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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国维的自杀一直是学术界纷争的话题，可谓众说纷纭，见解甚多。本文试利用孟子的“五伦”说，阐释一位历经“人生多变，世事沧桑”的苦难人，从而破解王国维思想深处犹如万丈深渊的悲苦，透视他内心的悲凉和无尽的孤独，进而揭示他的沉塘之谜。
关键词：王国维；五伦；沉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02
王国维一生学术纵跨文、史、哲等领域，其卓绝的见解神游古今。陈寅恪赞其学术无论哪一方面“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之轨则”[1]然而正当其学术如日中天时，这位学术集大成者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里，留给世人无限的悲叹和对其死亡之因的困惑和猜测。学界一直有几种不同观点，有殉清死节说、罗氏逼债说、恐惧北伐说、悲观厌世说等等，或从客观方面作出种种臆测，或从主观方面作出种种推演，各执一词。如果把思维定格在王国维所处的清末民初的社会里，从当时人的心理心态和王国维人生的变幻来探寻，挖掘王氏思想深处的原因，阐释其在“五伦”的涡流中挣扎的苦悲和无助，或许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一、君臣有义难再义
王国维身逢衰世，在满清残阳日落时踏上他的政治生涯，俗话说：“乱世出英豪，国变见忠臣”。高官显贵，卖身求荣，而前朝忠节恰恰是那些未沐皇恩的布衣白丁。王国维政治生涯零零总总加起来只不过六、七年时间。1906年罗振玉到北京任学部参事，经罗推荐，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后又为京师馆编译。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一起举家避难日本。归国后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3年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对于朋友的力荐和溥仪的赏识，王国维欣然前往。然而这种欣然是短暂的，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兵进北京，软禁曹锟，实行逼宫，取消溥仪的王者待遇，溥仪永远离开紫禁城，而当时王国维一直伴“君”左右，目睹和亲历了紫禁城里身为九五至尊的溥仪沦为末路逃徒的过程，真是西风残月。古语有言，君辱臣死。王国维内心悲凉非比一般。他曾激赏张勋复辟“如盖青山倚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无著，七圣同车路总迷……”[2]。可见其臣子的心态。其实，复辟之事，于当时当世之潮流，只不过是一次黄粱美梦。
王国维是一个为学术而活的人，政治目光相当局限，随着潮流的奔涌，这个局限日益显著。他的奏折《论政学疏》：“……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紫禁城）中，则虽有乱人，决不敢称兵向阙者。何者？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凌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3]。可见他的政治迂腐，他相信列强，相信民心未变。如果深刻推敲一下王国维，就会发现其是从思想的角度分析社会，而非从政治的角度看世界。在王国维的内心里，溥仪代表着一种标签，在这个标签身上凝聚着王国维的信仰、价值、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溥仪这个皇帝的消失似乎意味着他心中的信仰、价值、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彻底大崩溃。是现实把君臣之义给活剥了。
二、（社会）长幼有序变无序
正常社会应该是一个上下同心、长幼有序的情况，这是每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天地交泰似的盛世理想，然而时势恰恰相反。王国维所处中国当时的社会状态。政治上混乱如麻，从王国维出生到投湖（1877—1927年）间。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侵华、预备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直奉战争、国共北伐等等，外辱的不断，内政百态粉墨登场，那些遗老遗少们在混乱的时局中风声鹤唳，两股战战。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频繁转移，意味着的往往不是民主，而是苦难。王国维用陈旧的历史眼光纵观政治，也许在他眼里看到的所谓的共和就是不和，民主就是无主。把国内所有的党派都认为是欺世骗人的东西。梁启超说：“他（王国维）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4]梁启超除了学术上是位风云人物外，政治上更是一位弄潮儿，对时事洞若观火。
从文化上来说，各种主义在中国登台亮相，尤其是1915年后，新文化运动燃烧起来的民主和科学如火如荼，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得新文化运动更是水涨船高。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德、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千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5]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打破他构想的尽善尽美的“东方道德”。他曾在1918年欧战（一战）结束时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一足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者道也”[6]梁启超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去欧游历回国后，在其著《欧洲心影录》中也宣告欧洲物质文明破产，鼓吹以中国的精神文化去拯救痛苦中的西方人。在王国维心目中，传统社会文化在急剧更迭的政治下游走在悬崖边，现实中又找不到文化道德的根。王国维对当时社会风气失范、人道纲常不济不时流露出伤感之情，他在送狩野诗里有“庙堂已见纲常驰，成阙还看十风变”及“百僚师师学奔走。大官诺诺竞圆转[6]。文化衰风日甚，他的心忧到了冰点。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到过，凡是一种文化衰落时，受这种文化熏染之人，必感痛苦，受这种文化影响程度愈大，则他所受的痛苦愈甚，如果痛苦极深，只能用一死来求得自己心安义尽了。
