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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预期目标、用短期利率作为工具达到价格稳定的宏观货币政策已成为西方主流的货币政策管理方法。但是对金融稳定，西方各界并未达成共识。新巴塞尔协议作为一种监管工具还存在很多问题：协议的复杂性意味着对商业银行行为的过度干预；监管上的一刀切会导致市场的羊群效应，加剧银行与经济景气循环的协周期性。
关键词：金融稳定 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2-007-03
最近这些年，将通货膨胀作为目标的管理方法已成为世界主流的货币政策管理方法。在宏观货币政策领域，西方的央行一般会以通货膨胀为预期目标，用短期利率作为工具达到价格的稳定。为达到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拥有制定短期利率的自主权，而短期利率是根据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来决定。对此，经济理论界和中央银行政策决定者之间需要达成共识。其实现在很多央行官员本身也是学者。
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方通货膨胀的情况（见图1）。我们将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观察每个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值及其波动区间。以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例，有三条横线，中间这条线表示通货膨胀的平均值，上下两条是其95%的置信区间，区间越大，说明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越大。从1973年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很高，大约在15%左右，而且波动很大。从1981到1993年，美联储时任主席保尔.沃克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领导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央行不仅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其大约保持在2.5%的水平，而且波动区间也减小了。
其次，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未影响宏观经济产出（见图2）。从上世纪90年代采用通胀目标之后，GDP的平均产出稍微高了一点，但其变化区间明显减小。这说明宏观政策还是成功的。
第三，通货膨胀有明确的衡量指标。可以比较一个国家不同阶段之间、不同国家之间通货膨胀的情况。
西方的中央银行在宏观货币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在金融稳定方面却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主要存在这些问题：
首先对于金融稳定的定义，各方还未达成共识。英国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金融稳定就是没有不稳定。其次，无法衡量金融稳定。我们无法说中国现在的金融系统比5年前更稳定，也无法说英国的金融系统比美国更加稳定。第三，对金融稳定进行模型化分析很困难。同样，对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也难以预测。第四，与货币政策可以使用短期利率不同，金融稳定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可操作工具。中央银行在碰到金融不稳定时，通常首先采用的工具是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比如在“9·11”后，美联储增加了货币供给，保证了金融稳定性。
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是监管当局为维持金融稳定所尝试的工具之一。随着各国日益开放金融体系，当本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加大监管力度时，金融机构可能会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本国因此更容易面临危机。所以，巴塞尔协议制定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监管的统一化，避免金融企业钻各国监管制度的空子。在新巴塞尔协议中，允许各国拥有在特定情况下加大监管力度的自主权，并将监管资本与企业经营管理所使用的经济资本接轨。虽然如此，目前在金融稳定政策方面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新巴塞尔协议仍然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对风险组合和分散的假设不充分。虽然新巴塞尔协议相比旧巴塞尔协议已有进步，但对风险分散概念的理解还是比较幼稚的。巴塞尔协议假设所有银行的贷款都有一个共同的风险，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但事实上还有其他形式的风险，比如不同行业、地域的风险。
从监管角度看，银行的风险并不是正态分布。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有很多极端事件的发生。用统计学术语描述就是金融风险的分布具有厚尾性，所得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历史数据是否包括危机。举例而言，从1993年开始，英国的房价一直上涨，在此期间，英国的失业率比较低。所以这期间房屋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几乎为零。如果按照这个阶段的数据来分析，银行房屋抵押贷款业务的风险极低。但是如果把时间段往前移到1990年至1992年，英国房价处于崩溃期，失业率也很高，风险陡升百倍到千倍。所以，时间段的选取对于风险分析至关重要。同样，基于正态分布所建立的VaR模型并不适用于危机期。因为一旦进入危机，所有的方差和协方差，即价格变动的趋势都会和平常截然不同。监管者担心的是危机，而商业银行所关心的是所有情况下的经营，因此大多数商业银行所使用的风险管理方法是以日常管理为基础，这对监管者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所以，西方的监管者还会要求银行采用不同的方法抵御风险，如压力测试法等。
新巴塞尔协议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银行没有达到监管的最低标准时，对其究竟采取何种惩罚措施语焉不详。这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1991年完善法案有很大不同，该法案所制定的监管方法更为简单，惩罚措施更为具体。
