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春节逛花市，最显眼的是各色水仙，中国的，西洋的，水清花秀，摇曳多姿。买一盆回家，放在书桌上，阳光从窗外透射进来，水仙花春意盎然。
水仙，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雅称“凌波仙子”，源于曹植的《洛神赋》中关于洛水女神的传说。“飘忽若神，凌波微步”。于是，自然的水仙就负载了人文神话的色彩。
同样，古希腊也有水仙的神话故事，是说一个美少年，偶然临水自鉴，爱上了自己的影子，因无法实现此种爱恋，而郁郁死去。这个美少年，就是纳蕤思，后来就成了水仙的代称。
古今中外的“水仙”意象，不仅成为诗歌的原型艺术母题，而且也昭示了诗歌创作的机制与原理，甚至谱写了诗歌发生、延展、完形，乃至不断变构的自传。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镜花水月，揭示的是诗与现实的虚幻性关系。法国诗人纪德曾写过《纳蕤思解说——象征论》，提出了“我”与“非我”、生活与诗歌的镜象关系。
其实，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就是一株水仙，不论是临水还是依山，他照面和相遇的是大干世界，那自然风物、人间世相乃至茫茫宇宙，都是他心灵的审美镜像，这镜像映现的就是他的存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而其致力追求的是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生命的本真与敞亮……
之所以把此种诗学断想，移置于此，目的是以其为观照，体察和评判河北四位青年诗人的诗歌，看他们的写作姿态，解析他们如何把所体验的人文意涵与精神取向通过审美的中介转化为虚实相谐的文本语境，以及从而怎样确立个性化的历史主体和所展现的艺术风采。
河北四位青年诗人是：天岚、李阿龙、魏子厚、琳琅。三男一女，一个“80后”，三个“90后”。
天岚，“80后”，参加过《诗刊》社第3l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31届高级研讨班。出版过《纸上虚言》《雪隆尘世》等诗集。他的创作起步较早，勇于探索，在诗歌技艺上正逐渐走向圆熟。这里，选编了他诗八首。诗人出生在张家口坝上的一个小村庄。他的诗，以乡土为基点，围绕着乡土情怀而展开，在祖辈传承和城乡转换中，构筑起自我的诗意空间与艺术秩序。《故乡是个干旱的地方》：“四月塞北，虽有杏花春风，但土地长年干旱，人们的生存无所依靠。外出的人清明回乡祭祖，但过后还是要离开。”这似乎是一种带着感恩的“背叛”。此种乡愁，不是单纯的甜蜜，而是纠结着一丝苦涩。但无论如何荒凉，这里，毕竟是祖祖辈辈的生息之地，《秧风辞》告诉人们，那土地下“深埋着古老的陶罐”，并长年累月在“秋风”中“嘶鸣不止”。它的坚实，它的花纹，经得起任何磕碰，几乎成了永恒。那陶罐上，就记载着他童年生活的场景。《只有在少年我听到时间》中：“父母下地干活，风雨天，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天黑了，父母还不回来，我盼啊，盼啊，那时墙上还没有钟表，我就去梦里寻找他们。”这种情景下，“我能到时间的足音”。不知这是幻听，还是耳鸣？尽管家乡如此贫困，但离家久了，还是会在心中发出《誓我之愿》：“请让我疲备地睡去，再无奢念/在午夜以童子之心返乡”，躬身泥土，种植庄稼，供养亲人。以在“浮尘”与“洪流”的“漂泊”之后，回故土安顿灵魂。然而，这只能是“一首乌有之诗”，悬涂而无法落地。父辈如此，那么子女呢？“我”和孩子《冬日裕西散行》：“冬至将至，公园的湖水已经结冰。”小孩子欢呼着，身影“在冰上游弋”，而“我”却胆战心惊。“呵，如履薄冰的半生/如今只能用孩子的倒影来校正”。时代不同了，父与子的观念和知识都有了差异，孩子对“我”、“车灯光束里的尘埃”，“感到惊讶”，但《我不知再如何解释这些尘埃》，大人能为孩子“指认之物越来越少”。但是，“我”的人生经验还能告诉“我”：“在我们的尘世”，历史像一条奔涌的大河，裹挟着泥沙与世间万物，一起鸣奏，从一个时段到下一个流程，永无止息。也许“我”是那河上“失鸣之鸟”，而下一代则是“沧浪的轰响”。这是不是昭告了传统向现代的跃迁？……
