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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万历朝不仅是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折期，也是明代八股文批评趋于极盛之期。在晚明性灵思潮的流变影响下，八股文批评也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不仅出现了机法派、奇矫派、东林派等诸多八股文流派，也出现了汤宾尹、袁黄、黄汝亨等八股文批评名家，其观点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本文即对万历时期八股文批评的基本走向与发展规律作一简单梳理。
【关键词】万历年间；八股文批评；心学；流派；范畴
一
从十六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按照一般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生活由俭入奢、挑战陈规陋习、工商业获得蓬勃发展，万历朝可谓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大转折。在古代各种文体中，就其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的辉煌、受重视的程度和研究现状来看，八股文及其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悖反性。八股文虽然是集中国古代文体之大成，但与其他文体相比，其研究现状显得门庭冷落。将万历朝作为考察整个明清八股文批评的一大视点，确实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文学思潮与社会风习呈螺旋式互动状态，社会风习必然影响到明代文人的生存状态，由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将更深层的反映民情风俗和社会风习，随之而生的则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变迁。“当生态出现前此后此的迥异变化后，文人很自然地会把文艺创作调整到有别于过往正统文艺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审美范式中去。”【1】很多学者将明代中后期看作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期，甚至将其归纳为“理欲冲突、心的崛起”的时期，万历朝更是一个异端突起的时代。思想史上甚至将整个晚明作为王学解体史或者称为王学修正运动，足以说明王学在晚明社会方方面面影响的深刻性。
王阳明心学是继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导性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想。究其主旨，在道德伦理追求理想上与宋代理学并无二致，只不过更强调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来进入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在朱熹理本论格局之下产生的复古思潮，到王阳明的出现才彻底发生扭转。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产生在弘治、正德年间，有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的背景，此暂不作赘述。但王学对明代中后期士人心态及士习文风方面发生的影响，与其他各方各面一样都是深刻而久远的。整个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心学运动与复古运动此消彼长，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宋儒的俗烂格局，大刀阔斧，扫除俗陋，标新立异，重塑明代士人心态。由此导致的个体意识不断增长，思想解放的潮流，由陈献章发端，到王阳明走向极盛，再到晚明狂禅派发展到极致，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风气、士人心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代八股文创作与批评就是在此背景下由微而盛，由盛至衰。
一般来说，明代八股文发展的历程大体上有四个时期，从洪武到成化大约八十年的时间，是八股文逐渐走向定型的阶段。从成化到弘治，是八股文全面成熟的时期。正德、嘉靖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隆庆、万历年间，八股文制艺由正而变，文学化倾向日益明显。天启、崇祯乃八股文全面衰颓并起衰振兴之时。正如方苞所言：“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弊。”【2】P1凡例
