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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境清贫，他读完小学就不得不放弃学业。但是，12年后，凭着顽强自学而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基础，他一跃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研究生。从事汉语研究半个多世纪，他以40多部专著，近千万字的惊人成果，为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立下汗马功劳。一代宗师，不仅是广西人的骄傲，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楷模。
盛夏的阳光透过窗棂，映衬着一位疏发白眉的古稀老人，此时他正埋首书案凝思著述，眉峰隐隐挑着几粒汗珠，鼻尖几近贴到一摞稿纸上。
这是王力生前定格在书房中的一帧照片。
1987年，一部在香港出版的《王力先生纪念文集》称王力为“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的文化名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王力研究了几十个世纪的汉语，成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王力是以小学学历考上大学，算一步一步成为语言学大师的。
小学毕业当老师
1900年8月10日，王力出生于广西玉林博白县岐山坡村一个晚清秀才的家里。王力五、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读书认字。11岁那年，王力考上县里惟一的一所高小。此时，王力的名字还叫王祥瑛。快毕业时，他嫌自己的名字太俗气，就自己改名王力，字了一。
王力高小毕业时，家里再也无法供他继续上学。父亲横下一条心，借钱到城里开了间小杂货店，叫儿子到店里打杂，等挣了钱再让儿子上初中。可秀才毕竟不是商人，不到半年，小店就亏本关门，王力只好回到家中。
1916年，刚满16岁的王力由父母包办，和一个同龄的农村姑娘结了婚。随着儿子缉和的出生，王力开始挑起了养家的担子。王力最小的弟弟比他小10岁，村里没有私塾，而父亲又去了一个边远的县谋差，王力只好一面理家，一面给弟弟当起了小先生。村里几户人家看王力把弟弟教得很好，就将自己的孩子也托付给了王力。于是，王力在家中办起了小私塾。
后来，有个名叫李荫田的乡绅听说王力书教得很好，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乡大车坪做家塾教师。在大车坪，王力一面教书，一面坚持自学。随着知识的增长，他对自己过去编的教材也不断进行修订，讲课内容越来越丰富，使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王力在大车坪的束修(工资)由家长来凑，吃饭则轮流到学生家，每家吃一个月，周而复始。一天，他到一个学生家去吃饭，偶然发现这家的一间空房里堆了14箱古书，他征得学生家长同意，打开书箱一看，不仅大吃一惊：箱中经史子集齐全，还有很好的注疏本和书主人的读书笔记。原来，这些书都是学生家长的父亲——一个曾就读于广东广雅书院的贡生留下的。王力如获至宝，心想如果这些书能一本一本慢慢地读完，该有多好!他迫不及待地向学生家长开了口，对方见他如此好学，便一口答应送给了他。王力后来回忆说，得到这14箱古书，“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学问”。
1921年夏天，博白的大平坡李氏家族办起了一所李氏开国学校，王力被请去当了教师。在开国学校，王力仍一面教书，一面一本一本地读那14箱书，不知不觉就是3年的时间。校长李慎西是个爱才的人，曾公开对人说：凭了一的才干，小学实在委屈了他。一位年长的同事也对王力说：了一，你这么年轻，又这么聪明，如能到大学深造，前途将无可限量。
听了前辈的话，王力心中那已经熄灭了的升学之火又重新点燃。可是，想到巨额的学费，王力又犯愁了。老师们知道了，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看着老师们凑起来的钱，王力不禁热泪盈眶，他向前辈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来日一定以优异的成绩报答乡亲。
从清华到巴黎
1924年初秋，王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上海。
经过打听，考大学本科必须考数理化和外语，王力是高小生，自然不能报考。只有私立南方大学要招一个国学专修班，是免考数理化和外语的。王力虽然失学10年，但从未停止过读书，所以几乎没花多大力气，就考上了这所大学。可是，在南方大学刚读满一年，王力就因反对校长江元虎向清废帝溥仪效忠的活动而被开除。
不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上海招收研究生，王力跃跃欲试。国学院的考试题目出得很奇特，全部试题要回答4个100：100个古人名，要答出各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作；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古书，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一首诗词。王力凭借自己多年打下的国学基础，顺利通过了考试。在32名被录取的学生中，王力名列第26名。
清华国学院的任课老师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名教授。四大名师中，对王力影响最深的是赵元任。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奠基人，他精通英，法、日、德等多种外语，国学根底深厚。王力在教小学时，曾给学生讲古文法，对语言学也很有兴趣，于是，他便成为全班惟一师从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的学生。