三、夫妇有别成永“别”
这个“别”不是古代所说的那种男女之别。王国维20岁“及冠”之年与莫姓姑娘结婚，婚后琴瑟和谐，感情笃深。王国维所填之词多悲凉之作，但也有风月情词，其中有些可视为追怀新婚的甜蜜，例如《人间词乙稿》内有一首《浣溪沙》：“爱棹扁舟傍岸行，红妆素萏斗轻盈。脸边舷外晚霞明，为惜花香停短棹，戏窥鬓影拔流萍，玉钗斜立小蜻蜓。”[7]那如画之境，销魂之情溢于言表。红袖添香的生活对于需要到处求生计的人来说总是短暂的，但是他们聚少离多仍然情坚义深。
1907年莫氏死于产褥热，这让王国维情断肝肠，他有一首《蝶恋花》词，应为夫妇病榻永别的纪实描写：“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终古。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8]面对气若游丝的爱妻，相约来生，再结同心，可谓字字令人心碎。他与莫氏结婚后，只身先后赴上海、日本、南通、苏州、北京等地，几乎无年不在外奔波，十年夫妻，伉俪情深，每每忆起便“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意无气力，绿窗寒恻恻……旧欢无处觅”恻恻悲情，重梦十年恩爱，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四、父子有亲隔世“亲”
古语有言，人生有三大悲：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王国维四岁时（1881），其母凌氏去世，这给王国维幼小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成为他性格忧哀的重要原因。《幼学琼林》上有言“父死曰孤，母死曰哀”，他也曾自评“性复忧郁”。十一岁那年，其父续娶叶氏，虽对王国维疼爱有加，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他的性格早已形成。1906至1908年，不到三年的时间，先后他最尊敬的父亲、情深义坚的妻子莫氏、继母叶氏相继离开人间。而立之年，家人接连离世，留下的仅仅是活人的痛苦，这让王国维倍感悲凉。他曾在《蝶恋花》词中写到：“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自是浮生无可说，人生第一耽离别。”其长子王潜明1926年早逝于上海，这给将届“五十之年”的王国维带来的更是巨大悲痛。据罗守巽（罗振常之子）老人回忆说：“观堂则呆郁郁，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张尔田在一年后所作挽诗中忆潜明丧后，王国维“惨然不乐”之状。诗云：“去年乐地庵中见，执手惊呼惨别颜；讵料重逢无好语，早拼九死不生还。”长子之丧纵然是塌天大事，最终还得由活人顶起来，他在稍后致罗振玉的信中所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家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这时王国维虽极其悲痛，但仍没有到“欲绝”的地步。
五、朋友有信变绝“信”
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学术、经济生活帮助很大，尤其在经济生活上，罗时时伸处温暖之手，这是王国维的幸遇，但王国维的不幸也是遇到罗振玉。在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年代，被罗振玉识为“伟器”的王国维，自然把罗振玉视若知己。后来的事实表明罗振玉确实有伯乐般的眼光，不仅善于识才、用才，而且还尽力给予经济上的帮助。然而从一些事情细节上，可以看出罗氏在人格魅力上尚欠火候。周君适在《落日残照》书中提到，罗在邱（宪）家教书，“邱藏书甚富，病故后，罗向女东家大献殷勤，骗得大批古旧书籍”。再有一件是北大“三请四邀”王国维任教的事。时任北大校长的是提出“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蔡元培亲自提名决定向王发出邀请。在前后三派“使者”，四发函件的“聘请记”里，罗振玉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北大第三次派当时赫赫有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充当使者，去天津罗宅请罗振玉出面说服王国维应大学之聘。罗振玉翌日致信给王国维，让王国维“设辞谢绝”，还讲了对马衡的印象，说“此人至愚”，并反问“岂有引鸾凤入鹅鸡群之理耶？”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傲的神情。1922年北大第四次又派马衡奔赴天津罗宅，此次采取新战略“联袂”而聘，在聘王国维为国学门通讯导师的同时，又聘罗振玉为考古导师，没想到罗振玉一口答应，让人啼笑皆非。
