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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当时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现代延续，不如说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地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年，林的父亲林长民的司法总长职务被迫辞去，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十六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1〕事实上，年幼的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标准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林徽因的“客厅”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一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梁的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二是因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个类似“卡里斯玛”的诗人、学者，她具有成为一个沙龙女主人的所有条件，她的知识品位、沟通能力和判断力都是第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闲、优雅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方式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富有天然的吸引力。林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2〕
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并行不悖的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期六茶会”，这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会时间，这种聚会既是老朋友之间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非正式讨论的空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3〕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的作用。一是金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这些细节的满足，使得这些学者虽然身处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4〕在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生、陈岱荪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来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5〕金与钱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6〕而金与陈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七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以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7〕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陈岱荪的描述说：“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8〕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六碰头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 Mrs . Swan, Prof . ＆ Mrs.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9〕“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
时为在校学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忆中对林徽因这样描述：“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10〕斯事已远，温馨还在。
注释：
〔1〕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转引自《林徽因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2〕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载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3〕〔5〕〔6〕〔7〕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728、729、731、733～734页。
〔4〕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8〕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0〕卞之琳：《窗子内外忆徽因》，转引自：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地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年，林的父亲林长民的司法总长职务被迫辞去，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十六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1〕事实上，年幼的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标准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林徽因的“客厅”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一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梁的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二是因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个类似“卡里斯玛”的诗人、学者，她具有成为一个沙龙女主人的所有条件，她的知识品位、沟通能力和判断力都是第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闲、优雅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方式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富有天然的吸引力。林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2〕
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并行不悖的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期六茶会”，这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会时间，这种聚会既是老朋友之间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非正式讨论的空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3〕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的作用。一是金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这些细节的满足，使得这些学者虽然身处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4〕在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生、陈岱荪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来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5〕金与钱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6〕而金与陈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七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以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7〕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陈岱荪的描述说：“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8〕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六碰头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 Mrs . Swan, Prof . ＆ Mrs.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9〕“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
时为在校学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忆中对林徽因这样描述：“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10〕斯事已远，温馨还在。
注释：
〔1〕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转引自《林徽因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2〕梁再冰：《回忆我的父亲》，载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3〕〔5〕〔6〕〔7〕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甘肃人民出版社，第728、729、731、733～734页。
〔4〕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8〕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0〕卞之琳：《窗子内外忆徽因》，转引自：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