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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一号成功遨游太空之际，在南非开普敦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活动日，一位年近八旬的中国老人再次站在领奖台上，接受来自全球宇航科学界专家的祝贺和敬意。
10月3日，当刘纪原走向领奖台接受国际宇航科学院授予的“西奥多·冯·卡门奖”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国际宇航科学院秘书长康坦先生高度评价刘纪原在国际航天技术合作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赞扬他作为中国航天开展国际空间技术合作的开拓者和领导人，领导主持了大量在卫星研制与应用、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地球遥感技术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为中国和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前，全球有28位航天先驱获得此荣誉，刘纪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8年前，同样的金秋十月，在举国上下庆祝神舟五号飞船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飞天梦想的大喜日子里，刘纪原在德国不莱梅市举行的第54届国际宇航联大会上，成为首位荣获国际宇航联颁发的“爱伦。艾米尔国际航天奖”的中国人。
随后，刘纪原在答谢词中，感谢国际宇航科学院对他本人和中国航天界的认可，表示中国航天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长足发展和对国际合作的贡献是其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合作已成为世界宇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和战略布局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只有加强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方面的国际合作，才能使全世界的航天技术更快地发展，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我们身后是整个中华民族
面对记者的祝贺，刘纪原发自肺腑地说：“荣誉属于中国航天这个群体，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荣誉也属于那些创业者、开拓者以及所有为之奋斗过的人，属于那些关心和支持航天事业发展的人们。”
刘纪原是中国与国际航天产业接轨的开拓者。1984年，长期从事航天控制研究和火箭研制管理工作的刘纪原走上了航天工业领导岗位，先后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总经理兼航天局局长。他主持发展战略研究，领导规划编制和实施，带领中国航天走出了运载火箭系列化、卫星平台通用化发展的路子；他组织了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专项技改等重大工程立项、论证和研制；提出并推进航天效益工程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效益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为中国航天持续发展并在世界航天发射服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国家把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航天科技工业战线积极贯彻“军民结合”、“军转民”、“内转外”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同时，加快了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步伐。刘纪原是中国航天承揽对外发射服务的坚定支持者与组织者。
刘纪原说：“国家号召‘军民结合’、‘军转民’，并不是让大家去做冰棍(当时曾出现研究所长带头、后勤加工，在街上卖冰棍的情况)，去抢占社会上已有的民用工业的产品，而是要利用航天技术优势，开发创新一般企业难以开发的产品，把我们拥有的特殊产品，例如卫星、运载火箭开发民用市场。用我们的强项运载火箭进人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填补空缺，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也是最好的军转民，必须把握住。”
80年代中，世界航天史上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事故。仅1986年上半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机毁人亡。接着大力神3D火箭、德尔它火箭以及欧空局阿里安火箭相继出现一系列发射失败。由此出现了用户急于寻找运载火箭的情景，这无疑是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发射市场的最好契机。但是，如何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
为使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经刘纪原建议，航天工业部党组决定：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朱维增、崔鑫水、褚桂柏、樊靖中、林殷定、海定科和陈中青等组成10人小组，专门负责对外发射事务的调研。从1986年初开始，刘纪原精心组织的10人小组通过到美国等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市场调研后，提出了可行性论证方案。1986年8月2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联合向中央提出用中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的报告——《关于为外国发射卫星若干问题的请示》。1 986年9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国发(1986)88号文件，将发射外星列入国家重点工程。文件中对渠道疏通、贷款、价格政策、保险、发射设施、机场开放及国际线路开通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因报告起草日期为1986年7月，中央将发射外星这一工程，命名为“867工程”。这份报告在计划经济时代，相当于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凌空一脚进球，使全场胜利有了良好的开局。
