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名前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成名后能经得住诱惑。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两点太重要了。
麦家没想到自己能得茅盾文学奖。对自己的拿奖，麦家用“突然、激动、受宠若惊”表达自己的心情。获奖的几天里，麦家说自己“人是木的”。
“好作品太多，远不止这4部，这决定了得和不得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说真的，从铁凝主席通知我得奖到现在，我一直处于一种恍惚中，怀疑这不是真的。”麦家说。
获奖改变了麦家的生活。虽然在获奖的前4个月，老家杭州富阳的麦家就已经从成都电视台调到杭州市文联，作为突出文艺人才被引进的麦家，和余华一样，也获得了杭州市政府提供的一套住房。但在他获茅盾文学奖后，住房的档次也发生了巨变：和余华一样由在郊区滨江新区变成了城内离西湖文化广场很近的青湖小区。
此外，杭州市还将给麦家高于茅盾文学奖奖金5万元6到10倍的奖金，还给了他和冯小刚、赖声川、刘恒、杨澜、朱德庸一样的待遇，在杭州西溪创意产业园提供一栋三面环水、风景秀丽，近400平方米的别墅，收取象征性的租金，让他成立影视工作室。
麦家《暗算》的获奖，从提名到获奖都有争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本届茅盾文学奖最大的亮点。对于这个有些烫手的问题，麦家很冷静：“这个问题我是最不合适回答的人选。评奖不是投标，也不是自说自话。”
“密码”
记者：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当兵？
麦家：因为家里政治成分不好，爸爸是右派，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个地主，所以到了我高考的时候，就特别想读军校，以参军来改变家里的政治地位。1981年我参加高考，理科成绩非常好，数学是100，物理98，化学是97，但英语只有18分，语文60分，政治64分。
当时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来我校招生，要的分数很高，我主动和一个军官搭话，说自己物理和数学考得很好，希望他要我。但他看我总分差他们学校的录取线20多分，没有理我。后来，因为他挑中的20个人体检时一下刷下来11个，他就想起我来，就这样我进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学习。
记者：怎么会写小说的？
麦家：因为军校的生活环境极其封闭，大部分业余时间我都在读小说。读多了就想写，开始是乱想的，后来才慢慢开始发表作品。我读的军校是行业性的，毕业后肯定要到某个系统去工作，那是一个神秘又令人起敬的系统，集合了很多精英人物，藏龙卧虎，但无名无利，默默地为国家作奉献。我在那里，每天跟着师傅学技术，学本领，按照规定，我只能进我实习的那个办公室，隔壁办公室我都不能去。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等于是在对你进行保密教育，让你尽量少接触人。
后来我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领导把我当“笔杆子”调去机关当干事，就离开了这群人。后来领导发现我这个“笔杆子”是假的。怎么回事？写小说和写材料完全是两回事，我写的第一个材料里出现了23个破折号，还有无数的省略号，结果在大会上挨批评、被嘲笑，现在在那儿还作为笑话在传。我因此成了一个无用的人，反倒给了我写小说的时间。然后我又写了几篇小说，在军内小有名气，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的时候，我报名去考，考上了文学系。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我没有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专家”，反而成了一个“争名夺利”的作家，惭愧！尤其是和那些战友比，他们才是崇高的，令人崇敬的。
记者：你的工作经历，对你的小说有怎么样的帮助？
麦家：现在人家经常问我，你写这些破译家，是不是接触过密码？我说我跟破译家的关系就是远远地看过他们。我从事的是机密度较低的工作，我师傅经常对我指指点点地说：那个人，你不要去挨近他。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师傅也不跟我说理由。后来我慢慢知道，破译家身上的机密度很高，低密度的人跟他打交道，比方一起打球、打牌，他无意中说的什么可能一下子使你的密度也变高了，本来你的密度只有5年，但某一件事甚至某一句话就可能让你密度增加几年，甚至十几年。师傅出于对我的关心，才说那些人不要去跟他们打交道。那些人至今对我都像个影子，神奇，神秘，羡慕，敬仰。
因为不了解他们，反倒留下了对他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一直在想隔壁的那些人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怎么样开展工作，《暗算》某种意义上把这群人物从幕后推出来了。那是一群令我起敬和难忘的无名英雄，我离开他们了，却时常在想念他们。对一个作家来说，一个事物总在脑子里转，早晚就会变成笔下的文字。我通过写作表达对他们的交流和思念。就是说，这是我接通过去的一种方式，我忘不了他们，写他们其实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想象他们的现在。你没有这种经历不可能有这种体会，他们生活在“地下”，有时即使近在眼前，也难能一见。
