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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3日，在紀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回望7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抗美援朝精神的可贵。
翻阅延安市档案馆馆藏的关于延安在抗美援朝中的相关资料，回溯抗美援朝时期延安分区社会动员的具体举措，不难发现，延安社会各界也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正是靠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才使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总结延安分区在抗美援朝时期社会动员中的有益做法，汲取历史经验，再现延安人民支持抗美援朝的感人场面，把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凝聚成推进我们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延安民众对抗美援朝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由于1947年的战争破坏，延安人民生活亟待恢复，以及全国性的迅速胜利，使一部分人产生了和平建设思想，甚至有个别干部产生了太平观念。因为文化落后，有的民众认为美国侵略朝鲜与自身毫无关系，朝鲜毕竟是异邦，自己做好手头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抗美援朝并非是必须的工作，对两国之间唇齿关系认识不足。还有的民众有畏美惧美心理，认为美国比日本都强大，抗战时期我们打日本还要美国帮忙，现在要打比日本还厉害的美国，两国军事力量悬殊，毫无必胜把握，甚至担心干涉朝鲜战争会引起其它国家的加入，造成第三次世界战争的爆发……由此可见，如何让延安民众支持抗美援朝，需要一个心理的疏导和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大规模、广泛地进行正确的引导，才能动员延安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形成支持抗美援朝的强大动力。
多方宣传，深入群众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投入作战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这条指示意味着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工作的全面兴起。
在宣传动员过程中，宣传的形式与方法直接决定着宣传效果。延安专区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方法，其中读报组是最主要的方法。通过宣传员向群众读报、讲报，并讨论所读内容，经过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广大民众接受和理解所宣传的内容。延安专区发动团员和有文化的青年积极参加读报组，不少团员还被选为读报组组长。到1951年11月，全区已成立了1188个读报组。通过读报，既增加了团员和有文化青年的时事知识，又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如宜君县四区杏头乡团员提出每人宣传五个群众。宜君县宣传员张海清，自己订了一份《延安报》，组织了七个人的读报组，除读报宣传时事外，报上刊登的劳动模范开展生产的好办法，启发了他们的思想，并带动群众推动了生产。
读报以外，还通过大量的标语口号进行宣传，“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多打粮食，早缴爱国粮”“早缴税款”等口号遍布全区各地。各级党政部门还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如说书、漫画、说相声、说快板、传话筒（相当于现在的麦克风）、拉洋片（又称幻灯片、土电影）等进行宣传。民间艺人韩起祥带领四个盲人组成的宣传组，从1951年4月16日开始，在延安各地进行宣传，很多农民听了韩起祥的说书《渔夫恨》后都深受教育。仅通过韩起祥这个宣传小组，七八天内就有3972人在和平书上签了名。延安文工团在半个月内用传话筒形式，对1900余名群众进行了时事消息和爱国主义教育，教他们学会了志愿军战歌。延安石油站则利用流动宣传车，从1951年5月27至29日，利用三天时间到李家渠、二十里铺、七里铺等17处宣传点进行宣传，特别是乡下群众没见过汽车，都来看稀罕，听众达3900余人。
此外，还采用了秧歌、墙报、运动会与展览会等宣传形式。如1951年五一举办的展览会，展示了抗美援朝相关内容的照片等，参观展览的干部群众共计4909人。延安各完小、延中、保小，每遇大的节日都要组织秧歌队，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延安青年团总支书赵玉瑞领导一个宣传小组，利用青年文化服务团的扩音器进行宣传。国庆节时共青团延安地委在离延安五六十里的安塞高桥放映幻灯片，观众达1000人左右。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动员方式，大大激发了延安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了他们的必胜信心和决心，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之中。
