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有一篇《佞幸列传》，开篇就说：不但女人有因为长得好讨得皇帝欢心的，男人也一样。比如汉文帝时的邓通，除了弄水撑船，没别的本事，只是取媚于上，皇帝得了痈疽病，可以为其吸吮脓血。再如汉武帝时的韩嫣，擅长骑马射箭，“常与上卧起”;还有写过《佳人曲》的李延年，也是“与上卧起，甚贵幸”。显然，这一篇讲的是得到皇帝宠爱的各式“花样美男”。
　　文章的最后，司馬迁写道：在汉武帝时代，特别被宠爱亲近的臣子，大抵来自外戚之家。令人惊讶的是后面这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在今人看来，卫青、霍去病是武功赫赫、功在千秋的名将，这里为何突然捎上他们一句？有人觉得，司马迁喜欢李广，李广之死，卫青脱不了干系，李广的儿子李敢，更是直接死在霍去病手里。所以司马迁在《佞幸列传》里提到卫青和霍去病，就是有意吐槽，“黑”上一笔。

“良家子”的鄙视链

　　谈论这个问题前，可以先看看当时的人对卫青、霍去病的看法。
　　司马迁也好，司马迁崇拜的李广也罢，出身都是所谓“良家子”，混得出息了，则会被尊为“士大夫”。这是平民阶级的上层，挨着权贵的边，用今天的话说，叫“中产阶级”。
　　反观卫青，他的母亲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的女仆，嫁给了一个卫姓男子，生了三女一子，后来和一个姓郑的小吏偷情，生下卫青。作为一个私生子，卫青当过放羊娃，做过牵马员，因为姐姐卫子夫得到汉武帝的宠爱，被提拔为建章宫卫总管，实现了阶层跃升。这种出身和命运，从任何角度看，都完美地落在“良家子”的鄙视链上。
　　而从卫青和皇帝相处时的诸多细节看，他也不像是一个正直、有尊严的大臣。
　　汉武帝时代，儒学之风盛行。而先秦以来的儒学，恰恰不欣赏大臣在皇帝面前过于恭顺。孟子就说，把顺从当作正当的做法，是小老婆的作风（“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可见当时的“尊君”，是尊一种理想化的君权，而不是具体的君主个人。
　　卫青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作风是“和柔自媚”，绝不可能拂逆皇帝。皇帝对他的态度，也像是对一个佞幸，而不是一位大臣。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汉武帝接见祖上是贵族、以亢直敢言著称的臣子汲黯时，一定会穿正式的礼服;对出身卑微、被讥讽为“曲学以阿世”的丞相公孙弘，汉武帝在闲暇时和他见面，有时不戴帽子;而对卫青，皇帝可能一边上厕所，一边和他交流——联系到姐姐卫子夫就是在厕所里得到皇帝的宠幸，这一场景简直暧昧。
　　“以顺为正，妾妇之道”，这顶帽子简直是为卫青量身定作的。

将在外，君命也得受

　　龙城大捷（公元前129年）后，卫青成为抗击匈奴的主将。最牛的一次，他率大军急行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匈奴右贤王的营帐。此时，右贤王正在帐中饮酒，忽听帐外杀声震天，汉军如神兵天降，一时惊慌失措，抱了爱妾和几百壮骑向北逃去。接到战报，汉武帝欣喜若狂，提拔卫青为大将军。

　　此时的卫青，是皇帝之下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人。然而，即使已成为一个权贵，他也拒绝行使权贵的特权。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带兵从定襄出发，攻打匈奴。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他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苏武）的部队落单，遭遇了匈奴主力，结果赵信投降，苏建孤身逃回。
　　怎样处置苏建，引发了军中的争论。卫青的军正和长史都认为，苏建在困境中作战，逃回正是不敢有二心的表现，处死他不公平。但议郎周霸认为应该处死苏建。他说：“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没有斩杀过偏裨将佐，现在苏建抛弃了他的部下，可以杀了他，彰明大将军的威严。”
　　这场辩论有一个有趣之处：军正即军队里的执法官，长史是最重要的行政人员，这些人通常比较严苛，但这时都体贴人情，主张宽容。议郎周霸是儒生，平时鼓吹仁德宽厚，这里却表现出极强的杀人欲望。
　　事实上，自孝文皇帝以来，以“良家子”作为军中骨干的汉军，对匈奴作战一直表现不佳。汉朝的将军们就像二战时的德军将领一样，总结失败原因时，总喜欢归结到元首身上——是皇帝掣肘太多，执法官吏权势太大，让将军们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在这里，周霸建议处死苏建，理由并不在于他是否该杀， 而是要通过这件事，树立大将军杀伐决断的权威。
　　所以卫青的表态也非常严肃：“我侥幸以外戚的身份在军队任职，没有威严不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周霸劝我树立个人威严，严重违背了做人臣的本分。况且纵使我有专杀之权，仍然不敢在疆域之外擅自诛杀将领。把情况详细报告，让天子自己裁决，由此表现出人臣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