1927年，王力在清华国学院毕业。经导师赵元任指点，他选择了自费到法国巴黎留学。
到了巴黎，王力特意选择住到了一个没有华人居住的地区，以便有个学习法语的好坏境。同时，他又进了一所法语补习学校。这样，只用了半年时间，王力就学会了法语。
在巴黎读书的头两年，王力的学习费用全由父亲(此时王力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已在印尼生活，靠行医为生)供给。两年后，因经济能力所限，父亲就不能按时如数地给他寄钱了。此时，王力在上海求学时的一位老师也来到巴黎，他得知王力经济困难，就建议他翻译一些法国文学名著，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不久，叶圣陶收到了王力的第一部译著，很快就给王力去信，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并鼓励他翻译更多的名著。叶圣陶是个文学家，一向热心扶掖后进，从此，他们二人就结下了文学因缘。
在叶圣陶的支持下，王力留法期间翻译了20多部法国文学名著，包括著名作家小仲马，左拉，莫里哀的作品。叶圣陶知道王力在巴黎生活困难，总是及时出版他的译著或预支稿费，使他顺利度过了在巴黎后两年的留学岁月。
王力在巴黎大学学的是实验语音学，这门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生理学，物理学，数学等，王力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因而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心血和时间。与此同时，王力还听了著名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讲的普通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这为他此后建立现代中国语言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留学期间，王力接触的都是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可他的博士论文却选择了博白方音研究，10万字的《博白方音实验录》用法文书写，不仅很快获得通过，而且在巴黎大学出版。1931年，王力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完成了学业，王力的心早已飞回祖国。他写信给清华大学，表示愿回校任教，清华大学很快就给他寄去了聘书和路费。
战乱岁月学问忙
王力回到清华大学后，任中文系的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对此，王力十分满意。
1934年夏，王力在清华任教已满两年。按清华的惯例，专任讲师任教满两年，就可提升教授，但王力接到下一学年的聘书仍是专任讲师。一天，他和系主任朱自清闲聊时，顺便问起他为什么不能升任教授之事，朱自清笑而不答。朱自清比王力只大两岁，也是从英国回来不久，不过他成名早，学问深，王力对他很尊重。朱自清不想多说，王力也没再多问。回到宿舍，他反躬自问，终于找到了答案：清华是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可自己两年来为了尽快偿还留学时欠下的债务，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翻译《莫里哀全集》或写别的东西，在科研上并没有什么成果。于是，王力停止了翻译，专心教学和科研。
1935年，王力将他编写的《音韵学概要》讲义，修改整理成一部《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王力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同时，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和《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两篇论文，也在语法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朱自清看到王力在科研上推出了富有开创性的成果，很是高兴，立即将他提升为教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清华被迫停课，师生纷纷离校，王力夫妇(王力回国后与父母包办的妻子离婚，后经人介绍与苏州女子夏蔚霞成婚)随同撤离的人流来到长沙。这时，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都迁到了长沙，联合成立了临时大学。
王力是个离不开书的人，撤离时带的书很少，他找不到自己要看的书，很是苦闷。一天，王力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便买了回来。这两本书过去虽然也看过，但王力并没有注意到它们是用北京口语写的，此时他才发现，这两本书(特别是《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很具有现代汉语的特点，正是他要研究的理想对象。于是，他通过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动手撰写《中国现代语法》。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长沙告急，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王力讲授中国现代语法和语言学概要。他将刚刚完成的《中国现代语法》初稿编成讲义，给学生上课。朱自清，闻一多看到王力的讲义很有创见，十分赞赏。闻一多还建议他将讲义整理成两部专著，一部是《中国语法理论》，一部是《中国现代语法》。王力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随即开始写作。