诉苦运动，提高觉悟
延安在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中，还汲取了解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诉苦运动的成功经验，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亲身经历，进行回忆诉苦，通过各种具体事实，使群众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仇美爱国思想。
在延安城镇和较大的村庄普遍召开了控诉会，揭发美帝扶植日蒋胡匪帮的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洛川有15个小组召开过控诉会，控诉了蒋胡匪帮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让群众认清了美帝侵略阴谋。控诉会上，青年团员霍长信说：“蒋介石叫咱们打倒了，可是美帝又想来侵略，不让我们过好光景。国民党统治时，咱村的霍振乾组织便衣队，阻挡咱们给红地（指陕甘宁边区）贩卖棉花和布匹，抢了骡子十几条，弄走了花（指棉花）和布。现在咱们的光景过好了，可是美帝又想欺侮咱们，我们绝不让，一定要好好生产，增产粮食，支援朝鲜战争，早日消灭美国野心狼。”又如宜君县煤炭工人冀文德在控诉会上说：“我是热河人，过去在包头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把人压迫咋了。日本投降后，那些美国兵又来了，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毒……”群众听了非常痛恨。宜川县商人郑天保在控诉会上极为悲痛地说：“民国二十八年，日本飞机炸坏咱们街上123间房子，炸塌5孔窑洞，炸死13头牲口，最残忍的是炸死商民37人，炸伤10人，其中炸死了我母亲和我的小妹妹，把我父亲气得得了一场重病。”说到这里，他不禁流下泪来，倾听的群众深受感染，有个别群众难已克制内心的悲愤，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美国鬼子，打倒美帝主义！”成片的群众站起来，群情激昴呼喊着：“打倒美国鬼子，打倒美帝主义！”待群众的情绪平息下来，郑天保又继续说：“日本残害我们这样苦，我永远忘不了。美帝狗日的又想武装日本来打中国，我们要坚决反对，积极支援前线。”切身而又生动的控诉会，让现场群众深刻地认识到了美帝的本质，会上，全体群众举行了投票和签名，同时还订了12条爱国公约，用实际行动来声援抗美援朝。 根据延安各县的报告，控诉会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控诉会开得好的，大多是会前做过详细调查和了解，会上结合实际，进行诉说，收效很大。据宜君县统计材料，仅一、六两区诉苦群众就达到166人。为使控诉会开得好、教育意义深刻，不至于流于形式或轻描淡写地控诉，该县六区在控诉前召集诉苦者作了谈话和演练，并在维持会场时作了布置，使会议开得严肃生动，教育效果显著。而凡是预先没有详细调查了解，不结合实际宣传，就达不到深刻的宣传效果。如延安县妇联会主持延安市妇女控诉会，因预先准备不够，开会既不严肃又没人发言。旧城韩子连控诉胡宗南进攻边区时的情况说：“我跑了几天几夜，鞋跑烂脚跑烂，娘家大大跑出去被窑压死，弄得家破人亡……”不但与会妇女不表示同情，反而哄堂大笑。
控诉会的广泛开展，大大提高了延安人民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对美帝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看得清清楚楚，思想认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爱国公约，实际行动
爱国公约的制定与实施，游行示威和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宣传动员，是抗美援朝中延安社会动员最广泛的形式。
延安地委宣传部在《延安分区抗美援朝总结报告》中，总结1951年“五一”示威情况中指出，各县或大的市镇，“五一”前都成立了筹委会，进行了深入地宣传动员。“五一”全分区12个县的市镇和大村庄都举行了游行示威。如宜君各乡以行政村或自然村普遍召开了会议，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县城参加游行群众也达85%以上。该县反映，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运动。宜川县城内“五一”有两千多名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特别表现出色的是六十多名妇女高举着五星红旗，喊着口号，唱着国歌，情绪十分高涨，其中一个叫尚兰英的妇女怀有身孕，不让她参加，但她坚决地参加游行并说：“今年这样大的抗美援朝大会，我一定要参加。”洛川“五一”全县城镇召开群众大会的共20处，到会男女群众达3113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4%。人口分散的志丹、吴起两县也召开了示威游行大会，志丹县城到会群众千余人，吴起县城到会群众七百余人。延安市经过深入地动员，参加“五一”示威游行的机关、学校、部队、群众达两万多人。随着“五一”示威运动的开展，各地在这一运动前后，还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与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和平签名。全分区总计签名投票人数达322941人，占总人口的61%。