李阿龙，原名李坤，“90后”，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曾获第35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特等奖。作品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这次，选登了他诗两首。大学生活，说丰富也丰富，说单纯也单纯。无非是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偶或有社团活动。但恋爱，却是静流中泛起的一丛瑰丽的浪花。《蝉鸣》，是动物的恋歌，但诗人却听不见蝉鸣，蝉鸣只做了他恋情的伴奏。他从恋人那里返校，街上市声喧哗，两个人抄近路去车站，他们“沉默”地走着，彼此一声不响。最后，“她向我挥手”告别，“我”仿佛被鼎沸的声浪推向“空旷高远之地”，在“暴雨中伫立/被清澈的灵魂审视”。审视与自审，此种灵魂之恋，也许是滚滚红尘一枝独放的奇葩。《家教》是大学生课余的一份兼职。大学生辅导小学生，是一项细致、耐心而又费力的工作。小安妮是他辅导的对象，主要是帮她完成作业。她的作业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也给予大力肯定和赞许。然而，每天那么多作业，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我”督促她快做今天的作业，她不情愿地拿起笔，写了一会儿，“胜利就在眼前”，于是，停下来休息。这时，窗外是阳光、楼影、蓝天、冬青树、婴儿车。“我”转过身来见她继续写作业，心里有点软。再看她小木床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玩具和画片，责怪自己是否对孩子过于严厉了。此时，她还有一道题未做，不想做了，要“我”直接说出答案。“我”鼓励她，哄她，她都不理。而且，下午与明天，她还要学跳舞、练钢琴、画画……“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小安妮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她抬起盈满泪水的目光，这目光一下子刺痛了“我”的心。是啊，我们的孩子应该接受到怎样的教育才能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呢？
魏子厚，“90后”，在某大学工作。诗歌发表在《长江诗歌》《诗歌周刊》《保定晚报》等报刊。他做大学辅导员，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和看护。这工作很繁忙。但他业余写诗，以诗和学生沟通与交流，从而使他的工作注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愫，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拥戴。这期，选登他三首诗。《小事物》，世界很大，但大世界是由小事物构成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琐细、繁杂：“小草”、“门窗”、“树木”、“灰烬”、“喜鹊”、“亲吻”、“马路”、“转角”，不论是“废墟”还是建筑，不论是光明还是“暗淡”，不论是“哭泣”还是“幸福”……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人世间，也画出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曲线。对此，即使“我”没有翅膀，不能高飞远举，但“我”也绝不叹息。这就是生存的执着与坚韧、对存在的坚持与守望。《草原，草原》，千里的牧草，被成群的牛羊啃食，但它的不报怨、不记恨，一如既往，不断地修复自身。长了吃，吃了还长，让明月长期照绿草原。自爱爱他，天高水长，星夜寥阔。一棵野草的疯长向世人昭示了无边的悲悯和永续的救赎。这是草原的神性，也是大地的精魄。《明天·水流·爱》，“水流”是岁月，是历史，一去不返。过往留不下踪迹，未来又无从知曉，而眼下的现实则只是城市古旧，花朵零乱，黄泥遍地。怎么办？诗人陷入沉思，他想只要“爱”的种子不死，种下去，它总要发芽，万物也总要萌生，而且，不论大小、美丑，它们的生命都一样平等和高贵，都有生存的权力和尊严。因此之故，“我”相信，“明天”花朵从“我”的心中长出，一定会迎风绽放，绚丽葱茏。这就是“我”的“孤独”、冷峻的“信仰”，也是“我”灵魂的“天道”与“神祗”…… 琳琅，女，“90后”，在读大学生。曾在《诗刊》《诗选刊》《中国诗歌》等刊物发表诗作。她少年早慧，还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上了大学，她更加勤奋与刻苦。