我们知道，一种文体理论的产生，要么先于文体的产生，要么与文体同时产生，要么后于文体的产生。从文学实践的发展来看，大多数情况是一种批评理论的成熟往往滞后于这种文体的成熟，从大量的写作实践总结出某种文体的发展规律与理论走向。八股文作为文章之一种，基本上也遵循这种规律，虽然伴随八股文的诞生，评论评点亦时有出现，但大规模的理论研究与文章技法的总结则出现于八股文全面成熟之后。所以，可以这样说，从洪武到弘治是八股文批评的萌芽期，正德、嘉靖是八股文批评成熟期，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乃八股批评的极盛期，这股全面批评与总结八股文的潮流一直延续至清代。
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八股文在写作方法和技巧方面得到突破性发展，但是八股文批评和理论却颇为萧条。一直到正德、嘉靖时期，八股文批评方达其成熟。此时期最大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影响从正、嘉直到清代的一个理论成果，即“以古文为时文”。明代复古思想流行，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皆以复古为旗帜，其目的都是力图以古文来医治时文的浅陋空疏。但前后七子以秦汉古文为效法对象，最终却走入机械模仿、剽窃生涩枯窘之地。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则以唐宋八大家为学习对象，将唐宋古文的技巧章法深入时文创作。讲究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讲究神理法度，文风纡徐畅达，声调浏亮，从而镕经液史，气脉贯通，不仅提升了时文地位，同时使时文呈现出古雅质朴、平正典雅、气魄醇厚之风。方苞有云：“正嘉间名手辈出，归、唐皆以古文为时文。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灏气流转，使人入其中而茫然。盖由一深透史事，一兼达经义也。”【2】P127《钦定正嘉四书文卷二》唐宋派诸人皆对“以古文为时文”理论做了探讨和论述，总结出一整套开阖、顺逆、宾主、转折之法，使时文创作也有法可依，这些理论总结可以说直接引导正、嘉之后直到清代的时文创作。
唐宋派“以古文为时文”理论的提倡，使其时文写作多遵从洪武以来恪遵传注、清真典雅的传统，博通经史，发挥义理，但又不墨守陈规，转之取法古文，改变科举文体先天缺陷与士子孤陋不学之弊，“以欧曾之文，达程朱之理”，将古文的炼词造句、行文技巧和布局谋篇之法融入时文写作，圆化李梦阳、王世贞等人因学习秦汉古文而带来的奇绝峭刻之病，使时文亦呈现出古文般的圆融开阔之气。唐宋派虽用古文之法，但又不为其所缚，能将古文的精神血脈融入其间，得古文之气势神理，而没有流入枯涩奥衍之病，唐顺之的高华典雅，茅坤的疏宕清空，归有光的雄健古朴，皆为后世之楷模。其理论成果也直接启示着隆、万以降“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甚至“以时文为古文”，“以骈文为时文”，“以禅入时文”，“以戏曲为时文”等诸多理论的诞生。 二
隆庆、万历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理论的普遍推行，引发了八股时文的全面变革，但因为缺乏权威与正统的引导，变革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加上时代思潮追求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万历年间八股时文的总体走向是突破传统，崇尚机法，日趋工巧，时文与古文呈现合二为一的融合趋势。由正、嘉时期的镕经液史、以古文为时文，经过万历时期的融合、变革、激扬、催发，古文与时文合为一体。到天启、崇祯年间，八股时文进入全面衰颓时期。总的来说，万历时期的八股文批评前期以机法派为代表，中期以奇矫派为代表，末期以东林派为代表，较客观全面的反映出万历时期人们对八股文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从时间上来说，机法派较早。所谓“机法”，即为文注重字法、句法、篇法，讲究炼格、布局的细密精巧。早在正、嘉时期，唐宋派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理论时，就把古文技法融入时文创作，总结出一整套具体的文章技巧法则，唐顺之、归有光等人皆有强调“机法”的倾向。但唐宋派是在“义理”第一的情况下讲究技法，而机法派则抛开义理，专讲机法的领悟与运用，不读经文，只揣摩程文墨卷。瞿景淳、董其昌、汤宾尹等人在注重技法的同时，也注重心性涵养，而后世浅陋学子则买椟还珠，专讲机巧，将时文引入文饰佻巧的道路，也带来不读经书、专门揣摩程墨选本技法的剿袭之风，影响非常恶劣。
机法派先驱瞿景淳重视程墨揣摩，讲求机法，孔庆茂将其称为机法派的创始人。董其昌堪称机法派的集大成者，有《举业蓓蕾》、《九字诀》传世，成为士人举子走速成捷径的秘诀，所谓挑、剔、钓、渡、串、插等技法琐碎支离，细密繁琐，使文章生机全无，成为滥调。至汤宾尹、许獬等人则登峰造极，绵密软媚，机法派由盛而衰。
