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以往较为平静的情况相反，近年来无论是民族问题事件还是有关讨论，都时不时地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本来就不可避免，而在当今新的形势下，民族问题也出现了更为多样的情况，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当前民族问题多发、面广、复杂
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容乐观。首当其冲的是新疆问题。自2009年“7·5”事件以来，除了不长一段时间的平静外，近两年来，各类暴恐事件发生的频率高，手段残忍，伤害的空间范围和对象也不断扩大。
我们一般把这些事件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加以区隔，将其界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是反社会、反人类、危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犯罪行为。但是，这些极端事件的制造者借助的是民族因素，直接间接影响的也是民族关系。回顾这些事件，已清晰地显示出一个反复出现的恶性循环：暴恐事件发生——维稳、强力打压——在防范和打击极端势力的同时也伤及特定民族——民族关系受损——借助民族矛盾的加剧，暴恐事件再度发生——民族关系再度受损……这种局面正是极端势力所希望的，或者说通过暴恐事件达到破坏民族关系正是极端势力的最终目的。这些，都和民族问题脱不开干系。
当然，除了这些极端事件涉及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存在。
首先还是发展差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有差距，这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央就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加以推进。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先东后西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为此，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战略以及诸如兴边富民、人口较少民族扶持等政策的落实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21世纪的前10年被称为是中国西部发展最快、各族人民受益最多的10年。然而，西部发展，中部和东部也在发展，这样，不但原有的差距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发展基础的薄弱，历史欠账太多，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新疆民族矛盾和暴恐事件发生最集中的是南疆地区，这与南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新疆最为突出有直接的关系。不能否认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成绩，正是因为这种发展，民族地区的贫困已由普遍贫困向“集中连片”的点状或片状转变;但从整体上讲，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消除，有些地区和有些方面甚至在继续拉大。
其次是发展中的利益矛盾。民族地区一方面发展滞后、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又在发展中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资源富集是其天然优势，但在资源开发中围绕着价格、税费、补偿等问题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外来企业与地方、东西部不同地方、老百姓与企业以及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等不同的利益环节。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在这些不同利益方的博弈中，民族地区及其民众处于相对弱势，在开发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份额;而由于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生态问题则由资源所在地承担了。同样，由于发展和开发，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不断消逝，也引发了当地社会的焦虑。显然，这些都是经济、文化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但由于矛盾的不利方总是与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牵扯到一起，就不能说和民族问题没有关系。
第三是散居化和城镇化中的问题。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聚居”好理解，而“杂居”是介于“散居”和“聚居”之间的一种状态。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不论是聚居还是杂居都有向散居化发展的趋势，对应的则是民族之间人口大流动状态。当前一个普遍情况是，各个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也涌入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经商人、科教人员和各类干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普遍深入。当然，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也伴生着民族矛盾。还需注意的是，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虽然远离家乡，但与其来源地始终保持着文化、亲缘、经济上的密切聯系，双方在情感和利益上息息相关。内地发生的事件会很快在边疆引起反应，同样，民族地区的风吹草动也会在内地掀起波澜。
另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是重要环节。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已达52%，而民族地区却大多在30%～40%之间徘徊。这一方面说明民族地区还有着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散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还将有一个长期的增长。
第四是不良民族情绪的对撞和民族意识提升中的问题。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一种正常反映。它包括民族的认同意识，也包括对民族利益的自觉。民族意识产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强于民族交往的加强和利益因素的增多。当今中国社会为民族意识的增强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前所未有地增多了，掺杂民族因素的利益竞争也随之增多。民族意识的增强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往往与不良的民族情绪相伴而生，影响到民族关系及国家认同的巩固。以互联网为标志的高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为民族意识的增强和不良民族情绪的对撞提供了条件;虚拟空间的隐匿性也为有害言论的产生和扩散提供了方便，曾几何时几无藏身之地的民族偏见言论现在竟四处流传。
新疆问题：观察民族问题的窗口
一段时间以来，新疆暴恐事件不断，民族关系受损，成为民族问题极端化的集中反映。因此，新疆问题的发展成为观察中国民族问题的窗口，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在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新疆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体，其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和国际背景，需长远谋划、综合治理。