1939年9月，王力获得休假一年的机会，他向学校申请，到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研究东方语言。远东学院有大量藏书，王力在攻越南语的过程中发现，越南书籍中有很多汉语借词，越语和汉语关系密切，便写了《汉越语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的权威论述。
1940年7月，王力回到昆明，继续完成他的《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经三易其稿，这两部著作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为《中国现代语法》写了5千字的长序，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1946年，王力的又一部专著《中国语法纲要》出版。这三部语法专著，成为当时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在昆明期间，王力一家的生活过得很清苦。据王力回忆，那时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薪水领到手了，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为了解决生活之困，王力在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同时，有时也应报刊之约写一些小品，《生活导报》还专门在报纸上为他开了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所谓龙，指的是学术论著；所谓虫，指的是普及性知识和通俗小文。王力的书斋，后来就叫龙虫并雕斋，他说：“开始，我用‘龙’和‘虫’，不过是为了我写的两种不同的文体。后来觉得龙虫并雕还含有一些做学问的道理，对自己也有箴言作用，所以就一直用它作为自己书斋的名称。”
1949年，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集书出版，在知识界深受好评。王力既雕龙，又雕虫，这在当时的知名学者当中是罕见的。据说他的《诗词格律》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上世纪50年代，他又先后出版了《江浙人怎样学普通话》和《广东人怎样学普通话》，同样热销一时。
开创汉语史
抗战胜利后，准备与师生员工一起北上的王力接到中山大学孔德的来信。孔德也是清华国学院毕业的，他在信中转达了中山大学新任校长王星拱的邀请，希望王力在清华复课前到中大讲学两个月。王力接受了邀请。然而，当王力讲学满两月准备返回清华时，王星拱和孔德却极力挽留。王星拱还当场拿出一份聘书，聘请王力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王力无法推托，只好接受了聘书，辞去了清华教职。
王力在广州一待就是8年，直到1954年奉命调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交给王力的新任务是负责给北大新招的首届汉语史研究生主讲汉语史。汉语史在当时还是一门新学科，没有现成的课本，要写一部汉语史的讲义，是很困难的。王力用了3年时间，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汉语史稿》，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体系。
在《汉语史稿》出版时，王力在《序言》中说，这是一部“未定稿”，将来还要修改。可是，由于“文革”劫难，直到1978年秋天，王力才开始重新修订《汉语史稿》。他决定先完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然后再将三部书压缩合并成一部《汉语史》。到1984年，三部著作先后完成。可惜的是，三部著作尚未压缩成《汉语史》，王力就离开了人世。但是，这三部巨著依然为王力赢得了汉语史学科体系奠基人的地位，国外研究“汉学”的人，也都将其当做必备的工具书。
1980年8月22日，为了表彰王力对中国语言学和文字改革的卓越贡献，在叶圣陶，胡愈之，吕叔湘等知名人士的倡议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王力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为王力举行庆祝80寿辰座谈会。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完成了40多部学术专著。其中不少专著被译成了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1985年8月，王力85岁生日之时，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卷《王力文集》前3卷面世。《王力文集》前15卷是王力历年出版的语言学专著，后5卷是语言学论文。文集共800万字，已于1991年出齐，根据王力的嘱托，文集所得稿酬全部捐给北京大学，设立了“王力语言学奖”。
其实，王力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1983年夏，应中华书店之约，王力开始编写一部120万字的《古代汉语字典》。可是，书稿写到30万字的时候，王力却一病不起。
1986年5月3日，王力与世长辞。
王力在给儿女的遗嘱中写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应当说，这正是王力对自己精彩人生的总结。
北京大学燕南园60号，是王力生前居住了30年的寓所，如今虽已挪作他用，但很多人走到这里，依然会肃然起敬，仿佛那个趴在书桌前，拿着放大镜辛勤笔耕的耄耋老人就在眼前。“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换，这里总是恬淡依旧。”这是一位到过王力寓所的游者发出的感叹。