机法派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如下几点：首先，重申时文作用，认为“文之用大矣”，时文虽然是小道末技，但是“古今人不朽之业莫盛乎文章”，“楚传骚，汉魏传古，唐传律，宋传道学，元传曲，我明必传制举文，一代之精神毕聚于斯”，不可小看。其次，历陈举业之弊，如文章日趋浮靡，光华浮动，“失真”，“迎世之心急，而独行之思寡”，“诗赋之途广，经义之途隘”，等等。再次，论用人与取士制度，认为“求将于仓卒，固不若储将于平日也”，主司、衡文者要善于识人，务求为国家取得有才之士。最后，对创作储备、创作原则、创作技法、衡文标准都做出规定，比如文本经术，言之有物，以欧曾为范，超越法度，古为今用，熟能生巧，讲究文境，风骨神气，以及具体的写作技巧和方法，等等，皆有其独到之处。
心学的极盛时期，也是奇矫派的极盛时期，此派在万历年间延续时间较长。所谓以奇矫俗，矫正机法派的圆熟芜靡，加上王世贞、王锡爵、王衡等人主衡文坛，推崇峭刻奇诡的文风。他们更注重八股文的文学性，论文讲究才气性灵，风格尚奇求新，形成一种佻巧深僻之风。主要代表大部分是王学左派，还有李贽、汤显祖、公安派和竟陵派等人，他们所吸收的心学和禅学思想对晚明文风影响很坏。汤显祖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他的八股文崇尚自然，抒发性灵，不假饰，不矫情，推崇生生不息的自然灵性，所以他所注重的文章之法，不是单纯的“机法”，而是“气机”。其后公安派等人皆主此说。
另外，奇矫派在人才、师道、学问、文章技法、文章风格等方面皆有论述，但强调最多的还是“独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文章从肺腑而出，发自真心，法虚灵之妙，得天然真趣。强调才识、气机、神意、主情，反对复古，力主创新，在万历八股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万历末期主要的八股文批评流派是东林派。东林派八股文的主要特点即借八股讽世，他们的讲学活动，虽以《四书》为主，但清议朝政、裁量人物也是主要活动之一。在文风上不尚新奇诡异，但求平正通达、真质实用。文章多以气势取胜，不在乎机法技巧。遵从义理经传，联系现实，针对性很强。所以，往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强烈的个性特点和精神风貌，直接影响到明末的云间派和复、几二社。
东林派诸人处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皆嫉恶如仇，扶正抑邪，以天下为己任，要求文章不能空谈玄理，必须有助于社会政治人生，所以特别看重讲学。顾宪成提出“铸意”、“琢辞”、“博古”、“集成”、“涉趣”、“化格”、“继功”、“诣极”、“甘劳”等九大行文规范。赵南星则从心、气、情、识、思等方面对时文创作做出了论述。
此外，万历年间出现的八股文批评流派还有理学派、元脉派、才情派等，将八股文的各种机法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不一一赘述。
三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都具有直觉性、随意性、多义性、模糊性、传承性和互相渗透性的特点。人们从来没有对哪个范畴做过明确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随意的；而且代代传承，不限于一家一派，很多范畴既属于本体论，又属于创作论，还属于鉴赏论；同一范畴在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范畴，不同的人、不同流派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人们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多是体悟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共性，也是其诗性特点与智慧的反映。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还是可以区分出具体的层次，但也很难像西方文论一样总结出一整套如元范畴、核心范畴、衍生范畴等的范畴体系。八股文批评理论范畴与其他文体范畴的发展规律一样，也具有上述这些特点，也是由单一到合体，由简单到复杂，由浮泛到深刻。大多数范畴随着人们对八股文特性及规律的认识逐渐全面和深刻，其理论意识也逐渐成熟，从而形成一整套批评体系和范畴。虽然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八股文的理论批评意识兴起，但是尚未形成能够跟诗、文、小说、戏曲相媲美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其理论认识刚刚开始萌芽，对很多现象和成果很难做出宏观的认识与总结。至晚明，特别是隆、万、启、祯时期，这种现象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但也远远没有达到系统完备的程度。一直到清代中叶，成熟的八股文理论范畴和体系才初步建立，但是由于八股文不受重视的地位和恶劣的影响，人们对八股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亦毫无热情，这些资料皆有待进一步整理和发掘。
