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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侯仁之在天津工商学院为行将毕业的学生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常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所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定。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侯仁之写给行将毕业的“诸君”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出自在燕京大学多年生活中对于青年励志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自己的人生体悟。事业，成为“读书人”的士节与献身的核心，这是侯仁之自我摸索的结论，标志着学者之人生观的成熟确立。
侯仁之在三十岁之前确立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志，而侯仁之选择的这种历史地理研究，的确可以体现士节——矢志不渝，可以值得献身——终生不悔，可以令国家和社会蒙受他的利益——经世致用。
不过，在求学的初期，侯仁之却未曾想到过历史或地理，那时，“历史地理”还不是青年侯仁之准备献身的“坚定的事业”。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忧患意识与时俱进，在人生理想中，虽有奋发的愿望，但还未曾想过任何具体的专业，即使想过，也未曾轮到历史或地理。少年侯仁之，在对母亲的感念中，仅有过从事教师职业的笼统意向。
直到在中学理科班毕业，侯仁之在父亲的叮嘱下，有了做医生的具体想法。不过，在填写报考大学专业的那一刻，医学却只作为第二选择，而排在首位的是：历史学。这是侯仁之青年时代思想的重要转折，转得好像有点急。
侯仁之何以选择历史？坦率地说，侯仁之并不像许多报考历史专业的人那样对历史本身有多少兴趣，也不是像某些文史学者那样，四岁背古书，六岁写对联，有着传统的知学惯性。
历史学在侯仁之心头忽然跃出，首先是因为顾颉刚。一九三二年，侯仁之在因日本侵华而产生的苦闷中，读到顾颉刚的《贡献给今日青年》一文（载《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受到“不要空谈救国”号召的激励。侯仁之进而找来顾颉刚的《古史辨》阅读。然而，对于《古史辨》中曾引发学界震动的古史研究新法，却不是侯仁之的兴奋所在。倒是“长达百余页的‘自序’，犹如一篇自传，详细讲述了作者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却使我深有感受”（《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32页）。顾颉刚的人生品格吸引了侯仁之。很简单，因为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侯仁之便有了投考“顾颉刚的历史系”的想法。
不过，说侯仁之对于历史研究缺乏思想基础也不对，也不符合那一代人的学识特点。青年侯仁之对历史研究曾有真切体会，那是在中学行将毕业的时候。在同一期《中学生》杂志上，侯仁之读到一篇《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北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页）。历史研究可以解答今日的问题，这正是侯仁之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的缘故。这也成为一个特征，一直保持在侯仁之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它是认识侯仁之学术特色的一个关键。侯仁之从来是关注现实的，在侯仁之的理解中，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死线。其实，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本身是一类重要的学术问题，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研究与现实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实用”史学。
对青年侯仁之报考历史专业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他的弟弟侯硕之的一番话。侯硕之“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说他们本来都是学医的，却都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兼事历史研究，对社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2页）。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于历史学都抱有如此殷切的现实性期待。
一九三二年，侯仁之作为潞河中学的保送生参加了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并获得奖学金，进入燕大历史系。
燕大有三位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顾颉刚、邓之诚。以三位导师的盛名、学养和师风，历史系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极佳的求学环境，史学要义、治史之法均不在话下。学习是从基本训练开始的。侯仁之在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史学研究的正途。在洪业所授“史学方法”课中，侯仁之完成习作《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获得“佳甚”的评语。邓之诚曾出示相传为万斯同的《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嘱咐侯仁之详加校阅。经过研究，侯仁之断定这六本传记残稿乃是初刻《明史》列传稿的过渡稿本，所有删改字迹均出自王鸿绪的手笔，因而写成《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此文后刊载于《燕京学报》。当时，顾颉刚正准备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遂交给侯仁之为《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的工作。
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与研究，培养出侯仁之在史学考证上的方法与能力。他对严谨的考证方法也的确产生了兴趣，因频繁检阅古代文献，“稔识昔贤用力精勤，史法谨严，不禁爱之好之”（《明史列传稿斠录》，侯仁之著，载《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八年）。
不过，侯仁之的胸臆之中另有一种天然植下的爱好，它是生活以至学业路途中的另一种驱动力。侯仁之后来进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正是受了这一驱动力的推动。
