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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领药人
日历牌刚翻到6月，西安的天气就像个闷罐子，让人有些郁躁不安。这天一大早，第八医院2楼西南角的性病科里，陆续赶来了一些领取免费药物的年轻人。
全国大多数医院里都是拥挤不堪，在这家以治疗传染病为特色的医院里，整个门诊部却显得有些冷清。穿梭于其间最忙碌的，是一个穿藏蓝条纹T恤、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40岁年纪上下。他一见到新面孔便上前询问：“确诊多久了？来，给你一张名片。”
名片上简单地印着一个名字：张欣，下面附着电话和qq号码。名片的背面，则印着代领药品、艾滋病毒检测、心理开导等服务范围。接到名片的人通常不愿多聊，头一扭就往前走了。张欣会追着主动介绍自己，“我确诊5年了，只要坚持吃药，身体好好的。”
发完几张名片，张欣慢慢踱回科室外大厅的长凳旁。他坐下一边刷着手机屏幕，一边朝楼道口张望，时不时地还用手压一压身旁硬鼓鼓的单肩包。包里放着的，是他刚从医院领出的几盒抗病毒药物和检测试剂。他在等待自己的老客户，一个要他帮忙代领药品的艾滋病人。这种称为“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是医院免费发放的，可有效控制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毒。
最近几个月，张欣明显地忙了许多。据说，由于药品厂家供应不足，原本每次发放3个月的药量改为每次一个月的量。为此，来医院领药的病人比往常多了不少。这也难怪，全市2100多个有名有姓的病人等着领药、检查、开处方。性病科里只有4个大夫和3个护士，难免忙得团团转。
今天的客户有点不守时。等待了半小时还不见人影，张欣举起手机，“咔嚓”拍了一张对面科室大门的照片发在了QQ群上。看着照片中红色的“性病科”三个大字，他忍不住窃笑。
这招果然管用，没过多久电话来了。他提起背包，匆匆下楼送药。
客户形色各异
按规定，每个在医院建档的病人都需要亲自领药。
但有时病人碰巧外出，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定期来医院。考虑到艾滋病人一旦停药，病毒的耐药性会大大增加风险，在与医生协商后往往能获得些照顾。张欣提供的代领服务，便是这种政策“人性化”的产物。每次将药品顺利交到对方手上，他能拿到30元跑腿钱。当天的交接还算顺利，取药的车就等在医院大门口，双方钱货两清便各走各路了。
张欣不愿透露自己的“客户”数量。相似的经历让他明白，人都各有难处。收费低廉，守信用，日子长了他的客户人数在不断增加。QQ群里的400多人加上手机通讯录里的100多个病友，都是他潜在的服务对象。有些外地的，他还会负责寄快递，只要对方补个20元的邮费就行。
虽然从不主动打听对方情况，但日子久了，张欣还是会有些了解。“有干部，也有大学老师，还有的是医生。”张欣见过开豪华越野车来取药的“牛哄哄”中年男人，也有搭出租车来的病人家属。有些人见的次数多了，愿意让他坐自己车上，吸支烟聊上几句。
一位女病友让张欣印象深刻。她是医院的大夫，担心被同行知道，从来不敢自己领药，“被人知道就瞎了”。还有一位是大学老师，跟同性交往时感染，总会找他倾诉，还曾邀请张欣去家里做客。“老婆和娃我都见过。老婆也知道他的病，可他咋给老婆说实话？只能说是找异性时染上的。”
有时，张欣还帮人做化验检测，收费5元。就是拿着客户的血样，找张其他人的身份证去检测。“保证血是他的就行了。其实也没啥么，可他们就是不愿上医院来。”
他做过难度更大的服务，是代办居住证。按照疾控部门的要求，艾滋病人只能持有效证件在户籍所在地就诊，并由当地疾控部门负责随访追踪。一些外地病人想来西安就医领药，居住证是麻烦事。
张欣认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也是那个（男同）”，混熟了答应帮个忙。可最近，他把这项业务停了。“狗日的，有人拿假身份证坑我呢！”原来，有人托他帮忙，拿来的身份证却录入不了，民警被惹火了，这条路子就断了。
“办一个证要盖好几个章子，才得50元，你说我为谁好呢？不弄拉倒。”
被抛弃的角落
与张欣的四处逢源不同，靳娟更多时候感到的是无奈。
她是八院性病科的医生。在她那，常常要苦口婆心地劝解病人。“4个月的药，你吃了半年，效果能好吗？还有，上次给你开的检验单也没有做。”对方是一个有吸毒史的艾滋病人，他告诉医生因为被抓进戒毒所两个月，所以耽搁了领药。
靳娟说，艾滋病属于慢性病，发现早、干预早、正常服药，病人的寿命与正常人几乎没有差别。“就怕吃着吃着停了，很容易导致病毒耐药性，对治疗非常不利。”曾经专修过心理咨询师的靳娟明白，有些病人是担心被人知道所以不方便取药，有些人则是自暴自弃，没信心吃药。