在万历年间对八股文理论范畴总结最为全面的人应该是武之望，他的《举业卮言》从内容到形式，从創作到鉴赏，从主体修养到具体技法对其都做了全面论述，涉及到心、神、情、气、骨、质、品、才、识、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致、景、采、涵养、实诣、泽师、法古、读书，等等。【3】这些范畴几乎包括了明清时期所有的八股文理论范畴。粗略辨析，属于创作储备方面的有神、情、气、质、才、识等；属于创作技法方面的有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致、景、采等。万历时期其他大家如董其昌、沈虹台、杜静台、顾宪成、张位、顾仲恭等人，对此也有所涉及 ，也提出了各种不同名称和概念，虽不成体系，但也足资借鉴。这些范畴，有的来自诗文领域，如心、气、神、理、法、趣等；有的来自小说、戏曲领域，如套、格、禅、机、势、宾等；还有一些本来源自于八股文批评和评点，后来又引申到诗文小说戏曲领域，如章法、句法、文法、主脑、针线、埋伏、结、承等。这些范畴中，论述比较全面的有心、气，情、理、辞、法等，几乎所有八股名家皆对此有所涉及，其内涵发掘得比较全面；其他皆不成体系，不够全面，也没有完全与诗、文、小说、戏曲理论分开。到清代，在更大一批八股文批评家的努力之下，完整的八股文批评体系和范畴则日趋完善和成熟。 四
除了众多批评流派与理论范畴外，万历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高度的八股文批评大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其最具代表性的如汤宾尹、公安三袁、赵南星、袁黄、黄汝亨、艾南英等人。
汤宾尹是制艺大家，对八股文创作有许多心得，他认为时文与诗文小说等其他文体一样，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功用，但当今文弊日盛，整治文风乃当前首要工作。同时，他认为“求将于仓卒，固不若储将于平日”，人才乃国家之本，取士制度不可忽视。汤宾尹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八股文创作中有关主体修养的“养气说”和“洗心说”，只有洗去尘俗，涵养性灵，神完气畅，才能静悟机法。
袁氏三兄弟受阳明心学影响颇深，其八股文批评与其诗文批评一样，皆主张“独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拟古，主张创新。从其八股文批评倾向来看，他们的观点与奇矫派相近。袁氏三兄弟与奇矫派诸人，如陶望龄、汤显祖、吴默等人也皆有往来，其观点也互相影响。三袁的八股文批评多集中于文集序跋中，较零散，于性灵、通变、人才、师道、学问等方面论述较详细，如“诗与举子业，异调同机者也”，努力提高八股时文地位；“于尺幅之中，阅今昔之变态”，“拟议以成其变化”，为文需善用古法，等等，都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
赵南星与邹元标、顾宪成等人积极于东林讲学活动，虽然名为举业，实则推行他的实政思想。在八股文批评上，他力主正文体，从重经术、明理、求雅等方面改变庸陋文风，认为朝廷应该正确对待取士的问题，并结合书院讲学，推扬其改革思想。在时文写作方面，关于心、气、情、识、思等问题，皆有所涉及。
袁黄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可以说是万历年间具有总结性的八股文批评专著，该书全面系统评点了从万历八年到万历二十九年大约二十二年的乡会试墨卷，并摘录了嘉靖、万历年间三十六家论文精要，记载了考试相关细节以及中式名次，系统论述了八股文创作与鉴赏的相关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研究价值。
黄汝亨的八股文批评观点，如取士制度、“学本经术”、“文字之从心体出”、“文章家古今亦无二法”、“以选文救世”、“庸师之误人甚于庸医之杀人”等观点，多有独到之处，在当时影响颇大。
虽然艾南英的主要批评活动在万历后期及启、祯年间，但就其《天傭子集》批评的对象而言，主要针对万历时期，从某种角度说，他的理论乃万历年间八股文批评的总结。艾南英以振兴文体为己任，遴选、编辑、刊刻发行八股选本，影响颇大，对八股文主体修养、创作、鉴赏以及主要的八股文批评范畴等各方面都有全面论述。
除此之外，其他八股文批评名家，如董其昌、王衡、李尧民、黄洪宪、冯梦祯、杨起元、顾宪成、陶望龄、钟惺、徐渭、许獬、吴默、王思任、张位、孙鑛、李廷机、顾起元、陈大科、王肯堂等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此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1]胡正艳，《繁华背后的落寞——从<万历野获编>管窥明代后期的文学思潮》，《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方苞撰，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袁黄著，黄强、袁珊珊校点，《游艺塾续文规》卷八、卷九，《武叔卿论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