侯仁之说：“我爱旅行。”大地，以及面对大地时的快意与追问的欲望，对侯仁之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幼年时代，家乡——华北大平原——的平坦与辽阔，便在侯仁之心中引发感受：天空“在四周的地平线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浑圆的圆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想我的家乡就是世界的中心了”（《步芳集》，96页）。刚入小学不久，侯仁之便随高年级同学远足数公里之外，登上一座最高的沙丘，“第一次在高处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蜿蜒的道路”。侯仁之还注意到，在沙丘上，“一些高大的果树被埋没得只剩了一些树尖尖”（《步芳集》，96页）。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常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性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所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定。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侯仁之写给行将毕业的“诸君”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出自在燕京大学多年生活中对于青年励志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自己的人生体悟。事业，成为“读书人”的士节与献身的核心，这是侯仁之自我摸索的结论，标志着学者之人生观的成熟确立。
侯仁之在三十岁之前确立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志，而侯仁之选择的这种历史地理研究，的确可以体现士节——矢志不渝，可以值得献身——终生不悔，可以令国家和社会蒙受他的利益——经世致用。
不过，在求学的初期，侯仁之却未曾想到过历史或地理，那时，“历史地理”还不是青年侯仁之准备献身的“坚定的事业”。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忧患意识与时俱进，在人生理想中，虽有奋发的愿望，但还未曾想过任何具体的专业，即使想过，也未曾轮到历史或地理。少年侯仁之，在对母亲的感念中，仅有过从事教师职业的笼统意向。
直到在中学理科班毕业，侯仁之在父亲的叮嘱下，有了做医生的具体想法。不过，在填写报考大学专业的那一刻，医学却只作为第二选择，而排在首位的是：历史学。这是侯仁之青年时代思想的重要转折，转得好像有点急。
侯仁之何以选择历史？坦率地说，侯仁之并不像许多报考历史专业的人那样对历史本身有多少兴趣，也不是像某些文史学者那样，四岁背古书，六岁写对联，有着传统的知学惯性。
历史学在侯仁之心头忽然跃出，首先是因为顾颉刚。一九三二年，侯仁之在因日本侵华而产生的苦闷中，读到顾颉刚的《贡献给今日青年》一文（载《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受到“不要空谈救国”号召的激励。侯仁之进而找来顾颉刚的《古史辨》阅读。然而，对于《古史辨》中曾引发学界震动的古史研究新法，却不是侯仁之的兴奋所在。倒是“长达百余页的‘自序’，犹如一篇自传，详细讲述了作者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却使我深有感受”（《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32页）。顾颉刚的人生品格吸引了侯仁之。很简单，因为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侯仁之便有了投考“顾颉刚的历史系”的想法。
不过，说侯仁之对于历史研究缺乏思想基础也不对，也不符合那一代人的学识特点。青年侯仁之对历史研究曾有真切体会，那是在中学行将毕业的时候。在同一期《中学生》杂志上，侯仁之读到一篇《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北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1页）。历史研究可以解答今日的问题，这正是侯仁之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的缘故。这也成为一个特征，一直保持在侯仁之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它是认识侯仁之学术特色的一个关键。侯仁之从来是关注现实的，在侯仁之的理解中，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死线。其实，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本身是一类重要的学术问题，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研究与现实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实用”史学。
对青年侯仁之报考历史专业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他的弟弟侯硕之的一番话。侯硕之“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说他们本来都是学医的，却都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兼事历史研究，对社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侯仁之燕园问学集》，32页）。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于历史学都抱有如此殷切的现实性期待。
一九三二年，侯仁之作为潞河中学的保送生参加了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并获得奖学金，进入燕大历史系。
燕大有三位著名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顾颉刚、邓之诚。以三位导师的盛名、学养和师风，历史系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极佳的求学环境，史学要义、治史之法均不在话下。学习是从基本训练开始的。侯仁之在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史学研究的正途。在洪业所授“史学方法”课中，侯仁之完成习作《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获得“佳甚”的评语。邓之诚曾出示相传为万斯同的《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嘱咐侯仁之详加校阅。经过研究，侯仁之断定这六本传记残稿乃是初刻《明史》列传稿的过渡稿本，所有删改字迹均出自王鸿绪的手笔，因而写成《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此文后刊载于《燕京学报》。当时，顾颉刚正准备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遂交给侯仁之为《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的工作。
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与研究，培养出侯仁之在史学考证上的方法与能力。他对严谨的考证方法也的确产生了兴趣，因频繁检阅古代文献，“稔识昔贤用力精勤，史法谨严，不禁爱之好之”（《明史列传稿斠录》，侯仁之著，载《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八年）。
不过，侯仁之的胸臆之中另有一种天然植下的爱好，它是生活以至学业路途中的另一种驱动力。侯仁之后来进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正是受了这一驱动力的推动。
侯仁之说：“我爱旅行。”大地，以及面对大地时的快意与追问的欲望，对侯仁之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幼年时代，家乡——华北大平原——的平坦与辽阔，便在侯仁之心中引发感受：天空“在四周的地平线上画出了一个十分浑圆的圆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想我的家乡就是世界的中心了”（《步芳集》，96页）。刚入小学不久，侯仁之便随高年级同学远足数公里之外，登上一座最高的沙丘，“第一次在高处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蜿蜒的道路”。侯仁之还注意到，在沙丘上，“一些高大的果树被埋没得只剩了一些树尖尖”（《步芳集》，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