除存在“双泛”思潮影响和现实经济原因外，宗教问题在新疆源远流长。新疆维吾尔族从信佛改宗伊斯兰教已有千年历史。长期以来，该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虔诚但也与世俗并不隔绝，因而维吾尔族文化丰富、绚丽多姿。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中东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原教旨主义开始影响新疆伊斯兰教，继而在90年代从中发展出了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三股势力”之一。近几年来，同样受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升的影响，新疆伊斯兰教的保守化倾向突出，有这种倾向的人以是否遵从他们认同的教义划分“同教”和“异教”。在维吾尔族聚居地区，女性戴面纱、男性留大胡须穿长袍者急速增多，这里禁酒禁烟，讲究严格的“清真”，甚至认为银行贷款的钱，汉人商店的商品都是不洁的。伊斯兰宗教领域的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疆穆斯林的分化，以至于有人按宗教立场将其分为“文化穆斯林”“世俗穆斯林”“保守穆斯林”和“极端穆斯林”。“保守穆斯林”即遵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多为“瓦哈比派”。该派别虽仍属于宗教立场上的保守主义，主张“返璞归真”，恪守《古兰经》圣训，但其中的激进势力力图用极端手段实现理想，就成为宗教极端主义了。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原则，不可动摇。但如何区分一般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遏制极端主义的蔓延，在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反分裂斗争中极为重要又十分棘手。因为，一直以来，分裂主义总是通过宗教极端主义来纠集信众，制造暴恐，而宗教极端主义又是以宗教的外衣隐藏其后。 新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同样复杂。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原本清楚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解读;不同问题、不同事件也在不同的理解中有了各自的立场。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明确的分裂主义说教、有害民族团结的言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鼓噪和传播。为此，新疆开展过多次以反对分裂主义为目的的斗争，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也一再要求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发声”“站稳立场”。另一方面，部分基层政权组织也在宗教势力的侵蚀下不断丧失着自己应有的性质和职能。为各民族人民群众所共同憎恨的贪腐现象也在持续地刨削着新疆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根基。
新疆深居内地，但它地域广阔，是联通中西的地理要冲，这令它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历史上的开放程度并不亚于内地的大部分地方，而新疆的分裂主义和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历来与国外各种势力的策动和影响分不开。上世纪30年代南疆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得到了土耳其、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支持;40年代新疆的“三区革命”，从它的发生、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到后期的变化，始终都有苏联的策动和参与;解放后，逃亡国外的老“突厥”分子内外勾结，在新疆制造了大量的动乱性事件，1962年导致中国边民7万人外逃的“伊塔事件”也有苏联人策动;90年代后新疆“东突”势力的活跃也是国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中亚“三股势力”兴起在国内的反映。“基地组织”长期为境外“东突”分裂势力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东伊运”等“东突”恐怖组织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成员，国际上一些重大的恐怖主义行动中也总有“东突”分子的身影。
同样应引起警觉的是，2014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内乱中突起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虽立足未稳，却在不多的发声中多次提到中国，要求中国的穆斯林向它效忠。在该组织公布的地图上，已把中国的新疆纳入其未来的“疆域”之中。
凡此种种，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从民生到宗教，从境内到境外，都充分展示了新疆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中央对新疆问题始终高度重视。有人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治理描述为“铁腕治疆”“柔性治疆”和“刚性治疆”三个阶段，有一定的概括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央治疆策略一直是因时而异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和棘手。201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新疆工作的战略目标确定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确定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可以看到，两次座谈会的精神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次更多强调了“发展”，第二次更多强调了“稳定”;两次都将民生问题作为发展的重点，都把长治久安置于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中。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坚持长期建疆，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中央的这一思想，不冒进、不悲观，积极稳妥，是解决新疆问题的长久之策，长期坚持必能见效。
民族政策：坚持原则，保持定力，不断完善
与对新疆局部问题的治理一样，中国民族问题的整体解决首先要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如何认识当前的民族政策，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做探寻。
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弄清当前民族问题发生的社会大背景，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要有时代和历史的大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大背景怎样概括，可以有多种观点，但有几个特点是共通的：第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另一面就是民族发展不平衡;第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多发频发;第三，各民族的整体素质，包括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大大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和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第四，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规模和深入程度前所未有;第五，各地的对外开放程度前所未有。稍加分析，可知这几个特点恰恰对应了上文所讲到的民族问题发生的现实。
我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及其与民族问题发生的关系说明的是一个道理，即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发生是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发展过程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偶然。既然是规律，不可避免，我们就不能把它归咎于民族政策。以民族问题的不断增多来否定民族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讲都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少数民族获得的政治权利、经济文化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民族之间整体上的团结和谐都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从基本层面上讲的。因为“民族政策”这个概念包括了管理民族事务、解决民族问题的所有规范、准则和策略。它是有层次的、立体的、分领域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保证了我们民族工作的正确方向，保证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大局。但是在这些基本层面之下，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就很难说没有问题。此外，政策虽然正确，但能否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也很难说没有问题。实際上，人们对民族政策的诟病主要在于具体政策层面、在于正确的政策不能得到正确执行，其中不顾条件和对象的“一刀切”和粗枝大叶最为典型。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政策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对民族政策做出适时的调整。坚持原则，保持定力;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应对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民族问题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当前民族问题多发、面广、复杂