《解密》
记者：能说说长篇小说处女作《解密》的创作过程吗？
麦家：1991年7月，我在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突然想起了我以前那些战友，那段经历，随后我想以此为背景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鲁莽的举动”似乎暗示我将要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分人生。其间我经历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
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一般人有的。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电视台编剧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再到杭州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很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困、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地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过程和锻炼，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记者：听说它曾经以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形式出现过？
麦家：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想抛弃它，我曾从6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2万字的短篇发表，即《紫密黑密》，后来又从11万字的草稿中整出一部4万字的中篇发表，即《陈华南笔记本》。這都是我曾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了小树枝。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
回想起来，我经常觉得，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但说到底，是我在怀念“他们”，崇敬他们，也是他们的崇高给了我力量，让我“坚持到底”。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发时，曾有个题记，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他们是人之精灵，但特殊的身份注定他们要隐姓埋名。他们是我最崇敬的人，此书谨献给他们。
记者：怎么看对你的“黑马”评价？
麦家：在《解密》前我写过很多小说，也在《当代》、《收获》、《十月》等文学杂志上发了很多中短篇小说，但没有人注意。而《解密》一出来就引人关注，大大小小的奖得了不少，还博得了影视界的青睐。有人说我是文坛杀出的一匹“黑马”，其实是老马了，你看我满头白发。
现在我经常跟一些作家朋友说，你就像我这样守着写，成名前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成名后能经得住诱惑。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两点太重要了。和我一起写作的朋友有很多都是才华横溢的，已经走了90步了，最后10步没坚持下来，耐不住寂寞，最后都去做别的了，从政、经商不写了。相比之下，我一直在那里挖井，挖井，突然挖到这个地方，出水了，水质似乎还不错，喜欢的人不少，让我尝到了甜头。于是我就继续往下挖，就这样有了《暗算》。说实话，《暗算》是我用《解密》的边角料做的一个小说，但因为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火了，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名气。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也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暗算》
记者：你分析过《暗算》受欢迎的原因吗？
