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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
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我的影响力还是被严重夸大了。
在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我被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是我一手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谓的“颜色革命”负责。2004年，我明确表示反对布什再次当选总统，这时有人指控我试图贿赂选举。所有这些言论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在亚州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尚未进行亚洲货币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我承认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多亏基金会有胆识的员工，我们为减轻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还推动了公开支付款项运动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TII)的发起。
不论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开始思考，我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
说来话长，我曾经偶尔提到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
另外，我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我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早些年，我是个独行侠。苏联解体的时候，我的基金会可以单独成就很多事情，但当我试图同其他机构或政府合作时，却很少成功。人们往往赶不上事情发展的脚步。
很久以来，我的基金会几乎是仅存的独苗，因此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但当我提出各种政策措施时，我的意见通常都遭到了忽视。而从那时起，情况峰回路转。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过先发制人，或仅仅通过参与，就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正因为这个原因，与早年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
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经说，我是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他说，“你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怀疑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有理可循的。许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们不同。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行使这一特权是对它的丰厚回报。但我经常对质疑我动机的人说，他们有怀疑我的权利。当我说自己没有私心杂念，证明这一点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我肩上。
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阻碍。
首先，我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我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国际事务领域，错误导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没有人投票选举我或者任命我担任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我是自觉担任起这一角色的。人们理应怀疑那些有权制定政策却不对公众负责的人，但是我认为必须照顾好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满足这种利益，也比压根儿不去尝试要好得多。
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他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后来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调查官，并且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金融市场上，为了成功，我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在社会领域，我坚定立场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对它们拥有十足的信任。这就是金融市场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差别，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
我的目标：全球性开放社会
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
我必须解释我所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会对个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国家可供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是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世界政府是压迫性的政府。
我所指的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一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G)，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纂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一——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
我已经描绘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框架，我还需要为它填充具体的内容。我在此拒绝提出一个永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来阐释开放社会的含义。
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源于国王统治其子民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被斩首，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虽然用其他事物来代替人民的主权听起来是一种空想，但这一原则自身已不能满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的要求。
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在国家内部，统治者经常滥用其权力。如果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到了人民求助无门的地步，那么国际社会便有责任介入。这个例子被卡尔-波普尔称为“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我愿意投身于这项事业，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基金会都是如此。
我的首要任务：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
撰写本书帮我确立了未来工作的重点，而其中一些工作和我们之前的活动相差甚远。我认识到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两大危险：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
对于前者，我们已经处于应对资源短缺的最前沿，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对抗全球变暖的问题。俄罗斯的天然气政策是，利用天然气合同，一方面贿赂邻国，另一方面将本应收归国家所有的利润转化为个人利益。这一领域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之下，我的基金会完全没有参与核扩散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美国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这样说很残酷，实际上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有所衰退，但美国仍继续决定着世界的议程，而布什政府错误地设置了其议程，使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使用武力，忽视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美国的步调“起舞”，如果这种过程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岌岌可危。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
自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这项任务就变得愈加复杂了，这也是我坐下来写书时最根本的迷惑所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回归上一届政府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么做的第一步是承认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隐喻。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侵略伊拉克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反恐战争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政策。
出于个人的考虑，我强调美国扮演了维护世界稳定、保护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美国的作用。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我试图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再者，当我尝试影响美国的政策时，我有必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但同时我还是一个欧洲人。
美国没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这让我相信欧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欧洲可以为美国树立一个榜样。或许现在是时候设立欧洲开放社会基金会了。
同时，我也在努力成立—个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语言能够让因教派冲突而面临分裂的各个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毋庸赘言，欧洲和阿拉伯倡议都必须由当地人提供赞助以及负责领导。我的基金会则只负责提供初期的动力以及资金支持。
美国权力和影响的急剧衰退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我也是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其使命是预测和分析危机，并提供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局势危机四伏，我尤其对俄罗斯的专制独断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时中止了俄罗斯基金会的项目。
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我意识到，基金会的确存在着一个使命，即使没有我，他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监督政府绩效，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在民主国家中，这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功能，但要从其他慈善家那里获得该支持就比较困难，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尤为如此。在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南非，我对此深有感触；然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
除了支持公民社会，基金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开展能力建设。将这样的倡议付诸实施是我毕生的希望。
鉴于我最近刚过完我的75岁生日，我想现在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我的人生充实饱满、乐趣无穷。我要追忆的事情很多，但我尚未行将就木，所以我还不打算写回忆录。无论如何，我都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尤其不擅长回忆往昔时光。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只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一生经历过许多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都非常忙碌。现在我已经进入另一个更从容的阶段，但我发现我很难寻回以前的岁月，而且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依旧倾向于期待未来而非回顾过去。
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抽象，除非具体事件能够为我提供人生经验或见解，否则它们对我一无是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经历了这么多风浪，这些事件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为了回顾往事，或者为了搜集传记素材而涉猎各种文件。
我大约是在1984年时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在匈牙利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基金会内外的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我认为他们才是基金会的主人，而我不是。这种态度促成了基金会的成功。我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保留基金会的档案，因为基金会网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重要性，因而值得妥善记录。但就当时来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其写回忆录，我更愿意解释和讨论作为我人生指路明灯的理念框架。由于抽象的理念不容易传达，因此我将采用自传体的方式进行说明。这样做的主要缺点在于，我将不可避免地自吹自擂，因为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没有人能为我做这件事。