王国维在政治上追随罗振玉，后来又是儿女亲家。其在政治上是个门外汉，罗振玉的政治谋略也是一个“半桶水”，王国维又是一位极忠诚的人，所以在做“清朝遗老”这件事上，罗振玉硬硬的拉了一下王国维。如果说政治上罗振玉把王国维引领到无边的黑暗中，那么罗振玉的绝交信则让王国维站到了悬崖边。王潜明在沪早夭，王国维老年丧子，自然悲痛愈下。罗振玉居然携女大归，拒收潜明的抚恤金，说什么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等等。王国维批评长媳无理，而罗则袒护女儿。王国维认为应受的东西而不受，则“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1921年11月，罗振玉发来了“绝交信”，最终导致了两人“金石之交”的断裂。从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王国维写的信抬头称呼，一如既往，“雪堂亲家”。而罗振玉最后四信则均为“静公”，去掉以前“亲家”二字。行文之间，王国维始终珍惜友谊，以情为重，而罗氏则咄咄逼人，不顾情面，给人富不爱贫，以强凌弱之感。晚年罗氏追忆旧时，曾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郭沫若在其文章《鲁迅与王国维》中指出罗振玉的为人品性极差，罗振玉向王国维索债，逼死王国维。但我觉得此文可信度不大，言词多用“大概”、“也许”。溥仪、沈曾植也持与郭沫若类似观点。毫无疑问，罗振玉划地绝交，割袍断义的“绝交信”是压死王国维这个忠诚善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他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中，有几个字很值得推敲：“此”、“变”、“再辱”，悲苦的岁月，活的很累，想一死了之。“此”种社会、人生、世事的跌“变”，（家人的离去，朋友的义绝，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北伐军的高歌猛进）“再辱”惨状随时即将来临。王国维集封建儒学、老庄哲学、佛学、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哲学于一生，再加上人生、世事的剧变，本身肺病的折磨，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对王国维来说，生存的恐惧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致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样万念俱灰的人往往就会结束自己的肉体。
参考文献：
[1]王国维遗书·序:第一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
[2]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8.
[3]王国维.论政学疏[J].转引陈鸿祥.王国维传[M].人民出版社,2004:544.
[4]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王庆祥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M].东方出版社,2000:437.
[6]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M].中华书局,1984:287,311.
[7]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14.
[8]陈鸿祥.王国维传[M].人民出版社,2004:290.
关键词：王国维；五伦；沉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02
王国维一生学术纵跨文、史、哲等领域，其卓绝的见解神游古今。陈寅恪赞其学术无论哪一方面“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之轨则”[1]然而正当其学术如日中天时，这位学术集大成者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里，留给世人无限的悲叹和对其死亡之因的困惑和猜测。学界一直有几种不同观点，有殉清死节说、罗氏逼债说、恐惧北伐说、悲观厌世说等等，或从客观方面作出种种臆测，或从主观方面作出种种推演，各执一词。如果把思维定格在王国维所处的清末民初的社会里，从当时人的心理心态和王国维人生的变幻来探寻，挖掘王氏思想深处的原因，阐释其在“五伦”的涡流中挣扎的苦悲和无助，或许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一、君臣有义难再义
王国维身逢衰世，在满清残阳日落时踏上他的政治生涯，俗话说：“乱世出英豪，国变见忠臣”。高官显贵，卖身求荣，而前朝忠节恰恰是那些未沐皇恩的布衣白丁。王国维政治生涯零零总总加起来只不过六、七年时间。1906年罗振玉到北京任学部参事，经罗推荐，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后又为京师馆编译。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一起举家避难日本。归国后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3年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对于朋友的力荐和溥仪的赏识，王国维欣然前往。然而这种欣然是短暂的，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兵进北京，软禁曹锟，实行逼宫，取消溥仪的王者待遇，溥仪永远离开紫禁城，而当时王国维一直伴“君”左右，目睹和亲历了紫禁城里身为九五至尊的溥仪沦为末路逃徒的过程，真是西风残月。古语有言，君辱臣死。王国维内心悲凉非比一般。他曾激赏张勋复辟“如盖青山倚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无著，七圣同车路总迷……”[2]。可见其臣子的心态。其实，复辟之事，于当时当世之潮流，只不过是一次黄粱美梦。