[5]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6]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孔应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8]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明代中后期八股文批评史探》（2012G29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黎晓莲（1978-）女，汉族，文学博士，武汉东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学术与明清文论。
【关键词】万历年间；八股文批评；心学；流派；范畴
一
从十六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按照一般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生活由俭入奢、挑战陈规陋习、工商业获得蓬勃发展，万历朝可谓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大转折。在古代各种文体中，就其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的辉煌、受重视的程度和研究现状来看，八股文及其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悖反性。八股文虽然是集中国古代文体之大成，但与其他文体相比，其研究现状显得门庭冷落。将万历朝作为考察整个明清八股文批评的一大视点，确实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文学思潮与社会风习呈螺旋式互动状态，社会风习必然影响到明代文人的生存状态，由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将更深层的反映民情风俗和社会风习，随之而生的则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变迁。“当生态出现前此后此的迥异变化后，文人很自然地会把文艺创作调整到有别于过往正统文艺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审美范式中去。”【1】很多学者将明代中后期看作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期，甚至将其归纳为“理欲冲突、心的崛起”的时期，万历朝更是一个异端突起的时代。思想史上甚至将整个晚明作为王学解体史或者称为王学修正运动，足以说明王学在晚明社会方方面面影响的深刻性。
王阳明心学是继先秦子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导性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想。究其主旨，在道德伦理追求理想上与宋代理学并无二致，只不过更强调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来进入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在朱熹理本论格局之下产生的复古思潮，到王阳明的出现才彻底发生扭转。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产生在弘治、正德年间，有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的背景，此暂不作赘述。但王学对明代中后期士人心态及士习文风方面发生的影响，与其他各方各面一样都是深刻而久远的。整个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心学运动与复古运动此消彼长，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宋儒的俗烂格局，大刀阔斧，扫除俗陋，标新立异，重塑明代士人心态。由此导致的个体意识不断增长，思想解放的潮流，由陈献章发端，到王阳明走向极盛，再到晚明狂禅派发展到极致，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风气、士人心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代八股文创作与批评就是在此背景下由微而盛，由盛至衰。
一般来说，明代八股文发展的历程大体上有四个时期，从洪武到成化大约八十年的时间，是八股文逐渐走向定型的阶段。从成化到弘治，是八股文全面成熟的时期。正德、嘉靖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隆庆、万历年间，八股文制艺由正而变，文学化倾向日益明显。天启、崇祯乃八股文全面衰颓并起衰振兴之时。正如方苞所言：“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弊。”【2】P1凡例
我们知道，一种文体理论的产生，要么先于文体的产生，要么与文体同时产生，要么后于文体的产生。从文学实践的发展来看，大多数情况是一种批评理论的成熟往往滞后于这种文体的成熟，从大量的写作实践总结出某种文体的发展规律与理论走向。八股文作为文章之一种，基本上也遵循这种规律，虽然伴随八股文的诞生，评论评点亦时有出现，但大规模的理论研究与文章技法的总结则出现于八股文全面成熟之后。所以，可以这样说，从洪武到弘治是八股文批评的萌芽期，正德、嘉靖是八股文批评成熟期，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乃八股批评的极盛期，这股全面批评与总结八股文的潮流一直延续至清代。