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既需要机遇，更需要实力。为了不失时机地发展中国的火箭技术，为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提供必要的补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及时地提出了研制捆绑式火箭的建议。
刘纪原说：“当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领导，开始筹划长二捆时，找少数几位设计人员进行总体构思，实际上是黄作义根据美国卫星公司研制的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情况提出的设想，回国找的王永志、曹正邦、余梦伦等研究的。随即绘制出了3张原理草图，提出了在可靠性极高的长征二号丙火箭基础上，一级捆绑四个液体助推火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大推力火箭，既可保证设计方案上的可靠性，在技术上有很好的继承性，在短期内又有可能投入国际市场。”
此前，中国航天在研究下一步发展目标时，曾提出过要在长征三号的基础上“上改下捆，先改后捆”，走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的道路。当时把“改”放在第一位，改成了再实现捆。这里说的“改”就是研制一个新的第三级火箭。“捆”，就是在火箭的一级四周捆绑上若干个助推火箭。“改”已列人中国航天《“七五”规划》。当时为了适应国际航天产业形势，尽快拿出大推力的火箭进入国际发射市场，就要适当调整原先的安排，提前研制捆绑式火箭。
刘纪原说：“林宗棠部长对规划的调整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在长二捆立项，落实澳星合同，抓长二捆的研制、疏通渠道，解决贷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用中国火箭发射国外的重型卫星，用国际市场牵引长征火箭跟踪世界水平，使得其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从1.4吨提高到5.3吨。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中国航天以较快的速度成功研制出长二捆、长三乙、长二丙改进型等新型火箭，拥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主推火箭。商业发射还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1990年～1999年，商业发射在长征火箭发射总量中占60％，约占同期国际市场份额的7％～9％。这些商业发射，从一个侧面加快了 中国航天与国际航天接轨的步伐，带动长征火箭继续跻身于世界前列，促使中国继续保持航天大国的地位。 刘纪原说：“中国的商业发射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100％地依靠市场，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在巨额投入和巨大风险面前，世界各国的商业发射无不借助于银行和保险这两大市场支柱。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先后为商业发射服务提供了数+亿元人民币贷款，长二捆、长三乙、长二丙改等型号的研制都是在中国金融界的鼎力支持下完成的。国际金融界也为鑫诺一号卫星等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
在中国承揽对外发射服务的岁月里，留下了太多让刘纪原难以忘怀的故事。
1987年1月28日正是大年三十。晚上，纽约唐人街上灯影阑珊，行人稀少，爆竹零星。他和发射服务考察团的成员们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用餐。餐馆老板感到稀奇，问：“人们都赶回国过年了，你们怎么还在美国，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当他得知是推销中国的运载火箭后，非常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出来只能开开餐馆，现在你们出来推销火箭，使我们海外华人感到骄傲。”感慨之余，老板免费赠送他们两个菜，其中有一大盘辣子肉丁。
刘纪原说：“尽管当时在美国备受冷落，但我们深深地感到背后是日益强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支持。”
心有多大天地有多大
1993年6月6日，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暨中国国家航天局成立，这是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航天的良好机遇。刘纪原出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成为中国航天工业的领头羊。这位深得三晋文化嫡传的山西汉子既有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也有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
航天工业总公司在总结和回顾了40多年的发展和对外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外经外贸、引进外资等国际空间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后，提出了“国际航天合作的四项原则”。1994年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刘纪原首次宣布了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航天合作四项原则。10月9日至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45届国际宇航联合会大会上，刘纪原发表了题为《开发空间、放眼未来、加强合作》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关于开展国际航天合作的四项原则：
一、和平利用空间资源，发展卫星及应用技术，为发展经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服务；
二、在平等互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空间技术合作；
三、坚持自由、平等、合理竞争的原则，开展卫星发射服务和卫星及空间技术产品的贸易活动；
四、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技术和利用空间技术发展经济。