王国维是一个为学术而活的人，政治目光相当局限，随着潮流的奔涌，这个局限日益显著。他的奏折《论政学疏》：“……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紫禁城）中，则虽有乱人，决不敢称兵向阙者。何者？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凌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3]。可见他的政治迂腐，他相信列强，相信民心未变。如果深刻推敲一下王国维，就会发现其是从思想的角度分析社会，而非从政治的角度看世界。在王国维的内心里，溥仪代表着一种标签，在这个标签身上凝聚着王国维的信仰、价值、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溥仪这个皇帝的消失似乎意味着他心中的信仰、价值、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彻底大崩溃。是现实把君臣之义给活剥了。
二、（社会）长幼有序变无序
正常社会应该是一个上下同心、长幼有序的情况，这是每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天地交泰似的盛世理想，然而时势恰恰相反。王国维所处中国当时的社会状态。政治上混乱如麻，从王国维出生到投湖（1877—1927年）间。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侵华、预备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直奉战争、国共北伐等等，外辱的不断，内政百态粉墨登场，那些遗老遗少们在混乱的时局中风声鹤唳，两股战战。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频繁转移，意味着的往往不是民主，而是苦难。王国维用陈旧的历史眼光纵观政治，也许在他眼里看到的所谓的共和就是不和，民主就是无主。把国内所有的党派都认为是欺世骗人的东西。梁启超说：“他（王国维）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4]梁启超除了学术上是位风云人物外，政治上更是一位弄潮儿，对时事洞若观火。
从文化上来说，各种主义在中国登台亮相，尤其是1915年后，新文化运动燃烧起来的民主和科学如火如荼，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得新文化运动更是水涨船高。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俄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德、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千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5]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打破他构想的尽善尽美的“东方道德”。他曾在1918年欧战（一战）结束时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一足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者道也”[6]梁启超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去欧游历回国后，在其著《欧洲心影录》中也宣告欧洲物质文明破产，鼓吹以中国的精神文化去拯救痛苦中的西方人。在王国维心目中，传统社会文化在急剧更迭的政治下游走在悬崖边，现实中又找不到文化道德的根。王国维对当时社会风气失范、人道纲常不济不时流露出伤感之情，他在送狩野诗里有“庙堂已见纲常驰，成阙还看十风变”及“百僚师师学奔走。大官诺诺竞圆转[6]。文化衰风日甚，他的心忧到了冰点。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到过，凡是一种文化衰落时，受这种文化熏染之人，必感痛苦，受这种文化影响程度愈大，则他所受的痛苦愈甚，如果痛苦极深，只能用一死来求得自己心安义尽了。
三、夫妇有别成永“别”
这个“别”不是古代所说的那种男女之别。王国维20岁“及冠”之年与莫姓姑娘结婚，婚后琴瑟和谐，感情笃深。王国维所填之词多悲凉之作，但也有风月情词，其中有些可视为追怀新婚的甜蜜，例如《人间词乙稿》内有一首《浣溪沙》：“爱棹扁舟傍岸行，红妆素萏斗轻盈。脸边舷外晚霞明，为惜花香停短棹，戏窥鬓影拔流萍，玉钗斜立小蜻蜓。”[7]那如画之境，销魂之情溢于言表。红袖添香的生活对于需要到处求生计的人来说总是短暂的，但是他们聚少离多仍然情坚义深。
1907年莫氏死于产褥热，这让王国维情断肝肠，他有一首《蝶恋花》词，应为夫妇病榻永别的纪实描写：“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终古。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8]面对气若游丝的爱妻，相约来生，再结同心，可谓字字令人心碎。他与莫氏结婚后，只身先后赴上海、日本、南通、苏州、北京等地，几乎无年不在外奔波，十年夫妻，伉俪情深，每每忆起便“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意无气力，绿窗寒恻恻……旧欢无处觅”恻恻悲情，重梦十年恩爱，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四、父子有亲隔世“亲”
古语有言，人生有三大悲：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王国维四岁时（1881），其母凌氏去世，这给王国维幼小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成为他性格忧哀的重要原因。《幼学琼林》上有言“父死曰孤，母死曰哀”，他也曾自评“性复忧郁”。十一岁那年，其父续娶叶氏，虽对王国维疼爱有加，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他的性格早已形成。1906至1908年，不到三年的时间，先后他最尊敬的父亲、情深义坚的妻子莫氏、继母叶氏相继离开人间。而立之年，家人接连离世，留下的仅仅是活人的痛苦，这让王国维倍感悲凉。他曾在《蝶恋花》词中写到：“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自是浮生无可说，人生第一耽离别。”其长子王潜明1926年早逝于上海，这给将届“五十之年”的王国维带来的更是巨大悲痛。据罗守巽（罗振常之子）老人回忆说：“观堂则呆郁郁，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张尔田在一年后所作挽诗中忆潜明丧后，王国维“惨然不乐”之状。诗云：“去年乐地庵中见，执手惊呼惨别颜；讵料重逢无好语，早拼九死不生还。”长子之丧纵然是塌天大事，最终还得由活人顶起来，他在稍后致罗振玉的信中所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家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这时王国维虽极其悲痛，但仍没有到“欲绝”的地步。