“五一”运动前后是抗美援朝工作普遍开展时期，各地群众经过这次宣传，觉悟普遍提高，大大增强了爱国主义热情。
“五一”示威游行后，延安地委要求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求各地组织群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务必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延安市发展成全分区抗美援朝的模范区域，成为宣传榜样。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六一”号召后，爱国公约得到普遍开展。据统计，洛川县订立爱国公约的村子有83个;宜君县订立爱国公约395处;黄龙县共订立668处，占全县65%以上的人口参加订立爱国公约;延安县有910个自然村，有304个订立了爱国公约，占全县自然村33%。据统计，全分区约有五分之一的村庄订立了爱国公约，有一半进行了再次修订。
结合工作实际订立的爱国公约，对全区的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起了很好地推动作用。例如延安县夏咀村农民李双才，全家七口人，他们的家庭公约是：
双才和父亲、弟弟订了四条是：（1）保证务好家里的地，每亩上五袋粪;锄三遍，每亩多打三升粮食，秋收后多缴三升粮献给志愿军。（2）用卖柴、草、瓜、菜赚来的钱解决自己的穿衣问题。（3）每个劳力给烈士军属多砍一百斤柴。（4）检举坏人，防止一贯道特务的捣乱。
双才母亲和妹妹保证做好每月纺二斤线，把赚来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抗美援朝。双才婆姨秀兰要做到：第一，除抚育好娃娃外，按时做饭烧水，保证全家不吃生冷饭食。第二，赶年底要多养十五只鸡，三口肥猪，卖得的钱除供用母子穿衣外，再和村长刘彩业伙买一头驴，以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全家最后又加了一条，要向群众多宣传报纸上的消息，三天检查一次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
经检查，李双才一家不僅爱国公约已全部实现，还超额两条任务。这种具体的爱国公约，真正变成了群众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的标志，对抗美援朝工作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也有一些爱国公约流于形式，主要是：第一，个别干部对订爱国公约的基本精神没领会，或对订爱国公约抱着应付态度，对群众不宣传不解释，不发动群众，不发扬民主，订的公约不是经群众讨论决定的，而是一切包办、代替、强迫命令，所以公约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二，有的公约不具体，任务不明确，限于一般政治口号;有的仅限于当前的生产任务，没有政治内容，把爱国公约和生产计划混淆不清。第三，有些公约内容较切合实际，但没有建立起经常的检查制度，或订下检查制度未能坚持，使公约不能完成。另一方面对公约也没及时修订，在秋收时期，公约上还是夏锄，失掉了爱国公约的作用。
延安的社会动员工作还包括与抗美援朝直接相关的捐献飞机大炮、拥军优属等各种工作。“六一”号召发出后，延安分区各地都掀起了爱国主义捐献热潮。工商界方面，延安市工商界在六月下旬向专区各县提出捐献竞赛，三天内全市县共认捐1.3亿元（旧币）。
通过以上的动员方式，把延安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变成了实际的爱国行动，促进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与深入。
组织动员，提供保障
从抗美援朝宣传动员的进行到诉苦运动的开展，从组织游行示威到订立爱国公约，再到开展各项实际工作，都离不开组织动员工作。
建立抗美援朝会，统一领导抗美援朝工作。1951年2月以后，延安各县普遍成立了抗美援朝会，包括各部门和各阶层人士参加，主持领导抗美援朝的开展。延安青年团、延安妇女联合会、延安文工团、延安工商界等纷纷投入到延安抗美援朝的动员工作中，成为抗美援朝的重要动员力量。以这些组织为基础的各种代表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员渠道。比如妇代会、学代会、工商界代表会、村民会，甚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都可以作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场合。如黄陵县一、二、三、四区各乡都进行了和春耕工作相结合的村民会，60%的群众参加。根据各地反映，这种会议容易召开，它虽不能达到全部群众参加，但效果比一般群众大会好。原因是人少、秩序好维持、讲话声音能听清。虽然群众不能完全记下，也能达到了解的意义。 领导重视，从上到下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指导部署，作时事任务报告。时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黑志德亲自动员讲话，延安专署专员张汉武亲自检查落实工作。各级单位领导重视，负责同志亲自指导干部学习时事，思想上深入动员，提高各级干部对抗美援朝伟大政治意义的认识。同时认真总结经验，订出与改进宣传计划并组织报告员下乡传达。