第三，未明确区分预期与非预期损失。参考图3，横轴表示违约率，纵轴是违约率发生的概率。A的平均违约率是比较高的。可将A看作信用卡业务。由于西方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非常成熟，基本可将违约率控制在10%。虽然信用卡业务的坏账率很高，但违约的不确定性很小。因此信用卡的违约利率很高，银行需要用利息收入来弥补违约损失。B可看作是向外国政府贷款。由于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有时你可以完全收回贷款，有时你收不回贷款，变化很大。哪种情况应该准备更多的资本？答案是B。因为资本是用于弥补非预期风险，而利息是补偿预期风险。所以金融监管部门要关注两个指标，资本充足率和利率。但对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这两者的区别，西方的监管层并没有完全弄清。
那么，与风险相关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是否就是正确方向呢？一家有很多风险资产的银行当然应该比一家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拥有更多的资本。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要准确测量相关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导致银行千方百计将风险高的资产伪装成风险低的，逃避监管。
其次，旧巴塞尔协议只有三十页，而新巴塞尔协议有三大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读完。文件的复杂性意味着对商业银行行为的详细规定，并导致银行同时采取同样的行为。监管上的一刀切会导致市场的羊群效应，并加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巴塞尔委员会对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新巴塞尔协议表示理解，因为该协议的实施的确非常复杂，需要充分、详细的评级和完整、准确的历史数据以确定违约率和损失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缺少如此完整的历史数据。我个人认为中国参加旧巴塞尔协议而不加入新巴塞尔协议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发达国家加入新巴塞尔协议，我也有一些担心。这与新巴塞尔协议与经济景气循环的协周期性有关。新巴塞尔协议比旧巴塞尔协议进一步把资本监管要求和风险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经济不景气、企业需要贷款时，监管对资本的要求更严；在经济繁荣时，监管对资本的要求放松，对贷款的扩张反而缺乏检查。国际会计制度IASB的改革使公司的实际资产与市值更紧密的做法又加大了这种正循环：经济下滑，资本市场衰退，银行资产市值减少，与此同时，根据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增强。
我们模拟了一些国家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见表A）。这三栏是用不同方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第二栏是按照旧巴塞尔协议标准法计算，第三栏是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内部评级法要求计算，最后一栏是我们自己研究的银行完全分散风险所需要的资本充足率。
如果以美国为例，（见图４）按照新巴塞尔协议所计算的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要低于按照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但是在经济萧条的1990至1992年期间，按照新巴塞尔协议却需要更多的资本金，上世纪90年代中，经济转好、监管部门需要对贷款有所控制的时候，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反而变得宽松。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图5）。紫线比黑线高出一段的时期正好是挪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参考图6，由于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有高信用评级的公司，所以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要比旧巴塞尔协议高。1994年末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在随后的2年中，原本要求一个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但是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反而更为严格。而按照旧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则并未有多少改变。
如果中国现在加入新巴塞尔协议，那么不仅对准备上市的中国的银行业不利，也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不利。
笔者一直对新巴塞尔协议持批评态度，但是我必须说该协议对协周期性已经有所修正。首先，巴塞尔委员会现在也采取了一些参数和方法，希望可以降低协周期性。其次，委员会要求所有参与的银行更加重视风险的衡量和管理，弥补对整个银行系统正相关性的问题，希望银行能够在衰退期不盲目收缩贷款、在经济扩张期检查贷款的膨胀。
新巴塞尔协议并不是风险管理当局最终的最佳风险管理方法，很多人认为未来的金融监管将更多地依靠各家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方法。在美国也只有十几家银行采取新巴塞尔协议的做法。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公司1991年完善法案，很多美国银行实施的是更为简单的将资本与总资产值联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和新巴塞尔协议不同的是在风险发生之前防患与未然。美国的做法是让好的银行来收购差的银行，或者在资本开始低于某个水平时对其重新注资，通常这个水平高于新巴塞尔协议。
笔者的想法是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当房价上涨时，按揭贷款的比例应该下降；当房价下降时，比例上升。同理，消费贷款也应该在消费热的时候压缩，在消费不景气的时候放松。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区分紧缩和放松的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之，对金融稳定的分析和控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尚不清楚未来的正确方向。