从此，中国航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有了全新的发展。特别是在中美航天合作受到种种干扰的情况下，中国与欧洲、俄罗斯、乌克兰和亚太等国的航天合作，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要写入中国航天开放史册的应该还有被称为“开创了第三世界航天高科技领域合作先例”的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一号卫星。从1999年起，中巴联合发射了3颗资源卫星，这3颗卫星不仅为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国民经济服务，还为国际减灾贡献了力量。为了促进中国与巴西地球资源卫星的合作，刘纪原先后4次出访巴西，和巴西科技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合作成功立下汗马功劳。1999年4月26日，巴西政府授予刘纪原巴西最高科技奖——“大十字科技贡献勋章”。
刘纪原说：“江泽民主席和几任巴西总统都曾把中巴合作研制卫星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巴两国都是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过去长期依赖其它国家的价格昂贵的遥感卫星图像，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和约束。自从中巴资源卫星上天以后，两国地面站已接收了上百万景图像数据，应用十分广泛，涵盖了农、林、水、土、城、环、灾等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相关领域技术水平的提高，拓展了航天高技术转化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资源卫星的成功，填补了两国卫星家族的空白，促进了两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带动了两国电子、光学、机械、材料、制冷等众多相关领域的进步，双方从该项目都得到巨大收益。中巴资源卫星数据在南美洲其他国家和中国周边地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用户群，已经形成业务化、规模化应用卫星数据的局面。”
刘纪原还积极促成了中国航天与欧洲的合作，与德国建立了合资公司。航天总公司和法国宇航公司、德国宇航公司、英国马可尼公司、意大利阿列尼亚公司以及欧空局的领导人频频互访，商谈落实双方的合作项目，使双方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5年6月刘纪原率团出访欧洲三国时，签署了联合研制鑫诺一号卫星的有关文件，卫星由法国宇航公司负责生产，从而使中法双方的合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鑫诺一号卫星于1998年7月18日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成功。中国和欧洲各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从此有着广阔的前景。
同时，中国航天加强了同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航天合作，大力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的合作。经过几年努力，1992年1 2月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亚太地区空间技术与应用多边合作研讨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各国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会上提出筹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筹委会”的建议。2005年10月28日8个成员国签署《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标志该组织正式成立。2008年历经16年筹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揭牌成立。
刘纪原说：“亚太各国在空间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国家间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而且通过将空间科技应用于资源探测、灾害管理、通信导航等领域，有助于解决各国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随着中国航天在世界航天舞台上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际航天界向中国航天张开了欢迎的臂膀。
在刘纪原理事长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宇航学会成功申办了国际宇航联大会。1996年10月7日，第47届国际宇航联大会和各国空间局局长论坛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来自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江泽民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出席国际宇航联大会和空间论坛会议的各国航天局负责人，国务委员宋健作了题为《扩大空间技术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开创21世纪的航天时代》的主题报告。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国际宇航联大会展览会，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巴西、芬兰等14个国家的100多家公司和机构参加了展出。这届大会对日益发展和进步的国际宇航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生产和对外开放产生重要影响。
刘纪原说：“从1997年至1999年初， 我们接待了数百个外国宇航代表团，数以千计的外宾和台胞参观了我国航天设施及西昌、酒泉和太原三个卫星发射中心，增进了相互了解。我国同法国、德国、美国、巴西、日本、巴基斯坦、泰国、印度、韩国、意大利、英国、瑞典、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欧空局以及有关的国际空间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和一些项目的合作，并同上述国家和组织签订了有关空间技术合作协议、协定、合作议定书及备忘录。”
