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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姚民哀是“会党武侠小说”的开创者，《四海群龙记》和《箬帽山王》是其代表性作品。前者采用说书艺术的“柁樑结构”，写镇江“三不社”首领姜伯先遭诬陷处决，其部属联合友党为其“小报仇”的故事；后者采用“Y形结构”布局，写杨龙海创立代表农民利益、以农工为对象的“箬帽党”的故事。姚氏把前者结局安插在后者的做法，破坏了前者的完整性，同时在后者里多未得到呼应，读者的阅读期待因作者的拖沓、“卖关子”或遗忘，得不到满足。
关键词：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四海群龙记》；《箬帽山王》
姚民哀（1893—1938），江苏省常熟县人，“会党武侠小说”的开创者。除了作家（不仅写通俗小说）之外，他至少还有三重身份：挟三弦走江湖的说唱艺人；熟悉会党秘闻掌故的帮会成员；参加过光复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从事过实际革命工作的革命党人。这为他创立“会党武侠小说”这一特殊型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四海群龙记》连载于1929年的《红玫瑰》杂志，次年出版单行本；《箬帽山王》1930年连载于同刊，1931年出版单行本。前者写镇江“三不社”首领姜伯先仗义行侠，遭敌方栽赃诬陷，被捕处决，其部属联合友党，为之实行“小报仇”的故事。后者写杨龙海创立代表农民利益、以农工为对象的“箬帽党”的故事；由于该党也实行“三不”纲领，书中又包含《四海群龙记》的某些后续情节，故被视为“续集”。姚民哀把说唱艺术的结构技巧和叙事技巧化入小说，使得这两部作品比向恺然诸作来得严谨，故事情节也更复杂曲折。《四海群龙记》采用说书艺术的“柁樑结构”①，以姜伯先的故事为“正樑”，以闵伟如、沈斗南、刘六、薛四等人的故事为“椽子”（柁），互相穿插、映衬，编织出一幅荆棘江湖图景。《箬帽山王》则先用三分之二以上篇幅正面叙写曾海峰和秦漁隐的故事，其间偶尔暗写、侧写杨龙海——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角色；等到这位“箬帽山王”正式亮相时，已是“箬帽党”即将成立，全书接近尾声了。这种布局，可以称为“Y形结构”。
《红玫瑰》主编赵苕狂评姚民哀作品，说它们都是“以党会为经，武侠为纬”②的。《四海群龙记》和《箬帽山王》中确实贯穿着关于会党的大量珍闻秘史，包括明末会党起源传说、水旱各路江湖规矩等等，正所谓：“一帮有一帮的历史渊源！一帮有一帮的宗旨派别！一帮有一帮的山头首领！一帮有一帮的组织情形！一帮有一帮的切口帮规！一帮有一帮的使命秘诀！”③书中所叙，虽杂虚构、夸大之词，却多有本有源，乃至可与《中国帮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等学术著作对照互读，藉小说以“证史”。例如，关于帮会历史，文献史料一般认为：明末出现的“洪门”即“红帮”，乃是清代会党之源，其始祖为陈近南或万云龙。而姚民哀在《四海群龙记》里，写到“义贼”薛四与姜伯先讨论“空中七祖”，却说五祖即“洪门总祖”是“袁祖爷”；该书和《箬帽山王》中提及洪门时，也常直接称之为“袁家”。这至少证明：当年江湖上肯定流传过洪门乃由“袁祖”开创的说法④，而为许多研究帮会史的学者所忽略。又如，一般都说青帮出于红帮（洪门），但它违背洪门“反清复明”宗旨，把它改成“安清保清”，故又自名“安清帮”。而《四海群龙记》写镇江青帮地痞刘六开香堂（作者比之为基督教“受坚振礼”的仪式），专请“考博”者（这里指博知本帮秘史、家法、仪轨的宣导者）来宣讲帮史，却说：青帮祖爷是“赞成”以“排满灭清做宗旨”的，但“取缓进主义”。另定帮名为“安清”，实含“暗庆”之义——“乃是叫满人着道儿”，放松警惕，以利本帮“总有一天首义，代明（朝）复仇。”⑤这一说法，也是颇具“证史”价值的。薛四和姜伯先谈论的“空中七祖”，另外六位是：一祖廖祖爷，二祖红云沈祖爷，三祖黄叶朱祖爷，四祖理门杨祖爷，六祖骷髅白骨孔祖爷，七祖茅山末底祖师。并说：七位老祖各收徒七人，从而“化为七七四十九个会党。目下江湖上的上中下三九二十七流，八八六十四项空心饭碗，多跳不出这七祖范围。”⑥（按：原文“六十四项”的“项”字疑为“顶”字之误。）这是关于会党源流的一种扩大性、宽泛性的“综合传说”，其中“红云”“黄叶”二祖曾见于向恺然《江湖奇侠传》。这套说法当含想象、虚构、夸大成分，但仍有助于考察会党文化，至少可知“会党”概念包括“教门”；可知“神道设教”为其创立组织、吸引会众的共同手段；而“空心饭碗”一语作为切口，则形象地概括出了这些秘密组织专做“没本钱买卖”的营生特色。究其实际，无论“考博”者如何阐析“反清”“暗庆”宗旨，在下层帮众的实践中，大都把它“解读”“演绎”成了在法禁夹缝里求生存。这就是近代会党既具反抗性又具破坏性的原因之一。