　　这样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佞幸列传》那句话：司马迁不是要“黑”卫青、霍去病，而是要向身边人解释，自己为什么另写一篇《卫将军骠骑列传》——因为他们“颇用材能自进”，和单纯的佞幸不一样。

　　这番谦恭的言辞，实际上如同重重的巴掌，抽在那些良家出身、喜欢鼓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们脸上。最后，苏建被皇帝赦免，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

司马迁的“偏见”

　　作为新晋权贵，卫青不仅不要特权，也拒绝履行权贵的义务。
　　战国以来，权贵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养士，但卫青对这件事毫无兴趣。何以如此？那位死里逃生的苏建，告诉过司马迁原因。
　　苏建曾向卫青建议：“大将军是天下最尊贵的职位，但士大夫们都不愿称道您，建议您效法古代名将选拔贤者的做法，也这样努力吧。” 　　卫青显然把苏建当作心腹，愿意说几句心里话：“当初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厚养宾客，天子提起来就咬牙切齿。那些亲近、安抚士大夫，招纳贤才、罢黜不肖的事，都是人主的权柄。我們这些做臣子的，尊奉律法，干好本职工作就行了，何必参与这些事呢？”这番话可谓紧扣时代脉搏，看准了历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对汉武帝时代的士人来说，像卫青这样的权贵越多，他们改善生活的路径就越少。
　　《史记·田叔列传》里，讲了一个司马迁的好朋友任安的故事。任安出身贫寒，在基层公务员队伍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来当了卫青的门客。卫青有选送门客进郎中令的特权，但他只是推荐了一批出身富贵却毫无能力的人。所幸，汉武帝派来考核门客的官员非常有眼光，发现卫青推荐的人“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于是亲自把所有的门客考核了一遍，这才选中了任安。
　　这个故事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后人增补，真实性不无争议。如果是假的，更能说明问题：卫青已经成了不会识别、选拔人才的代表，人们讲述一个权贵有眼无珠的故事时，会把卫青当作“箭垛人物”——不管是他不是他，算他账上就对了。
　　至于霍去病，他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更短，作风更张扬跋扈，当时的风评，还远远不如卫青。
　　于是我们可以大致确认一件事：对“良家子”、士大夫群体来说，卫青、霍去病本来就是私下里群嘲讥讽的对象，也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司马迁朋友圈的大多数。这样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佞幸列传》那句话：司马迁不是要“黑”卫青、霍去病，而是要向身边人解释，自己为什么另写一篇《卫将军骠骑列传》——因为他们“颇用材能自进”，和单纯的佞幸不一样。
　　毫无疑问，在李广家族和卫青、霍去病的冲突中，司马迁的感情偏向李广一边，在为卫、霍立传的时候，不可能像《李将军列传》那样寄托着无穷的积郁叹息。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现在“黑”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给大家的，吹捧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给大家的。
　　比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战——卫青与伊稚斜单于在大漠交战，战至黄昏，大风突起，砂砾扑面，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令大军从左右两翼包抄，将匈奴军阵团团围住……简洁的文字自带慷慨雄健的BGM，激发出后世无数诗人的灵感：大漠风沙，长河落日，铁骑突出刀枪鸣，相看白刃血纷纷，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仍然是配得上第一流名将的第一流叙事。
　　宋人黄震在《史记评林》中说：“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认为司马迁偏袒李广，贬抑卫、霍。然而这绝不是太史公本意。司马迁的“偏见”在于，他把喜欢的人物写得动人，但并没有隐瞒、歪曲基本事实。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大概就是这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