正是有了这些合作的基础，中国航天即使在中美航天合作停滞后，仍然迎来了更广泛的朋友，对外发射服务成为了我国高科技“走出去”的一面耀眼的旗帜。从1990年到今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共进行了32次国际商业发射，为国际用户发射了38颗卫星，完成了6次搭载服务，并实现了整星出口，向国际用户在轨交付了3颗通信卫星。
天路迢迢同志还需努力
50多年航天生涯的浸润，干航天不仅成为了习惯，更是刘纪原生命的源动力。
1999年从航天领导岗位退下之后，刘纪原将目光聚焦在国家战略研究和高科技产业化上，他运用大战略思维，将战略管理从原先的企业管理应用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研究层面。
“空间科技还有很大的潜能没能充分发挥和利用，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空间信息资源共享和部门间协作机制等层面的问题。对此，需要携起手来，群策群力，一同解决。”2010年5月29日，国际宇航科学院(IAA)全球环境影响合作首次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刘纪原在会上作此呼吁。
1992年，250个国家和组织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已经提出，“发展和应用空间监测技术来监测和管理资源、环境和人口，是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早在2007年，刘纪原与lAA院士吴美蓉、顾行发提出并经IAA中国院士的讨论认可，成立了“全球环境影响国际合作计划”，试图回答“空间科技如何应对人类生存环境挑战中的疑难问题”，并迅即得到IAA主席团的批准。面向全球环境影响研究的IAA研究组于2009年11月成立，这也得到中外各方的响应与支持。围绕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组重点关注地震预测预警与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公共卫生与人类健康、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等议题，并在此研究中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全球数据共享。由于在航天领域和管理创新方面的杰出贡献，2009年10月刘纪原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副主席，为中国航天界赢得了荣誉。
2010年5月30日，在国家国防科工局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支持下，IAA研究院中国挂牌成立。这为世界各国IAA院士在空间科技与应用中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IAA秘书长康坦评价说：“这是50年来IAA的工作人员和框架首次扩展到了巴黎以外的地方。”
面对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刘纪原心急如焚，他说：“我们需要能够以各种眼光俯视祖国大地乃至全球的能力。我们必须用综合、集成的思想和方法，研究和发展卫星应用体系。在加快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及防灾减灾高技术成果转化和综合集成的基础上，设计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工程，完善国家和地方灾情监测、预警、评估、应急救助指挥体系。通过尽快启动和实施天网、地网和应用网的三网合一，使我国空间信息应急水平能够达到连续监测、科学预测、早期报警、实时预报、应急救援的目标。同时，通过制定空间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推动和支持国家以及部门、地区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为国家运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信息保证和技术支持。”
“历尽沧桑知锦华，静览万物于道中。”
刘纪原表示，自从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冯，卡门奖”后，各位领导、亲友和昔日同事的祝贺声纷至沓来，另外，还有来自媒体的追捧和崇敬，以及为中国航天争光的溢美之词。这些让他非常感动，但也让他内心惴惴不安。
“获奖后，中央电视台驻南非的记者在开普敦采访时问我，作为第一位华人获奖者获这么大奖，为何不兴奋?我如此回答：‘这个奖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中国航天，中国航天界人人有份。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那些为开创中国航天事业呕心沥血甚至牺牲生命的先驱者。
我觉得不期而得的‘冯·卡门奖’不仅仅是对我工作的嘉奖，更是国际航天界对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的认可。这不仅仅是对现在的人，对于我们航天界的老领导，开拓者，以至工作在一线默默无闻的这些人的肯定。这是无数人经过努力打下的基础，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5周年，也即将迎来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每当喜庆的节日，我就会想起老一辈革命者，想起航天老领导和老专家，想起他们的精神风貌，想起他们对我的教诲。记得神舟五号成功飞行后，我和戚发轫院士曾陪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张庆伟总经理、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殷兴良总经理一起去看望钱老。钱老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但事后，我听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仅仅是开始’。在举国欢庆杨利伟飞天壮举的气氛中，钱老的冷静和理智，如同醍醐灌顶，让我对所从事的航天事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中国航天正是因为坚持弘扬航天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和勇攀高峰，才取得当今成就，但相对国际航天的发展，相比国家的需求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我把‘冯·卡门奖’当做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希望此奖的获得能吸引更多的人对航天的关注，能得到更多炎黄子孙的支持和认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为祖国贡献出更多力量，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感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国际合作部、原航天工业总公司外事司全体工作人员对本文的贡献。)