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八股文在写作方法和技巧方面得到突破性发展，但是八股文批评和理论却颇为萧条。一直到正德、嘉靖时期，八股文批评方达其成熟。此时期最大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影响从正、嘉直到清代的一个理论成果，即“以古文为时文”。明代复古思想流行，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皆以复古为旗帜，其目的都是力图以古文来医治时文的浅陋空疏。但前后七子以秦汉古文为效法对象，最终却走入机械模仿、剽窃生涩枯窘之地。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则以唐宋八大家为学习对象，将唐宋古文的技巧章法深入时文创作。讲究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讲究神理法度，文风纡徐畅达，声调浏亮，从而镕经液史，气脉贯通，不仅提升了时文地位，同时使时文呈现出古雅质朴、平正典雅、气魄醇厚之风。方苞有云：“正嘉间名手辈出，归、唐皆以古文为时文。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灏气流转，使人入其中而茫然。盖由一深透史事，一兼达经义也。”【2】P127《钦定正嘉四书文卷二》唐宋派诸人皆对“以古文为时文”理论做了探讨和论述，总结出一整套开阖、顺逆、宾主、转折之法，使时文创作也有法可依，这些理论总结可以说直接引导正、嘉之后直到清代的时文创作。
唐宋派“以古文为时文”理论的提倡，使其时文写作多遵从洪武以来恪遵传注、清真典雅的传统，博通经史，发挥义理，但又不墨守陈规，转之取法古文，改变科举文体先天缺陷与士子孤陋不学之弊，“以欧曾之文，达程朱之理”，将古文的炼词造句、行文技巧和布局谋篇之法融入时文写作，圆化李梦阳、王世贞等人因学习秦汉古文而带来的奇绝峭刻之病，使时文亦呈现出古文般的圆融开阔之气。唐宋派虽用古文之法，但又不为其所缚，能将古文的精神血脈融入其间，得古文之气势神理，而没有流入枯涩奥衍之病，唐顺之的高华典雅，茅坤的疏宕清空，归有光的雄健古朴，皆为后世之楷模。其理论成果也直接启示着隆、万以降“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甚至“以时文为古文”，“以骈文为时文”，“以禅入时文”，“以戏曲为时文”等诸多理论的诞生。 二
隆庆、万历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理论的普遍推行，引发了八股时文的全面变革，但因为缺乏权威与正统的引导，变革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加上时代思潮追求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万历年间八股时文的总体走向是突破传统，崇尚机法，日趋工巧，时文与古文呈现合二为一的融合趋势。由正、嘉时期的镕经液史、以古文为时文，经过万历时期的融合、变革、激扬、催发，古文与时文合为一体。到天启、崇祯年间，八股时文进入全面衰颓时期。总的来说，万历时期的八股文批评前期以机法派为代表，中期以奇矫派为代表，末期以东林派为代表，较客观全面的反映出万历时期人们对八股文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从时间上来说，机法派较早。所谓“机法”，即为文注重字法、句法、篇法，讲究炼格、布局的细密精巧。早在正、嘉时期，唐宋派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理论时，就把古文技法融入时文创作，总结出一整套具体的文章技巧法则，唐顺之、归有光等人皆有强调“机法”的倾向。但唐宋派是在“义理”第一的情况下讲究技法，而机法派则抛开义理，专讲机法的领悟与运用，不读经文，只揣摩程文墨卷。瞿景淳、董其昌、汤宾尹等人在注重技法的同时，也注重心性涵养，而后世浅陋学子则买椟还珠，专讲机巧，将时文引入文饰佻巧的道路，也带来不读经书、专门揣摩程墨选本技法的剿袭之风，影响非常恶劣。
机法派先驱瞿景淳重视程墨揣摩，讲求机法，孔庆茂将其称为机法派的创始人。董其昌堪称机法派的集大成者，有《举业蓓蕾》、《九字诀》传世，成为士人举子走速成捷径的秘诀，所谓挑、剔、钓、渡、串、插等技法琐碎支离，细密繁琐，使文章生机全无，成为滥调。至汤宾尹、许獬等人则登峰造极，绵密软媚，机法派由盛而衰。
机法派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如下几点：首先，重申时文作用，认为“文之用大矣”，时文虽然是小道末技，但是“古今人不朽之业莫盛乎文章”，“楚传骚，汉魏传古，唐传律，宋传道学，元传曲，我明必传制举文，一代之精神毕聚于斯”，不可小看。其次，历陈举业之弊，如文章日趋浮靡，光华浮动，“失真”，“迎世之心急，而独行之思寡”，“诗赋之途广，经义之途隘”，等等。再次，论用人与取士制度，认为“求将于仓卒，固不若储将于平日也”，主司、衡文者要善于识人，务求为国家取得有才之士。最后，对创作储备、创作原则、创作技法、衡文标准都做出规定，比如文本经术，言之有物，以欧曾为范，超越法度，古为今用，熟能生巧，讲究文境，风骨神气，以及具体的写作技巧和方法，等等，皆有其独到之处。