在学好专业的同时，愈发钟爱诗歌。此期，选她诗四首。她的诗，感觉机敏，体察细微，甚至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认真与浪漫。《咸鱼录》，夏日炎炎，酷暑难当。她把大街上的行人，比喻成一条又一条的咸鱼，热气蒸腾，浑身冒油。常有人耐不了热，躲进树荫，好像是咸鱼翻身。然而，再怎么躲，再怎么翻身，似乎也躲不过、翻不出这夏季我们灼热的大锅。对此，無需做更多的阐释，附加更多的意义。它只是诗人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生活感触。《凌晨四点叙》一个错觉，车辆前行，路灯呆立，但从车上的人看来，街灯却好像飞奔。在此种境况下，诗人仰望，路灯就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信仰、未来和爱情”。这是诗人在日常经验中的一种独特新异的发现。《我原谅异乡无常的小雨》，远离家乡，身处异地，那里繁华热闹，使我忘记了想家，犹如“无常的小雨”落“我”满身，而“我像一只漏雨的盆/接不住乡愁”。接不住乡愁，还有乡愁，哪怕是淡淡的，仍让人动心。《遗产》的主题，相对较为重大。它关涉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三个子女分一位过世的老奶奶的遗产，大女儿拿走了“这个是我买给妈的”物件，二儿子抢走了母亲留下的一双镯子。只有小儿子不说话，坐在那里抽烟。大家说：“妈的玛瑙镯子没了”。此时，他才缓缓地站起来，叹了一口气，说：“我买的，我让妈带走了”！瞬间，人们一片寂静，只见小儿子头上那盘旋上升的烟缕，婉转弥散，似乎向人世间诉说着什么……
四位诗人的诗体建构和意象组合，都遵循了我们开头所说的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所谓虚实，实际上包括小与大、内与外，近与远，低与高，以及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梦想、形而下与形而上。但各自的匹配和交织的不同，则表现了迴异的个性特征。天岚的诗，有困顿，也有愿景，有低回，也有高扬，有世俗中的神性，也有混沌中的清明，一日的疼痛，却斟破了生死，直抵生命的存在（《记住这一天》）。李阿龙的诗，在不太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对爱有高洁的仰望，对平凡的工作做深远的思虑。魏子厚的诗，于小事物见大境界，从物性看人性，以现在而总览过去与未来。琳琅的诗，观察切近，思忖远致，以身边琐事映现人情世态。他们的虚实处理各有千秋，但总的追求是内容与形式同步生成，从而形成诗意建构的一种和谐而又紧张的艺术张力。
陈超曾说：“对语言的崇拜是现代诗的特征。”现代诗的语言，不再是“意思”的容器，也不再是公度性的语义符号。如果说，诗是生命与语言的舞蹈，那么，语言就它的自主性和自动性，甚至不受诗人的主宰而自行言说。例如，天岚的《去赵国看雪》，我们不解析它的主题，从燕地到赵国去寻找冰雪红颜，是否隐含着什么历史典故，单从话语运势来看，从“天路”到“天险”，从“天险”到“挡不住风”，从“挡不住风”到“必经之路”，一路下来，逶迤辗转，最后直达目的地，表现了诗歌话语的自律性和自洽性，这些青年诗人的语言，大多是雅训的现代书面语，也有口语入诗，但与整体文本的语感、语式、语调、忻合无间，并都带上个人的天赋、才情和秩序感、形体感，从而形成各自的话语风格：天岚的刚健、婉转，质实而又升腾;李阿龙的清新、绵密，平稳中不乏隽永;魏子厚的细微、具象，小景中见庞阔;琳琅的则稚气、机智，纯真而又曼妙，各展特色与风姿。但总的看来，我把他们纳入学院派或知识分子写作。其特质是：受过学院式教育，有一定的学养和知识，以人文情怀关注社会人生，艺术修辞带一种文雅的气质与风韵。也许程度不同，但有大体一致的趋向。
时至四月，水仙花早已调零。但诗人的创作却不可与自然时令简单比附。这四位诗人都正处于青春期生命写作。因此，我实发奇想，假设我再买水仙，一定买四盆，白、蓝、黄、粉。白水仙送天岚，蓝水仙给李阿龙，黄水仙交魏子厚，粉水仙赠琳琅。要知道水仙花色不同，但其花顶都含着红色的花蕊。这花蕊就是诗心、诗神。有它在，就能辉映出争奇竞艳的花色和风华。
阅读青年诗人的作品，是一种和他们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彼此的激发与润泽，让已老迈的我也变得年轻。我愿意为他们以及由他们而延展到整个河北青年诗歌的百花园，锄草，打枝，浇水，施肥，在我有生之年，以尽绵薄之力！