以宣传员为骨干组织宣传队伍，发挥宣传员的核心作用与领导作用。如当时延安党校就是以两位宣传员为骨干，组建了65人的宣传队伍，每个宣传员率领一个宣传小组到附近村庄宣传。宣传员大多为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他们来自于群众之中，挨门逐户去宣传，联系实际，通俗而有趣的讲解，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效果明显。
包干制与检查制。延安在实施包干制时的具体实践是，给一些机关、学校指定包干区域，明确宣传责任，积极按时地进行宣传。延安在实施检查制时的具体实践是，对抗美援朝动员工作的调查与抽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推动工作前进。如延安市各机关都划定了包干区域，收效很大。洛川县共有大小自然村593个，按各区乡政府及各机关学校，共包干了425个自然村，实施包干村庄，在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区后子头村（县包干的）全村能够理解抗美援朝意义的群众有202人，均受到3至7次的宣传教育，其中虽有17人仅知道抗美援朝的名词外，但有185人对抗美援朝已有较深刻的认识，证明包干宣传收效是很大的。
在检查延安群众对抗美援朝认识时，1951年宜君县四区店头镇测验了五个妇女，其中有三个妇女答得很对。如对妇女唐桂英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她回答：“美国是侵略国家，把朝鲜占了，再来占中国。抗美援朝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产和国家……”洛川县四区垣庄村测验了缑振德等九名农民，对他们的提问也是“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他们回答：“朝鲜是咱们的邻国，是中国的大门，美国侵略朝鲜就是想侵略中国……”从以上抽查可以看出，大部分延安群眾理解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爱祖国的道理。
包干制与检查制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为把抗美援朝普遍深入到延安各地的沟沟峁峁，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提供了有力保证。
延安在抗美援朝中的社会动员，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使延安广大人民群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更促进了延安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栏目责编：魏建国
翻阅延安市档案馆馆藏的关于延安在抗美援朝中的相关资料，回溯抗美援朝时期延安分区社会动员的具体举措，不难发现，延安社会各界也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正是靠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才使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总结延安分区在抗美援朝时期社会动员中的有益做法，汲取历史经验，再现延安人民支持抗美援朝的感人场面，把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凝聚成推进我们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延安民众对抗美援朝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由于1947年的战争破坏，延安人民生活亟待恢复，以及全国性的迅速胜利，使一部分人产生了和平建设思想，甚至有个别干部产生了太平观念。因为文化落后，有的民众认为美国侵略朝鲜与自身毫无关系，朝鲜毕竟是异邦，自己做好手头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抗美援朝并非是必须的工作，对两国之间唇齿关系认识不足。还有的民众有畏美惧美心理，认为美国比日本都强大，抗战时期我们打日本还要美国帮忙，现在要打比日本还厉害的美国，两国军事力量悬殊，毫无必胜把握，甚至担心干涉朝鲜战争会引起其它国家的加入，造成第三次世界战争的爆发……由此可见，如何让延安民众支持抗美援朝，需要一个心理的疏导和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大规模、广泛地进行正确的引导，才能动员延安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形成支持抗美援朝的强大动力。
多方宣传，深入群众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投入作战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这条指示意味着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工作的全面兴起。