心学的极盛时期，也是奇矫派的极盛时期，此派在万历年间延续时间较长。所谓以奇矫俗，矫正机法派的圆熟芜靡，加上王世贞、王锡爵、王衡等人主衡文坛，推崇峭刻奇诡的文风。他们更注重八股文的文学性，论文讲究才气性灵，风格尚奇求新，形成一种佻巧深僻之风。主要代表大部分是王学左派，还有李贽、汤显祖、公安派和竟陵派等人，他们所吸收的心学和禅学思想对晚明文风影响很坏。汤显祖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他的八股文崇尚自然，抒发性灵，不假饰，不矫情，推崇生生不息的自然灵性，所以他所注重的文章之法，不是单纯的“机法”，而是“气机”。其后公安派等人皆主此说。
另外，奇矫派在人才、师道、学问、文章技法、文章风格等方面皆有论述，但强调最多的还是“独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文章从肺腑而出，发自真心，法虚灵之妙，得天然真趣。强调才识、气机、神意、主情，反对复古，力主创新，在万历八股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万历末期主要的八股文批评流派是东林派。东林派八股文的主要特点即借八股讽世，他们的讲学活动，虽以《四书》为主，但清议朝政、裁量人物也是主要活动之一。在文风上不尚新奇诡异，但求平正通达、真质实用。文章多以气势取胜，不在乎机法技巧。遵从义理经传，联系现实，针对性很强。所以，往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强烈的个性特点和精神风貌，直接影响到明末的云间派和复、几二社。
东林派诸人处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皆嫉恶如仇，扶正抑邪，以天下为己任，要求文章不能空谈玄理，必须有助于社会政治人生，所以特别看重讲学。顾宪成提出“铸意”、“琢辞”、“博古”、“集成”、“涉趣”、“化格”、“继功”、“诣极”、“甘劳”等九大行文规范。赵南星则从心、气、情、识、思等方面对时文创作做出了论述。
此外，万历年间出现的八股文批评流派还有理学派、元脉派、才情派等，将八股文的各种机法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不一一赘述。
三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都具有直觉性、随意性、多义性、模糊性、传承性和互相渗透性的特点。人们从来没有对哪个范畴做过明确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随意的；而且代代传承，不限于一家一派，很多范畴既属于本体论，又属于创作论，还属于鉴赏论；同一范畴在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范畴，不同的人、不同流派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人们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多是体悟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共性，也是其诗性特点与智慧的反映。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还是可以区分出具体的层次，但也很难像西方文论一样总结出一整套如元范畴、核心范畴、衍生范畴等的范畴体系。八股文批评理论范畴与其他文体范畴的发展规律一样，也具有上述这些特点，也是由单一到合体，由简单到复杂，由浮泛到深刻。大多数范畴随着人们对八股文特性及规律的认识逐渐全面和深刻，其理论意识也逐渐成熟，从而形成一整套批评体系和范畴。虽然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八股文的理论批评意识兴起，但是尚未形成能够跟诗、文、小说、戏曲相媲美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其理论认识刚刚开始萌芽，对很多现象和成果很难做出宏观的认识与总结。至晚明，特别是隆、万、启、祯时期，这种现象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但也远远没有达到系统完备的程度。一直到清代中叶，成熟的八股文理论范畴和体系才初步建立，但是由于八股文不受重视的地位和恶劣的影响，人们对八股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亦毫无热情，这些资料皆有待进一步整理和发掘。
在万历年间对八股文理论范畴总结最为全面的人应该是武之望，他的《举业卮言》从内容到形式，从創作到鉴赏，从主体修养到具体技法对其都做了全面论述，涉及到心、神、情、气、骨、质、品、才、识、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致、景、采、涵养、实诣、泽师、法古、读书，等等。【3】这些范畴几乎包括了明清时期所有的八股文理论范畴。粗略辨析，属于创作储备方面的有神、情、气、质、才、识等；属于创作技法方面的有理、意、词、格、机、势、调、法、趣、致、景、采等。万历时期其他大家如董其昌、沈虹台、杜静台、顾宪成、张位、顾仲恭等人，对此也有所涉及 ，也提出了各种不同名称和概念，虽不成体系，但也足资借鉴。这些范畴，有的来自诗文领域，如心、气、神、理、法、趣等；有的来自小说、戏曲领域，如套、格、禅、机、势、宾等；还有一些本来源自于八股文批评和评点，后来又引申到诗文小说戏曲领域，如章法、句法、文法、主脑、针线、埋伏、结、承等。这些范畴中，论述比较全面的有心、气，情、理、辞、法等，几乎所有八股名家皆对此有所涉及，其内涵发掘得比较全面；其他皆不成体系，不够全面，也没有完全与诗、文、小说、戏曲理论分开。到清代，在更大一批八股文批评家的努力之下，完整的八股文批评体系和范畴则日趋完善和成熟。 四
