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三八妇女节，由霍建起导演、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上映，与此同时，许鞍华讲述萧红人生的电影《黄金年代》也在筹备，主角是汤唯。也正是这两条消息，对萧红好奇的人居然多了起来。
　　原本对萧红一无所知的大众，也了解了萧军是萧红的丈夫，而不是哥哥。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最让大众感兴趣的是萧红的情事，如何逃婚了又和未婚夫在一起，如何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还是没有人说，萧红是个好作家。从1942年在香港逝世至今，她被低估了71年。
　　文学洛神的爱情
　　萧红被称为“文学洛神”，但是关于她的事情，不可考的却太多了。编剧史航搜集了关于萧红的各类回忆录，当事人说的都不尽相同：“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骆宾基《萧红小传》和端木蕻良的夫人执笔的《端木与萧红》，发现各自都记录了一个关于萧红的回忆，心态立场各异，那几本书摆在书架上，似乎都要打起来。”
　　萧红一生只活了31岁，经历过四个男人：未婚夫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其中两次恋爱时都怀着别人的孩子。萧红19岁时因为不满意家里的包办婚姻而逃婚出走，走投无路之际原来的未婚夫汪恩甲来找她，两人同居，萧红怀孕，后被遗弃（葛浩文《萧红评传》的说法是萧红同居的是一位李姓青年）。萧红危难时结识萧军，将第一个孩子送走，爱得激烈，但萧军大男子主义严重，两人感情始终有问题。萧红怀了萧军的孩子，端木蕻良此时爱上萧红，萧红选择跟他结婚。婚后孩子夭折，端木几次弃下体弱的萧红独自逃跑。年轻作家骆宾基后来爱上萧红，而萧红的生命却很快走到尽头。
　　“看着都像写小说似的，可是全都真的发生过。”电影《萧红》的导演霍建起说。他拍《萧红》，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要拍一个萧红的人生故事，而感情则是主线。他希望拍出萧红爱得生猛的一面：“萧红是因爱而死的。别的事情也许有救，感情这事儿救不了。这是她比较致命的问题，伤得比较重。她对萧军很依赖，离不开，这就是爱情啊。”霍建起感叹。电影里扮演萧红的宋佳则觉得这种爱甚至成了压力：“她对爱的追求和渴望有点极致，让她身边的男性有压力。”
　　在喜欢萧红的人眼中，作品当然重要，但是萧红的人生和爱情也是令人动容的重要因素。翻译家葛浩文1972年就开始研究萧红，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最想去的地方是萧红的故乡东北。从下飞机的地方到“哈尔滨”那三个字所在的航站楼大约要走五分钟，他一路走一路落泪—一个外国人对哈尔滨莫名的情感，皆因对萧红的熟悉和感动。
　　只见八卦，不见萧红？
　　电影《萧红》在公映之前有小规模的试片，加上去年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放映，看过电影的观众也有一些。电影结束观众走出电影院，最乐意讨论的是：“她为什么逃婚之后又跟汪先生好了？”“为什么萧红碰上的都是极品前任？”八卦，似乎是大众最容易进入的领域。
　　影像化萧红，把人生和感情线索拍清楚，似乎是没有选择的事情。导演霍建起就认为用电影去阳春白雪地说作家的作品会让普通观众有点难以进入，除了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专业的人，真正清楚萧红是何人的并不多。“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这是肯定的，因他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是“让普通观众知道萧红这么个人”，一切都只能从基本的普及开始：“大家看了，再去更进一步看此人是谁，有哪些作品。”
　　“人生故事”的电影故事目标定下之后，情感的描摹就不可避免，霍建起的构想是按顺序完整地展现萧红的四段感情，这四段讲完了，萧红31岁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四段感情，每段都有足够争议，情节惊人，而内幕至今还众说纷纭，两段“孕妇恋情”尤为引人争议。
　　霍建起认为争议的恋情无可避免，怕“俗”而绕开是不可行的：“你说‘我不谈这个，这个太八卦了’，但是说萧红的人生离得开这个吗？比如萧红的第一段感情，她就是因为这件事出走的，有了怀孕、被遗弃，才有了后来的萧红。你就得谈这个，作家的创作跟她的生活是糅在一块儿的。”
　　《萧红》上映前，网上的介绍和宣传已经开始，有一张剧照流传甚广：萧红（宋佳饰）、萧军（黄觉饰）、端木蕻良（王仁君饰）睡在一张床上，发生的背景是三人一同逃难，条件艰苦不得已而为之，而图片的名字只有简单的“三人同床”。上网搜萧红，最多的是关于她的情感的种种说法，天涯里的热帖讲述民国女作家狗血八卦，萧红的情史赫然在其中，被概括为“文艺女的极品事迹”，“强大”“狗血”等网络词汇都用来形容她。