水仙，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雅称“凌波仙子”，源于曹植的《洛神赋》中关于洛水女神的传说。“飘忽若神，凌波微步”。于是，自然的水仙就负载了人文神话的色彩。
同样，古希腊也有水仙的神话故事，是说一个美少年，偶然临水自鉴，爱上了自己的影子，因无法实现此种爱恋，而郁郁死去。这个美少年，就是纳蕤思，后来就成了水仙的代称。
古今中外的“水仙”意象，不仅成为诗歌的原型艺术母题，而且也昭示了诗歌创作的机制与原理，甚至谱写了诗歌发生、延展、完形，乃至不断变构的自传。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镜花水月，揭示的是诗与现实的虚幻性关系。法国诗人纪德曾写过《纳蕤思解说——象征论》，提出了“我”与“非我”、生活与诗歌的镜象关系。
其实，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就是一株水仙，不论是临水还是依山，他照面和相遇的是大干世界，那自然风物、人间世相乃至茫茫宇宙，都是他心灵的审美镜像，这镜像映现的就是他的存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而其致力追求的是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生命的本真与敞亮……
之所以把此种诗学断想，移置于此，目的是以其为观照，体察和评判河北四位青年诗人的诗歌，看他们的写作姿态，解析他们如何把所体验的人文意涵与精神取向通过审美的中介转化为虚实相谐的文本语境，以及从而怎样确立个性化的历史主体和所展现的艺术风采。
河北四位青年诗人是：天岚、李阿龙、魏子厚、琳琅。三男一女，一个“80后”，三个“90后”。
天岚，“80后”，参加过《诗刊》社第3l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31届高级研讨班。出版过《纸上虚言》《雪隆尘世》等诗集。他的创作起步较早，勇于探索，在诗歌技艺上正逐渐走向圆熟。这里，选编了他诗八首。诗人出生在张家口坝上的一个小村庄。他的诗，以乡土为基点，围绕着乡土情怀而展开，在祖辈传承和城乡转换中，构筑起自我的诗意空间与艺术秩序。《故乡是个干旱的地方》：“四月塞北，虽有杏花春风，但土地长年干旱，人们的生存无所依靠。外出的人清明回乡祭祖，但过后还是要离开。”这似乎是一种带着感恩的“背叛”。此种乡愁，不是单纯的甜蜜，而是纠结着一丝苦涩。但无论如何荒凉，这里，毕竟是祖祖辈辈的生息之地，《秧风辞》告诉人们，那土地下“深埋着古老的陶罐”，并长年累月在“秋风”中“嘶鸣不止”。它的坚实，它的花纹，经得起任何磕碰，几乎成了永恒。那陶罐上，就记载着他童年生活的场景。《只有在少年我听到时间》中：“父母下地干活，风雨天，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天黑了，父母还不回来，我盼啊，盼啊，那时墙上还没有钟表，我就去梦里寻找他们。”这种情景下，“我能到时间的足音”。不知这是幻听，还是耳鸣？尽管家乡如此贫困，但离家久了，还是会在心中发出《誓我之愿》：“请让我疲备地睡去，再无奢念/在午夜以童子之心返乡”，躬身泥土，种植庄稼，供养亲人。以在“浮尘”与“洪流”的“漂泊”之后，回故土安顿灵魂。然而，这只能是“一首乌有之诗”，悬涂而无法落地。父辈如此，那么子女呢？“我”和孩子《冬日裕西散行》：“冬至将至，公园的湖水已经结冰。”小孩子欢呼着，身影“在冰上游弋”，而“我”却胆战心惊。“呵，如履薄冰的半生/如今只能用孩子的倒影来校正”。时代不同了，父与子的观念和知识都有了差异，孩子对“我”、“车灯光束里的尘埃”，“感到惊讶”，但《我不知再如何解释这些尘埃》，大人能为孩子“指认之物越来越少”。但是，“我”的人生经验还能告诉“我”：“在我们的尘世”，历史像一条奔涌的大河，裹挟着泥沙与世间万物，一起鸣奏，从一个时段到下一个流程，永无止息。也许“我”是那河上“失鸣之鸟”，而下一代则是“沧浪的轰响”。这是不是昭告了传统向现代的跃迁？……
