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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的崛起除了时代背景与报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外，也是报纸上“平面报道”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的报道中，大多是终结式、孤立式、概念式的“平面报道”。“平面报道”对新闻事件采取的是“简单照相”的方式，割裂了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冻结了事物的必然发展，尤其是对新闻事件深层次的背后的原因采取隐晦甚至否认的态度，使得我们的新闻报道或生硬干巴，或缺乏真实感，把本来生动复杂的社会问题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的出现必然会对此有所针对，深度报道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化视角”首先在理论上得以成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但是，由于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在现实生活中，一问三不知的问题也确实太多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资倒挂、经商成风、知识贬值等，都有着切肤之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困惑着人们。在这里用喻国明提出的“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是比较形象的。所谓“文化地图”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指的正是人们的头脑中为每一条外来信息进行价值“释义”的意义定位系统。它的客观性取决于外来信息的性质与人们已有经验(主要包括以人生阅历为代表的直接经验和以书本知识为代表的间接经验)的范围及其质量的偶合程度：当外来信息的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入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且人们理解此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高时，人们化解这类信息客观意蕴的“释义”质量就比较高；反之，当外来信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范围，或者人们理解这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低时，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释义”质量就比较低，化解其客观意蕴的水平就差。显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是处于后一种情况，平面报道已不能满足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要求，他们希望专业人士为那些超出人们经验范围的新闻事件提供有关确定其意义方位的“文化地图”，在这种强大社会需要的催生下，一种以为受众编织有关新闻事件的“文化地图”为归宿的新一代新闻文体——深度报道便应运而生了，而这种报道形式就是要讲求从总体的联系和结构上把握新闻事实，把新闻事实“还原”到其现实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发展中去。这样，深度报道的“总体视角”这一特点的社会现实意义得以凸显。
比如《中国青年报》的“三颜色”(《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组稿，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它突破了过去对灾害的“平面报道”总是“英雄的壮歌”，总是“广大指战员和群众奋起抢险救灾”，而极少甚至根本不提造成灾害的原因的模式。第二，它站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高度，深刻剖析并展示了灾害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人为因素等问题和人们对此的种种反思。从而，对某些现行体制的弊端和官僚主义的恶果、中国生态移民的恶性循环及烈火中一些人的心灵扭曲，而另一些人则灵魂升华等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叙述和透视，这些透视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对火灾本身报道的价值，它对于坚定人们必须坚持改革的信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从结构上看，整个报道严谨且错落有致。从其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上看，它是大量纷繁，而且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堪称历年来深度报道的佳作。
此外，就深度报道文本本身来看，其深刻往往来自全面——总体视角。这种全面能更加真实地展示出事物的存在状态。但这种全面不仅仅是指“从不同视角、不同立场来关注新闻事件的前景”就能解决的。比如，1998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此案等待裁决》一文，在介绍14岁少女自杀的始末情由之后，以“王瑶同学如是说”、“学生家长如是说”、“教育界如是说”等小专栏的形式从不同立场透视这一案件。我们对各方立场有所了解后，发现各方都有道理，事实本身却被模糊了，这篇文章之所以有透视却并不深刻的原因正在于：当它对事物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完毕后，没有进行归总。也就是说，当它考察事件的各种关系后，没有对这诸种关系深加追问——有了反思的空间，却没有反思。正如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所说的：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换言之，深度报道的“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系来。如果仅仅从不同视角和立场去考察，那也只会是观点罗列而已，不足以深入事件本身，更难以达到确定新闻事实“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来”。
总体视角源于对事物的深入了解，是使事物在各种关系中得以显现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总体视角是一种动态的观察视角，或者说是一种动态的审美视角。比如1998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书记专员突击签字调人机构膨胀积重吃饭财政》一文，可说是对深度报道的这种动态审美视角做了很好的诠释。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通过对纷杂的关系和各种假象的分析，不断地深入发掘，不断地开拓反思的空间，使读者在不断的“震惊”中产生出一种伟大的美，“投枪和匕首的力度”就来源于这种美，正是从这一角度，叶芝才说，真实是一种可怕的美。
深度报道总体视角动态审美性就是要将人们带入产生问题的具体情景之中。这种效果颇类似于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点评”，就是针对具体问题“点”而发表“评”“论”。这种批评方式，中国美学从哲学的层面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中国美学所说的审美境界，很难说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用庄子的语言来说，它是“象罔”，是一个非有非无、幻化生成的境界。对这样一种境界，我们只能在具体的体验中与之冥合，而不能指望通过抽象的知识获得真知。在中国哲学看来，整个宇宙人生都是这样的。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的经验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知识对象。从美学的角度讲，深度报道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给人一堆抽象的知识，而是引导人们参与具体的生存体验，还生活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喻国明：《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保定日报社)