麦家：《暗算》为什么这么火？它没有做任何宣传，也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走的是地方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第一部”。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始终像个传说一样神秘、好奇，你可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不了解。包括我的小说受人瞩目也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怎么看待它和电视剧的不同？麦家：《暗算》有五个独立的故事，杨健来找我时，其中五个故事之一：《刀尖上的行走》，因单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已被北京某影视公司买走电视改编权。后来她看了我写的一个短篇电视剧本《地下的天空》，觉得可以用这个故事置换《刀尖上的行走》，这就是现在的第三部《捕风者》。当时《地下的天空》其实已经由央视和我们成都电视台拍过并播出，还获得了2002年度金鹰奖的最佳电视剧，只不过只有上下集，没有特别大的社会影响。
就小说和电视剧相比，区别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是另外加进去的，而前面两个故事虽然相同，但情节量是不够的。小说的情节需要浓缩，很多东西都在叙述中带过去了，电视剧要铺开来写。从结构上说，小说需要复杂，电视剧需要简单，原来小说中五个故事由五个人物分头在讲，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安在天，和安在天的父亲。电视剧是大众文化，你不能玩深奥的，但小说是魔术，是真实的谎言，如果太简单就没趣味了。问题是这个“区别”也是我完成的，我的小说只有20万字，而剧本至少有60万字，三倍的量。我不是吹牛，有些作家确实写不来电视剧，但我会，我的工作是电视台的专职电视剧编剧，写小说其实是业余的。
记者：后来怎么打起了官司？
麦家：现在事情闹成这样，好像大家都在为争名夺利胡说八道，我扪心自问，没有！我在博客中一开始就申明，我愿意对我说的负法律责任，这话不能随便说的。我在写博客时心里其实是已经很愤怒的，但我给自己定了两条：一，不要搞人身攻击，二，实话实说。我在文章里没有一个脏字，没有一句骂人的话。而且，我自始至终承认，杨健作了最后的修改，她要署第二编剧不是不可以。只是她不跟我打招呼就改了，署了名，我有意见，何必这样呢？那时我们没矛盾的，可以交流的。即使有矛盾，你是老板，我是干活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所以这件事上，如果说我有气主要是指这个。这个关系还不大的，我内心可以调整得过来，如果仅仅是这样，没有第二次、第三次那种事情，哪会有今天？
算了，不说这个，没劲。我现在都在回避媒体来跟我说这件事，因为够了，下一步不是我来说了，而是法律。《暗算》剧组陆续有人来找我说这个那个，感觉是来声援我的，但说真的，我不需要，我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只想用简单的方式为自己讨回公道。我也不是为了利打这官司，我早就说了，将来官司赢了，我得到的赔偿除了律师代理费，其余的我将全捐给希望工程。你知道我家在浙江富阳，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四川有很多“老边少”地区还是很贫困的，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在四川已经呆了十多年，体重增加了四分之一，用纳博科夫的话说，我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四川人。
记者：杨健说她丰富和完善了你的小说，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麦家：话说回来，小说《暗算》中三个故事设计了不同的背景：第一个是写的抗美援朝期间，解放军跟美军在情报领域展开的对抗；第二部分写的是60年代中苏交恶的时期，解放军跟苏军在情报领域的对抗；第三部分才是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情报领域的对抗。通过这个小说我想描写我军情报人员在与敌人斗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智慧和精神。但改电视剧时，制片方担心这样写会得罪外交部，最后这些故事的背景全部落到国民党头上去了。
电视剧和小说确实是不一样的，小说受众面小，相对审查要松一些，电视剧审查严。据我所知，《暗算》电视剧的审查遇到了很大麻烦，最后能够通过，播出，九死一生，她杨健是立了大功的。功是功，过是过，我不会因为有矛盾回避说人家好话，包括我的博客文章里，她对我有什么好我不回避。有人说我在博客上当君子是SB，我也想骂人，但是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这样好。一个作家破口大骂，是有损于作家形象的。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为了捍卫一个作家的尊严。作家在影视圈里被欺负的何止是我？为什么现在很多作家不愿意涉足影视圈，就是因为是非太多了，应有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悬疑
记者：怎么看待你身上的“悬疑文学”帽子？
麦家：现在有人总说我是悬疑推理小说作家，我想如果一定要把我跟悬疑挂钩，我觉得我属于智力悬疑小说。《解密》刚出版的时候打的是新智力小说，因为我的小说逻辑性特别强，智力的成分比较多。小说要写得好看，悬疑当然是手段之一，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悬疑推理小说写得太简单化了，故事编得不好，人心没放在里面，可能它很好看、很好玩，惊心动魄，稀奇古怪，引入人胜。但它没有和你发生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你不会因为看这个小说心痛，看了也就看了，跟玩网络游戏差不多。