10月3日，当刘纪原走向领奖台接受国际宇航科学院授予的“西奥多·冯·卡门奖”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国际宇航科学院秘书长康坦先生高度评价刘纪原在国际航天技术合作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赞扬他作为中国航天开展国际空间技术合作的开拓者和领导人，领导主持了大量在卫星研制与应用、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地球遥感技术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为中国和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前，全球有28位航天先驱获得此荣誉，刘纪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8年前，同样的金秋十月，在举国上下庆祝神舟五号飞船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飞天梦想的大喜日子里，刘纪原在德国不莱梅市举行的第54届国际宇航联大会上，成为首位荣获国际宇航联颁发的“爱伦。艾米尔国际航天奖”的中国人。
随后，刘纪原在答谢词中，感谢国际宇航科学院对他本人和中国航天界的认可，表示中国航天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长足发展和对国际合作的贡献是其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合作已成为世界宇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和战略布局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只有加强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方面的国际合作，才能使全世界的航天技术更快地发展，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我们身后是整个中华民族
面对记者的祝贺，刘纪原发自肺腑地说：“荣誉属于中国航天这个群体，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荣誉也属于那些创业者、开拓者以及所有为之奋斗过的人，属于那些关心和支持航天事业发展的人们。”
刘纪原是中国与国际航天产业接轨的开拓者。1984年，长期从事航天控制研究和火箭研制管理工作的刘纪原走上了航天工业领导岗位，先后出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总经理兼航天局局长。他主持发展战略研究，领导规划编制和实施，带领中国航天走出了运载火箭系列化、卫星平台通用化发展的路子；他组织了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专项技改等重大工程立项、论证和研制；提出并推进航天效益工程和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效益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为中国航天持续发展并在世界航天发射服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国家把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航天科技工业战线积极贯彻“军民结合”、“军转民”、“内转外”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同时，加快了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步伐。刘纪原是中国航天承揽对外发射服务的坚定支持者与组织者。
刘纪原说：“国家号召‘军民结合’、‘军转民’，并不是让大家去做冰棍(当时曾出现研究所长带头、后勤加工，在街上卖冰棍的情况)，去抢占社会上已有的民用工业的产品，而是要利用航天技术优势，开发创新一般企业难以开发的产品，把我们拥有的特殊产品，例如卫星、运载火箭开发民用市场。用我们的强项运载火箭进人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填补空缺，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也是最好的军转民，必须把握住。”
80年代中，世界航天史上出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事故。仅1986年上半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机毁人亡。接着大力神3D火箭、德尔它火箭以及欧空局阿里安火箭相继出现一系列发射失败。由此出现了用户急于寻找运载火箭的情景，这无疑是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发射市场的最好契机。但是，如何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
为使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整体水平，经刘纪原建议，航天工业部党组决定：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朱维增、崔鑫水、褚桂柏、樊靖中、林殷定、海定科和陈中青等组成10人小组，专门负责对外发射事务的调研。从1986年初开始，刘纪原精心组织的10人小组通过到美国等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市场调研后，提出了可行性论证方案。1986年8月2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联合向中央提出用中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国外卫星的报告——《关于为外国发射卫星若干问题的请示》。1 986年9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国发(1986)88号文件，将发射外星列入国家重点工程。文件中对渠道疏通、贷款、价格政策、保险、发射设施、机场开放及国际线路开通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因报告起草日期为1986年7月，中央将发射外星这一工程，命名为“867工程”。这份报告在计划经济时代，相当于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凌空一脚进球，使全场胜利有了良好的开局。