姚民哀将这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定在清代光绪朝中期即19世纪末叶，书中多次从社会、经济角度论析会党具有上述两面性的根由。例如《箬帽山王》第31回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说：青帮原是凭垄断运河漕运为生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漕运多被改为海运，接着陇海路又通了火车，帮众的生活来源越来越无保障，于是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作者还把太湖湖匪视为“箬帽党”的社会基础，该书第10回述其成因，认为源于山东、安徽客民南下屯垦，但是僧多粥少，也导致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加上朝政变幻莫测，大量散兵游勇无所依归，纷纷沦为游民团伙，终于形成兵匪不分、山头林立的局面。作者借曾海峰之口感叹道：“广义说起来，湖内简直没有一个安分平民；狭义论起来，湖内却又没有一个是为非作歹的匪类。”这些叙写和议论都是相当深刻的。展示会党生态时，姚民哀对江湖秘诀的介绍非常细致，例如《四海群龙记》写沈斗南偶然听到北方窃贼帮会前辈“邯郸老驼”向徒弟传授如何掘洞、拨闩、撬门，以及如何进洞出洞、“失风”时如何脱身，“百宝囊”里各种特殊工具的使用方法等等，堪称闻所未闻。描写书中角色（哪怕是个无名小卒）的言行时，他又善于把各种暗语、切口熟练地融入人物口语和叙述话语之中，让读者在“陌生化压力”之下，真切地体验到秘密社会粗豪、诡秘的生活氛围。这样丰富、集中的内容，在一般武侠小说里是见不到的。
姚民哀这两部小说的“以武侠为纬”，首先体现在写了两个带有某种“现代色彩”的“新型”会党首领——姜伯先和杨龙海，前者的形象比后者写得更为厚实。从“做什么”的角度考察，姜伯先是一位相当“新潮”的角色：他肄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的门下订过交，非常崇拜“纯粹的社会主义”。归国后曾任新军统领，“大有功于朝廷”，随后“挂冠勇退”，于江苏镇江创立“三不社”，奉行“一不做官，二不为盗，三不狎邪”的“三不主义”；以建立人人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工作、信教六大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的民治社会为终极目标。该社在镇江郊区建有据点“浴日山庄”，内设军事、经济、法制、教育四股，单是驻庄“敢死队”就有数十人。由书中暗示的细节可知，“三不社”的对外形态近似青红帮，而其章程则规定，内部组织结构必须体现“民治机关原则”。但是，从“怎样做”的角度考察，姜伯先的所作所为却与上述介绍反差很大。作者着力写了姜的三波行动：第一波是替好友闵伟如出面惩处贪官包后拯：先是迷倒包后拯，削去他的额尖、鼻尖、舌尖、阴尖，移植到其宠姬身上；继而盗取包的赃款，小部分用于济贫，大部分用于资助闵伟如闯江湖，干事业。第二波是孤身单骑往句容县惩罚恶霸笪四。结果由于轻敌而陷入陷阱机关，虽然逃出，却丢掉一匹青鬃宝马。第三波是惩罚镇江地痞——小辫子刘六。作为当地青帮香主，刘六不仅横行乡里，而且负有命案。姜伯先首先在刘六枕边留刀寄柬，接着派人将刘六手下几个得力恶徒或秘密处死、或挖目断舌，以示警诫。刘六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召集党徒公开向“三不社”挑战。“三不社”一方先由洪门老英雄苏二率徒孙朱全义出场，拔巨树、端石柱，显示神力；继由埋伏在附近的部属点燃炸药，制造声势；爆炸声中，姜伯先率领八个武艺高强的童子，头扎白巾，身披红氅，各舞两口宝剑，从宝塔顶上飞跃而下。以势夺人，不战而胜。以上三波行动虽都含有正义性，却与“纯粹的社会主义”“民治原则”云云相去甚远；用武方式仍靠“高来低去，拳棒刀枪”的近身格斗功夫，有时还来一点“下三滥”勾当。所以，姜伯先在本质上依然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侠客”。