五、朋友有信变绝“信”
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学术、经济生活帮助很大，尤其在经济生活上，罗时时伸处温暖之手，这是王国维的幸遇，但王国维的不幸也是遇到罗振玉。在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年代，被罗振玉识为“伟器”的王国维，自然把罗振玉视若知己。后来的事实表明罗振玉确实有伯乐般的眼光，不仅善于识才、用才，而且还尽力给予经济上的帮助。然而从一些事情细节上，可以看出罗氏在人格魅力上尚欠火候。周君适在《落日残照》书中提到，罗在邱（宪）家教书，“邱藏书甚富，病故后，罗向女东家大献殷勤，骗得大批古旧书籍”。再有一件是北大“三请四邀”王国维任教的事。时任北大校长的是提出“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蔡元培亲自提名决定向王发出邀请。在前后三派“使者”，四发函件的“聘请记”里，罗振玉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北大第三次派当时赫赫有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充当使者，去天津罗宅请罗振玉出面说服王国维应大学之聘。罗振玉翌日致信给王国维，让王国维“设辞谢绝”，还讲了对马衡的印象，说“此人至愚”，并反问“岂有引鸾凤入鹅鸡群之理耶？”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傲的神情。1922年北大第四次又派马衡奔赴天津罗宅，此次采取新战略“联袂”而聘，在聘王国维为国学门通讯导师的同时，又聘罗振玉为考古导师，没想到罗振玉一口答应，让人啼笑皆非。
王国维在政治上追随罗振玉，后来又是儿女亲家。其在政治上是个门外汉，罗振玉的政治谋略也是一个“半桶水”，王国维又是一位极忠诚的人，所以在做“清朝遗老”这件事上，罗振玉硬硬的拉了一下王国维。如果说政治上罗振玉把王国维引领到无边的黑暗中，那么罗振玉的绝交信则让王国维站到了悬崖边。王潜明在沪早夭，王国维老年丧子，自然悲痛愈下。罗振玉居然携女大归，拒收潜明的抚恤金，说什么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等等。王国维批评长媳无理，而罗则袒护女儿。王国维认为应受的东西而不受，则“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1921年11月，罗振玉发来了“绝交信”，最终导致了两人“金石之交”的断裂。从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王国维写的信抬头称呼，一如既往，“雪堂亲家”。而罗振玉最后四信则均为“静公”，去掉以前“亲家”二字。行文之间，王国维始终珍惜友谊，以情为重，而罗氏则咄咄逼人，不顾情面，给人富不爱贫，以强凌弱之感。晚年罗氏追忆旧时，曾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郭沫若在其文章《鲁迅与王国维》中指出罗振玉的为人品性极差，罗振玉向王国维索债，逼死王国维。但我觉得此文可信度不大，言词多用“大概”、“也许”。溥仪、沈曾植也持与郭沫若类似观点。毫无疑问，罗振玉划地绝交，割袍断义的“绝交信”是压死王国维这个忠诚善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他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中，有几个字很值得推敲：“此”、“变”、“再辱”，悲苦的岁月，活的很累，想一死了之。“此”种社会、人生、世事的跌“变”，（家人的离去，朋友的义绝，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北伐军的高歌猛进）“再辱”惨状随时即将来临。王国维集封建儒学、老庄哲学、佛学、叔本华尼采唯意志主义哲学于一生，再加上人生、世事的剧变，本身肺病的折磨，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对王国维来说，生存的恐惧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致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这样万念俱灰的人往往就会结束自己的肉体。
参考文献：
[1]王国维遗书·序:第一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
[2]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8.
[3]王国维.论政学疏[J].转引陈鸿祥.王国维传[M].人民出版社,2004:544.
[4]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王庆祥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M].东方出版社,2000:437.
[6]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M].中华书局,1984:287,311.
[7]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注[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14.
[8]陈鸿祥.王国维传[M].人民出版社,2004: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