除了众多批评流派与理论范畴外，万历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高度的八股文批评大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其最具代表性的如汤宾尹、公安三袁、赵南星、袁黄、黄汝亨、艾南英等人。
汤宾尹是制艺大家，对八股文创作有许多心得，他认为时文与诗文小说等其他文体一样，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功用，但当今文弊日盛，整治文风乃当前首要工作。同时，他认为“求将于仓卒，固不若储将于平日”，人才乃国家之本，取士制度不可忽视。汤宾尹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八股文创作中有关主体修养的“养气说”和“洗心说”，只有洗去尘俗，涵养性灵，神完气畅，才能静悟机法。
袁氏三兄弟受阳明心学影响颇深，其八股文批评与其诗文批评一样，皆主张“独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拟古，主张创新。从其八股文批评倾向来看，他们的观点与奇矫派相近。袁氏三兄弟与奇矫派诸人，如陶望龄、汤显祖、吴默等人也皆有往来，其观点也互相影响。三袁的八股文批评多集中于文集序跋中，较零散，于性灵、通变、人才、师道、学问等方面论述较详细，如“诗与举子业，异调同机者也”，努力提高八股时文地位；“于尺幅之中，阅今昔之变态”，“拟议以成其变化”，为文需善用古法，等等，都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
赵南星与邹元标、顾宪成等人积极于东林讲学活动，虽然名为举业，实则推行他的实政思想。在八股文批评上，他力主正文体，从重经术、明理、求雅等方面改变庸陋文风，认为朝廷应该正确对待取士的问题，并结合书院讲学，推扬其改革思想。在时文写作方面，关于心、气、情、识、思等问题，皆有所涉及。
袁黄的《游艺塾文规正续编》可以说是万历年间具有总结性的八股文批评专著，该书全面系统评点了从万历八年到万历二十九年大约二十二年的乡会试墨卷，并摘录了嘉靖、万历年间三十六家论文精要，记载了考试相关细节以及中式名次，系统论述了八股文创作与鉴赏的相关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研究价值。
黄汝亨的八股文批评观点，如取士制度、“学本经术”、“文字之从心体出”、“文章家古今亦无二法”、“以选文救世”、“庸师之误人甚于庸医之杀人”等观点，多有独到之处，在当时影响颇大。
虽然艾南英的主要批评活动在万历后期及启、祯年间，但就其《天傭子集》批评的对象而言，主要针对万历时期，从某种角度说，他的理论乃万历年间八股文批评的总结。艾南英以振兴文体为己任，遴选、编辑、刊刻发行八股选本，影响颇大，对八股文主体修养、创作、鉴赏以及主要的八股文批评范畴等各方面都有全面论述。
除此之外，其他八股文批评名家，如董其昌、王衡、李尧民、黄洪宪、冯梦祯、杨起元、顾宪成、陶望龄、钟惺、徐渭、许獬、吴默、王思任、张位、孙鑛、李廷机、顾起元、陈大科、王肯堂等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此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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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苞撰，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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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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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应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8]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明代中后期八股文批评史探》（2012G29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黎晓莲（1978-）女，汉族，文学博士，武汉东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学术与明清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