每次开处方前，她会尽可能多与病人聊上几句，可病人太多，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靳娟清楚记得，有天她问了一位男同病人几句，站在一旁的母亲突然嚎啕大哭。她猝不及防，竟不知该如何劝解。
相比医生，有时志愿者的身份反而更容易与艾滋病人沟通相处。
40岁的心歌是一名确诊多年的艾滋病感染者。男同加上病人的身份，逼得他在老家渭南无颜立足。2010年，安顿好老小之后，他跪在地上向父母磕了响头，从此漂在西安，断了回家的念想。
去年，大年初一凌晨5点，一位来自延安的病人家属，抛下亲人而去。接到消息后，医生急得心里发毛，“现在艾滋病房的临床陪护是最缺的，不管你给多少钱，听到这3个字都直摆手。你想，就连家属来了都不愿靠近呐！”
心歌听说后，主动前来陪护病人。无偿为这位70多岁的老人理发、喂饭、擦洗、翻身，做得非常专业。一个多月后，老人在医院病逝，身边陪伴的只有心歌和几名医护人员。临走前，老人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心歌，“非亲非故，你把我感动了，谢谢了。” 心歌和医生泪流满面。医生感慨道：“艾滋病人的晚年是最可怜的。”而心歌则从老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晚景，“我老了估计也是这个下场。”
“要是知道老汉的家，我真想把遗体给送到他村上，在村口停上十天八天，看看谁更羞先人！”提及往事，心歌的情绪陡然激动起来，“到时候，他们得把老人给风风光光地葬了！”
为了提供更多帮助，几年前心歌与几位病友创立了艾滋病互助小组“博爱家园”，为住院艾滋病人提供陪护。心歌还想建立一个“中途之家”，为受到歧视的感染者提供一个心理疏导、关爱救助的安全港。
然而，由于收入微薄、身份敏感，目前几乎找不到长期服务的志愿者。而且因为未在民政部门注册，“博爱家园”还无法获得外界的捐助。“有好几次，我都挣扎着差点改行当保安，好歹生活有保障啊。”心歌有些黯然。
“良好的陪护对于艾滋病人尤为重要。一个是恢复得快，另外提供了心理支持，因为很多病人被亲属遗弃、歧视，精神先垮了。这些工作仅凭医院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医生这样告诉记者。
性教育缺失
如果不是在“性病科”遇上，没有会把艾滋病和眼前这位阳光男孩勾连上。
安可1991年出生于西安周边的农村。他还记得，高中时班主任得知他是同性恋时的反应，“啥？啥叫个GAY？”当他在纸上写下“同性恋”几个字时，那个自诩“活了40多了啥没见过”的老师傻傻地愣了半天。而这一身份所伴随的风险是什么，16岁的他一无所知。
高中“出柜”，17岁出现高危行为并感染，19岁确诊。随后便失访、发病、再治疗，安可的经历是诸多年轻感染者的缩影。后来他外出打工，为了不让家人和同事知道，4年没回过家。这期间，他换过多份工作，从酒吧的服务生到售楼部顾问再到企业白领。
2014年，因感冒发展为肺积水，他一个人在八院躺了十几天，最终捡回来一条命。有了这次经历，安可每到新单位上班前，都会提前打招呼，“我可以周末加班，但有事时你必须让我休假。”平常他住了院也不敢报销，更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最让安可痛心的，就是看到一些青少年在走自己的老路。“当年我只听说卖血会感染艾滋，从来没人告诉我同性恋也会感染。”如今经过治疗，他在生理指标上已经不算是艾滋病患者了。
安可在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爱之家”当了志愿者。他说，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艾滋病是什么，如何保护自己。“现在手机约会很方便，一夜情之类很流行。可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保护自己，我们没有性教育。”
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只普及了20%-40%的高风险群体，有约一半人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西安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关性教育的科普活动每年高校里都在推广，可尴尬的是中学阶段难度很大，“学校更关心的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人家国外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日历牌刚翻到6月，西安的天气就像个闷罐子，让人有些郁躁不安。这天一大早，第八医院2楼西南角的性病科里，陆续赶来了一些领取免费药物的年轻人。
