从此“新青年”在生理特征和年龄层次的社会人格角色之外，还进一步承载了道德和精神上的价值意蕴，完全成为了新时代新人的代名词。作为“永远的新青年”的陈独秀也步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1919年五四运动后，“青年论述”在中国开始广泛使用并流行开来。
参考文献：
[1]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近代史研究.2007（1）：22.
[2]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3.
[3][17]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33.33-34.
[4][5][16][1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3.150.158.208.
[6]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J].安徽史学.2002（4）：70.
[7]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380.
[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5.
[9]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73.
[10]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A].“一大”前后（二）[C]，人民出版社，1980.
[11]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J].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12][14]于明盛：《新青年》创刊前的中国青年现象考[J].史学月刊.2010（12）：130.131
[13]吕明涛：《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J].书屋.2005（8）：65.
[15]社告[J].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9.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青年杂志》；陈独秀；办报经历；辛亥革命；青年情结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5-0018-03
百年前《青年杂志》（第2卷才更名为《新青年》）的创刊，后来被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其主编陈独秀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在当下的新文化运动研究与言说中，存在两种有失偏颇的极端倾向：一是直接从《新青年》阶段切入，仅在思想史层面阐述其重要地位而忽视具体发展过程，似乎《青年杂志》甫一问世便暴得大名直接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巨浪；二是注意回到历史现场，却过分强调了历史人物的现实抉择而忽视其思想动因，认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1]，甚至还有提出陈独秀“完全是源于生活困窘，需要在上海寻找一份适合个人兴趣，又能施展个人才华，且能有稳定收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工作”。[2]诚然，作为一份思想文化刊物的《青年杂志》并不是一下子成为“一代名刊”的，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是创刊时陈独秀所能预料到的。但其人其时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也并非偶然。
一、早年办报经历的直接影响
陈独秀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书生革命家，一生谋道不谋食，虽是急性子的行动派，却也具有浓厚的文化情怀，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杂志》的创办可以说是其早年办报经历的进一步升华和扬弃。
1903年陈独秀因在家乡组织拒俄大会、发起成立安徽爱国学社遭到通缉逃亡上海。这时的上海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各类报刊如春笋勃发。清政府于是对革命言论大肆打压，终于酿成《苏报》案。陈独秀不畏艰险，在《苏报》被查封后不久，即与章士钊、张继等人合作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
1903年底《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次年春陈独秀回到家乡安庆旋即创办白话报纸《安徽俗话报》，成为陈独秀宣传先进思想的重要阵地，也为其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13年10月陈独秀参加讨袁革命失败，遭到通缉逃亡上海。此时他想到了继续自己的报刊事业，找到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提出创办一本杂志，并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3]，但限于实际条件没有付诸实现。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描述说“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4]其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请陈独秀襄助，于是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甲寅杂志》是比较明确的政论性刊物，对陈独秀后来创办《青年杂志》有直接影响。但这并不是说陈独秀是承继了其的办刊理念，相反加剧了其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东西并不多，真正袒露自己思想的只有一篇与《甲寅杂志》一贯政治观念完全不同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而已，文章对狭隘的爱国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5]此论一出颇受各方争议，陈独秀感到“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6]因此当汪孟邹来信告知妻子重病的消息后，他立即归国，在还担任《甲寅杂志》编辑期间就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办新杂志上，1915年9月一份与《甲寅杂志》在办刊宗旨、文章内容、读者群体定位上完全不同的《青年杂志》便在上海横空出世了。
二、对政治革命的参与和反思
陈独秀毕生的思想经历和革命实践极为曲折复杂，正由于此，才会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刊物《青年杂志》的创办。
陈独秀可谓是老牌革命党人了。除了创办和编撰《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进行文化宣传外，他还是一位异常活跃的革命活动家。早在1902年，他就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成为安徽近代革命运动的发端。在编撰《安徽俗话报》的过程中，陈独秀还曾应邀到上海参加由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等组织的暗杀团。然而陈独秀对“暗杀”这一所谓的革命方式并不完全认同和赞赏。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创立了秘密的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这个会的取义，是要大家效法岳武穆的精忠报国……”[7]岳王会成为安徽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推翻满清王朝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如果仅以排满反清为目标，辛亥革命可谓成功。但从建设真的民主共和国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还远没有完成。因此陈独秀说“中国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8]民国初期的政治现实，使陈独秀在其任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1913年到1915年，陈独秀亲历了革命的最低潮。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陈独秀开始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政治问题谋求思想文化的解决之道。1915年6月，陈独秀在回国的轮船上，看见日本船警打骂被窃车票的中国穷学生，而周围的中国人都在看热闹，他就立即上前阻止日警的暴行，并劝大家捐钱为穷学生补票，很多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他还听见日警叽里咕噜说“中国人唯暴力是从”，内心被深深刺痛。[9]这个小插曲，更坚定了陈氏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念。当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的反袁运动。但陈独秀对此已无兴趣。陈独秀后来在谈怎么办起《青年杂志》时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约的时候，对他的刺激很大，他认为中国还是军阀当权，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10]他还对人说过：“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1]由此看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宗旨并非“不谈政治”，也不是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分割开来”，而实质上是要从思想文化的启蒙入手追求政治上的根本变革，注重国民的民主权利、个人人格独立和伦理自觉，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雄心壮志。 三、深切的青年情结
