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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在《现代中国小说十讲》自序中提出了“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的说法，认为历史发展一直以除魅为主轴，却除之不尽；而文学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了历史的任务，展现出历史真实。本文即从此书出发，浅谈对文学与历史的一点看法。
关键词：历史；除魅；文学
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往往并没有很多权威的原始记录作为根据，有的只是出于后人的综合甚至推测。特别是早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尘封了千年，早已辨不清本来的面目，各种不同的观点此起彼伏，却找不到更多有力的证据。
于是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人记录历史的执着与认真：不怕得罪最高统治者，不避斧钺，甚至不惜赔上合族的性命。他们记录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记录是给谁看的呢？显然不是给当事人或统治者看的，而是给主宰历史者看的，正因如此，他们必须尽可能保持记录的真实性，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同时也要使这些记录传之永久，所以要刻在石上，铸于“国之重宝”，收于“天府”，藏诸名山。
随着文字的发展和简化、记录手段的改善以及记录对象和内容的增加，史官最终从巫师中分化出来，但其主要特点还是得到了继承和延续，坚持记录的真实性就是重要的原则。因为天、神灵、祖先是不可欺瞒的，否则就会受到天谴或报应。于是就产生了孔子的“春秋笔法”：通过用词的贬褒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评价，以达到扬善隐恶、维护礼仪秩序的目的。如明明是“天王”遭遇内乱而出逃至河阳，《春秋》却记为“天王狩于河阳”。按孔子的本意，最好将“天王”这段记录删去或隐讳，但兹事体大，是瞒不过天的，而称之为“狩”则两全其美，向上天汇报了天王离开首都的事实，后人看了也不至损害天王的尊严。
皇权的确立和强化使史官有了新的效忠对象，也产生新的困惑。一方面，皇帝是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天的意旨，所以史官的记录必须遵守皇帝的旨意，必须解释本朝的成立和兴盛合乎天意，顺应天命。特别是在编纂史书时，这成为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对史料取舍删改的唯一标准。但另一方面，一旦史官发现或认为皇帝的言行与天意、天命不符，就会使他们左右为难，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出于对天的忠诚和职业道德的坚持，称职的史官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如实记录，或者有意无意留下矛盾的史实。但多数史官无法抗拒皇权的淫威，只能以曲笔顺从，甚至完全按照皇帝的意愿编造史实，而以“天意”自欺欺人，同时世俗的腐败也波及史官和历史的记录，更是让历史蒙上了一层面纱。
时至今日，记录历史的技术手段和信息的保存已毫无困难，皇权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人也不再信天命天意，但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其实包含了两种含义：历史真相和历史文本。历史真相是在某一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现实本身，包括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将之称为“原生态历史”。而历史文本是“被叙述的历史”，是历史真相的再现，是后世笔下的历史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张江教授这样评价这两种历史：“‘原生态历史’虽然客观、真实，但是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被归入历史的范畴，就意味着已经消逝，永远不可再现。能够流传下来、被我们所获知的历史，无论它以怎样客观的面貌出现，事实上都是‘被叙述的历史’。”那么历史文本为何越来越失去了其真实性？
历史现实是存在于某个历史时间的“现象”，而历史文本是对这种现象的反映，若要达到完全的客观和中立，记录者必须清除自己的偏见，移情地投入“作品”的世界，尽量准确和公正地复制出他在此中所发现的一切。这对于记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脱离开人类活动和经验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受外在世界污染，遗忘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十分类似于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人惟有在无知之幕下才能够实现个人完全的客观和中立。但是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且不论记录者本身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往往并没有很多权威的原始记录作为根据，有的只是出于后人的综合甚至推测。特别是早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尘封了千年，早已辨不清本来的面目，各种不同的观点此起彼伏，却找不到更多有力的证据。 因而，历史记录的客观、公正、还原性，成为难以达到的理想。
相对于历史叙事，我认为文学虚构反而更能点出中国所经历的晦暗与不明。
以20世纪为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动力，无论从实证或叙事层面来说都是以“除魅”为主轴，但是时过境迁，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的迷雾非但除之不尽反而愈发浓重，而文学的存在，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是提醒了我们暗藏在迷雾之下的记忆暗流，将我们原该忘记或不愿想起的东西拾回我们身边。晚晴的狭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很好地演绎了这一点。
以《老残游记》为例。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主人翁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
但是，也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所说，很多谴责小说很容易流于对街头巷尾流言蜚语的记录，而不能成为有力度的社会批判，由于缺乏批评的高度，往往流于怪诞的记录，而不能真正产生批判的效果。
我以为，历史的作用不仅是记录，更应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但是真实地记录仍应是第一要义。可是，各种主观客观的原因导致我们无法客观地记录历史，甚至哪怕用影像记录了实景，对它的解释也会各有差别。文学就更不用说了，文学这种创造性的作品哪怕是《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也只能说是用“满纸荒唐之言”说着些“真假有无之事”。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纠葛，这里借王德威先生的一段话做结尾“惟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文学阐释权的播散，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学表象之下的记忆。”
参考文献：
[1]【美】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 张江：《“虚无”历史就是“虚无”价值》，原载《求是》杂志，2014年14期.