在宣传动员过程中，宣传的形式与方法直接决定着宣传效果。延安专区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方法，其中读报组是最主要的方法。通过宣传员向群众读报、讲报，并讨论所读内容，经过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广大民众接受和理解所宣传的内容。延安专区发动团员和有文化的青年积极参加读报组，不少团员还被选为读报组组长。到1951年11月，全区已成立了1188个读报组。通过读报，既增加了团员和有文化青年的时事知识，又向群众进行了宣传，如宜君县四区杏头乡团员提出每人宣传五个群众。宜君县宣传员张海清，自己订了一份《延安报》，组织了七个人的读报组，除读报宣传时事外，报上刊登的劳动模范开展生产的好办法，启发了他们的思想，并带动群众推动了生产。
读报以外，还通过大量的标语口号进行宣传，“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多打粮食，早缴爱国粮”“早缴税款”等口号遍布全区各地。各级党政部门还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如说书、漫画、说相声、说快板、传话筒（相当于现在的麦克风）、拉洋片（又称幻灯片、土电影）等进行宣传。民间艺人韩起祥带领四个盲人组成的宣传组，从1951年4月16日开始，在延安各地进行宣传，很多农民听了韩起祥的说书《渔夫恨》后都深受教育。仅通过韩起祥这个宣传小组，七八天内就有3972人在和平书上签了名。延安文工团在半个月内用传话筒形式，对1900余名群众进行了时事消息和爱国主义教育，教他们学会了志愿军战歌。延安石油站则利用流动宣传车，从1951年5月27至29日，利用三天时间到李家渠、二十里铺、七里铺等17处宣传点进行宣传，特别是乡下群众没见过汽车，都来看稀罕，听众达3900余人。
此外，还采用了秧歌、墙报、运动会与展览会等宣传形式。如1951年五一举办的展览会，展示了抗美援朝相关内容的照片等，参观展览的干部群众共计4909人。延安各完小、延中、保小，每遇大的节日都要组织秧歌队，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延安青年团总支书赵玉瑞领导一个宣传小组，利用青年文化服务团的扩音器进行宣传。国庆节时共青团延安地委在离延安五六十里的安塞高桥放映幻灯片，观众达1000人左右。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动员方式，大大激发了延安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了他们的必胜信心和决心，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之中。
诉苦运动，提高觉悟
延安在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中，还汲取了解放战争中行之有效的诉苦运动的成功经验，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亲身经历，进行回忆诉苦，通过各种具体事实，使群众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仇美爱国思想。
在延安城镇和较大的村庄普遍召开了控诉会，揭发美帝扶植日蒋胡匪帮的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洛川有15个小组召开过控诉会，控诉了蒋胡匪帮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让群众认清了美帝侵略阴谋。控诉会上，青年团员霍长信说：“蒋介石叫咱们打倒了，可是美帝又想来侵略，不让我们过好光景。国民党统治时，咱村的霍振乾组织便衣队，阻挡咱们给红地（指陕甘宁边区）贩卖棉花和布匹，抢了骡子十几条，弄走了花（指棉花）和布。现在咱们的光景过好了，可是美帝又想欺侮咱们，我们绝不让，一定要好好生产，增产粮食，支援朝鲜战争，早日消灭美国野心狼。”又如宜君县煤炭工人冀文德在控诉会上说：“我是热河人，过去在包头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把人压迫咋了。日本投降后，那些美国兵又来了，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毒……”群众听了非常痛恨。宜川县商人郑天保在控诉会上极为悲痛地说：“民国二十八年，日本飞机炸坏咱们街上123间房子，炸塌5孔窑洞，炸死13头牲口，最残忍的是炸死商民37人，炸伤10人，其中炸死了我母亲和我的小妹妹，把我父亲气得得了一场重病。”说到这里，他不禁流下泪来，倾听的群众深受感染，有个别群众难已克制内心的悲愤，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美国鬼子，打倒美帝主义！”成片的群众站起来，群情激昴呼喊着：“打倒美国鬼子，打倒美帝主义！”待群众的情绪平息下来，郑天保又继续说：“日本残害我们这样苦，我永远忘不了。美帝狗日的又想武装日本来打中国，我们要坚决反对，积极支援前线。”切身而又生动的控诉会，让现场群众深刻地认识到了美帝的本质，会上，全体群众举行了投票和签名，同时还订了12条爱国公约，用实际行动来声援抗美援朝。 根据延安各县的报告，控诉会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控诉会开得好的，大多是会前做过详细调查和了解，会上结合实际，进行诉说，收效很大。据宜君县统计材料，仅一、六两区诉苦群众就达到166人。为使控诉会开得好、教育意义深刻，不至于流于形式或轻描淡写地控诉，该县六区在控诉前召集诉苦者作了谈话和演练，并在维持会场时作了布置，使会议开得严肃生动，教育效果显著。而凡是预先没有详细调查了解，不结合实际宣传，就达不到深刻的宣传效果。如延安县妇联会主持延安市妇女控诉会，因预先准备不够，开会既不严肃又没人发言。旧城韩子连控诉胡宗南进攻边区时的情况说：“我跑了几天几夜，鞋跑烂脚跑烂，娘家大大跑出去被窑压死，弄得家破人亡……”不但与会妇女不表示同情，反而哄堂大笑。