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既需要机遇，更需要实力。为了不失时机地发展中国的火箭技术，为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提供必要的补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及时地提出了研制捆绑式火箭的建议。
刘纪原说：“当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领导，开始筹划长二捆时，找少数几位设计人员进行总体构思，实际上是黄作义根据美国卫星公司研制的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情况提出的设想，回国找的王永志、曹正邦、余梦伦等研究的。随即绘制出了3张原理草图，提出了在可靠性极高的长征二号丙火箭基础上，一级捆绑四个液体助推火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大推力火箭，既可保证设计方案上的可靠性，在技术上有很好的继承性，在短期内又有可能投入国际市场。”
此前，中国航天在研究下一步发展目标时，曾提出过要在长征三号的基础上“上改下捆，先改后捆”，走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的道路。当时把“改”放在第一位，改成了再实现捆。这里说的“改”就是研制一个新的第三级火箭。“捆”，就是在火箭的一级四周捆绑上若干个助推火箭。“改”已列人中国航天《“七五”规划》。当时为了适应国际航天产业形势，尽快拿出大推力的火箭进入国际发射市场，就要适当调整原先的安排，提前研制捆绑式火箭。
刘纪原说：“林宗棠部长对规划的调整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在长二捆立项，落实澳星合同，抓长二捆的研制、疏通渠道，解决贷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用中国火箭发射国外的重型卫星，用国际市场牵引长征火箭跟踪世界水平，使得其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从1.4吨提高到5.3吨。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中国航天以较快的速度成功研制出长二捆、长三乙、长二丙改进型等新型火箭，拥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主推火箭。商业发射还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1990年～1999年，商业发射在长征火箭发射总量中占60％，约占同期国际市场份额的7％～9％。这些商业发射，从一个侧面加快了 中国航天与国际航天接轨的步伐，带动长征火箭继续跻身于世界前列，促使中国继续保持航天大国的地位。 刘纪原说：“中国的商业发射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100％地依靠市场，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在巨额投入和巨大风险面前，世界各国的商业发射无不借助于银行和保险这两大市场支柱。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先后为商业发射服务提供了数+亿元人民币贷款，长二捆、长三乙、长二丙改等型号的研制都是在中国金融界的鼎力支持下完成的。国际金融界也为鑫诺一号卫星等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
在中国承揽对外发射服务的岁月里，留下了太多让刘纪原难以忘怀的故事。
1987年1月28日正是大年三十。晚上，纽约唐人街上灯影阑珊，行人稀少，爆竹零星。他和发射服务考察团的成员们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用餐。餐馆老板感到稀奇，问：“人们都赶回国过年了，你们怎么还在美国，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当他得知是推销中国的运载火箭后，非常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出来只能开开餐馆，现在你们出来推销火箭，使我们海外华人感到骄傲。”感慨之余，老板免费赠送他们两个菜，其中有一大盘辣子肉丁。
刘纪原说：“尽管当时在美国备受冷落，但我们深深地感到背后是日益强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支持。”
心有多大天地有多大
1993年6月6日，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暨中国国家航天局成立，这是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航天的良好机遇。刘纪原出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成为中国航天工业的领头羊。这位深得三晋文化嫡传的山西汉子既有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也有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
航天工业总公司在总结和回顾了40多年的发展和对外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外经外贸、引进外资等国际空间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后，提出了“国际航天合作的四项原则”。1994年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刘纪原首次宣布了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航天合作四项原则。10月9日至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第45届国际宇航联合会大会上，刘纪原发表了题为《开发空间、放眼未来、加强合作》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关于开展国际航天合作的四项原则：
一、和平利用空间资源，发展卫星及应用技术，为发展经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服务；
二、在平等互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空间技术合作；
三、坚持自由、平等、合理竞争的原则，开展卫星发射服务和卫星及空间技术产品的贸易活动；
四、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技术和利用空间技术发展经济。