关键词：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四海群龙记》；《箬帽山王》
姚民哀（1893—1938），江苏省常熟县人，“会党武侠小说”的开创者。除了作家（不仅写通俗小说）之外，他至少还有三重身份：挟三弦走江湖的说唱艺人；熟悉会党秘闻掌故的帮会成员；参加过光复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从事过实际革命工作的革命党人。这为他创立“会党武侠小说”这一特殊型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四海群龙记》连载于1929年的《红玫瑰》杂志，次年出版单行本；《箬帽山王》1930年连载于同刊，1931年出版单行本。前者写镇江“三不社”首领姜伯先仗义行侠，遭敌方栽赃诬陷，被捕处决，其部属联合友党，为之实行“小报仇”的故事。后者写杨龙海创立代表农民利益、以农工为对象的“箬帽党”的故事；由于该党也实行“三不”纲领，书中又包含《四海群龙记》的某些后续情节，故被视为“续集”。姚民哀把说唱艺术的结构技巧和叙事技巧化入小说，使得这两部作品比向恺然诸作来得严谨，故事情节也更复杂曲折。《四海群龙记》采用说书艺术的“柁樑结构”①，以姜伯先的故事为“正樑”，以闵伟如、沈斗南、刘六、薛四等人的故事为“椽子”（柁），互相穿插、映衬，编织出一幅荆棘江湖图景。《箬帽山王》则先用三分之二以上篇幅正面叙写曾海峰和秦漁隐的故事，其间偶尔暗写、侧写杨龙海——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角色；等到这位“箬帽山王”正式亮相时，已是“箬帽党”即将成立，全书接近尾声了。这种布局，可以称为“Y形结构”。
《红玫瑰》主编赵苕狂评姚民哀作品，说它们都是“以党会为经，武侠为纬”②的。《四海群龙记》和《箬帽山王》中确实贯穿着关于会党的大量珍闻秘史，包括明末会党起源传说、水旱各路江湖规矩等等，正所谓：“一帮有一帮的历史渊源！一帮有一帮的宗旨派别！一帮有一帮的山头首领！一帮有一帮的组织情形！一帮有一帮的切口帮规！一帮有一帮的使命秘诀！”③书中所叙，虽杂虚构、夸大之词，却多有本有源，乃至可与《中国帮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等学术著作对照互读，藉小说以“证史”。例如，关于帮会历史，文献史料一般认为：明末出现的“洪门”即“红帮”，乃是清代会党之源，其始祖为陈近南或万云龙。而姚民哀在《四海群龙记》里，写到“义贼”薛四与姜伯先讨论“空中七祖”，却说五祖即“洪门总祖”是“袁祖爷”；该书和《箬帽山王》中提及洪门时，也常直接称之为“袁家”。这至少证明：当年江湖上肯定流传过洪门乃由“袁祖”开创的说法④，而为许多研究帮会史的学者所忽略。又如，一般都说青帮出于红帮（洪门），但它违背洪门“反清复明”宗旨，把它改成“安清保清”，故又自名“安清帮”。而《四海群龙记》写镇江青帮地痞刘六开香堂（作者比之为基督教“受坚振礼”的仪式），专请“考博”者（这里指博知本帮秘史、家法、仪轨的宣导者）来宣讲帮史，却说：青帮祖爷是“赞成”以“排满灭清做宗旨”的，但“取缓进主义”。另定帮名为“安清”，实含“暗庆”之义——“乃是叫满人着道儿”，放松警惕，以利本帮“总有一天首义，代明（朝）复仇。”⑤这一说法，也是颇具“证史”价值的。薛四和姜伯先谈论的“空中七祖”，另外六位是：一祖廖祖爷，二祖红云沈祖爷，三祖黄叶朱祖爷，四祖理门杨祖爷，六祖骷髅白骨孔祖爷，七祖茅山末底祖师。并说：七位老祖各收徒七人，从而“化为七七四十九个会党。目下江湖上的上中下三九二十七流，八八六十四项空心饭碗，多跳不出这七祖范围。”⑥（按：原文“六十四项”的“项”字疑为“顶”字之误。）这是关于会党源流的一种扩大性、宽泛性的“综合传说”，其中“红云”“黄叶”二祖曾见于向恺然《江湖奇侠传》。这套说法当含想象、虚构、夸大成分，但仍有助于考察会党文化，至少可知“会党”概念包括“教门”；可知“神道设教”为其创立组织、吸引会众的共同手段；而“空心饭碗”一语作为切口，则形象地概括出了这些秘密组织专做“没本钱买卖”的营生特色。究其实际，无论“考博”者如何阐析“反清”“暗庆”宗旨，在下层帮众的实践中，大都把它“解读”“演绎”成了在法禁夹缝里求生存。这就是近代会党既具反抗性又具破坏性的原因之一。