控诉会的广泛开展，大大提高了延安人民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对美帝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看得清清楚楚，思想认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爱国公约，实际行动
爱国公约的制定与实施，游行示威和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宣传动员，是抗美援朝中延安社会动员最广泛的形式。
延安地委宣传部在《延安分区抗美援朝总结报告》中，总结1951年“五一”示威情况中指出，各县或大的市镇，“五一”前都成立了筹委会，进行了深入地宣传动员。“五一”全分区12个县的市镇和大村庄都举行了游行示威。如宜君各乡以行政村或自然村普遍召开了会议，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县城参加游行群众也达85%以上。该县反映，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运动。宜川县城内“五一”有两千多名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特别表现出色的是六十多名妇女高举着五星红旗，喊着口号，唱着国歌，情绪十分高涨，其中一个叫尚兰英的妇女怀有身孕，不让她参加，但她坚决地参加游行并说：“今年这样大的抗美援朝大会，我一定要参加。”洛川“五一”全县城镇召开群众大会的共20处，到会男女群众达3113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4%。人口分散的志丹、吴起两县也召开了示威游行大会，志丹县城到会群众千余人，吴起县城到会群众七百余人。延安市经过深入地动员，参加“五一”示威游行的机关、学校、部队、群众达两万多人。随着“五一”示威运动的开展，各地在这一运动前后，还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与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和平签名。全分区总计签名投票人数达322941人，占总人口的61%。
“五一”运动前后是抗美援朝工作普遍开展时期，各地群众经过这次宣传，觉悟普遍提高，大大增强了爱国主义热情。
“五一”示威游行后，延安地委要求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求各地组织群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务必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延安市发展成全分区抗美援朝的模范区域，成为宣传榜样。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六一”号召后，爱国公约得到普遍开展。据统计，洛川县订立爱国公约的村子有83个;宜君县订立爱国公约395处;黄龙县共订立668处，占全县65%以上的人口参加订立爱国公约;延安县有910个自然村，有304个订立了爱国公约，占全县自然村33%。据统计，全分区约有五分之一的村庄订立了爱国公约，有一半进行了再次修订。
结合工作实际订立的爱国公约，对全区的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起了很好地推动作用。例如延安县夏咀村农民李双才，全家七口人，他们的家庭公约是：
双才和父亲、弟弟订了四条是：（1）保证务好家里的地，每亩上五袋粪;锄三遍，每亩多打三升粮食，秋收后多缴三升粮献给志愿军。（2）用卖柴、草、瓜、菜赚来的钱解决自己的穿衣问题。（3）每个劳力给烈士军属多砍一百斤柴。（4）检举坏人，防止一贯道特务的捣乱。
双才母亲和妹妹保证做好每月纺二斤线，把赚来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抗美援朝。双才婆姨秀兰要做到：第一，除抚育好娃娃外，按时做饭烧水，保证全家不吃生冷饭食。第二，赶年底要多养十五只鸡，三口肥猪，卖得的钱除供用母子穿衣外，再和村长刘彩业伙买一头驴，以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全家最后又加了一条，要向群众多宣传报纸上的消息，三天检查一次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
经检查，李双才一家不僅爱国公约已全部实现，还超额两条任务。这种具体的爱国公约，真正变成了群众用实际行动热爱祖国的标志，对抗美援朝工作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也有一些爱国公约流于形式，主要是：第一，个别干部对订爱国公约的基本精神没领会，或对订爱国公约抱着应付态度，对群众不宣传不解释，不发动群众，不发扬民主，订的公约不是经群众讨论决定的，而是一切包办、代替、强迫命令，所以公约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二，有的公约不具体，任务不明确，限于一般政治口号;有的仅限于当前的生产任务，没有政治内容，把爱国公约和生产计划混淆不清。第三，有些公约内容较切合实际，但没有建立起经常的检查制度，或订下检查制度未能坚持，使公约不能完成。另一方面对公约也没及时修订，在秋收时期，公约上还是夏锄，失掉了爱国公约的作用。