[3] 刘鹗：《老残游记》，陈翔鹤校，戴鸿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卢一凡（1994-7），女，籍贯：江苏镇江，学历：本科在读。
关键词：历史；除魅；文学
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往往并没有很多权威的原始记录作为根据，有的只是出于后人的综合甚至推测。特别是早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尘封了千年，早已辨不清本来的面目，各种不同的观点此起彼伏，却找不到更多有力的证据。
于是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人记录历史的执着与认真：不怕得罪最高统治者，不避斧钺，甚至不惜赔上合族的性命。他们记录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记录是给谁看的呢？显然不是给当事人或统治者看的，而是给主宰历史者看的，正因如此，他们必须尽可能保持记录的真实性，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同时也要使这些记录传之永久，所以要刻在石上，铸于“国之重宝”，收于“天府”，藏诸名山。
随着文字的发展和简化、记录手段的改善以及记录对象和内容的增加，史官最终从巫师中分化出来，但其主要特点还是得到了继承和延续，坚持记录的真实性就是重要的原则。因为天、神灵、祖先是不可欺瞒的，否则就会受到天谴或报应。于是就产生了孔子的“春秋笔法”：通过用词的贬褒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评价，以达到扬善隐恶、维护礼仪秩序的目的。如明明是“天王”遭遇内乱而出逃至河阳，《春秋》却记为“天王狩于河阳”。按孔子的本意，最好将“天王”这段记录删去或隐讳，但兹事体大，是瞒不过天的，而称之为“狩”则两全其美，向上天汇报了天王离开首都的事实，后人看了也不至损害天王的尊严。
皇权的确立和强化使史官有了新的效忠对象，也产生新的困惑。一方面，皇帝是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天的意旨，所以史官的记录必须遵守皇帝的旨意，必须解释本朝的成立和兴盛合乎天意，顺应天命。特别是在编纂史书时，这成为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对史料取舍删改的唯一标准。但另一方面，一旦史官发现或认为皇帝的言行与天意、天命不符，就会使他们左右为难，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出于对天的忠诚和职业道德的坚持，称职的史官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如实记录，或者有意无意留下矛盾的史实。但多数史官无法抗拒皇权的淫威，只能以曲笔顺从，甚至完全按照皇帝的意愿编造史实，而以“天意”自欺欺人，同时世俗的腐败也波及史官和历史的记录，更是让历史蒙上了一层面纱。
时至今日，记录历史的技术手段和信息的保存已毫无困难，皇权不复存在，绝大多数人也不再信天命天意，但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其实包含了两种含义：历史真相和历史文本。历史真相是在某一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现实本身，包括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将之称为“原生态历史”。而历史文本是“被叙述的历史”，是历史真相的再现，是后世笔下的历史人物传记、文献资料、史书典籍。张江教授这样评价这两种历史：“‘原生态历史’虽然客观、真实，但是它是不可逆的，一旦被归入历史的范畴，就意味着已经消逝，永远不可再现。能够流传下来、被我们所获知的历史，无论它以怎样客观的面貌出现，事实上都是‘被叙述的历史’。”那么历史文本为何越来越失去了其真实性？
历史现实是存在于某个历史时间的“现象”，而历史文本是对这种现象的反映，若要达到完全的客观和中立，记录者必须清除自己的偏见，移情地投入“作品”的世界，尽量准确和公正地复制出他在此中所发现的一切。这对于记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脱离开人类活动和经验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受外在世界污染，遗忘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十分类似于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人惟有在无知之幕下才能够实现个人完全的客观和中立。但是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且不论记录者本身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今天所知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往往并没有很多权威的原始记录作为根据，有的只是出于后人的综合甚至推测。特别是早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尘封了千年，早已辨不清本来的面目，各种不同的观点此起彼伏，却找不到更多有力的证据。 因而，历史记录的客观、公正、还原性，成为难以达到的理想。
相对于历史叙事，我认为文学虚构反而更能点出中国所经历的晦暗与不明。
以20世纪为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动力，无论从实证或叙事层面来说都是以“除魅”为主轴，但是时过境迁，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的迷雾非但除之不尽反而愈发浓重，而文学的存在，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是提醒了我们暗藏在迷雾之下的记忆暗流，将我们原该忘记或不愿想起的东西拾回我们身边。晚晴的狭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很好地演绎了这一点。
以《老残游记》为例。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主人翁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
但是，也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所说，很多谴责小说很容易流于对街头巷尾流言蜚语的记录，而不能成为有力度的社会批判，由于缺乏批评的高度，往往流于怪诞的记录，而不能真正产生批判的效果。
我以为，历史的作用不仅是记录，更应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但是真实地记录仍应是第一要义。可是，各种主观客观的原因导致我们无法客观地记录历史，甚至哪怕用影像记录了实景，对它的解释也会各有差别。文学就更不用说了，文学这种创造性的作品哪怕是《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也只能说是用“满纸荒唐之言”说着些“真假有无之事”。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纠葛，这里借王德威先生的一段话做结尾“惟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文学阐释权的播散，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学表象之下的记忆。”
参考文献：
[1]【美】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 张江：《“虚无”历史就是“虚无”价值》，原载《求是》杂志，2014年14期.
[3] 刘鹗：《老残游记》，陈翔鹤校，戴鸿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卢一凡（1994-7），女，籍贯：江苏镇江，学历：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