全国大多数医院里都是拥挤不堪，在这家以治疗传染病为特色的医院里，整个门诊部却显得有些冷清。穿梭于其间最忙碌的，是一个穿藏蓝条纹T恤、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40岁年纪上下。他一见到新面孔便上前询问：“确诊多久了？来，给你一张名片。”
名片上简单地印着一个名字：张欣，下面附着电话和qq号码。名片的背面，则印着代领药品、艾滋病毒检测、心理开导等服务范围。接到名片的人通常不愿多聊，头一扭就往前走了。张欣会追着主动介绍自己，“我确诊5年了，只要坚持吃药，身体好好的。”
发完几张名片，张欣慢慢踱回科室外大厅的长凳旁。他坐下一边刷着手机屏幕，一边朝楼道口张望，时不时地还用手压一压身旁硬鼓鼓的单肩包。包里放着的，是他刚从医院领出的几盒抗病毒药物和检测试剂。他在等待自己的老客户，一个要他帮忙代领药品的艾滋病人。这种称为“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是医院免费发放的，可有效控制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毒。
最近几个月，张欣明显地忙了许多。据说，由于药品厂家供应不足，原本每次发放3个月的药量改为每次一个月的量。为此，来医院领药的病人比往常多了不少。这也难怪，全市2100多个有名有姓的病人等着领药、检查、开处方。性病科里只有4个大夫和3个护士，难免忙得团团转。
今天的客户有点不守时。等待了半小时还不见人影，张欣举起手机，“咔嚓”拍了一张对面科室大门的照片发在了QQ群上。看着照片中红色的“性病科”三个大字，他忍不住窃笑。
这招果然管用，没过多久电话来了。他提起背包，匆匆下楼送药。
客户形色各异
按规定，每个在医院建档的病人都需要亲自领药。
但有时病人碰巧外出，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定期来医院。考虑到艾滋病人一旦停药，病毒的耐药性会大大增加风险，在与医生协商后往往能获得些照顾。张欣提供的代领服务，便是这种政策“人性化”的产物。每次将药品顺利交到对方手上，他能拿到30元跑腿钱。当天的交接还算顺利，取药的车就等在医院大门口，双方钱货两清便各走各路了。
张欣不愿透露自己的“客户”数量。相似的经历让他明白，人都各有难处。收费低廉，守信用，日子长了他的客户人数在不断增加。QQ群里的400多人加上手机通讯录里的100多个病友，都是他潜在的服务对象。有些外地的，他还会负责寄快递，只要对方补个20元的邮费就行。
虽然从不主动打听对方情况，但日子久了，张欣还是会有些了解。“有干部，也有大学老师，还有的是医生。”张欣见过开豪华越野车来取药的“牛哄哄”中年男人，也有搭出租车来的病人家属。有些人见的次数多了，愿意让他坐自己车上，吸支烟聊上几句。
一位女病友让张欣印象深刻。她是医院的大夫，担心被同行知道，从来不敢自己领药，“被人知道就瞎了”。还有一位是大学老师，跟同性交往时感染，总会找他倾诉，还曾邀请张欣去家里做客。“老婆和娃我都见过。老婆也知道他的病，可他咋给老婆说实话？只能说是找异性时染上的。”
有时，张欣还帮人做化验检测，收费5元。就是拿着客户的血样，找张其他人的身份证去检测。“保证血是他的就行了。其实也没啥么，可他们就是不愿上医院来。”
他做过难度更大的服务，是代办居住证。按照疾控部门的要求，艾滋病人只能持有效证件在户籍所在地就诊，并由当地疾控部门负责随访追踪。一些外地病人想来西安就医领药，居住证是麻烦事。
张欣认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也是那个（男同）”，混熟了答应帮个忙。可最近，他把这项业务停了。“狗日的，有人拿假身份证坑我呢！”原来，有人托他帮忙，拿来的身份证却录入不了，民警被惹火了，这条路子就断了。
“办一个证要盖好几个章子，才得50元，你说我为谁好呢？不弄拉倒。”
被抛弃的角落
与张欣的四处逢源不同，靳娟更多时候感到的是无奈。
她是八院性病科的医生。在她那，常常要苦口婆心地劝解病人。“4个月的药，你吃了半年，效果能好吗？还有，上次给你开的检验单也没有做。”对方是一个有吸毒史的艾滋病人，他告诉医生因为被抓进戒毒所两个月，所以耽搁了领药。
靳娟说，艾滋病属于慢性病，发现早、干预早、正常服药，病人的寿命与正常人几乎没有差别。“就怕吃着吃着停了，很容易导致病毒耐药性，对治疗非常不利。”曾经专修过心理咨询师的靳娟明白，有些病人是担心被人知道所以不方便取药，有些人则是自暴自弃，没信心吃药。