姚民哀将这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定在清代光绪朝中期即19世纪末叶，书中多次从社会、经济角度论析会党具有上述两面性的根由。例如《箬帽山王》第31回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说：青帮原是凭垄断运河漕运为生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漕运多被改为海运，接着陇海路又通了火车，帮众的生活来源越来越无保障，于是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作者还把太湖湖匪视为“箬帽党”的社会基础，该书第10回述其成因，认为源于山东、安徽客民南下屯垦，但是僧多粥少，也导致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加上朝政变幻莫测，大量散兵游勇无所依归，纷纷沦为游民团伙，终于形成兵匪不分、山头林立的局面。作者借曾海峰之口感叹道：“广义说起来，湖内简直没有一个安分平民；狭义论起来，湖内却又没有一个是为非作歹的匪类。”这些叙写和议论都是相当深刻的。展示会党生态时，姚民哀对江湖秘诀的介绍非常细致，例如《四海群龙记》写沈斗南偶然听到北方窃贼帮会前辈“邯郸老驼”向徒弟传授如何掘洞、拨闩、撬门，以及如何进洞出洞、“失风”时如何脱身，“百宝囊”里各种特殊工具的使用方法等等，堪称闻所未闻。描写书中角色（哪怕是个无名小卒）的言行时，他又善于把各种暗语、切口熟练地融入人物口语和叙述话语之中，让读者在“陌生化压力”之下，真切地体验到秘密社会粗豪、诡秘的生活氛围。这样丰富、集中的内容，在一般武侠小说里是见不到的。
姚民哀这两部小说的“以武侠为纬”，首先体现在写了两个带有某种“现代色彩”的“新型”会党首领——姜伯先和杨龙海，前者的形象比后者写得更为厚实。从“做什么”的角度考察，姜伯先是一位相当“新潮”的角色：他肄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的门下订过交，非常崇拜“纯粹的社会主义”。归国后曾任新军统领，“大有功于朝廷”，随后“挂冠勇退”，于江苏镇江创立“三不社”，奉行“一不做官，二不为盗，三不狎邪”的“三不主义”；以建立人人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工作、信教六大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的民治社会为终极目标。该社在镇江郊区建有据点“浴日山庄”，内设军事、经济、法制、教育四股，单是驻庄“敢死队”就有数十人。由书中暗示的细节可知，“三不社”的对外形态近似青红帮，而其章程则规定，内部组织结构必须体现“民治机关原则”。但是，从“怎样做”的角度考察，姜伯先的所作所为却与上述介绍反差很大。作者着力写了姜的三波行动：第一波是替好友闵伟如出面惩处贪官包后拯：先是迷倒包后拯，削去他的额尖、鼻尖、舌尖、阴尖，移植到其宠姬身上；继而盗取包的赃款，小部分用于济贫，大部分用于资助闵伟如闯江湖，干事业。第二波是孤身单骑往句容县惩罚恶霸笪四。结果由于轻敌而陷入陷阱机关，虽然逃出，却丢掉一匹青鬃宝马。第三波是惩罚镇江地痞——小辫子刘六。作为当地青帮香主，刘六不仅横行乡里，而且负有命案。姜伯先首先在刘六枕边留刀寄柬，接着派人将刘六手下几个得力恶徒或秘密处死、或挖目断舌，以示警诫。刘六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召集党徒公开向“三不社”挑战。“三不社”一方先由洪门老英雄苏二率徒孙朱全义出场，拔巨树、端石柱，显示神力；继由埋伏在附近的部属点燃炸药，制造声势；爆炸声中，姜伯先率领八个武艺高强的童子，头扎白巾，身披红氅，各舞两口宝剑，从宝塔顶上飞跃而下。以势夺人，不战而胜。以上三波行动虽都含有正义性，却与“纯粹的社会主义”“民治原则”云云相去甚远；用武方式仍靠“高来低去，拳棒刀枪”的近身格斗功夫，有时还来一点“下三滥”勾当。所以，姜伯先在本质上依然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侠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