悬疑在小说家族当中是一个古老的门类，也是比较讨巧的一个构建小说的武器。国外中世纪的一系列宗教小说和中国的志怪小说都可以看作悬疑小说，爱伦·坡和希区柯克是这方面的大师，把悬疑和文学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中国现在很多悬疑小说只有“悬疑”，缺乏小说本身应有的“纪律”和文学应有的“承担”，令人担忧。我理解的是，没有什么军事文学、悬疑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等等的区别，文学就是文学，就是通过文字去关注人的内心、演绎人的内心、演绎人的命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记者：怎么看电视剧对你小说的影响？
麦家：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往悬疑方面发展，但我写的情报机构的斗智故事本身就有悬疑色彩，这是题材给我的力量和好处。所以，我的小说和一般的纯文学相比销路要好得多。其实在《暗算》电视剧播出之前，我的小说已经卖得相当不错，當然这跟张小波先生发行的渠道和大力宣传也有很大关系，电视剧的火只不过是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写小说从来不会想到影视的要求，那么多影视公司把我小说买去了以后，发现他们找不到编剧，因为我的小说连对话都没有，而且故事太复杂，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写不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怪圈，买我的小说的公司最后都要回头来找我写剧本，但我实在是不想写。我想写小说，我都这个年纪了，精力有限，这十年正是写小说的好时候。
记者：长篇小说三部曲《蒙面人》进行得怎么样了？
麦家：《蒙面人》是我继《暗算》后写的新长篇，也是我对同类题材的一个谢幕性的东西，体积和我的用心都是比较大的。总共有三部，估计要超过100万字，去年完成出版了第一部，35万字。
《蒙面人》写的还是一个破译家的故事，但与《解密》和《暗算》有很大区别。你别以为我雷同，不会的。破译家又不是破译机器，就是机器不同时代也是有不同类型的，现在全是大型计算机，以前是小型的，再以前是一个算盘，再再以前是一支笔。我这次写的就是一个用一支笔来破译日军密码的大天才。他在“纸上谈兵”，却歼敌于千里之外，他身为一人，但起的作用却抵得过一个军团。如果你觉得武侠是个神奇的世界，那么我认为他的工作和本事比“武林江湖”和类似“独孤求败”这样的人神奇得多了。关键是他是“确有其人”，只是长期以来“蒙了面”，与你擦肩而过时，你还以为不过是凡人一个。
麦家没想到自己能得茅盾文学奖。对自己的拿奖，麦家用“突然、激动、受宠若惊”表达自己的心情。获奖的几天里，麦家说自己“人是木的”。
“好作品太多，远不止这4部，这决定了得和不得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说真的，从铁凝主席通知我得奖到现在，我一直处于一种恍惚中，怀疑这不是真的。”麦家说。
获奖改变了麦家的生活。虽然在获奖的前4个月，老家杭州富阳的麦家就已经从成都电视台调到杭州市文联，作为突出文艺人才被引进的麦家，和余华一样，也获得了杭州市政府提供的一套住房。但在他获茅盾文学奖后，住房的档次也发生了巨变：和余华一样由在郊区滨江新区变成了城内离西湖文化广场很近的青湖小区。
此外，杭州市还将给麦家高于茅盾文学奖奖金5万元6到10倍的奖金，还给了他和冯小刚、赖声川、刘恒、杨澜、朱德庸一样的待遇，在杭州西溪创意产业园提供一栋三面环水、风景秀丽，近400平方米的别墅，收取象征性的租金，让他成立影视工作室。
麦家《暗算》的获奖，从提名到获奖都有争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本届茅盾文学奖最大的亮点。对于这个有些烫手的问题，麦家很冷静：“这个问题我是最不合适回答的人选。评奖不是投标，也不是自说自话。”
“密码”
记者：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当兵？
麦家：因为家里政治成分不好，爸爸是右派，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个地主，所以到了我高考的时候，就特别想读军校，以参军来改变家里的政治地位。1981年我参加高考，理科成绩非常好，数学是100，物理98，化学是97，但英语只有18分，语文60分，政治64分。
当时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来我校招生，要的分数很高，我主动和一个军官搭话，说自己物理和数学考得很好，希望他要我。但他看我总分差他们学校的录取线20多分，没有理我。后来，因为他挑中的20个人体检时一下刷下来11个，他就想起我来，就这样我进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学习。
记者：怎么会写小说的？
麦家：因为军校的生活环境极其封闭，大部分业余时间我都在读小说。读多了就想写，开始是乱想的，后来才慢慢开始发表作品。我读的军校是行业性的，毕业后肯定要到某个系统去工作，那是一个神秘又令人起敬的系统，集合了很多精英人物，藏龙卧虎，但无名无利，默默地为国家作奉献。我在那里，每天跟着师傅学技术，学本领，按照规定，我只能进我实习的那个办公室，隔壁办公室我都不能去。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等于是在对你进行保密教育，让你尽量少接触人。