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我的影响力还是被严重夸大了。
在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我被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是我一手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谓的“颜色革命”负责。2004年，我明确表示反对布什再次当选总统，这时有人指控我试图贿赂选举。所有这些言论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在亚州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尚未进行亚洲货币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我承认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多亏基金会有胆识的员工，我们为减轻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还推动了公开支付款项运动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TII)的发起。
不论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开始思考，我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
说来话长，我曾经偶尔提到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
另外，我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我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早些年，我是个独行侠。苏联解体的时候，我的基金会可以单独成就很多事情，但当我试图同其他机构或政府合作时，却很少成功。人们往往赶不上事情发展的脚步。
很久以来，我的基金会几乎是仅存的独苗，因此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但当我提出各种政策措施时，我的意见通常都遭到了忽视。而从那时起，情况峰回路转。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过先发制人，或仅仅通过参与，就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正因为这个原因，与早年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
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经说，我是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他说，“你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怀疑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有理可循的。许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们不同。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行使这一特权是对它的丰厚回报。但我经常对质疑我动机的人说，他们有怀疑我的权利。当我说自己没有私心杂念，证明这一点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我肩上。
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阻碍。
首先，我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我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国际事务领域，错误导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没有人投票选举我或者任命我担任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我是自觉担任起这一角色的。人们理应怀疑那些有权制定政策却不对公众负责的人，但是我认为必须照顾好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满足这种利益，也比压根儿不去尝试要好得多。
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他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后来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调查官，并且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金融市场上，为了成功，我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在社会领域，我坚定立场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对它们拥有十足的信任。这就是金融市场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差别，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
我的目标：全球性开放社会
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
我必须解释我所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会对个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国家可供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是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世界政府是压迫性的政府。
我所指的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一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G)，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纂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一——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
我已经描绘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框架，我还需要为它填充具体的内容。我在此拒绝提出一个永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来阐释开放社会的含义。
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源于国王统治其子民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被斩首，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虽然用其他事物来代替人民的主权听起来是一种空想，但这一原则自身已不能满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的要求。
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在国家内部，统治者经常滥用其权力。如果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到了人民求助无门的地步，那么国际社会便有责任介入。这个例子被卡尔-波普尔称为“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我愿意投身于这项事业，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基金会都是如此。
我的首要任务：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
撰写本书帮我确立了未来工作的重点，而其中一些工作和我们之前的活动相差甚远。我认识到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两大危险：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
对于前者，我们已经处于应对资源短缺的最前沿，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对抗全球变暖的问题。俄罗斯的天然气政策是，利用天然气合同，一方面贿赂邻国，另一方面将本应收归国家所有的利润转化为个人利益。这一领域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之下，我的基金会完全没有参与核扩散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美国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这样说很残酷，实际上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有所衰退，但美国仍继续决定着世界的议程，而布什政府错误地设置了其议程，使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使用武力，忽视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美国的步调“起舞”，如果这种过程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岌岌可危。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
自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这项任务就变得愈加复杂了，这也是我坐下来写书时最根本的迷惑所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回归上一届政府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么做的第一步是承认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隐喻。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侵略伊拉克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反恐战争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政策。
出于个人的考虑，我强调美国扮演了维护世界稳定、保护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美国的作用。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我试图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再者，当我尝试影响美国的政策时，我有必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但同时我还是一个欧洲人。
美国没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这让我相信欧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欧洲可以为美国树立一个榜样。或许现在是时候设立欧洲开放社会基金会了。
同时，我也在努力成立—个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语言能够让因教派冲突而面临分裂的各个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毋庸赘言，欧洲和阿拉伯倡议都必须由当地人提供赞助以及负责领导。我的基金会则只负责提供初期的动力以及资金支持。
美国权力和影响的急剧衰退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我也是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其使命是预测和分析危机，并提供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局势危机四伏，我尤其对俄罗斯的专制独断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时中止了俄罗斯基金会的项目。
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我意识到，基金会的确存在着一个使命，即使没有我，他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监督政府绩效，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在民主国家中，这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功能，但要从其他慈善家那里获得该支持就比较困难，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尤为如此。在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南非，我对此深有感触；然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
除了支持公民社会，基金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开展能力建设。将这样的倡议付诸实施是我毕生的希望。
鉴于我最近刚过完我的75岁生日，我想现在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我的人生充实饱满、乐趣无穷。我要追忆的事情很多，但我尚未行将就木，所以我还不打算写回忆录。无论如何，我都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尤其不擅长回忆往昔时光。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只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一生经历过许多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都非常忙碌。现在我已经进入另一个更从容的阶段，但我发现我很难寻回以前的岁月，而且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依旧倾向于期待未来而非回顾过去。
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抽象，除非具体事件能够为我提供人生经验或见解，否则它们对我一无是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经历了这么多风浪，这些事件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为了回顾往事，或者为了搜集传记素材而涉猎各种文件。
我大约是在1984年时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在匈牙利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基金会内外的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我认为他们才是基金会的主人，而我不是。这种态度促成了基金会的成功。我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保留基金会的档案，因为基金会网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重要性，因而值得妥善记录。但就当时来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其写回忆录，我更愿意解释和讨论作为我人生指路明灯的理念框架。由于抽象的理念不容易传达，因此我将采用自传体的方式进行说明。这样做的主要缺点在于，我将不可避免地自吹自擂，因为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没有人能为我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