　　霍建起预想的是一个“普及萧红是谁”的工作，但是如果电影《萧红》的上演只是让观众看完去多搜了几条八卦，怎么办？“我觉得关注八卦也没关系。”霍建起说，“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会被人说的，电影能让人关注萧红就行。”史航也持同样的观点：“电影当然会让人更关注情史，也就是作家的命运，她的作品不是影院里看得清的，能让人在影院里心有所悬，过后找书看，已是功德。关注到萧红情史就止步的读者，你本来也别指望他留心作品。”
　　学者林贤治给萧红写过传记《漂泊者萧红》，给萧红编过作品集。他一直在做“重新认识萧红”的工作，但是他最怕的就是“只见八卦，不见萧红”：“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被人们关注她的‘情史’而忽略了作品，无论如何是一个悲剧，这不能说是好现象。”
　　萧红“左”不“左”？
　　教科书里把萧红归类为“左翼作家”，她就在一众“左翼作家”里变得面目模糊起来。但是认真读萧红的读者都会发现，萧红绝非政治化的作家。她不曾为政治宣传而写苦大仇深，从来都是言之有物。更何况，萧红和萧军都没有加入过“左联”。
　　而林贤治则认为，说萧红是“左翼”没有问题，因为她的作品阶级论的色彩还是有的，“把这个抹掉就不是萧红，跟张爱玲、冰心比，她还是很关心底层弱势群体的。”但是如果在此之上再有过于政治化的解读则不妥：“萧红不是那种追寻政治风向的作家。她的文字里更多带有一种文化论的色彩，往往会超越阶级论，人性内容较为丰富，涵盖也广。仅仅用阶级论去套她的作品，我觉得还是狭窄化了。萧红不是那种纯粹的政治性作家。” 　　有例为证。萧红等一众作家在后方，胡风想办刊物《抗战文艺》，萧红力主改名为《七月》。1938年1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和胡风则有直接的观点争论：“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直接批评过萧红缺少对“压迫”的描写：“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938年4月萧红座谈会上的发言则呼应了茅盾的批评：“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读者弯弯甚至猜测，萧红想过写关于“革命”的实话：“葛浩文说，萧红有意构思一部长篇，讲述一对青年的革命与爱情。若此事为真，那便是印证了我此前的印象：萧红对文学、‘左翼文学’、革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她的看法，秉持一个原则，那便是不打诳语。在这一点上，恐怕是到延安之后的萧军也未必及得上的吧。”
　　萧红成了牺牲品
　　1949年之后的文学教育受多年意识形态教育所禁锢，在文学之审美方面多有束缚。思想开放眼界开阔之后，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则多能以艺术视角赢得大陆读者认同。夏志清在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左翼作家”则着墨寥寥，其中也有萧红，夏氏后有悔意，表态说没有更多地介绍萧红，感到很遗憾。被称“中国文学接生婆”的葛浩文，博士论文是研究萧红，后来这本《萧红评传》也在大陆出版，也小小地引发过读者对萧红的重新关注。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萧红的《呼兰河传》位列第九。这些来自大陆之外的认可，多少说明萧红文字的普世审美意义。
　　萧红的被低估，像是一场“两边不靠”的误会。她怜悯民众疾苦，作品皆从平民立场出发，但是在“左翼阵营”中却受到“不写剥削”的批评，文学强调政治性的时候，她显然不重要；当人们想法改变了，她又被淹没在“左翼作家”群体里。林贤治如此概括这种结果：“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萧红文字的价值，翻开其作品才能体会，霍建起对她敏锐的触觉非常赞许：“萧红早期爱画画，所以写作带有很多绘画的东西，像绘画一样对生活周边环境色彩阳光敏感，只有画家才能有这种敏锐观察和表述。”林贤治则把这种敏锐概括为“天才型作家”：“萧红的主观色彩非常强，富于创造性，无师自通，带有天才型作家的成分。同时，她非常自由地书写，不考虑评论家或者读者阅读的倾向或者趣味，按照自己的脾气、喜好来写。”林贤治用《呼兰河传》举例，惨烈的场面其实容易写，而把风俗民情写得细腻感人则显出萧红技高一筹：“这些我们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哪怕是女作家，能写得像她那么细腻、那么好。”文字之外，林贤治也强调萧红作品的思想：“萧红女权主义的视角、平民意识，之前都被忽略。尤其是人性的内容，这在以前可以说是一个禁区。”
　　霍建起听说许鞍华在拍《黄金年代》也要讲萧红，他觉得很好：“多一个人拍萧红更好，一定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的。我们有一个义务，别让萧红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