后来我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领导把我当“笔杆子”调去机关当干事，就离开了这群人。后来领导发现我这个“笔杆子”是假的。怎么回事？写小说和写材料完全是两回事，我写的第一个材料里出现了23个破折号，还有无数的省略号，结果在大会上挨批评、被嘲笑，现在在那儿还作为笑话在传。我因此成了一个无用的人，反倒给了我写小说的时间。然后我又写了几篇小说，在军内小有名气，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的时候，我报名去考，考上了文学系。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我没有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专家”，反而成了一个“争名夺利”的作家，惭愧！尤其是和那些战友比，他们才是崇高的，令人崇敬的。
记者：你的工作经历，对你的小说有怎么样的帮助？
麦家：现在人家经常问我，你写这些破译家，是不是接触过密码？我说我跟破译家的关系就是远远地看过他们。我从事的是机密度较低的工作，我师傅经常对我指指点点地说：那个人，你不要去挨近他。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师傅也不跟我说理由。后来我慢慢知道，破译家身上的机密度很高，低密度的人跟他打交道，比方一起打球、打牌，他无意中说的什么可能一下子使你的密度也变高了，本来你的密度只有5年，但某一件事甚至某一句话就可能让你密度增加几年，甚至十几年。师傅出于对我的关心，才说那些人不要去跟他们打交道。那些人至今对我都像个影子，神奇，神秘，羡慕，敬仰。
因为不了解他们，反倒留下了对他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一直在想隔壁的那些人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怎么样开展工作，《暗算》某种意义上把这群人物从幕后推出来了。那是一群令我起敬和难忘的无名英雄，我离开他们了，却时常在想念他们。对一个作家来说，一个事物总在脑子里转，早晚就会变成笔下的文字。我通过写作表达对他们的交流和思念。就是说，这是我接通过去的一种方式，我忘不了他们，写他们其实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想象他们的现在。你没有这种经历不可能有这种体会，他们生活在“地下”，有时即使近在眼前，也难能一见。
《解密》
记者：能说说长篇小说处女作《解密》的创作过程吗？
麦家：1991年7月，我在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突然想起了我以前那些战友，那段经历，随后我想以此为背景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鲁莽的举动”似乎暗示我将要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分人生。其间我经历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
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一般人有的。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电视台编剧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再到杭州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很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困、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地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过程和锻炼，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记者：听说它曾经以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形式出现过？
麦家：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想抛弃它，我曾从6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2万字的短篇发表，即《紫密黑密》，后来又从11万字的草稿中整出一部4万字的中篇发表，即《陈华南笔记本》。這都是我曾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了小树枝。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
回想起来，我经常觉得，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但说到底，是我在怀念“他们”，崇敬他们，也是他们的崇高给了我力量，让我“坚持到底”。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发时，曾有个题记，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他们是人之精灵，但特殊的身份注定他们要隐姓埋名。他们是我最崇敬的人，此书谨献给他们。