延安的社会动员工作还包括与抗美援朝直接相关的捐献飞机大炮、拥军优属等各种工作。“六一”号召发出后，延安分区各地都掀起了爱国主义捐献热潮。工商界方面，延安市工商界在六月下旬向专区各县提出捐献竞赛，三天内全市县共认捐1.3亿元（旧币）。
通过以上的动员方式，把延安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变成了实际的爱国行动，促进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普及与深入。
组织动员，提供保障
从抗美援朝宣传动员的进行到诉苦运动的开展，从组织游行示威到订立爱国公约，再到开展各项实际工作，都离不开组织动员工作。
建立抗美援朝会，统一领导抗美援朝工作。1951年2月以后，延安各县普遍成立了抗美援朝会，包括各部门和各阶层人士参加，主持领导抗美援朝的开展。延安青年团、延安妇女联合会、延安文工团、延安工商界等纷纷投入到延安抗美援朝的动员工作中，成为抗美援朝的重要动员力量。以这些组织为基础的各种代表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员渠道。比如妇代会、学代会、工商界代表会、村民会，甚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都可以作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场合。如黄陵县一、二、三、四区各乡都进行了和春耕工作相结合的村民会，60%的群众参加。根据各地反映，这种会议容易召开，它虽不能达到全部群众参加，但效果比一般群众大会好。原因是人少、秩序好维持、讲话声音能听清。虽然群众不能完全记下，也能达到了解的意义。 领导重视，从上到下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指导部署，作时事任务报告。时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黑志德亲自动员讲话，延安专署专员张汉武亲自检查落实工作。各级单位领导重视，负责同志亲自指导干部学习时事，思想上深入动员，提高各级干部对抗美援朝伟大政治意义的认识。同时认真总结经验，订出与改进宣传计划并组织报告员下乡传达。
以宣传员为骨干组织宣传队伍，发挥宣传员的核心作用与领导作用。如当时延安党校就是以两位宣传员为骨干，组建了65人的宣传队伍，每个宣传员率领一个宣传小组到附近村庄宣传。宣传员大多为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他们来自于群众之中，挨门逐户去宣传，联系实际，通俗而有趣的讲解，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效果明显。
包干制与检查制。延安在实施包干制时的具体实践是，给一些机关、学校指定包干区域，明确宣传责任，积极按时地进行宣传。延安在实施检查制时的具体实践是，对抗美援朝动员工作的调查与抽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推动工作前进。如延安市各机关都划定了包干区域，收效很大。洛川县共有大小自然村593个，按各区乡政府及各机关学校，共包干了425个自然村，实施包干村庄，在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区后子头村（县包干的）全村能够理解抗美援朝意义的群众有202人，均受到3至7次的宣传教育，其中虽有17人仅知道抗美援朝的名词外，但有185人对抗美援朝已有较深刻的认识，证明包干宣传收效是很大的。
在检查延安群众对抗美援朝认识时，1951年宜君县四区店头镇测验了五个妇女，其中有三个妇女答得很对。如对妇女唐桂英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她回答：“美国是侵略国家，把朝鲜占了，再来占中国。抗美援朝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产和国家……”洛川县四区垣庄村测验了缑振德等九名农民，对他们的提问也是“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他们回答：“朝鲜是咱们的邻国，是中国的大门，美国侵略朝鲜就是想侵略中国……”从以上抽查可以看出，大部分延安群眾理解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爱祖国的道理。
包干制与检查制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为把抗美援朝普遍深入到延安各地的沟沟峁峁，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提供了有力保证。
延安在抗美援朝中的社会动员，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使延安广大人民群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更促进了延安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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