（本文系根据歌德哈特教授所作发言整理）
关键词：金融稳定 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2-007-03
最近这些年，将通货膨胀作为目标的管理方法已成为世界主流的货币政策管理方法。在宏观货币政策领域，西方的央行一般会以通货膨胀为预期目标，用短期利率作为工具达到价格的稳定。为达到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拥有制定短期利率的自主权，而短期利率是根据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来决定。对此，经济理论界和中央银行政策决定者之间需要达成共识。其实现在很多央行官员本身也是学者。
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方通货膨胀的情况（见图1）。我们将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观察每个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值及其波动区间。以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例，有三条横线，中间这条线表示通货膨胀的平均值，上下两条是其95%的置信区间，区间越大，说明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越大。从1973年到1981年，通货膨胀率很高，大约在15%左右，而且波动很大。从1981到1993年，美联储时任主席保尔.沃克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内阁领导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央行不仅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其大约保持在2.5%的水平，而且波动区间也减小了。
其次，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未影响宏观经济产出（见图2）。从上世纪90年代采用通胀目标之后，GDP的平均产出稍微高了一点，但其变化区间明显减小。这说明宏观政策还是成功的。
第三，通货膨胀有明确的衡量指标。可以比较一个国家不同阶段之间、不同国家之间通货膨胀的情况。
西方的中央银行在宏观货币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在金融稳定方面却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主要存在这些问题：
首先对于金融稳定的定义，各方还未达成共识。英国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金融稳定就是没有不稳定。其次，无法衡量金融稳定。我们无法说中国现在的金融系统比5年前更稳定，也无法说英国的金融系统比美国更加稳定。第三，对金融稳定进行模型化分析很困难。同样，对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也难以预测。第四，与货币政策可以使用短期利率不同，金融稳定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可操作工具。中央银行在碰到金融不稳定时，通常首先采用的工具是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比如在“9·11”后，美联储增加了货币供给，保证了金融稳定性。
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是监管当局为维持金融稳定所尝试的工具之一。随着各国日益开放金融体系，当本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加大监管力度时，金融机构可能会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本国因此更容易面临危机。所以，巴塞尔协议制定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监管的统一化，避免金融企业钻各国监管制度的空子。在新巴塞尔协议中，允许各国拥有在特定情况下加大监管力度的自主权，并将监管资本与企业经营管理所使用的经济资本接轨。虽然如此，目前在金融稳定政策方面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新巴塞尔协议仍然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对风险组合和分散的假设不充分。虽然新巴塞尔协议相比旧巴塞尔协议已有进步，但对风险分散概念的理解还是比较幼稚的。巴塞尔协议假设所有银行的贷款都有一个共同的风险，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但事实上还有其他形式的风险，比如不同行业、地域的风险。
从监管角度看，银行的风险并不是正态分布。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有很多极端事件的发生。用统计学术语描述就是金融风险的分布具有厚尾性，所得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历史数据是否包括危机。举例而言，从1993年开始，英国的房价一直上涨，在此期间，英国的失业率比较低。所以这期间房屋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几乎为零。如果按照这个阶段的数据来分析，银行房屋抵押贷款业务的风险极低。但是如果把时间段往前移到1990年至1992年，英国房价处于崩溃期，失业率也很高，风险陡升百倍到千倍。所以，时间段的选取对于风险分析至关重要。同样，基于正态分布所建立的VaR模型并不适用于危机期。因为一旦进入危机，所有的方差和协方差，即价格变动的趋势都会和平常截然不同。监管者担心的是危机，而商业银行所关心的是所有情况下的经营，因此大多数商业银行所使用的风险管理方法是以日常管理为基础，这对监管者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所以，西方的监管者还会要求银行采用不同的方法抵御风险，如压力测试法等。
新巴塞尔协议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银行没有达到监管的最低标准时，对其究竟采取何种惩罚措施语焉不详。这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1991年完善法案有很大不同，该法案所制定的监管方法更为简单，惩罚措施更为具体。
