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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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面旗帜。特别是他的书法实践与成就,把中国书法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现代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尤其是毛泽东自创的“毛体”草书,可谓炉火纯青,步入了书法艺术的最高殿堂,被公认为是一位“无意书名而闻名”的书法大家。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经历了不断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他的书法演变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的青少年时代。这个时期毛泽东接受了国学传统教育,打下了严谨而深厚的书法基础。在求学时,他广泛研究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的书贴,苦练柳书、欧书、颜书和魏碑,其书迹以晋唐楷书为规范,又颇有魏碑的意趣。同学们评价说:“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从中央档案馆收藏他1920年前30多封书信的手迹来看,多为楷体。如1913年的楷书《离骚红》和行楷《讲堂录》,1915年书写的《十六字铭耻》和《致萧子升》的信,以及1918年的《夜学日志》题字等,都形成了严谨、强健、略长、瘦劲的风骨特色。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至今还保存了毛泽东当年上过课的教室,里面珍藏着他当年的作业。从这些端庄工整的笔迹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练就了坚实的书法功底,也折射出他日后成为一代革命领袖思考精密与谋事精细的风格。
  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这期间由于流动性大、斗争严酷等历史原因,毛泽东留下的书法作品不多。他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时,对朱德说:“我要用我的‘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从此他的书风开始向笔势如长枪利戟的战斗风格转变。我们从他在中央苏区起草的电文和书信、题词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已逐渐摆脱了过去研习历史上书法名家书体形式的束缚,初步形成了用笔流畅、潇洒随意、字体稍显倾斜的风格,从而展露出他追求个性化自由抒写的志趣。
  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毛泽东书法艺术从形式到风格不断完善的重要时期。这期间他的书法用笔骨力劲健,洒脱豪放,玉珠满篇,茂密有生气,始终贯穿着一种字势倾斜,斜中求稳,劲健有力的气势。同时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呈现出笔实墨沉的韵味,有时却又锋芒毕露,锐利干净,跨行跨距,无拘无束。如他写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大字行楷,字迹清新秀丽,上下向左向右都有倾斜。而《致何香凝》、《致许德珩等》,却属小字行楷的代表作,以斜体取势,形险而意正。至于《沁园春·雪》等更是震烁古今的经典佳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当然,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推翻三座大山,如何把党、军队、根据地建设好,而不是用在书法的练习上。但尽管如此,他的书艺仍体现出劲健雄峻和神韵飘逸的特色,展示了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貌。
  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他书法艺术最辉煌、最成熟的顶峰时期。这二十多年,毛泽东的草书用笔汪洋恣肆,墨色线条灵气飞动,章法结构变化无穷,特具书法阳刚之美,可谓精湛的艺术精品。他不仅起草了许多公务活动的电文,还写了1000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来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如1964年写给华罗庚的信和1965年写给郭沫若的信,大气磅礴,超凡入化,把中国书法特别是草书艺术推到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堪称中国近代狂草第一人。
  
  毛泽东书法艺术欣赏
  
  毛泽东对书法艺术有着一种“偏爱”。无论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或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我们从他留下的一些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位伟人对书艺孜孜矻矻的求索精神。
  1912年毛泽东所写的《还书便笺》,是他早年的手迹,具有王羲之、欧阳询的行楷气韵,结字内紧外松,字体挺拔清秀。1915年《明耻篇》题志,是他学习颜真卿楷书的代表作,所写的十六字,用笔竖粗横细,雄卓刚劲,具有颜体刚健的风骨,显现出毛泽东早期纵长型书风的独特个性。1918年“夜学日志”,是他为长沙工人夜校《夜学日志》一书题写的封面,为明显魏碑书体形质的楷书,字形扁宽,右肩上耸,捺脚波挑,行笔方圆兼备。
