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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资金借贷，手续却往往简单便捷”
尽管吴英案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但依然没法阻挡中国民间金融的暗流涌动。正规金融体系所形成的垄断性，根本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民间金融也就成为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融资良方。尽管其中存在着如吴英案这样的风险，但为资本诱惑的人们依然前仆后继。与吴英案所发地浙江远隔千里的成都，民间金融兴旺之势毫不逊色。据知情人士透露，成都大概有近500亿左右的民间资金在流动!
“吴英案在民间至今尚有很多不同看法”在报上看到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远在成都外双楠水调歌头茶楼的冯明告诉本刊记者。
冯明，曾经是成都某银行信贷部经理，现在离职与朋友合伙从事民间金融生意。在冯明看来，正规金融的垄断与高门槛促成了他们今天所做的民间金融生意，在今天“民间借贷也就是个生意，哪有那么多秘密可言!”
尽管冯明还是强调了不希望记者透露其真实身份，但这并不妨碍他面对我们侃侃而谈他的放贷史。“我们做借贷生意”，冯明说，“更多的还是靠信用，与外界想象的涉黑之类传闻相去甚远。”
据成都某投资公司分析人士估计，成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超过500亿元，正是无数个“冯明们”操持着这个巨大的“资金盘子”。
“这几年成都的民间金融发展相当快，各种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很多就汇集到了民间借贷这块，资金量相当之大!”冯明说，“根本不担心资金来源。”
在圈子头的时间久了，自然也就有了口碑。很多熟悉的甚至不熟悉的朋友主动找到冯明，有的希望一起发财，有的希望能拆解过河。这样下来资金量越滚越大，动辄成百上千万，但这样庞大的资金借贷，手续却往往简单便捷。“甚至有的收条都没有，钱就打到了我的帐上。”已经把茶楼当做了办公室的冯明，几乎每天都要处理各种上游放贷、下游借贷的业务。当然，茶楼也成为了各种民间融资汇集的“据点”。
“冯明们”那些千万元量级的民间资金往来背后，依靠的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冒险。
受到银行准备金率提高、硬性信用指标和贷款向国有、大型企业倾斜等政策束缚，商业银行的信贷灵活性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和个人需求，这为“冯明们”留出了庞大市场空间。对有资金需求又熟悉情况的本地人来说，担保咨询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商会、企业和个人都是潜在的“银行”，这些“渠道”，构成了成都民间金融的主要借贷来源。
“目前的市场行情，利息都已经超过银行同期4倍了，从3％到10％的月息，利润还是可观!”尽管有如此高的利息，但可以看出“冯明们”的生意依旧火爆。
北京大学金融学副教授黄嵩认为，目前正规的金融体系还相当落后，才造成这样“缺钱融不到钱、有钱投不出去”的尴尬困境，也才让民间金融得以星火燎原。
因此在“冯明们”看来，民间金融只是在体制缺失下的产物，由于缺乏环境与法律制度的支持，也才更能理解吴英那样的“野蛮生长”!
“大部分民间借贷链条已变得复杂，‘信用’也有时会不管用”
10％的月息 逼上民间金融之路
“如果没有民间金融，不走民间这条路，我的公司早就垮了!”在成都双流做皮革加工的李勇这样说。李勇在双流有一家皮革加工厂，主要为一些大公司做皮革加工贴牌，每年营业额在500万元左右。去年春节过后，由于大公司订单业务的增加，李勇计划新增设备适应客户扩增业务的需求。初步估计需要近50万元的设备费用，但他能动用的资金在15万元左右，还有近30万元的缺口。
“我们厂是2008年建立的，由于是订单生产，资金回笼情况一直不错，账面的流转资金一般也有个3、40万，当时以为贷款应该不困难。”李勇说，他最先想到的还是找正规银行贷款。但是，当他怀信心去找银行贷款，才发现正规渠道的融资远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我们从3月开始，跑了几家大银行想贷款，结果不是说要抵押，就是说没有合适的指标。我们的厂房是租来的，也几乎没有什么可抵押资产，所以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条件。”李勇一筹莫展。像李勇这样的私营小企业，在今天传统的正规金融渠道面前，一没有资产抵押、二没有“渠道关系”，贷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终李勇经朋友选择了一家民间担保公司。“尽管月息已经高达10％，但确实为我解了‘燃眉之急’，而且办理手续也相当简单，仅仅是写下借条，按下手印，并交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就办妥了。”对于李勇来说，这笔借贷就像一场及时雨，避免了大客户的流失，“虽然短期内付出高额的利息，但还是算得过账，总比生意因此打倒好!”