在广西玉林，王力早已成为让家乡父老引以自豪的一张名片。无论是收藏着那14箱古书的王力故居，还是玉林市文化广场上那尊古铜色的王力雕塑，无不体现着家乡人民对一代宗师的景仰，前不久，为了迎接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由广西电视台策划的电视专题片《王力和他的故乡》在博白县王力中学开镜，据介绍，该片将以多方位，多层面的视角，去追溯和展现王力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从而激励更多的莘莘学子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盛夏的阳光透过窗棂，映衬着一位疏发白眉的古稀老人，此时他正埋首书案凝思著述，眉峰隐隐挑着几粒汗珠，鼻尖几近贴到一摞稿纸上。
这是王力生前定格在书房中的一帧照片。
1987年，一部在香港出版的《王力先生纪念文集》称王力为“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的文化名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王力研究了几十个世纪的汉语，成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王力是以小学学历考上大学，算一步一步成为语言学大师的。
小学毕业当老师
1900年8月10日，王力出生于广西玉林博白县岐山坡村一个晚清秀才的家里。王力五、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读书认字。11岁那年，王力考上县里惟一的一所高小。此时，王力的名字还叫王祥瑛。快毕业时，他嫌自己的名字太俗气，就自己改名王力，字了一。
王力高小毕业时，家里再也无法供他继续上学。父亲横下一条心，借钱到城里开了间小杂货店，叫儿子到店里打杂，等挣了钱再让儿子上初中。可秀才毕竟不是商人，不到半年，小店就亏本关门，王力只好回到家中。
1916年，刚满16岁的王力由父母包办，和一个同龄的农村姑娘结了婚。随着儿子缉和的出生，王力开始挑起了养家的担子。王力最小的弟弟比他小10岁，村里没有私塾，而父亲又去了一个边远的县谋差，王力只好一面理家，一面给弟弟当起了小先生。村里几户人家看王力把弟弟教得很好，就将自己的孩子也托付给了王力。于是，王力在家中办起了小私塾。
后来，有个名叫李荫田的乡绅听说王力书教得很好，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乡大车坪做家塾教师。在大车坪，王力一面教书，一面坚持自学。随着知识的增长，他对自己过去编的教材也不断进行修订，讲课内容越来越丰富，使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王力在大车坪的束修(工资)由家长来凑，吃饭则轮流到学生家，每家吃一个月，周而复始。一天，他到一个学生家去吃饭，偶然发现这家的一间空房里堆了14箱古书，他征得学生家长同意，打开书箱一看，不仅大吃一惊：箱中经史子集齐全，还有很好的注疏本和书主人的读书笔记。原来，这些书都是学生家长的父亲——一个曾就读于广东广雅书院的贡生留下的。王力如获至宝，心想如果这些书能一本一本慢慢地读完，该有多好!他迫不及待地向学生家长开了口，对方见他如此好学，便一口答应送给了他。王力后来回忆说，得到这14箱古书，“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学问”。
1921年夏天，博白的大平坡李氏家族办起了一所李氏开国学校，王力被请去当了教师。在开国学校，王力仍一面教书，一面一本一本地读那14箱书，不知不觉就是3年的时间。校长李慎西是个爱才的人，曾公开对人说：凭了一的才干，小学实在委屈了他。一位年长的同事也对王力说：了一，你这么年轻，又这么聪明，如能到大学深造，前途将无可限量。
听了前辈的话，王力心中那已经熄灭了的升学之火又重新点燃。可是，想到巨额的学费，王力又犯愁了。老师们知道了，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看着老师们凑起来的钱，王力不禁热泪盈眶，他向前辈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来日一定以优异的成绩报答乡亲。
从清华到巴黎
1924年初秋，王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上海。
经过打听，考大学本科必须考数理化和外语，王力是高小生，自然不能报考。只有私立南方大学要招一个国学专修班，是免考数理化和外语的。王力虽然失学10年，但从未停止过读书，所以几乎没花多大力气，就考上了这所大学。可是，在南方大学刚读满一年，王力就因反对校长江元虎向清废帝溥仪效忠的活动而被开除。
不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上海招收研究生，王力跃跃欲试。国学院的考试题目出得很奇特，全部试题要回答4个100：100个古人名，要答出各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作；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古书，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一首诗词。王力凭借自己多年打下的国学基础，顺利通过了考试。在32名被录取的学生中，王力名列第26名。
清华国学院的任课老师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名教授。四大名师中，对王力影响最深的是赵元任。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奠基人，他精通英，法、日、德等多种外语，国学根底深厚。王力在教小学时，曾给学生讲古文法，对语言学也很有兴趣，于是，他便成为全班惟一师从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的学生。
1927年，王力在清华国学院毕业。经导师赵元任指点，他选择了自费到法国巴黎留学。
到了巴黎，王力特意选择住到了一个没有华人居住的地区，以便有个学习法语的好坏境。同时，他又进了一所法语补习学校。这样，只用了半年时间，王力就学会了法语。