中国自古即有尊老、重老的传统，在传统典籍中与“老年”相对的常用词是“少年”，“青年”的说法虽有但比较冷僻、不常使用。自晚清之际近代中国最初流行的主要是“少年”话语，最典型的莫过于梁任公发表于1900年的名文《少年中国说》，之后“少年论述”风靡一时。陈独秀明显受到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的影响和启发，但值得玩味的是，他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少年”，而是选用“青年”作为自己主编杂志的名称。
“青年”一词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主要是受到欧洲和日本的影响，也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教育制度的变革有关。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崩塌，新式学堂、青年学生群体、各种青年社团开始大量出现，“青年论述”因此也得以通过各类报刊杂志进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清末民初大量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不可小觑。创始于欧洲的基督教青年会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青年社团，自19世纪后期即传入中国，1895年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之后青年会组织在中国遍地开花，随着青年会报刊的大量出版发行，“青年话语”也迅速流传。有学者统计，在1915年以前，国内的一般刊物以“青年”命名的大都是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的报刊。[12]还有人指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就明显受到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主张的影响。[13]
陈独秀多大程度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充分材料的证明，但其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青年情结却是事实。早在1902年春，陈独秀与一班进步青年在家乡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青年励志学社”，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用青年冠名的进步学生团体。[14]
1915年陈独秀36岁，与《甲寅杂志》将读者定位在社会精英群体不同，他把杂志的思想主旨和读者群体旗帜鲜明地集中在朝气勃发的青年群体上。创刊初期的《青年杂志》作为一份综合性思想文化刊物，无论封面设计、栏目设置、文章内容都是围绕青年读者群体展开的，体现了主编的良苦用心。杂志从创刊到第2卷第5号都是由陈独秀个人在上海独立编辑，重要的文章也是其亲自撰写，集中发表了大量青年励志文章，传播先进文化，专注思想启蒙、塑造新型人格。杂志的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只有简单5条共几百字的《社告》，其中竟4条直接与青年有关，“青年”一词使用有6次之多。主编将中国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强调“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5]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撰写的气势磅礴的雄文《敬告青年》，其中创造了经典的“青年论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6]他鲜明提出新青年应有的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不过，《青年杂志》起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发行方也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与社会风险。杂志在1916年2月15日出版第1卷第6号后停刊，同年9月复刊开始更名为《新青年》。刊物的改名并非出于陈独秀的本意，当时杂志发行方群益书社的老板陈氏兄弟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所办的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汪孟邹的日记中提到，提出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建议的是陈子寿，1916年3月他将这个建议与陈独秀、汪孟邹商量，陈独秀表示同意。之后，同年8月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指出是“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17]刊物虽然被迫更名，但“青年”一词仍然保留，并添加了一个“新”字，这在当时进化论思想深入人心、新旧之辨泾渭分明的社会心理条件下，反而更激发了编者的创作灵感和读者的阅读兴趣。机智的陈独秀更将无奈的选择说成是“勉副读者诸君属望”的主动改变，并随即以此为契机创作《新青年》一文，以如椽之笔塑造出新时代的青年形象。“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18]从此“新青年”在生理特征和年龄层次的社会人格角色之外，还进一步承载了道德和精神上的价值意蕴，完全成为了新时代新人的代名词。作为“永远的新青年”的陈独秀也步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1919年五四运动后，“青年论述”在中国开始广泛使用并流行开来。
参考文献：
[1]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近代史研究.2007（1）：22.
[2]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3.
[3][17]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33.33-34.
[4][5][16][1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3.150.158.208.
[6]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J].安徽史学.2002（4）：70.
[7]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380.
[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5.
[9]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73.
[10]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A].“一大”前后（二）[C]，人民出版社，1980.
[11]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J].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12][14]于明盛：《新青年》创刊前的中国青年现象考[J].史学月刊.2010（12）：130.131
[13]吕明涛：《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J].书屋.2005（8）：65.
[15]社告[J].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9.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