在成都从事多年银行金融工作的业内人士郑先生认为，对于正规金融来说，往往是“帮富不帮穷，放缓不救急!”这也造成了对于大多数急需用钱救济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来说，往往选择民间借贷更来得便捷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正规金融把很多借贷人“逼”上民间金融这条路的。
利息超四倍 风险是毁灭性的!
“冯明们”的民间金融链条很简单：通常由他们将资金汇聚，然后直接放给需要资金的个人或企业。不过眼下，大部分民间借贷链条已开始变得逐渐复杂。由于中间环节增多，“信用”也有时会不管用，出现一些欺诈行为。可以说，中间环节的增多，也是融资成本增加、利息攀高的根本。
这也给民间金融带来不可避免的风险问题。
在民间资金泛滥，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央行早在2009年就开始力推《放贷人条例》，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给正常的民间金融一个出路，以便引导其规范发展。但《放贷人条例》还是遭遇了众多难题。其一，民间金融形式众多，且各地差异较大，很难通过一个统一的法规来规范；其二，“合法”与“非法”区分很难；其三，关于放贷人的管理问题，是交由地方管理，还是由当前的金融监管当局监管。对于一些贷款机构，央行和银监会都有监管职责，如何划分双方权责也是问题，也是基于以上原因，《放贷人条例》至今尚未推出。
尽管成都目前还鲜有出现因为借贷问题产生的“跑路”，但是随着“温州私营企业老板跑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等新闻事件的曝光，也不得不让人关注成都民间金融可能存在的风险。
成都市场中现在不乏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借贷，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合浮动)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意味着，一旦对簿公堂，法院最多支持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利息，投资公司之前设想的高额回报全是空话。
成都大金鑫投资有限公司的李伦表示，“目前在风险的控制上，民间金融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很难用制度去约束民间金融的信用关系，由于民间借贷成本非常高，一旦发生风险发，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借贷案例：以借贷100万为例，借贷两个月，每个月月息5％，则放贷方通常在放款时就先扣一个月息5万，实际只给借贷方95万，一个月后借贷方再还息5万，两个月后借贷方归还100万。如果第一月后不还息5万，那么到了两个月后，借贷方则需归还总额100+5+5*5％=105.25万，以此类推。
尽管吴英案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但依然没法阻挡中国民间金融的暗流涌动。正规金融体系所形成的垄断性，根本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民间金融也就成为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融资良方。尽管其中存在着如吴英案这样的风险，但为资本诱惑的人们依然前仆后继。与吴英案所发地浙江远隔千里的成都，民间金融兴旺之势毫不逊色。据知情人士透露，成都大概有近500亿左右的民间资金在流动!
“吴英案在民间至今尚有很多不同看法”在报上看到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远在成都外双楠水调歌头茶楼的冯明告诉本刊记者。
冯明，曾经是成都某银行信贷部经理，现在离职与朋友合伙从事民间金融生意。在冯明看来，正规金融的垄断与高门槛促成了他们今天所做的民间金融生意，在今天“民间借贷也就是个生意，哪有那么多秘密可言!”
尽管冯明还是强调了不希望记者透露其真实身份，但这并不妨碍他面对我们侃侃而谈他的放贷史。“我们做借贷生意”，冯明说，“更多的还是靠信用，与外界想象的涉黑之类传闻相去甚远。”
据成都某投资公司分析人士估计，成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超过500亿元，正是无数个“冯明们”操持着这个巨大的“资金盘子”。
“这几年成都的民间金融发展相当快，各种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很多就汇集到了民间借贷这块，资金量相当之大!”冯明说，“根本不担心资金来源。”
在圈子头的时间久了，自然也就有了口碑。很多熟悉的甚至不熟悉的朋友主动找到冯明，有的希望一起发财，有的希望能拆解过河。这样下来资金量越滚越大，动辄成百上千万，但这样庞大的资金借贷，手续却往往简单便捷。“甚至有的收条都没有，钱就打到了我的帐上。”已经把茶楼当做了办公室的冯明，几乎每天都要处理各种上游放贷、下游借贷的业务。当然，茶楼也成为了各种民间融资汇集的“据点”。
“冯明们”那些千万元量级的民间资金往来背后，依靠的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冒险。
受到银行准备金率提高、硬性信用指标和贷款向国有、大型企业倾斜等政策束缚，商业银行的信贷灵活性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和个人需求，这为“冯明们”留出了庞大市场空间。对有资金需求又熟悉情况的本地人来说，担保咨询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商会、企业和个人都是潜在的“银行”，这些“渠道”，构成了成都民间金融的主要借贷来源。
“目前的市场行情，利息都已经超过银行同期4倍了，从3％到10％的月息，利润还是可观!”尽管有如此高的利息，但可以看出“冯明们”的生意依旧火爆。
北京大学金融学副教授黄嵩认为，目前正规的金融体系还相当落后，才造成这样“缺钱融不到钱、有钱投不出去”的尴尬困境，也才让民间金融得以星火燎原。
因此在“冯明们”看来，民间金融只是在体制缺失下的产物，由于缺乏环境与法律制度的支持，也才更能理解吴英那样的“野蛮生长”!