从此，中国航天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有了全新的发展。特别是在中美航天合作受到种种干扰的情况下，中国与欧洲、俄罗斯、乌克兰和亚太等国的航天合作，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要写入中国航天开放史册的应该还有被称为“开创了第三世界航天高科技领域合作先例”的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一号卫星。从1999年起，中巴联合发射了3颗资源卫星，这3颗卫星不仅为中国和巴西两国的国民经济服务，还为国际减灾贡献了力量。为了促进中国与巴西地球资源卫星的合作，刘纪原先后4次出访巴西，和巴西科技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合作成功立下汗马功劳。1999年4月26日，巴西政府授予刘纪原巴西最高科技奖——“大十字科技贡献勋章”。
刘纪原说：“江泽民主席和几任巴西总统都曾把中巴合作研制卫星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巴两国都是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过去长期依赖其它国家的价格昂贵的遥感卫星图像，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和约束。自从中巴资源卫星上天以后，两国地面站已接收了上百万景图像数据，应用十分广泛，涵盖了农、林、水、土、城、环、灾等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相关领域技术水平的提高，拓展了航天高技术转化的深度和广度。同时，资源卫星的成功，填补了两国卫星家族的空白，促进了两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带动了两国电子、光学、机械、材料、制冷等众多相关领域的进步，双方从该项目都得到巨大收益。中巴资源卫星数据在南美洲其他国家和中国周边地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用户群，已经形成业务化、规模化应用卫星数据的局面。”
刘纪原还积极促成了中国航天与欧洲的合作，与德国建立了合资公司。航天总公司和法国宇航公司、德国宇航公司、英国马可尼公司、意大利阿列尼亚公司以及欧空局的领导人频频互访，商谈落实双方的合作项目，使双方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5年6月刘纪原率团出访欧洲三国时，签署了联合研制鑫诺一号卫星的有关文件，卫星由法国宇航公司负责生产，从而使中法双方的合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鑫诺一号卫星于1998年7月18日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成功。中国和欧洲各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从此有着广阔的前景。
同时，中国航天加强了同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航天合作，大力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的合作。经过几年努力，1992年1 2月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亚太地区空间技术与应用多边合作研讨会，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各国代表团的全体人员。会上提出筹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筹委会”的建议。2005年10月28日8个成员国签署《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标志该组织正式成立。2008年历经16年筹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揭牌成立。
刘纪原说：“亚太各国在空间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国家间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而且通过将空间科技应用于资源探测、灾害管理、通信导航等领域，有助于解决各国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随着中国航天在世界航天舞台上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际航天界向中国航天张开了欢迎的臂膀。
在刘纪原理事长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宇航学会成功申办了国际宇航联大会。1996年10月7日，第47届国际宇航联大会和各国空间局局长论坛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来自世界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江泽民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出席国际宇航联大会和空间论坛会议的各国航天局负责人，国务委员宋健作了题为《扩大空间技术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开创21世纪的航天时代》的主题报告。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国际宇航联大会展览会，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巴西、芬兰等14个国家的100多家公司和机构参加了展出。这届大会对日益发展和进步的国际宇航事业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生产和对外开放产生重要影响。
刘纪原说：“从1997年至1999年初， 我们接待了数百个外国宇航代表团，数以千计的外宾和台胞参观了我国航天设施及西昌、酒泉和太原三个卫星发射中心，增进了相互了解。我国同法国、德国、美国、巴西、日本、巴基斯坦、泰国、印度、韩国、意大利、英国、瑞典、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欧空局以及有关的国际空间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和一些项目的合作，并同上述国家和组织签订了有关空间技术合作协议、协定、合作议定书及备忘录。”
正是有了这些合作的基础，中国航天即使在中美航天合作停滞后，仍然迎来了更广泛的朋友，对外发射服务成为了我国高科技“走出去”的一面耀眼的旗帜。从1990年到今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共进行了32次国际商业发射，为国际用户发射了38颗卫星，完成了6次搭载服务，并实现了整星出口，向国际用户在轨交付了3颗通信卫星。
天路迢迢同志还需努力