在巴黎读书的头两年，王力的学习费用全由父亲(此时王力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已在印尼生活，靠行医为生)供给。两年后，因经济能力所限，父亲就不能按时如数地给他寄钱了。此时，王力在上海求学时的一位老师也来到巴黎，他得知王力经济困难，就建议他翻译一些法国文学名著，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不久，叶圣陶收到了王力的第一部译著，很快就给王力去信，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并鼓励他翻译更多的名著。叶圣陶是个文学家，一向热心扶掖后进，从此，他们二人就结下了文学因缘。
在叶圣陶的支持下，王力留法期间翻译了20多部法国文学名著，包括著名作家小仲马，左拉，莫里哀的作品。叶圣陶知道王力在巴黎生活困难，总是及时出版他的译著或预支稿费，使他顺利度过了在巴黎后两年的留学岁月。
王力在巴黎大学学的是实验语音学，这门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生理学，物理学，数学等，王力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因而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心血和时间。与此同时，王力还听了著名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讲的普通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这为他此后建立现代中国语言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留学期间，王力接触的都是西方语言学的知识，可他的博士论文却选择了博白方音研究，10万字的《博白方音实验录》用法文书写，不仅很快获得通过，而且在巴黎大学出版。1931年，王力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完成了学业，王力的心早已飞回祖国。他写信给清华大学，表示愿回校任教，清华大学很快就给他寄去了聘书和路费。
战乱岁月学问忙
王力回到清华大学后，任中文系的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对此，王力十分满意。
1934年夏，王力在清华任教已满两年。按清华的惯例，专任讲师任教满两年，就可提升教授，但王力接到下一学年的聘书仍是专任讲师。一天，他和系主任朱自清闲聊时，顺便问起他为什么不能升任教授之事，朱自清笑而不答。朱自清比王力只大两岁，也是从英国回来不久，不过他成名早，学问深，王力对他很尊重。朱自清不想多说，王力也没再多问。回到宿舍，他反躬自问，终于找到了答案：清华是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可自己两年来为了尽快偿还留学时欠下的债务，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翻译《莫里哀全集》或写别的东西，在科研上并没有什么成果。于是，王力停止了翻译，专心教学和科研。
1935年，王力将他编写的《音韵学概要》讲义，修改整理成一部《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王力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同时，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和《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两篇论文，也在语法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朱自清看到王力在科研上推出了富有开创性的成果，很是高兴，立即将他提升为教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清华被迫停课，师生纷纷离校，王力夫妇(王力回国后与父母包办的妻子离婚，后经人介绍与苏州女子夏蔚霞成婚)随同撤离的人流来到长沙。这时，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都迁到了长沙，联合成立了临时大学。
王力是个离不开书的人，撤离时带的书很少，他找不到自己要看的书，很是苦闷。一天，王力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便买了回来。这两本书过去虽然也看过，但王力并没有注意到它们是用北京口语写的，此时他才发现，这两本书(特别是《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很具有现代汉语的特点，正是他要研究的理想对象。于是，他通过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动手撰写《中国现代语法》。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长沙告急，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王力讲授中国现代语法和语言学概要。他将刚刚完成的《中国现代语法》初稿编成讲义，给学生上课。朱自清，闻一多看到王力的讲义很有创见，十分赞赏。闻一多还建议他将讲义整理成两部专著，一部是《中国语法理论》，一部是《中国现代语法》。王力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随即开始写作。
1939年9月，王力获得休假一年的机会，他向学校申请，到越南河内远东学院研究东方语言。远东学院有大量藏书，王力在攻越南语的过程中发现，越南书籍中有很多汉语借词，越语和汉语关系密切，便写了《汉越语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的权威论述。