“大部分民间借贷链条已变得复杂，‘信用’也有时会不管用”
10％的月息 逼上民间金融之路
“如果没有民间金融，不走民间这条路，我的公司早就垮了!”在成都双流做皮革加工的李勇这样说。李勇在双流有一家皮革加工厂，主要为一些大公司做皮革加工贴牌，每年营业额在500万元左右。去年春节过后，由于大公司订单业务的增加，李勇计划新增设备适应客户扩增业务的需求。初步估计需要近50万元的设备费用，但他能动用的资金在15万元左右，还有近30万元的缺口。
“我们厂是2008年建立的，由于是订单生产，资金回笼情况一直不错，账面的流转资金一般也有个3、40万，当时以为贷款应该不困难。”李勇说，他最先想到的还是找正规银行贷款。但是，当他怀信心去找银行贷款，才发现正规渠道的融资远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我们从3月开始，跑了几家大银行想贷款，结果不是说要抵押，就是说没有合适的指标。我们的厂房是租来的，也几乎没有什么可抵押资产，所以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条件。”李勇一筹莫展。像李勇这样的私营小企业，在今天传统的正规金融渠道面前，一没有资产抵押、二没有“渠道关系”，贷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终李勇经朋友选择了一家民间担保公司。“尽管月息已经高达10％，但确实为我解了‘燃眉之急’，而且办理手续也相当简单，仅仅是写下借条，按下手印，并交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就办妥了。”对于李勇来说，这笔借贷就像一场及时雨，避免了大客户的流失，“虽然短期内付出高额的利息，但还是算得过账，总比生意因此打倒好!”
在成都从事多年银行金融工作的业内人士郑先生认为，对于正规金融来说，往往是“帮富不帮穷，放缓不救急!”这也造成了对于大多数急需用钱救济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来说，往往选择民间借贷更来得便捷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正规金融把很多借贷人“逼”上民间金融这条路的。
利息超四倍 风险是毁灭性的!
“冯明们”的民间金融链条很简单：通常由他们将资金汇聚，然后直接放给需要资金的个人或企业。不过眼下，大部分民间借贷链条已开始变得逐渐复杂。由于中间环节增多，“信用”也有时会不管用，出现一些欺诈行为。可以说，中间环节的增多，也是融资成本增加、利息攀高的根本。
这也给民间金融带来不可避免的风险问题。
在民间资金泛滥，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央行早在2009年就开始力推《放贷人条例》，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给正常的民间金融一个出路，以便引导其规范发展。但《放贷人条例》还是遭遇了众多难题。其一，民间金融形式众多，且各地差异较大，很难通过一个统一的法规来规范；其二，“合法”与“非法”区分很难；其三，关于放贷人的管理问题，是交由地方管理，还是由当前的金融监管当局监管。对于一些贷款机构，央行和银监会都有监管职责，如何划分双方权责也是问题，也是基于以上原因，《放贷人条例》至今尚未推出。
尽管成都目前还鲜有出现因为借贷问题产生的“跑路”，但是随着“温州私营企业老板跑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等新闻事件的曝光，也不得不让人关注成都民间金融可能存在的风险。
成都市场中现在不乏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借贷，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合浮动)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这意味着，一旦对簿公堂，法院最多支持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利息，投资公司之前设想的高额回报全是空话。
成都大金鑫投资有限公司的李伦表示，“目前在风险的控制上，民间金融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很难用制度去约束民间金融的信用关系，由于民间借贷成本非常高，一旦发生风险发，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借贷案例：以借贷100万为例，借贷两个月，每个月月息5％，则放贷方通常在放款时就先扣一个月息5万，实际只给借贷方95万，一个月后借贷方再还息5万，两个月后借贷方归还100万。如果第一月后不还息5万，那么到了两个月后，借贷方则需归还总额100+5+5*5％=105.25万，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