每次开处方前，她会尽可能多与病人聊上几句，可病人太多，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靳娟清楚记得，有天她问了一位男同病人几句，站在一旁的母亲突然嚎啕大哭。她猝不及防，竟不知该如何劝解。
相比医生，有时志愿者的身份反而更容易与艾滋病人沟通相处。
40岁的心歌是一名确诊多年的艾滋病感染者。男同加上病人的身份，逼得他在老家渭南无颜立足。2010年，安顿好老小之后，他跪在地上向父母磕了响头，从此漂在西安，断了回家的念想。
去年，大年初一凌晨5点，一位来自延安的病人家属，抛下亲人而去。接到消息后，医生急得心里发毛，“现在艾滋病房的临床陪护是最缺的，不管你给多少钱，听到这3个字都直摆手。你想，就连家属来了都不愿靠近呐！”
心歌听说后，主动前来陪护病人。无偿为这位70多岁的老人理发、喂饭、擦洗、翻身，做得非常专业。一个多月后，老人在医院病逝，身边陪伴的只有心歌和几名医护人员。临走前，老人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心歌，“非亲非故，你把我感动了，谢谢了。” 心歌和医生泪流满面。医生感慨道：“艾滋病人的晚年是最可怜的。”而心歌则从老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晚景，“我老了估计也是这个下场。”
“要是知道老汉的家，我真想把遗体给送到他村上，在村口停上十天八天，看看谁更羞先人！”提及往事，心歌的情绪陡然激动起来，“到时候，他们得把老人给风风光光地葬了！”
为了提供更多帮助，几年前心歌与几位病友创立了艾滋病互助小组“博爱家园”，为住院艾滋病人提供陪护。心歌还想建立一个“中途之家”，为受到歧视的感染者提供一个心理疏导、关爱救助的安全港。
然而，由于收入微薄、身份敏感，目前几乎找不到长期服务的志愿者。而且因为未在民政部门注册，“博爱家园”还无法获得外界的捐助。“有好几次，我都挣扎着差点改行当保安，好歹生活有保障啊。”心歌有些黯然。
“良好的陪护对于艾滋病人尤为重要。一个是恢复得快，另外提供了心理支持，因为很多病人被亲属遗弃、歧视，精神先垮了。这些工作仅凭医院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医生这样告诉记者。
性教育缺失
如果不是在“性病科”遇上，没有会把艾滋病和眼前这位阳光男孩勾连上。
安可1991年出生于西安周边的农村。他还记得，高中时班主任得知他是同性恋时的反应，“啥？啥叫个GAY？”当他在纸上写下“同性恋”几个字时，那个自诩“活了40多了啥没见过”的老师傻傻地愣了半天。而这一身份所伴随的风险是什么，16岁的他一无所知。
高中“出柜”，17岁出现高危行为并感染，19岁确诊。随后便失访、发病、再治疗，安可的经历是诸多年轻感染者的缩影。后来他外出打工，为了不让家人和同事知道，4年没回过家。这期间，他换过多份工作，从酒吧的服务生到售楼部顾问再到企业白领。
2014年，因感冒发展为肺积水，他一个人在八院躺了十几天，最终捡回来一条命。有了这次经历，安可每到新单位上班前，都会提前打招呼，“我可以周末加班，但有事时你必须让我休假。”平常他住了院也不敢报销，更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最让安可痛心的，就是看到一些青少年在走自己的老路。“当年我只听说卖血会感染艾滋，从来没人告诉我同性恋也会感染。”如今经过治疗，他在生理指标上已经不算是艾滋病患者了。
安可在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爱之家”当了志愿者。他说，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艾滋病是什么，如何保护自己。“现在手机约会很方便，一夜情之类很流行。可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保护自己，我们没有性教育。”
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只普及了20%-40%的高风险群体，有约一半人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西安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关性教育的科普活动每年高校里都在推广，可尴尬的是中学阶段难度很大，“学校更关心的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人家国外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