1940年7月，王力回到昆明，继续完成他的《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经三易其稿，这两部著作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为《中国现代语法》写了5千字的长序，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1946年，王力的又一部专著《中国语法纲要》出版。这三部语法专著，成为当时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在昆明期间，王力一家的生活过得很清苦。据王力回忆，那时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薪水领到手了，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为了解决生活之困，王力在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同时，有时也应报刊之约写一些小品，《生活导报》还专门在报纸上为他开了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所谓龙，指的是学术论著；所谓虫，指的是普及性知识和通俗小文。王力的书斋，后来就叫龙虫并雕斋，他说：“开始，我用‘龙’和‘虫’，不过是为了我写的两种不同的文体。后来觉得龙虫并雕还含有一些做学问的道理，对自己也有箴言作用，所以就一直用它作为自己书斋的名称。”
1949年，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集书出版，在知识界深受好评。王力既雕龙，又雕虫，这在当时的知名学者当中是罕见的。据说他的《诗词格律》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上世纪50年代，他又先后出版了《江浙人怎样学普通话》和《广东人怎样学普通话》，同样热销一时。
开创汉语史
抗战胜利后，准备与师生员工一起北上的王力接到中山大学孔德的来信。孔德也是清华国学院毕业的，他在信中转达了中山大学新任校长王星拱的邀请，希望王力在清华复课前到中大讲学两个月。王力接受了邀请。然而，当王力讲学满两月准备返回清华时，王星拱和孔德却极力挽留。王星拱还当场拿出一份聘书，聘请王力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王力无法推托，只好接受了聘书，辞去了清华教职。
王力在广州一待就是8年，直到1954年奉命调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交给王力的新任务是负责给北大新招的首届汉语史研究生主讲汉语史。汉语史在当时还是一门新学科，没有现成的课本，要写一部汉语史的讲义，是很困难的。王力用了3年时间，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汉语史稿》，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体系。
在《汉语史稿》出版时，王力在《序言》中说，这是一部“未定稿”，将来还要修改。可是，由于“文革”劫难，直到1978年秋天，王力才开始重新修订《汉语史稿》。他决定先完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然后再将三部书压缩合并成一部《汉语史》。到1984年，三部著作先后完成。可惜的是，三部著作尚未压缩成《汉语史》，王力就离开了人世。但是，这三部巨著依然为王力赢得了汉语史学科体系奠基人的地位，国外研究“汉学”的人，也都将其当做必备的工具书。
1980年8月22日，为了表彰王力对中国语言学和文字改革的卓越贡献，在叶圣陶，胡愈之，吕叔湘等知名人士的倡议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王力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为王力举行庆祝80寿辰座谈会。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力完成了40多部学术专著。其中不少专著被译成了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1985年8月，王力85岁生日之时，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卷《王力文集》前3卷面世。《王力文集》前15卷是王力历年出版的语言学专著，后5卷是语言学论文。文集共800万字，已于1991年出齐，根据王力的嘱托，文集所得稿酬全部捐给北京大学，设立了“王力语言学奖”。
其实，王力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1983年夏，应中华书店之约，王力开始编写一部120万字的《古代汉语字典》。可是，书稿写到30万字的时候，王力却一病不起。
1986年5月3日，王力与世长辞。
王力在给儿女的遗嘱中写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穿衣吃饭，穿衣吃饭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本身还有崇高的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应当说，这正是王力对自己精彩人生的总结。
北京大学燕南园60号，是王力生前居住了30年的寓所，如今虽已挪作他用，但很多人走到这里，依然会肃然起敬，仿佛那个趴在书桌前，拿着放大镜辛勤笔耕的耄耋老人就在眼前。“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换，这里总是恬淡依旧。”这是一位到过王力寓所的游者发出的感叹。
在广西玉林，王力早已成为让家乡父老引以自豪的一张名片。无论是收藏着那14箱古书的王力故居，还是玉林市文化广场上那尊古铜色的王力雕塑，无不体现着家乡人民对一代宗师的景仰，前不久，为了迎接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由广西电视台策划的电视专题片《王力和他的故乡》在博白县王力中学开镜，据介绍，该片将以多方位，多层面的视角，去追溯和展现王力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从而激励更多的莘莘学子刻苦学习，奋发向上。