李阿龙，原名李坤，“90后”，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曾获第35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特等奖。作品见于《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这次，选登了他诗两首。大学生活，说丰富也丰富，说单纯也单纯。无非是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偶或有社团活动。但恋爱，却是静流中泛起的一丛瑰丽的浪花。《蝉鸣》，是动物的恋歌，但诗人却听不见蝉鸣，蝉鸣只做了他恋情的伴奏。他从恋人那里返校，街上市声喧哗，两个人抄近路去车站，他们“沉默”地走着，彼此一声不响。最后，“她向我挥手”告别，“我”仿佛被鼎沸的声浪推向“空旷高远之地”，在“暴雨中伫立/被清澈的灵魂审视”。审视与自审，此种灵魂之恋，也许是滚滚红尘一枝独放的奇葩。《家教》是大学生课余的一份兼职。大学生辅导小学生，是一项细致、耐心而又费力的工作。小安妮是他辅导的对象，主要是帮她完成作业。她的作业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也给予大力肯定和赞许。然而，每天那么多作业，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确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我”督促她快做今天的作业，她不情愿地拿起笔，写了一会儿，“胜利就在眼前”，于是，停下来休息。这时，窗外是阳光、楼影、蓝天、冬青树、婴儿车。“我”转过身来见她继续写作业，心里有点软。再看她小木床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玩具和画片，责怪自己是否对孩子过于严厉了。此时，她还有一道题未做，不想做了，要“我”直接说出答案。“我”鼓励她，哄她，她都不理。而且，下午与明天，她还要学跳舞、练钢琴、画画……“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小安妮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她抬起盈满泪水的目光，这目光一下子刺痛了“我”的心。是啊，我们的孩子应该接受到怎样的教育才能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呢？
魏子厚，“90后”，在某大学工作。诗歌发表在《长江诗歌》《诗歌周刊》《保定晚报》等报刊。他做大学辅导员，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和看护。这工作很繁忙。但他业余写诗，以诗和学生沟通与交流，从而使他的工作注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愫，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拥戴。这期，选登他三首诗。《小事物》，世界很大，但大世界是由小事物构成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琐细、繁杂：“小草”、“门窗”、“树木”、“灰烬”、“喜鹊”、“亲吻”、“马路”、“转角”，不论是“废墟”还是建筑，不论是光明还是“暗淡”，不论是“哭泣”还是“幸福”……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人世间，也画出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曲线。对此，即使“我”没有翅膀，不能高飞远举，但“我”也绝不叹息。这就是生存的执着与坚韧、对存在的坚持与守望。《草原，草原》，千里的牧草，被成群的牛羊啃食，但它的不报怨、不记恨，一如既往，不断地修复自身。长了吃，吃了还长，让明月长期照绿草原。自爱爱他，天高水长，星夜寥阔。一棵野草的疯长向世人昭示了无边的悲悯和永续的救赎。这是草原的神性，也是大地的精魄。《明天·水流·爱》，“水流”是岁月，是历史，一去不返。过往留不下踪迹，未来又无从知曉，而眼下的现实则只是城市古旧，花朵零乱，黄泥遍地。怎么办？诗人陷入沉思，他想只要“爱”的种子不死，种下去，它总要发芽，万物也总要萌生，而且，不论大小、美丑，它们的生命都一样平等和高贵，都有生存的权力和尊严。因此之故，“我”相信，“明天”花朵从“我”的心中长出，一定会迎风绽放，绚丽葱茏。这就是“我”的“孤独”、冷峻的“信仰”，也是“我”灵魂的“天道”与“神祗”…… 琳琅，女，“90后”，在读大学生。曾在《诗刊》《诗选刊》《中国诗歌》等刊物发表诗作。她少年早慧，还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上了大学，她更加勤奋与刻苦。在学好专业的同时，愈发钟爱诗歌。此期，选她诗四首。