记者：怎么看对你的“黑马”评价？
麦家：在《解密》前我写过很多小说，也在《当代》、《收获》、《十月》等文学杂志上发了很多中短篇小说，但没有人注意。而《解密》一出来就引人关注，大大小小的奖得了不少，还博得了影视界的青睐。有人说我是文坛杀出的一匹“黑马”，其实是老马了，你看我满头白发。
现在我经常跟一些作家朋友说，你就像我这样守着写，成名前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成名后能经得住诱惑。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两点太重要了。和我一起写作的朋友有很多都是才华横溢的，已经走了90步了，最后10步没坚持下来，耐不住寂寞，最后都去做别的了，从政、经商不写了。相比之下，我一直在那里挖井，挖井，突然挖到这个地方，出水了，水质似乎还不错，喜欢的人不少，让我尝到了甜头。于是我就继续往下挖，就这样有了《暗算》。说实话，《暗算》是我用《解密》的边角料做的一个小说，但因为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火了，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名气。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也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暗算》
记者：你分析过《暗算》受欢迎的原因吗？
麦家：《暗算》为什么这么火？它没有做任何宣传，也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走的是地方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第一部”。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始终像个传说一样神秘、好奇，你可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但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不了解。包括我的小说受人瞩目也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怎么看待它和电视剧的不同？麦家：《暗算》有五个独立的故事，杨健来找我时，其中五个故事之一：《刀尖上的行走》，因单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已被北京某影视公司买走电视改编权。后来她看了我写的一个短篇电视剧本《地下的天空》，觉得可以用这个故事置换《刀尖上的行走》，这就是现在的第三部《捕风者》。当时《地下的天空》其实已经由央视和我们成都电视台拍过并播出，还获得了2002年度金鹰奖的最佳电视剧，只不过只有上下集，没有特别大的社会影响。
就小说和电视剧相比，区别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是另外加进去的，而前面两个故事虽然相同，但情节量是不够的。小说的情节需要浓缩，很多东西都在叙述中带过去了，电视剧要铺开来写。从结构上说，小说需要复杂，电视剧需要简单，原来小说中五个故事由五个人物分头在讲，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安在天，和安在天的父亲。电视剧是大众文化，你不能玩深奥的，但小说是魔术，是真实的谎言，如果太简单就没趣味了。问题是这个“区别”也是我完成的，我的小说只有20万字，而剧本至少有60万字，三倍的量。我不是吹牛，有些作家确实写不来电视剧，但我会，我的工作是电视台的专职电视剧编剧，写小说其实是业余的。
记者：后来怎么打起了官司？
麦家：现在事情闹成这样，好像大家都在为争名夺利胡说八道，我扪心自问，没有！我在博客中一开始就申明，我愿意对我说的负法律责任，这话不能随便说的。我在写博客时心里其实是已经很愤怒的，但我给自己定了两条：一，不要搞人身攻击，二，实话实说。我在文章里没有一个脏字，没有一句骂人的话。而且，我自始至终承认，杨健作了最后的修改，她要署第二编剧不是不可以。只是她不跟我打招呼就改了，署了名，我有意见，何必这样呢？那时我们没矛盾的，可以交流的。即使有矛盾，你是老板，我是干活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所以这件事上，如果说我有气主要是指这个。这个关系还不大的，我内心可以调整得过来，如果仅仅是这样，没有第二次、第三次那种事情，哪会有今天？
算了，不说这个，没劲。我现在都在回避媒体来跟我说这件事，因为够了，下一步不是我来说了，而是法律。《暗算》剧组陆续有人来找我说这个那个，感觉是来声援我的，但说真的，我不需要，我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只想用简单的方式为自己讨回公道。我也不是为了利打这官司，我早就说了，将来官司赢了，我得到的赔偿除了律师代理费，其余的我将全捐给希望工程。你知道我家在浙江富阳，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四川有很多“老边少”地区还是很贫困的，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在四川已经呆了十多年，体重增加了四分之一，用纳博科夫的话说，我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四川人。