  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许多书信和批示,因环境险恶,艰苦转战,大都散失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写了不少题词和题字,一般都保留下来了。其中1938年为延安《边区教育》题写的“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是他书风形成时期大字行楷的代表作。同年为青年工作会议题写的“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则是他放纵舒展,骨气洞达的代表作。1939年为延安《新中华报》题写的“多想”二字,取典型的纵长侧势,造成一种飞腾跃升的气势,表现了书写时深沉思虑的心态。1941年为中央党校题写的“实事求是”,用庄重的正楷书写,结字高耸,字距宽阔,有峻拔雄健的气概,一改过去左侧倾斜的书风,而成右肩高耸的态势,加上方笔露锋,行笔苍劲,使四个字凝重端庄而不呆滞。1942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写的“准备反攻”四字,大有力敌千军之势,上部紧合,下部张开,富有强烈动感,充溢着战斗激情。1945年在重庆题写的“诗言志”三字,虽呈斜势,但纵轴垂直,点画厚实,保持了题字的庄重和沉稳,有人评说这是以墨抒志的佳作。1948年题写的“人民日报”,是典型的“中间小两头大”样式,首尾二字笔纵墨酣,具有欢快向上的美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开始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特别高兴,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纵情雀跃、挥洒自如,并向优美如画的草书高峰迈进的特点。1950年他为母校题写的“第一师范”校名,凸显颜筋柳骨的风范,行笔巧妙变化,保存了字形瘦长、顿安有力的特点,使四个字格外耐人寻味。1951年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题写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行书为主,略带草意,既端庄秀丽,又使整幅题词似百花竞放的活泼图画。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纯系楹联写法,天地平整,书势稳健,从张驰飞扬的布白中,看出书家书写楹联的奇险与成熟。1952年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写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笔势跃动变化,具有宛若游丝盘金的线条美。1955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洋溢着肃然敬立之势,使毛泽东英姿俊朗的书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57年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以行楷笔力,方硬强劲,庄重肃穆。书家过去惯以行草署名,可在这里,“毛泽东题”四字则写行楷,实为题词中鲜见。1958年为《红旗》杂志题写的刊名,是在一张大十六开宣纸上,连写四组字样挑选,有的在右下方作了旁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红军书法家舒同曾对毛泽东说过:“我为了写好草书体‘蛇’字,多次冒险进山,仔细观察蛇的行(走)、游(戏)、卧(回)、攀(登)等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如今毛泽东也把创作灵感注入现实生活,观察“舞红旗”,后来他写的“红旗”二字,其书艺水平达到了纯熟完美的地步,使观者赏心悦目。1960年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写的“艰苦朴素”四字行楷,端肃严整而又潇洒流畅,被人们评为毛泽东题词中的极品。有人误将它当作抗战时期的题词,放在军事博物馆陈列,经鉴赏专家齐得平指出后,才得以更正。1963年书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面世后,一度震惊书坛,普遍认为它是毛泽东书法步入大草艺苑的里程碑。不仅深墨重笔,骨力峻健,而且从章法布局上看,极巧妙地体现了书作的节奏韵律,无怪乎有人称这种章法是一种“神秘之象”。
  毛泽东书写的诗词,是他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辉。《沁园春·雪》具有千军万马之动势,又有千帆竞秀之清美,结合词意,布局奇巧,集中代表了毛泽东行楷书法成熟的风格特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结体取扬右抑左的斜式,一气贯之,有的书家评说为“点画凌空似挟风雪,线条纤细似盘铁金”,可以看出这是由行楷向行草乃至狂草过渡的转折之作。《沁园春·长沙》笔势飞动,字字独立,大量使用标准的草法结构,是毛泽东小草书法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游泳》为书赠周世钊,字形结体和走笔节奏都有明显的起伏变化,尤其是下阕,姿态富饶,充满生机和动感。《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上阕笔势流畅,章法也较严谨;下阕任情纵笔,字形加大,上升到“以书达情,以书表情”的书人合一境界。写给董必武的《清平乐·六盘山》,展缩向背变化多姿,可谓异彩纷呈,气象万千,是毛泽东向狂草书法转折时期的又一代表作。