50多年航天生涯的浸润，干航天不仅成为了习惯，更是刘纪原生命的源动力。
1999年从航天领导岗位退下之后，刘纪原将目光聚焦在国家战略研究和高科技产业化上，他运用大战略思维，将战略管理从原先的企业管理应用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研究层面。
“空间科技还有很大的潜能没能充分发挥和利用，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空间信息资源共享和部门间协作机制等层面的问题。对此，需要携起手来，群策群力，一同解决。”2010年5月29日，国际宇航科学院(IAA)全球环境影响合作首次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刘纪原在会上作此呼吁。
1992年，250个国家和组织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已经提出，“发展和应用空间监测技术来监测和管理资源、环境和人口，是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早在2007年，刘纪原与lAA院士吴美蓉、顾行发提出并经IAA中国院士的讨论认可，成立了“全球环境影响国际合作计划”，试图回答“空间科技如何应对人类生存环境挑战中的疑难问题”，并迅即得到IAA主席团的批准。面向全球环境影响研究的IAA研究组于2009年11月成立，这也得到中外各方的响应与支持。围绕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组重点关注地震预测预警与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公共卫生与人类健康、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等议题，并在此研究中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全球数据共享。由于在航天领域和管理创新方面的杰出贡献，2009年10月刘纪原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副主席，为中国航天界赢得了荣誉。
2010年5月30日，在国家国防科工局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支持下，IAA研究院中国挂牌成立。这为世界各国IAA院士在空间科技与应用中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IAA秘书长康坦评价说：“这是50年来IAA的工作人员和框架首次扩展到了巴黎以外的地方。”
面对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刘纪原心急如焚，他说：“我们需要能够以各种眼光俯视祖国大地乃至全球的能力。我们必须用综合、集成的思想和方法，研究和发展卫星应用体系。在加快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及防灾减灾高技术成果转化和综合集成的基础上，设计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工程，完善国家和地方灾情监测、预警、评估、应急救助指挥体系。通过尽快启动和实施天网、地网和应用网的三网合一，使我国空间信息应急水平能够达到连续监测、科学预测、早期报警、实时预报、应急救援的目标。同时，通过制定空间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推动和支持国家以及部门、地区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为国家运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提供信息保证和技术支持。”
“历尽沧桑知锦华，静览万物于道中。”
刘纪原表示，自从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的“冯，卡门奖”后，各位领导、亲友和昔日同事的祝贺声纷至沓来，另外，还有来自媒体的追捧和崇敬，以及为中国航天争光的溢美之词。这些让他非常感动，但也让他内心惴惴不安。
“获奖后，中央电视台驻南非的记者在开普敦采访时问我，作为第一位华人获奖者获这么大奖，为何不兴奋?我如此回答：‘这个奖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中国航天，中国航天界人人有份。此时此刻，我更加怀念那些为开创中国航天事业呕心沥血甚至牺牲生命的先驱者。
我觉得不期而得的‘冯·卡门奖’不仅仅是对我工作的嘉奖，更是国际航天界对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的认可。这不仅仅是对现在的人，对于我们航天界的老领导，开拓者，以至工作在一线默默无闻的这些人的肯定。这是无数人经过努力打下的基础，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5周年，也即将迎来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每当喜庆的节日，我就会想起老一辈革命者，想起航天老领导和老专家，想起他们的精神风貌，想起他们对我的教诲。记得神舟五号成功飞行后，我和戚发轫院士曾陪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张庆伟总经理、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殷兴良总经理一起去看望钱老。钱老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但事后，我听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仅仅是开始’。在举国欢庆杨利伟飞天壮举的气氛中，钱老的冷静和理智，如同醍醐灌顶，让我对所从事的航天事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中国航天正是因为坚持弘扬航天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和勇攀高峰，才取得当今成就，但相对国际航天的发展，相比国家的需求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我把‘冯·卡门奖’当做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希望此奖的获得能吸引更多的人对航天的关注，能得到更多炎黄子孙的支持和认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为祖国贡献出更多力量，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感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国际合作部、原航天工业总公司外事司全体工作人员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