第三，未明确区分预期与非预期损失。参考图3，横轴表示违约率，纵轴是违约率发生的概率。A的平均违约率是比较高的。可将A看作信用卡业务。由于西方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非常成熟，基本可将违约率控制在10%。虽然信用卡业务的坏账率很高，但违约的不确定性很小。因此信用卡的违约利率很高，银行需要用利息收入来弥补违约损失。B可看作是向外国政府贷款。由于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有时你可以完全收回贷款，有时你收不回贷款，变化很大。哪种情况应该准备更多的资本？答案是B。因为资本是用于弥补非预期风险，而利息是补偿预期风险。所以金融监管部门要关注两个指标，资本充足率和利率。但对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这两者的区别，西方的监管层并没有完全弄清。
那么，与风险相关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是否就是正确方向呢？一家有很多风险资产的银行当然应该比一家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拥有更多的资本。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要准确测量相关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导致银行千方百计将风险高的资产伪装成风险低的，逃避监管。
其次，旧巴塞尔协议只有三十页，而新巴塞尔协议有三大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读完。文件的复杂性意味着对商业银行行为的详细规定，并导致银行同时采取同样的行为。监管上的一刀切会导致市场的羊群效应，并加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巴塞尔委员会对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新巴塞尔协议表示理解，因为该协议的实施的确非常复杂，需要充分、详细的评级和完整、准确的历史数据以确定违约率和损失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缺少如此完整的历史数据。我个人认为中国参加旧巴塞尔协议而不加入新巴塞尔协议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发达国家加入新巴塞尔协议，我也有一些担心。这与新巴塞尔协议与经济景气循环的协周期性有关。新巴塞尔协议比旧巴塞尔协议进一步把资本监管要求和风险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经济不景气、企业需要贷款时，监管对资本的要求更严；在经济繁荣时，监管对资本的要求放松，对贷款的扩张反而缺乏检查。国际会计制度IASB的改革使公司的实际资产与市值更紧密的做法又加大了这种正循环：经济下滑，资本市场衰退，银行资产市值减少，与此同时，根据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增强。
我们模拟了一些国家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见表A）。这三栏是用不同方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第二栏是按照旧巴塞尔协议标准法计算，第三栏是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内部评级法要求计算，最后一栏是我们自己研究的银行完全分散风险所需要的资本充足率。
如果以美国为例，（见图４）按照新巴塞尔协议所计算的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要低于按照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但是在经济萧条的1990至1992年期间，按照新巴塞尔协议却需要更多的资本金，上世纪90年代中，经济转好、监管部门需要对贷款有所控制的时候，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反而变得宽松。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图5）。紫线比黑线高出一段的时期正好是挪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参考图6，由于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有高信用评级的公司，所以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要比旧巴塞尔协议高。1994年末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在随后的2年中，原本要求一个较为宽松的金融环境，但是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反而更为严格。而按照旧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则并未有多少改变。
如果中国现在加入新巴塞尔协议，那么不仅对准备上市的中国的银行业不利，也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不利。
笔者一直对新巴塞尔协议持批评态度，但是我必须说该协议对协周期性已经有所修正。首先，巴塞尔委员会现在也采取了一些参数和方法，希望可以降低协周期性。其次，委员会要求所有参与的银行更加重视风险的衡量和管理，弥补对整个银行系统正相关性的问题，希望银行能够在衰退期不盲目收缩贷款、在经济扩张期检查贷款的膨胀。
新巴塞尔协议并不是风险管理当局最终的最佳风险管理方法，很多人认为未来的金融监管将更多地依靠各家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方法。在美国也只有十几家银行采取新巴塞尔协议的做法。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公司1991年完善法案，很多美国银行实施的是更为简单的将资本与总资产值联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和新巴塞尔协议不同的是在风险发生之前防患与未然。美国的做法是让好的银行来收购差的银行，或者在资本开始低于某个水平时对其重新注资，通常这个水平高于新巴塞尔协议。
笔者的想法是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当房价上涨时，按揭贷款的比例应该下降；当房价下降时，比例上升。同理，消费贷款也应该在消费热的时候压缩，在消费不景气的时候放松。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区分紧缩和放松的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之，对金融稳定的分析和控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尚不清楚未来的正确方向。
（本文系根据歌德哈特教授所作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