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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一个“非稳定状态”的高发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人们的心理容易失衡，[1]突发性群体事件容易发生。有社会学家预测，2020年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如果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妥善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激化，直至走向对抗，从而严重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当前尤其具有深刻意义。
一、努力化解就业压力，减少社会发展进程的風险
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期、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下岗职工结构性失业、经济增长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减弱、资本迅速深化的时期。这些因素，使目前就业刚性矛盾非常突出。目前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每年超过1000万，农村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2亿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伤害要大于对GDP的伤害。受冲击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中国社会因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面临困境，再加上为了打工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浪民工，构成了中国失业问题的两大轴心。这已经成为可能威胁到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雷管”。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为300万和1000万。全国约有3000多万左右农民失去土地，成为“种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灵活就业的三分之二，约9000万人。2010年大学毕业生超过635万人，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2010年，大学毕业生失业者将增加到1400万人。中国经济每年增长10%以上，但失业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大学毕业生更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激增。目前我国城镇就业增量每年约900万，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难于满足三大就业群体共同形成的就业高峰。
努力化解就业压力，减少社会发展进程的风险是有效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本途径。加强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是化解就业压力战略选择。中国现在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指导农村的新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巩固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发展第三产业。[2]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举措。目前全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仅为0.06，说明第一产业已经不再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就业潜力。而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0.54，是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的9倍，具有较高的就业潜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到50%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所占的比重仅为31.4%，与发达国家相差近2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水平很低，在提高第三产业就业率方面具有很大潜力。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巨大的优势。[3]与此同时，我国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应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和鼓励劳动力向国际转移；建立国际转移劳务中介机构，规范中介机构的信誉度和中介能力，为国际转移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建立就业安全体系及其有效的失业预警机制和完善的失业保障机制。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产业结构新一轮升级，要在动态变迁中把握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发展，建立一套科学的失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有效把握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劳动就业状况的发展趋势，为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并建立失业救助制度，使那些不能享受或超过失业保险给付期限的失业者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以维持其生存的需要。建立并完善失业救助制度的目标不能仅停留在生存维持层面上，而应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实现充分就业，将消极的救助转变为社会投资。[4]
二、倾听群众合理诉求，消除突发性群体事件隐患
2008年，甘肃省陇南“11·17”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武都区部分干部群众，特别是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11月17日9时30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据说“市委主要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安排，让上访群众选出代表，由他亲自出面进行接访，倾听群众诉求，妥善解决问题，但遭到上访群众的拒绝，”问题是上访户本来就30多名，有必要选出什么代表吗？这样做难怪群体会拒绝，因为人们担心枪打出头鸟。按说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也不是算多，如果当地政府机关认真接待上访者，认真倾听群众合理诉求，那么就有可能避免事态的恶化。如果当地政府在处理关涉群体利益的拆迁问题时急群体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将他们的利益放在心头，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他们还会上访吗？光说一些简单的劝解话肯定不行，必须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这样才行。而上访人员不听劝阻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这些“劝阻”根本就是官面文章，根本无助于解决百姓的切实问题，而是要依法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做到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时时处处将百姓利益放于心头，尊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来处理事关群众利益的事件，就一定不会制造矛盾，有了矛盾也写会化解在萌芽状态，也绝不会出现象甘肃陇南这样的恶性事件。[5]透过甘肃省陇南“11·17”事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真正关注民生。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政府无论作为当事者还是中间人，都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要始终牢记并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政府应当将当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利益分配的公平、各种各样的民生需求等，作为日常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关注民生问题，在当前最突出就是要将民众的温饱、就业、治安、医疗卫生、最低保障等问题提上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议程。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底线，也是和谐社会的“底线”。如果底线失守，人们在内心充溢的焦虑，便会转化为对当地政府的失望、怀疑和不满。
有些群体事件是有社会背景和经济根源的，完全可以在群体事件发生之前将其控制在萌芽之中或完全不应该让其发生。安徽池州2005年“6.26”事件原本是一起交通事故，本来可以控制在交通事故处理的范围之内，交通警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事故双方迅速带离现场，完全可以消除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但是交通警察由于缺乏突发性群体事件及其控制的意识，没有及时控制事态的发展，造成了事态的扩大化，引发了一起严重暴力事件。从2004年至2005年，湖南省吉首市开始出现一些在民间高息融资的房地产、矿业和旅游业企业。当地银监部门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始，截止到2008年6月，湘西州非法集资数额高达70多亿元，涉及集资企业数十家，绝大多数为房地产企业，三馆、福大、金浩等本地地产巨头均卷入其中。集资企业开出的月利息多为5%、8%，部分企业甚至高达12%！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一些集资公司出现了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现象。至8月底，资金链出现断裂的一些集资公司相继宣布降息和延长兑付期限。集资公司与集资户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步升温，进而发生了9月3日、4日群体性上访堵路事件。[6]“吉首事件”的潜伏期长达四年之久，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理应有所警惕。但是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地方上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其隐藏的社会性危机，没有注意隐患，埋下了“炸药包”和“火药桶”，从而造成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最终爆发。据统计，2008年11月，北京市发生的外地在京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6%和132%。[7]如果这些隐患不及时消除，就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因此，各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防微杜渐，要有超前意识，要时常分析本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形势，及时发现社会性隐患，要建立社会隐患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6.
[2]樊绥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J].时代人物,2008(09):61.
[3]张呈琮,杨忠敏,张健.就业高峰下的政策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1):52.
[4]汪华.论我国就业安全体系的建构[J].南方论刊,2007(12):20.
[5]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0291/8368664.html.
[6]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09-07/1373939.shtml.
[7]唐春红.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发生原因与解决途径[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01):25.