《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墨写得神采飞扬,线条优美,“乱云飞渡仍从容”,有如对诗句的形象绘画。《七律·长征》行笔爽快利落,奇伟劲悍,有的字柔润俊美,有的字刚健十足,还有尾句狂草达到高潮,是毛泽东书法成熟时期的扛鼎之作。《清平乐·蒋桂战争》以凛然豪放、一气呵成的态势,书迹既粗放雄壮,又细腻优美跃动,成为毛泽东行草兼备的代表作。《采桑子·重阳》走笔快捷,轻灵飞动,以淡养浓,最后“霸”字收煞全卷,真可谓“势”壮山河。《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行草书法中的精品之一,它在瘦硬中见圆转,洒脱中见厚重,纵放流畅,悬崖枯松。《西江月·井冈山》是分写在八张大十六开的宣纸上,整幅书法气韵贯注,重笔粗犷挺拔,墨色苍渴燥辣,动感极强,获得了艺术上的协调与完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的颠峰之作,可称为我国当代草书之冠。其气势之恢弘,景象之壮观,犹如山舞河飞,海翻浪腾,特别是起伏狂草之重笔和跃动合谐的章法布局,更使人顿生惊心动魄之感。
  
  毛泽东书艺的成功秘诀
  
  人们会问,建国后毛泽东的草书写得如此绝妙,是否使用了一种特制毛笔。据他的秘书高智说:“毛主席对文房四宝从未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通常是在书桌上摆放二三支普通狼毫中楷毛笔,另外备有几支普通铅笔和红蓝铅笔。”毛泽东很少用大纸写字,都是裁成小张宣纸置于案头,顺手拈来,书写自由,因而他所使用的毛笔大多以狼毫中小楷为主,偶尔也用羊毫或兼毫,但绝少使用斗笔之类。而且所用的纸、墨、砚也是极为普通。他高超的书艺成就主要是通过长期刻苦磨练和不断研究实践得来的,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当代书法家中,毛泽东喜欢观赏鲁迅和于右任的书法,喜欢收藏郭沫若和舒同的墨迹。他在山东对舒同说:“书法这门艺术,要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他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他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和学问,是在湖南一师打下的基础。”“一个人学问之成否,以25岁为断。你们年轻人要重视写字,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字如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学写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中南海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受了毛泽东的影响,对练习书法兴致很高,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
  毛泽东数十年来,在探寻书艺和刻苦临习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1935年长征途经贵州娄山关,战火纷飞,硝烟未尽,他却为界石碑上的“娄山关”三个大字所吸引。在山头休息时,他对着这三个字反复观赏和揣摩,赞不绝口地说字写得好,刻工也精巧。1937年在延安,别人送的几本《三希堂法贴》残卷,他视为珍宝,出访莫斯科时都随身携带。1949年有人戏称毛泽东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为“书法家之府”,他当即提笔改为“书癖家之家”。毛泽东在外出视察工作时,不仅留意考察古代碑石,还十分注重佛家的民间书法。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旨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学习。”
  毛泽东素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因而一副笔墨,须臾不离,长期积累,书艺自然精进。有一次他从黄炎培手中借来王羲之真迹,在一个多月里,他工作一停便翻开赏读,提笔临帖,爱不释手,练到兴头时,连吃饭都叫不应。借期已过,黄炎培频频催还,他就将真迹用木板小心夹好送还,心中依依不舍,幽默地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毛泽东读贴多于临帖,像认真读书那样,对古帖的理解和把握,对书法形象艺术的直觉力和处理能力,都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书法大家。
  毛泽东非常景仰唐代草书大家怀素,对其借草书宣情,飞笔舞墨,极强的个性化尤为沉迷,似乎惟有草书,才能得到“到中流击水”的酣畅、“极目楚天舒”的宽博,才能勃发“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缚住苍龙”的气概,才能抒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毛泽东最善于“观千剑而后识器”,学诸家之长,融化碑帖之精粹,在草书艺术天地中,独创我国崭新的“毛体”艺术。
  毛泽东在数十年的军旅和治国生涯中,为中国书坛留下了丰厚的瑰宝,与时俱进地书写着时代的足迹,引领人们不断锐意创新。“毛体”艺术中所充满的智慧、力量和民族进取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把道德启蒙、人格修养和精神陶冶推向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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