她的诗，感觉机敏，体察细微，甚至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认真与浪漫。《咸鱼录》，夏日炎炎，酷暑难当。她把大街上的行人，比喻成一条又一条的咸鱼，热气蒸腾，浑身冒油。常有人耐不了热，躲进树荫，好像是咸鱼翻身。然而，再怎么躲，再怎么翻身，似乎也躲不过、翻不出这夏季我们灼热的大锅。对此，無需做更多的阐释，附加更多的意义。它只是诗人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生活感触。《凌晨四点叙》一个错觉，车辆前行，路灯呆立，但从车上的人看来，街灯却好像飞奔。在此种境况下，诗人仰望，路灯就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信仰、未来和爱情”。这是诗人在日常经验中的一种独特新异的发现。《我原谅异乡无常的小雨》，远离家乡，身处异地，那里繁华热闹，使我忘记了想家，犹如“无常的小雨”落“我”满身，而“我像一只漏雨的盆/接不住乡愁”。接不住乡愁，还有乡愁，哪怕是淡淡的，仍让人动心。《遗产》的主题，相对较为重大。它关涉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三个子女分一位过世的老奶奶的遗产，大女儿拿走了“这个是我买给妈的”物件，二儿子抢走了母亲留下的一双镯子。只有小儿子不说话，坐在那里抽烟。大家说：“妈的玛瑙镯子没了”。此时，他才缓缓地站起来，叹了一口气，说：“我买的，我让妈带走了”！瞬间，人们一片寂静，只见小儿子头上那盘旋上升的烟缕，婉转弥散，似乎向人世间诉说着什么……
四位诗人的诗体建构和意象组合，都遵循了我们开头所说的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所谓虚实，实际上包括小与大、内与外，近与远，低与高，以及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梦想、形而下与形而上。但各自的匹配和交织的不同，则表现了迴异的个性特征。天岚的诗，有困顿，也有愿景，有低回，也有高扬，有世俗中的神性，也有混沌中的清明，一日的疼痛，却斟破了生死，直抵生命的存在（《记住这一天》）。李阿龙的诗，在不太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对爱有高洁的仰望，对平凡的工作做深远的思虑。魏子厚的诗，于小事物见大境界，从物性看人性，以现在而总览过去与未来。琳琅的诗，观察切近，思忖远致，以身边琐事映现人情世态。他们的虚实处理各有千秋，但总的追求是内容与形式同步生成，从而形成诗意建构的一种和谐而又紧张的艺术张力。
陈超曾说：“对语言的崇拜是现代诗的特征。”现代诗的语言，不再是“意思”的容器，也不再是公度性的语义符号。如果说，诗是生命与语言的舞蹈，那么，语言就它的自主性和自动性，甚至不受诗人的主宰而自行言说。例如，天岚的《去赵国看雪》，我们不解析它的主题，从燕地到赵国去寻找冰雪红颜，是否隐含着什么历史典故，单从话语运势来看，从“天路”到“天险”，从“天险”到“挡不住风”，从“挡不住风”到“必经之路”，一路下来，逶迤辗转，最后直达目的地，表现了诗歌话语的自律性和自洽性，这些青年诗人的语言，大多是雅训的现代书面语，也有口语入诗，但与整体文本的语感、语式、语调、忻合无间，并都带上个人的天赋、才情和秩序感、形体感，从而形成各自的话语风格：天岚的刚健、婉转，质实而又升腾;李阿龙的清新、绵密，平稳中不乏隽永;魏子厚的细微、具象，小景中见庞阔;琳琅的则稚气、机智，纯真而又曼妙，各展特色与风姿。但总的看来，我把他们纳入学院派或知识分子写作。其特质是：受过学院式教育，有一定的学养和知识，以人文情怀关注社会人生，艺术修辞带一种文雅的气质与风韵。也许程度不同，但有大体一致的趋向。
时至四月，水仙花早已调零。但诗人的创作却不可与自然时令简单比附。这四位诗人都正处于青春期生命写作。因此，我实发奇想，假设我再买水仙，一定买四盆，白、蓝、黄、粉。白水仙送天岚，蓝水仙给李阿龙，黄水仙交魏子厚，粉水仙赠琳琅。要知道水仙花色不同，但其花顶都含着红色的花蕊。这花蕊就是诗心、诗神。有它在，就能辉映出争奇竞艳的花色和风华。
阅读青年诗人的作品，是一种和他们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彼此的激发与润泽，让已老迈的我也变得年轻。我愿意为他们以及由他们而延展到整个河北青年诗歌的百花园，锄草，打枝，浇水，施肥，在我有生之年，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