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容乐观。首当其冲的是新疆问题。自2009年“7·5”事件以来，除了不长一段时间的平静外，近两年来，各类暴恐事件发生的频率高，手段残忍，伤害的空间范围和对象也不断扩大。
我们一般把这些事件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加以区隔，将其界定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是反社会、反人类、危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犯罪行为。但是，这些极端事件的制造者借助的是民族因素，直接间接影响的也是民族关系。回顾这些事件，已清晰地显示出一个反复出现的恶性循环：暴恐事件发生——维稳、强力打压——在防范和打击极端势力的同时也伤及特定民族——民族关系受损——借助民族矛盾的加剧，暴恐事件再度发生——民族关系再度受损……这种局面正是极端势力所希望的，或者说通过暴恐事件达到破坏民族关系正是极端势力的最终目的。这些，都和民族问题脱不开干系。
当然，除了这些极端事件涉及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存在。
首先还是发展差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有差距，这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央就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加以推进。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先东后西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为此，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战略以及诸如兴边富民、人口较少民族扶持等政策的落实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21世纪的前10年被称为是中国西部发展最快、各族人民受益最多的10年。然而，西部发展，中部和东部也在发展，这样，不但原有的差距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发展基础的薄弱，历史欠账太多，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新疆民族矛盾和暴恐事件发生最集中的是南疆地区，这与南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新疆最为突出有直接的关系。不能否认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成绩，正是因为这种发展，民族地区的贫困已由普遍贫困向“集中连片”的点状或片状转变;但从整体上讲，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消除，有些地区和有些方面甚至在继续拉大。
其次是发展中的利益矛盾。民族地区一方面发展滞后、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又在发展中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资源富集是其天然优势，但在资源开发中围绕着价格、税费、补偿等问题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外来企业与地方、东西部不同地方、老百姓与企业以及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等不同的利益环节。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在这些不同利益方的博弈中，民族地区及其民众处于相对弱势，在开发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份额;而由于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生态问题则由资源所在地承担了。同样，由于发展和开发，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不断消逝，也引发了当地社会的焦虑。显然，这些都是经济、文化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但由于矛盾的不利方总是与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牵扯到一起，就不能说和民族问题没有关系。
第三是散居化和城镇化中的问题。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聚居”好理解，而“杂居”是介于“散居”和“聚居”之间的一种状态。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不论是聚居还是杂居都有向散居化发展的趋势，对应的则是民族之间人口大流动状态。当前一个普遍情况是，各个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也涌入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经商人、科教人员和各类干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普遍深入。当然，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也伴生着民族矛盾。还需注意的是，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虽然远离家乡，但与其来源地始终保持着文化、亲缘、经济上的密切聯系，双方在情感和利益上息息相关。内地发生的事件会很快在边疆引起反应，同样，民族地区的风吹草动也会在内地掀起波澜。
另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是重要环节。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平均已达52%，而民族地区却大多在30%～40%之间徘徊。这一方面说明民族地区还有着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散居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还将有一个长期的增长。
第四是不良民族情绪的对撞和民族意识提升中的问题。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一种正常反映。它包括民族的认同意识，也包括对民族利益的自觉。民族意识产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强于民族交往的加强和利益因素的增多。当今中国社会为民族意识的增强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前所未有地增多了，掺杂民族因素的利益竞争也随之增多。民族意识的增强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往往与不良的民族情绪相伴而生，影响到民族关系及国家认同的巩固。以互联网为标志的高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为民族意识的增强和不良民族情绪的对撞提供了条件;虚拟空间的隐匿性也为有害言论的产生和扩散提供了方便，曾几何时几无藏身之地的民族偏见言论现在竟四处流传。
新疆问题：观察民族问题的窗口
一段时间以来，新疆暴恐事件不断，民族关系受损，成为民族问题极端化的集中反映。因此，新疆问题的发展成为观察中国民族问题的窗口，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在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新疆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体，其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和国际背景，需长远谋划、综合治理。
除存在“双泛”思潮影响和现实经济原因外，宗教问题在新疆源远流长。新疆维吾尔族从信佛改宗伊斯兰教已有千年历史。长期以来，该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虔诚但也与世俗并不隔绝，因而维吾尔族文化丰富、绚丽多姿。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中东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原教旨主义开始影响新疆伊斯兰教，继而在90年代从中发展出了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三股势力”之一。近几年来，同样受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升的影响，新疆伊斯兰教的保守化倾向突出，有这种倾向的人以是否遵从他们认同的教义划分“同教”和“异教”。在维吾尔族聚居地区，女性戴面纱、男性留大胡须穿长袍者急速增多，这里禁酒禁烟，讲究严格的“清真”，甚至认为银行贷款的钱，汉人商店的商品都是不洁的。伊斯兰宗教领域的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疆穆斯林的分化，以至于有人按宗教立场将其分为“文化穆斯林”“世俗穆斯林”“保守穆斯林”和“极端穆斯林”。“保守穆斯林”即遵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多为“瓦哈比派”。该派别虽仍属于宗教立场上的保守主义，主张“返璞归真”，恪守《古兰经》圣训，但其中的激进势力力图用极端手段实现理想，就成为宗教极端主义了。