作者简介：汤丽娟（1977—），女，江苏南通人，中共南通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一、努力化解就业压力，减少社会发展进程的風险
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期、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下岗职工结构性失业、经济增长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减弱、资本迅速深化的时期。这些因素，使目前就业刚性矛盾非常突出。目前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每年超过1000万，农村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2亿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伤害要大于对GDP的伤害。受冲击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中国社会因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面临困境，再加上为了打工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浪民工，构成了中国失业问题的两大轴心。这已经成为可能威胁到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雷管”。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为300万和1000万。全国约有3000多万左右农民失去土地，成为“种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灵活就业的三分之二，约9000万人。2010年大学毕业生超过635万人，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2010年，大学毕业生失业者将增加到1400万人。中国经济每年增长10%以上，但失业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大学毕业生更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激增。目前我国城镇就业增量每年约900万，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难于满足三大就业群体共同形成的就业高峰。
努力化解就业压力，减少社会发展进程的风险是有效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本途径。加强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是化解就业压力战略选择。中国现在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指导农村的新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巩固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发展第三产业。[2]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举措。目前全国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仅为0.06，说明第一产业已经不再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就业潜力。而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为0.54，是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的9倍，具有较高的就业潜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到50%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所占的比重仅为31.4%，与发达国家相差近2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水平很低，在提高第三产业就业率方面具有很大潜力。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巨大的优势。[3]与此同时，我国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应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和鼓励劳动力向国际转移；建立国际转移劳务中介机构，规范中介机构的信誉度和中介能力，为国际转移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建立就业安全体系及其有效的失业预警机制和完善的失业保障机制。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产业结构新一轮升级，要在动态变迁中把握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发展，建立一套科学的失业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有效把握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劳动就业状况的发展趋势，为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完善失业保障制度，并建立失业救助制度，使那些不能享受或超过失业保险给付期限的失业者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以维持其生存的需要。建立并完善失业救助制度的目标不能仅停留在生存维持层面上，而应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实现充分就业，将消极的救助转变为社会投资。[4]
二、倾听群众合理诉求，消除突发性群体事件隐患
2008年，甘肃省陇南“11·17”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武都区部分干部群众，特别是拆迁户担心行政中心搬迁后，其利益受损。11月17日9时30分许，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据说“市委主要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安排，让上访群众选出代表，由他亲自出面进行接访，倾听群众诉求，妥善解决问题，但遭到上访群众的拒绝，”问题是上访户本来就30多名，有必要选出什么代表吗？这样做难怪群体会拒绝，因为人们担心枪打出头鸟。按说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也不是算多，如果当地政府机关认真接待上访者，认真倾听群众合理诉求，那么就有可能避免事态的恶化。如果当地政府在处理关涉群体利益的拆迁问题时急群体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将他们的利益放在心头，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他们还会上访吗？光说一些简单的劝解话肯定不行，必须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这样才行。而上访人员不听劝阻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这些“劝阻”根本就是官面文章，根本无助于解决百姓的切实问题，而是要依法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做到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时时处处将百姓利益放于心头，尊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来处理事关群众利益的事件，就一定不会制造矛盾，有了矛盾也写会化解在萌芽状态，也绝不会出现象甘肃陇南这样的恶性事件。[5]透过甘肃省陇南“11·17”事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真正关注民生。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政府无论作为当事者还是中间人，都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要始终牢记并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政府应当将当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利益分配的公平、各种各样的民生需求等，作为日常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关注民生问题，在当前最突出就是要将民众的温饱、就业、治安、医疗卫生、最低保障等问题提上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议程。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底线，也是和谐社会的“底线”。如果底线失守，人们在内心充溢的焦虑，便会转化为对当地政府的失望、怀疑和不满。
有些群体事件是有社会背景和经济根源的，完全可以在群体事件发生之前将其控制在萌芽之中或完全不应该让其发生。安徽池州2005年“6.26”事件原本是一起交通事故，本来可以控制在交通事故处理的范围之内，交通警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事故双方迅速带离现场，完全可以消除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但是交通警察由于缺乏突发性群体事件及其控制的意识，没有及时控制事态的发展，造成了事态的扩大化，引发了一起严重暴力事件。从2004年至2005年，湖南省吉首市开始出现一些在民间高息融资的房地产、矿业和旅游业企业。当地银监部门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始，截止到2008年6月，湘西州非法集资数额高达70多亿元，涉及集资企业数十家，绝大多数为房地产企业，三馆、福大、金浩等本地地产巨头均卷入其中。集资企业开出的月利息多为5%、8%，部分企业甚至高达12%！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一些集资公司出现了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现象。至8月底，资金链出现断裂的一些集资公司相继宣布降息和延长兑付期限。集资公司与集资户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步升温，进而发生了9月3日、4日群体性上访堵路事件。[6]“吉首事件”的潜伏期长达四年之久，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理应有所警惕。但是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地方上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其隐藏的社会性危机，没有注意隐患，埋下了“炸药包”和“火药桶”，从而造成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最终爆发。据统计，2008年11月，北京市发生的外地在京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6%和132%。[7]如果这些隐患不及时消除，就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因此，各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防微杜渐，要有超前意识，要时常分析本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形势，及时发现社会性隐患，要建立社会隐患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6.
[2]樊绥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J].时代人物,2008(09):61.
[3]张呈琮,杨忠敏,张健.就业高峰下的政策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1):52.
[4]汪华.论我国就业安全体系的建构[J].南方论刊,2007(12):20.
[5]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0291/8368664.html.
[6]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09-07/1373939.shtml.
[7]唐春红.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发生原因与解决途径[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01):25.
作者简介：汤丽娟（1977—），女，江苏南通人，中共南通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