编校：张红玲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但是，由于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在现实生活中，一问三不知的问题也确实太多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资倒挂、经商成风、知识贬值等，都有着切肤之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困惑着人们。在这里用喻国明提出的“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是比较形象的。所谓“文化地图”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指的正是人们的头脑中为每一条外来信息进行价值“释义”的意义定位系统。它的客观性取决于外来信息的性质与人们已有经验(主要包括以人生阅历为代表的直接经验和以书本知识为代表的间接经验)的范围及其质量的偶合程度：当外来信息的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入人们的经验范围之内，且人们理解此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高时，人们化解这类信息客观意蕴的“释义”质量就比较高；反之，当外来信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范围，或者人们理解这类信息的经验结构的质量水平比较低时，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释义”质量就比较低，化解其客观意蕴的水平就差。显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是处于后一种情况，平面报道已不能满足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要求，他们希望专业人士为那些超出人们经验范围的新闻事件提供有关确定其意义方位的“文化地图”，在这种强大社会需要的催生下，一种以为受众编织有关新闻事件的“文化地图”为归宿的新一代新闻文体——深度报道便应运而生了，而这种报道形式就是要讲求从总体的联系和结构上把握新闻事实，把新闻事实“还原”到其现实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发展中去。这样，深度报道的“总体视角”这一特点的社会现实意义得以凸显。
比如《中国青年报》的“三颜色”(《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组稿，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它突破了过去对灾害的“平面报道”总是“英雄的壮歌”，总是“广大指战员和群众奋起抢险救灾”，而极少甚至根本不提造成灾害的原因的模式。第二，它站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高度，深刻剖析并展示了灾害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人为因素等问题和人们对此的种种反思。从而，对某些现行体制的弊端和官僚主义的恶果、中国生态移民的恶性循环及烈火中一些人的心灵扭曲，而另一些人则灵魂升华等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叙述和透视，这些透视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对火灾本身报道的价值，它对于坚定人们必须坚持改革的信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从结构上看，整个报道严谨且错落有致。从其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上看，它是大量纷繁，而且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堪称历年来深度报道的佳作。
此外，就深度报道文本本身来看，其深刻往往来自全面——总体视角。这种全面能更加真实地展示出事物的存在状态。但这种全面不仅仅是指“从不同视角、不同立场来关注新闻事件的前景”就能解决的。比如，1998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此案等待裁决》一文，在介绍14岁少女自杀的始末情由之后，以“王瑶同学如是说”、“学生家长如是说”、“教育界如是说”等小专栏的形式从不同立场透视这一案件。我们对各方立场有所了解后，发现各方都有道理，事实本身却被模糊了，这篇文章之所以有透视却并不深刻的原因正在于：当它对事物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完毕后，没有进行归总。也就是说，当它考察事件的各种关系后，没有对这诸种关系深加追问——有了反思的空间，却没有反思。正如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所说的：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换言之，深度报道的“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系来。如果仅仅从不同视角和立场去考察，那也只会是观点罗列而已，不足以深入事件本身，更难以达到确定新闻事实“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来”。
总体视角源于对事物的深入了解，是使事物在各种关系中得以显现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总体视角是一种动态的观察视角，或者说是一种动态的审美视角。比如1998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书记专员突击签字调人机构膨胀积重吃饭财政》一文，可说是对深度报道的这种动态审美视角做了很好的诠释。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通过对纷杂的关系和各种假象的分析，不断地深入发掘，不断地开拓反思的空间，使读者在不断的“震惊”中产生出一种伟大的美，“投枪和匕首的力度”就来源于这种美，正是从这一角度，叶芝才说，真实是一种可怕的美。
深度报道总体视角动态审美性就是要将人们带入产生问题的具体情景之中。这种效果颇类似于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点评”，就是针对具体问题“点”而发表“评”“论”。这种批评方式，中国美学从哲学的层面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中国美学所说的审美境界，很难说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用庄子的语言来说，它是“象罔”，是一个非有非无、幻化生成的境界。对这样一种境界，我们只能在具体的体验中与之冥合，而不能指望通过抽象的知识获得真知。在中国哲学看来，整个宇宙人生都是这样的。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的经验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知识对象。从美学的角度讲，深度报道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给人一堆抽象的知识，而是引导人们参与具体的生存体验，还生活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喻国明：《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保定日报社)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