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原则，不可动摇。但如何区分一般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遏制极端主义的蔓延，在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反分裂斗争中极为重要又十分棘手。因为，一直以来，分裂主义总是通过宗教极端主义来纠集信众，制造暴恐，而宗教极端主义又是以宗教的外衣隐藏其后。 新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同样复杂。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原本清楚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解读;不同问题、不同事件也在不同的理解中有了各自的立场。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明确的分裂主义说教、有害民族团结的言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公开鼓噪和传播。为此，新疆开展过多次以反对分裂主义为目的的斗争，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也一再要求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发声”“站稳立场”。另一方面，部分基层政权组织也在宗教势力的侵蚀下不断丧失着自己应有的性质和职能。为各民族人民群众所共同憎恨的贪腐现象也在持续地刨削着新疆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根基。
新疆深居内地，但它地域广阔，是联通中西的地理要冲，这令它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历史上的开放程度并不亚于内地的大部分地方，而新疆的分裂主义和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历来与国外各种势力的策动和影响分不开。上世纪30年代南疆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得到了土耳其、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支持;40年代新疆的“三区革命”，从它的发生、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到后期的变化，始终都有苏联的策动和参与;解放后，逃亡国外的老“突厥”分子内外勾结，在新疆制造了大量的动乱性事件，1962年导致中国边民7万人外逃的“伊塔事件”也有苏联人策动;90年代后新疆“东突”势力的活跃也是国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中亚“三股势力”兴起在国内的反映。“基地组织”长期为境外“东突”分裂势力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东伊运”等“东突”恐怖组织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成员，国际上一些重大的恐怖主义行动中也总有“东突”分子的身影。
同样应引起警觉的是，2014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内乱中突起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虽立足未稳，却在不多的发声中多次提到中国，要求中国的穆斯林向它效忠。在该组织公布的地图上，已把中国的新疆纳入其未来的“疆域”之中。
凡此种种，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从民生到宗教，从境内到境外，都充分展示了新疆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中央对新疆问题始终高度重视。有人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治理描述为“铁腕治疆”“柔性治疆”和“刚性治疆”三个阶段，有一定的概括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央治疆策略一直是因时而异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疆问题的复杂和棘手。201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新疆工作的战略目标确定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确定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可以看到，两次座谈会的精神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次更多强调了“发展”，第二次更多强调了“稳定”;两次都将民生问题作为发展的重点，都把长治久安置于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中。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做好新疆工作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坚持长期建疆，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中央的这一思想，不冒进、不悲观，积极稳妥，是解决新疆问题的长久之策，长期坚持必能见效。
民族政策：坚持原则，保持定力，不断完善
与对新疆局部问题的治理一样，中国民族问题的整体解决首先要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如何认识当前的民族政策，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做探寻。
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弄清当前民族问题发生的社会大背景，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要有时代和历史的大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大背景怎样概括，可以有多种观点，但有几个特点是共通的：第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另一面就是民族发展不平衡;第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多发频发;第三，各民族的整体素质，包括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大大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和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第四，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规模和深入程度前所未有;第五，各地的对外开放程度前所未有。稍加分析，可知这几个特点恰恰对应了上文所讲到的民族问题发生的现实。
我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及其与民族问题发生的关系说明的是一个道理，即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发生是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发展过程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偶然。既然是规律，不可避免，我们就不能把它归咎于民族政策。以民族问题的不断增多来否定民族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讲都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少数民族获得的政治权利、经济文化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民族之间整体上的团结和谐都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从基本层面上讲的。因为“民族政策”这个概念包括了管理民族事务、解决民族问题的所有规范、准则和策略。它是有层次的、立体的、分领域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保证了我们民族工作的正确方向，保证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大局。但是在这些基本层面之下，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就很难说没有问题。此外，政策虽然正确，但能否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也很难说没有问题。实際上，人们对民族政策的诟病主要在于具体政策层面、在于正确的政策不能得到正确执行，其中不顾条件和对象的“一刀切”和粗枝大叶最为典型。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政策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对民族政策做出适时的调整。坚持原则，保持定力;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应对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民族问题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