记者：杨健说她丰富和完善了你的小说，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麦家：话说回来，小说《暗算》中三个故事设计了不同的背景：第一个是写的抗美援朝期间，解放军跟美军在情报领域展开的对抗；第二部分写的是60年代中苏交恶的时期，解放军跟苏军在情报领域的对抗；第三部分才是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情报领域的对抗。通过这个小说我想描写我军情报人员在与敌人斗争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智慧和精神。但改电视剧时，制片方担心这样写会得罪外交部，最后这些故事的背景全部落到国民党头上去了。
电视剧和小说确实是不一样的，小说受众面小，相对审查要松一些，电视剧审查严。据我所知，《暗算》电视剧的审查遇到了很大麻烦，最后能够通过，播出，九死一生，她杨健是立了大功的。功是功，过是过，我不会因为有矛盾回避说人家好话，包括我的博客文章里，她对我有什么好我不回避。有人说我在博客上当君子是SB，我也想骂人，但是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这样好。一个作家破口大骂，是有损于作家形象的。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为了捍卫一个作家的尊严。作家在影视圈里被欺负的何止是我？为什么现在很多作家不愿意涉足影视圈，就是因为是非太多了，应有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悬疑
记者：怎么看待你身上的“悬疑文学”帽子？
麦家：现在有人总说我是悬疑推理小说作家，我想如果一定要把我跟悬疑挂钩，我觉得我属于智力悬疑小说。《解密》刚出版的时候打的是新智力小说，因为我的小说逻辑性特别强，智力的成分比较多。小说要写得好看，悬疑当然是手段之一，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手段。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悬疑推理小说写得太简单化了，故事编得不好，人心没放在里面，可能它很好看、很好玩，惊心动魄，稀奇古怪，引入人胜。但它没有和你发生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你不会因为看这个小说心痛，看了也就看了，跟玩网络游戏差不多。
悬疑在小说家族当中是一个古老的门类，也是比较讨巧的一个构建小说的武器。国外中世纪的一系列宗教小说和中国的志怪小说都可以看作悬疑小说，爱伦·坡和希区柯克是这方面的大师，把悬疑和文学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中国现在很多悬疑小说只有“悬疑”，缺乏小说本身应有的“纪律”和文学应有的“承担”，令人担忧。我理解的是，没有什么军事文学、悬疑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等等的区别，文学就是文学，就是通过文字去关注人的内心、演绎人的内心、演绎人的命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记者：怎么看电视剧对你小说的影响？
麦家：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往悬疑方面发展，但我写的情报机构的斗智故事本身就有悬疑色彩，这是题材给我的力量和好处。所以，我的小说和一般的纯文学相比销路要好得多。其实在《暗算》电视剧播出之前，我的小说已经卖得相当不错，當然这跟张小波先生发行的渠道和大力宣传也有很大关系，电视剧的火只不过是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写小说从来不会想到影视的要求，那么多影视公司把我小说买去了以后，发现他们找不到编剧，因为我的小说连对话都没有，而且故事太复杂，没有专业背景的人写不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怪圈，买我的小说的公司最后都要回头来找我写剧本，但我实在是不想写。我想写小说，我都这个年纪了，精力有限，这十年正是写小说的好时候。
记者：长篇小说三部曲《蒙面人》进行得怎么样了？
麦家：《蒙面人》是我继《暗算》后写的新长篇，也是我对同类题材的一个谢幕性的东西，体积和我的用心都是比较大的。总共有三部，估计要超过100万字，去年完成出版了第一部，35万字。
《蒙面人》写的还是一个破译家的故事，但与《解密》和《暗算》有很大区别。你别以为我雷同，不会的。破译家又不是破译机器，就是机器不同时代也是有不同类型的，现在全是大型计算机，以前是小型的，再以前是一个算盘，再再以前是一支笔。我这次写的就是一个用一支笔来破译日军密码的大天才。他在“纸上谈兵”，却歼敌于千里之外，他身为一人，但起的作用却抵得过一个军团。如果你觉得武侠是个神奇的世界，那么我认为他的工作和本事比“武林江湖”和类似“独孤求败”这样的人神奇得多了。关键是他是“确有其人”，只是长期以来“蒙了面”，与你擦肩而过时，你还以为不过是凡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